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在北京与毛泽东见面。（来自网络）
西藏：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下）
文/唐丹鸿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晕中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受到人身惩罚的威胁和对西藏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胁迫下，被逼用中共政府伪造的印章，与中共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
两天后的5月25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9、10月间，解放军进驻了拉萨，历时约1年零9个月后，五腥血旗插上了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喜马拉雅山要地。“1951年12月30日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任务，进驻西藏各重要城镇和要塞，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西藏，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相继在各重要城镇建立。”（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52年2月11日，张国华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其实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西藏召开大规模的庆祝集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终于“回到”两岁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张国华将要在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宣布这一时刻的到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西藏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共产党终于坐镇极地。”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刚刚十六岁，就开始了与这帮从井岗山一路杀来、精于权谋与诡骗的侵略者周旋、委屈求存的艰险历程。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在两个新共和国的一项贸易协定的序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恩来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照片；一时间印度大地扬起一片“印中人民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正是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眩目的光晕中，西藏的和平陷入了黑暗。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的印象是：“毛主席的举止……表现了真正的领袖人物的气概。他自信心很强，诚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我确信，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真正关心。”19岁的达赖喇嘛没有看出，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大独裁者及其政府，将像铁靴践踏一堆一堆蚂蚁，先后夺去包括藏人在内的数千万人的生命。
从1956年开始，“共产”的铁靴就开始在西藏康区疯狂踩踏：僧侣受到“共产中国人”（藏语：“加”共产）的侮辱，寺院遭到“共产中国人”的毁坏；人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共产中国人”没收，土司头人或被迫屈从于来犯的“解放者”，或带领族人背井离乡飘零山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已然成真！共产党人不是佛教徒，他们连自己人都可嚼骨吸髓，对藏人更不会动恻隐之心。达赖喇嘛为避免藏人流血和避免西藏陷于更大灾难而妥协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困境中越渐深陷。
1956年6月，锡金王在印度举行庆祝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收到邀请信之后，达赖喇嘛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方面印度是佛教文化发源地， 千百年来她与西藏在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深远的关联；另一方面至少英属印度曾经与西藏关系密切，达赖喇嘛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在印度与尼赫鲁第一次单独会见时介绍了西藏的惨况，并提出：留在自由的印度推进藏人民的事业。尼赫鲁总理的答复十分坚定：他必须返回西藏，再在《十七条协议》里做文章，寻求妥协。
尼赫鲁指出，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现在让印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国度，有几国得到过“别国”的正式承认呢？回溯印度的独立：英国对印度有长达190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最后由殖民者英国政府批准并制定《印度独立方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国大党接受后宣布独立。虽然史上中国从不曾像英国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过西藏，印度却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产生了如此古怪的解读。
尼赫鲁把泛亚会议上曾经飘扬过的西藏国旗当成了浮云，也把噶厦签发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护照和上面的印度签证当成了过眼云烟，但他也许没有忘记《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登载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中的威胁：“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尼赫鲁还说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严格受制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这才是实质——
“和平共处” 也的确只是与中国的契约：就在同一时期，印度已经决意与巴基斯坦冲突一番了，并不想因为西藏而惹恼红色中国这个流氓。尽管印度与中国从来不是朋友，但此刻的印中关系，比印度对西藏的感情更实惠。滚滚红尘的规则是利益为大。
一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冠冕堂皇，一边是 ：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剥夺了；西藏遭受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全面侵犯与暴行；而所有这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占领都被纳入了“中国内政”，心照不宣的条件是：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历来与印度和平共处的西藏，失去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权利，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而印度得对此保持沉默。
世界就是如此啊，“国家利益”向来是一个近乎至高无上的理由。谁说印度有义务为支持西藏牺牲“国家利益”呢？只能说，西藏的悲哀就是人类万千悲哀中的之一悲哀。
七、屠城拉萨
虽然尼赫鲁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他还是将西藏人的立场转告了到新德里访问的周恩来。尼赫鲁在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中，叫这位西藏领袖放心，周恩来亲自对他说过：“任何人如果想象中国会在西藏强迫实行共产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后来尼赫鲁也是如此向印度国会报告的。（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在中共这部巨型绞肉机中，多少人、包括为入侵占领西藏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国华、谭冠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后来或早早地被绞成了碎片，或绞得残肢断臂狼狈不堪，唯周恩来最善揣圣意，对内对外唱红脸技巧圆熟，好歹混了个膀胱癌，不得毛应允手术而终。
周恩来在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三次。达赖喇嘛对他详细谈了解放军在康区的镇压行为。周恩来假装不知西藏东部“民改”的暴行，却对康巴人的起义一清二楚，而康巴人正是对“民改”忍无可忍而以卵击石起义的。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也明确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惜动用最大的力量，镇压一切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教育下达赖才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这次抉择，应该说是达赖非常明智的决定。”（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那一年，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二十一岁。
不到三年，1959年3月17号，二十四岁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印度。10天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噶厦政府，并在其后几年横扫全藏“平叛”，无情地杀戮任何抵抗者、以及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逃难者，致使康和安多的一些部落完全灭绝。中国如今把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人民日报》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藏人，把这段“光辉篇章”的时日称为“翻身乱世”（藏文直译“世时翻转、乱世”）。
1960年，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编写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是种族灭绝。”
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保证“五年不谈改革”到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和拉萨发生了什么呢？上万的康和安多难民聚集拉萨，带来了各种惨痛的消息：家财土地被没收殆尽、土司头人被抓被杀、僧侣受辱、抵抗的部落被围剿灭绝、逃跑的无处可逃，因为到处都是解放军……任何文字叙述都是无力的了。请允我仅仅简述一下，那一年三月的拉萨，仅仅是拉萨：
1959年3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金珠玛米的两颗迫击炮弹，轰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下那预言的罗布林卡。一颗落在离金色颇章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另一颗落在北墙外的沼泽地里。此时达赖喇嘛正与噶伦们在金色颇章开会。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逃离了拉萨。
3月20日起，在金珠玛米如雨的炮火、扫射的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中，圣城拉萨变成了地狱：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处遭到密集炮击；早就架在房顶和窗户等工事的机枪火舌狂吐，使街巷中尸体遍佈；拉萨河上漂流着藏人和马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血河，这些人是从罗布林卡涌向然玛岗渡口逃命的。三天的“解放”使一万二千藏人丧生。在罗布林卡未尽的烟火和成堆的尸体中，解放军挨个翻找达赖喇嘛的尸体。（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以及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
关于药王山的“战斗”，解放军作家吉柚权在另一部著作《西藏平叛纪实》中作了这样自豪的描述：“……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型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军叛匪的指挥所……”关于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这“九千康军叛匪”，据说是根据缴获的枪支、包括噶厦武器库里没有拼装的生锈的枪支数目统计的。“……接着炮弹虎啸着一串串地掉在山上，弹无虚发，这是炮兵三零八团在噶厦叛乱之前，对拉萨早已实行了炮兵精密诸元准备的结果。所以炮弹打得这样准。要打哪一座建筑物，哪一个目标，就能一打就中。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轻重机枪一齐向上射击……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占领了药王山，只是没有抓到俘虏……”书里说谭冠三为没有俘虏深感遗憾，其实不难想象，如此炮火铁石俱焚，俘虏都成灰了！
关于炮轰罗布林卡，《西藏平叛纪实》里有一段堪称狂欢式的记载：从下午两点开始到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三零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数天来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赴军区观看演出，在拉萨游行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争取西藏独立的康巴安多难民和拉萨人，受不住解放军对罗布林卡的猛烈炮击，骑马奔逃向然玛岗渡口。不过，他们在《西藏平叛纪实》中成了忽然冒出的“叛匪骑兵”和“步兵”：“……苗中琴用一个营的大炮一个又一个的齐射，炸得叛匪人仰马翻……炮弹一排一排地在叛匪骑兵中爆炸……拉萨河中一、二千骑兵和数百名步兵一齐向南渡口冲来，吴晨立即要求苗中琴用最激烈的炮火支援……他妈的来了几千哪，越猛越好……炮弹成排成排地在拉萨河中、在南渡口的沙滩上爆炸……”（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先生当时在然玛岗渡口旁的牛尾山上，亲见这一切。他对我说：“大约下午4点左右，罗布林卡的民众，骑马的、奔跑的，都向拉萨河渡口方向跑，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放军轰击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中国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和马倒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河水被血染红，一片红红的水淌下去。当时我只想：这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
在被烟火薰黑、弹痕累累的布达拉宫上面，五腥血旗在暖风中飘扬……下面道路上到处是尸体，妇女们拿着口袋和绳子，沿罗布林卡到拉萨河边一路寻找丈夫的尸体，俘虏排成长队，拉萨城里成千上万人被抓……“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患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作家朱瑞告诉我，一位中共官员对她回忆道：“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
西藏“解放”了，藏人被“翻身”了。今天，大量汉人把西藏当成“自古以来”的自己的土地“自由迁徙”，甚至比去真正自古以来的北京广州还自由，无须暂住证；矿主们来到神山圣地贪婪地挖掘；旅游者们兴奋地在罗布林卡喧哗，抱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门票价格；川菜、粤菜各式灯红酒绿之所沿拉萨河畔排开来，好不闹热……而城郊的军营、寺院门外的装甲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警觉地提防着那些亡灵的后代……
尸体的处理也不再难了。中国政府2000年底在拉萨西郊建成营运一座火葬场，一方面服务于涌入拉萨的大量汉人移民，另一方面试图“移风易俗”同化藏人。藏人因坚守信仰，鲜有人选择火葬。然而，2008年三月的这几天，这座名叫西山殡仪馆的火葬场，终于在建成以来“同化”了大量藏人尸体：整整一周被军队接管，昼夜焚烧被枪杀的藏人抗议者。当局奖赏镇压“3•14拉萨暴乱”的先进工作者，在几十个军人与警察组成的名单中，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名列其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悠忽全失……”（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达赖喇嘛的谈话。）
八、印度设立严格限制
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共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他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社会党领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方铺平了道路。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印度国民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这产生了印度的苦衷：不仅受到中国公开谴责，说其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共冷战阵营，因而丧失了不结盟立场。
新华社把达赖喇嘛出逃和解放军在拉萨的屠城，称为“叛乱”和“平叛”。“叛乱份子” 是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也接受了印度的号令。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他还提到，印度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当然，内政一词在中共嘴里弹性之大，在其境内，剥夺上千万的生命都属内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他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
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正视现实，”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现实”。“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著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感到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从那以来直到如今，印度对她流离失所的邻邦给予了避难的屋檐，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流亡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也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历经数年，尼赫鲁都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印度人民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对西藏最同情和仗义的人民。
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到达了印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紧随而至的疾病、忧愁和水土不服中丧失生命。很多难民直到死，都以为这是短暂的流亡，不久就会回到故乡。年轻的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的安置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振作。难民定居点的建立，不但印度政府提供了帮助，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西藏境内，音信全无。共产中国的铜墙铁壁彻底封锁了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数目超过了十一万。
从1974年起，在噶厦流亡政府内定政策中确定不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随后达赖喇嘛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历经九轮会谈，受尽轻侮和傲慢的指责。如果说1951年在生米未成熟饭之际，《十七条》尚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条款哄骗藏人的话，那么今天西藏已如囊中之物，这几轮会谈不过是中国应付国际舆论的谈判秀罢了。
“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史特拉斯堡宣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在一篇回忆达泽仁布切的文章中写到，当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他，沉痛地说：“他们放弃了我们的独立。”
九、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当年共产党囚禁达泽仁布切，并试图策反他去杀害西藏领袖、自己的亲弟弟达赖喇嘛时，他就已经洞穿了：达赖喇嘛和藏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独立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或许正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严格限制，使达泽仁布切最终移居美国，孤立地坚持独立的信念。“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就意味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他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加入了为宣讲西藏独立而行走的行动。（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七十多岁高龄的达泽仁布切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要告诉世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继87年、88年、89年爆发几次反抗运动后，2008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了争取自由、反抗中共暴力统治的民间抗议活动，并迅速遍及西藏三区。与前几次一样，藏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无情的武力镇压。就在同年10月，西藏死难者尸骨未寒、数以千计抗议者失踪于牢狱之际，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是“过时的宗主国概念”。而用宗主国概念描述西藏地位，其本身不仅是对西藏与清朝供施关系的轻率解释，而且甚至从未得到中国认可。除英国外，其他过去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改变口风。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欧洲国家集体改口，是因为金融危机逐渐向欧洲蔓延，欧洲国家希望尽量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利益当前，世态何其炎凉。
也在2008年，达泽仁布切走完了他坚持独立的一生。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继续“为图博自由而行”。他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独裁的世界里，没有人希望有一天张开眼睛的時候，我們就身处共产党的统治，失去了所有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相关价值。”
2010年5月28日中新社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重申，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藏人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1年一月底，第17世噶玛巴被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疑为“中国间谍”。实际上，从2000年噶玛巴流亡印度至今，十一年来“间谍”流言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坊间徘徊。我曾在1998年拍摄过楚布寺的纪录片，与几位协助噶玛巴出逃的僧侣都较熟悉。当年协助噶玛巴出逃的这几位忠心耿耿的喇嘛，分别也因“间谍”嫌疑，被印度拒绝入境而居留美国、或滞留于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而噶玛巴本人，处于印度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也不被批准离开印度。印度安全部门并严格控制媒体对噶玛巴的采访活动。
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他在藏人中的人心凝聚力，以及其出走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后，西藏事业的继承领袖。那么，把噶玛巴说成间谍，限制其活动，削弱噶玛巴的影响力，谁会是最大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共，就是印度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赖喇嘛刚流亡印度时，印度政府设立的严格限制：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且数年来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消解北京的指责。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国际和在印度境内的影响力已非印度政府所能限制，可以想象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令印度头痛。如果达赖喇嘛后继无人，还会有平均每年两三千数目的西藏难民、其中不乏心怀为独立和自由献出力量的理想者涌入印度吗？还会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圣者明星不时激起中国政府的咆哮吗？一场持续五十余年的头痛症也许就不治而愈了。噶玛巴的出走，无论在中国当局眼中，还是在印度政府眼中都决不仅仅是一桩宗教事件。遏制噶玛巴的活动以达到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是需要理由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印度安全部门花了十多年时间都还不能查清噶玛巴是否是间谍。
2011年2月14日，达泽仁布切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在为西藏的独立和自由而行走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终年45岁。晋美诺布先生的长子和次子发愿，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继续“为西藏自由而走”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晋美诺布的三子改名为“让赞”，独立。
自从雪域有藏人以来，从来没有认为过“博”西藏，是“加”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自诩西藏的祖国完全是个残酷的笑话。我们姑且撇开这一点，就算从某个莫须有的时代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清末赵尔丰，到民国马氏军阀，到被“解放”、被“翻身”的一个世纪中，有不计其数的藏人遭受东邻外族荼毒，仅在被红色中国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逾百万藏人非正常死亡，所遭受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述。这不是同胞相残，而是来自外族的暴力与奴役。单凭这一点，她就有分裂和独立的权利，更何况民族自决权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
从“叛匪”，到今天的“藏独分裂分子”，一直有勇敢不屈的藏人，坚持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近乎徒劳的努力 。而“救星”也一代代轮回着，从进军西藏的、到援藏的、到今天的爱国者，莫名其妙地受一种叫“统一”的观念驱使，对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国家生出侵占殖民之“爱”，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民、对这些崇尚善而且与世无争，仅仅要回被剥夺的独立和自由的人们，生出切齿痛恨。他们对“分裂”的恐惧是如此轻易，而对独立、自由、人权的理解是如此困难。当晋美诺布先生的死讯传出后，他们在网上发帖庆贺，仇恨使这些无神论者发出了“终遭天谴！达赖侄子宣传藏独的下场”等欢呼。
西藏的悲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西藏的困境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也是无数关注精神世界、与世无争的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那些仇恨藏独的爱国小人物，当强权暴虐袭来，在世态炎凉中喊天不应，呼地不灵，被那冠冕堂皇的、强大的、傲慢蛮横的势力，践踏至粉碎。
达泽仁布切为西藏自由而走的足迹遍及美加，晋美诺布先生曾在美国和台湾徒步数千计公里。而追求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侵略者困难重重的交往中，在为流亡藏人的安置、为境内藏人困境向国际社会申述、在为世界认识西藏文化、在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走过了忍辱负重、常人难以想象的半世纪，从少年到老，他“窜访”的距离可能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阅尽人间悲悯与薄凉，在“崛起”的中国的订单外交中，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受着被遗忘和被背弃……困顿轮回，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前路依然漫长无际；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这个距离是抵达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良心的距离。
2011年3月于特拉维夫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208
文/唐丹鸿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晕中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受到人身惩罚的威胁和对西藏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胁迫下，被逼用中共政府伪造的印章，与中共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
两天后的5月25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9、10月间，解放军进驻了拉萨，历时约1年零9个月后，五腥血旗插上了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喜马拉雅山要地。“1951年12月30日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任务，进驻西藏各重要城镇和要塞，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西藏，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相继在各重要城镇建立。”（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52年2月11日，张国华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其实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西藏召开大规模的庆祝集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终于“回到”两岁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张国华将要在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宣布这一时刻的到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西藏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共产党终于坐镇极地。”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刚刚十六岁，就开始了与这帮从井岗山一路杀来、精于权谋与诡骗的侵略者周旋、委屈求存的艰险历程。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在两个新共和国的一项贸易协定的序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恩来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照片；一时间印度大地扬起一片“印中人民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正是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眩目的光晕中，西藏的和平陷入了黑暗。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的印象是：“毛主席的举止……表现了真正的领袖人物的气概。他自信心很强，诚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我确信，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真正关心。”19岁的达赖喇嘛没有看出，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大独裁者及其政府，将像铁靴践踏一堆一堆蚂蚁，先后夺去包括藏人在内的数千万人的生命。
从1956年开始，“共产”的铁靴就开始在西藏康区疯狂踩踏：僧侣受到“共产中国人”（藏语：“加”共产）的侮辱，寺院遭到“共产中国人”的毁坏；人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共产中国人”没收，土司头人或被迫屈从于来犯的“解放者”，或带领族人背井离乡飘零山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已然成真！共产党人不是佛教徒，他们连自己人都可嚼骨吸髓，对藏人更不会动恻隐之心。达赖喇嘛为避免藏人流血和避免西藏陷于更大灾难而妥协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困境中越渐深陷。
1956年6月，锡金王在印度举行庆祝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收到邀请信之后，达赖喇嘛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方面印度是佛教文化发源地， 千百年来她与西藏在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深远的关联；另一方面至少英属印度曾经与西藏关系密切，达赖喇嘛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在印度与尼赫鲁第一次单独会见时介绍了西藏的惨况，并提出：留在自由的印度推进藏人民的事业。尼赫鲁总理的答复十分坚定：他必须返回西藏，再在《十七条协议》里做文章，寻求妥协。
尼赫鲁指出，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现在让印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国度，有几国得到过“别国”的正式承认呢？回溯印度的独立：英国对印度有长达190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最后由殖民者英国政府批准并制定《印度独立方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国大党接受后宣布独立。虽然史上中国从不曾像英国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过西藏，印度却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产生了如此古怪的解读。
尼赫鲁把泛亚会议上曾经飘扬过的西藏国旗当成了浮云，也把噶厦签发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护照和上面的印度签证当成了过眼云烟，但他也许没有忘记《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登载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中的威胁：“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尼赫鲁还说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严格受制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这才是实质——
“和平共处” 也的确只是与中国的契约：就在同一时期，印度已经决意与巴基斯坦冲突一番了，并不想因为西藏而惹恼红色中国这个流氓。尽管印度与中国从来不是朋友，但此刻的印中关系，比印度对西藏的感情更实惠。滚滚红尘的规则是利益为大。
一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冠冕堂皇，一边是 ：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剥夺了；西藏遭受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全面侵犯与暴行；而所有这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占领都被纳入了“中国内政”，心照不宣的条件是：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历来与印度和平共处的西藏，失去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权利，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而印度得对此保持沉默。
世界就是如此啊，“国家利益”向来是一个近乎至高无上的理由。谁说印度有义务为支持西藏牺牲“国家利益”呢？只能说，西藏的悲哀就是人类万千悲哀中的之一悲哀。
七、屠城拉萨
虽然尼赫鲁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他还是将西藏人的立场转告了到新德里访问的周恩来。尼赫鲁在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中，叫这位西藏领袖放心，周恩来亲自对他说过：“任何人如果想象中国会在西藏强迫实行共产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后来尼赫鲁也是如此向印度国会报告的。（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在中共这部巨型绞肉机中，多少人、包括为入侵占领西藏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国华、谭冠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后来或早早地被绞成了碎片，或绞得残肢断臂狼狈不堪，唯周恩来最善揣圣意，对内对外唱红脸技巧圆熟，好歹混了个膀胱癌，不得毛应允手术而终。
周恩来在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三次。达赖喇嘛对他详细谈了解放军在康区的镇压行为。周恩来假装不知西藏东部“民改”的暴行，却对康巴人的起义一清二楚，而康巴人正是对“民改”忍无可忍而以卵击石起义的。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也明确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惜动用最大的力量，镇压一切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教育下达赖才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这次抉择，应该说是达赖非常明智的决定。”（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那一年，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二十一岁。
不到三年，1959年3月17号，二十四岁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印度。10天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噶厦政府，并在其后几年横扫全藏“平叛”，无情地杀戮任何抵抗者、以及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逃难者，致使康和安多的一些部落完全灭绝。中国如今把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人民日报》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藏人，把这段“光辉篇章”的时日称为“翻身乱世”（藏文直译“世时翻转、乱世”）。
1960年，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编写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是种族灭绝。”
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保证“五年不谈改革”到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和拉萨发生了什么呢？上万的康和安多难民聚集拉萨，带来了各种惨痛的消息：家财土地被没收殆尽、土司头人被抓被杀、僧侣受辱、抵抗的部落被围剿灭绝、逃跑的无处可逃，因为到处都是解放军……任何文字叙述都是无力的了。请允我仅仅简述一下，那一年三月的拉萨，仅仅是拉萨：
1959年3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金珠玛米的两颗迫击炮弹，轰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下那预言的罗布林卡。一颗落在离金色颇章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另一颗落在北墙外的沼泽地里。此时达赖喇嘛正与噶伦们在金色颇章开会。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逃离了拉萨。
3月20日起，在金珠玛米如雨的炮火、扫射的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中，圣城拉萨变成了地狱：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处遭到密集炮击；早就架在房顶和窗户等工事的机枪火舌狂吐，使街巷中尸体遍佈；拉萨河上漂流着藏人和马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血河，这些人是从罗布林卡涌向然玛岗渡口逃命的。三天的“解放”使一万二千藏人丧生。在罗布林卡未尽的烟火和成堆的尸体中，解放军挨个翻找达赖喇嘛的尸体。（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以及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
关于药王山的“战斗”，解放军作家吉柚权在另一部著作《西藏平叛纪实》中作了这样自豪的描述：“……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型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军叛匪的指挥所……”关于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这“九千康军叛匪”，据说是根据缴获的枪支、包括噶厦武器库里没有拼装的生锈的枪支数目统计的。“……接着炮弹虎啸着一串串地掉在山上，弹无虚发，这是炮兵三零八团在噶厦叛乱之前，对拉萨早已实行了炮兵精密诸元准备的结果。所以炮弹打得这样准。要打哪一座建筑物，哪一个目标，就能一打就中。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轻重机枪一齐向上射击……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占领了药王山，只是没有抓到俘虏……”书里说谭冠三为没有俘虏深感遗憾，其实不难想象，如此炮火铁石俱焚，俘虏都成灰了！
关于炮轰罗布林卡，《西藏平叛纪实》里有一段堪称狂欢式的记载：从下午两点开始到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三零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数天来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赴军区观看演出，在拉萨游行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争取西藏独立的康巴安多难民和拉萨人，受不住解放军对罗布林卡的猛烈炮击，骑马奔逃向然玛岗渡口。不过，他们在《西藏平叛纪实》中成了忽然冒出的“叛匪骑兵”和“步兵”：“……苗中琴用一个营的大炮一个又一个的齐射，炸得叛匪人仰马翻……炮弹一排一排地在叛匪骑兵中爆炸……拉萨河中一、二千骑兵和数百名步兵一齐向南渡口冲来，吴晨立即要求苗中琴用最激烈的炮火支援……他妈的来了几千哪，越猛越好……炮弹成排成排地在拉萨河中、在南渡口的沙滩上爆炸……”（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先生当时在然玛岗渡口旁的牛尾山上，亲见这一切。他对我说：“大约下午4点左右，罗布林卡的民众，骑马的、奔跑的，都向拉萨河渡口方向跑，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放军轰击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中国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和马倒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河水被血染红，一片红红的水淌下去。当时我只想：这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
在被烟火薰黑、弹痕累累的布达拉宫上面，五腥血旗在暖风中飘扬……下面道路上到处是尸体，妇女们拿着口袋和绳子，沿罗布林卡到拉萨河边一路寻找丈夫的尸体，俘虏排成长队，拉萨城里成千上万人被抓……“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患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作家朱瑞告诉我，一位中共官员对她回忆道：“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
西藏“解放”了，藏人被“翻身”了。今天，大量汉人把西藏当成“自古以来”的自己的土地“自由迁徙”，甚至比去真正自古以来的北京广州还自由，无须暂住证；矿主们来到神山圣地贪婪地挖掘；旅游者们兴奋地在罗布林卡喧哗，抱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门票价格；川菜、粤菜各式灯红酒绿之所沿拉萨河畔排开来，好不闹热……而城郊的军营、寺院门外的装甲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警觉地提防着那些亡灵的后代……
尸体的处理也不再难了。中国政府2000年底在拉萨西郊建成营运一座火葬场，一方面服务于涌入拉萨的大量汉人移民，另一方面试图“移风易俗”同化藏人。藏人因坚守信仰，鲜有人选择火葬。然而，2008年三月的这几天，这座名叫西山殡仪馆的火葬场，终于在建成以来“同化”了大量藏人尸体：整整一周被军队接管，昼夜焚烧被枪杀的藏人抗议者。当局奖赏镇压“3•14拉萨暴乱”的先进工作者，在几十个军人与警察组成的名单中，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名列其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悠忽全失……”（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达赖喇嘛的谈话。）
八、印度设立严格限制
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共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他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社会党领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方铺平了道路。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印度国民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这产生了印度的苦衷：不仅受到中国公开谴责，说其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共冷战阵营，因而丧失了不结盟立场。
新华社把达赖喇嘛出逃和解放军在拉萨的屠城，称为“叛乱”和“平叛”。“叛乱份子” 是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也接受了印度的号令。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他还提到，印度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当然，内政一词在中共嘴里弹性之大，在其境内，剥夺上千万的生命都属内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他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
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正视现实，”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现实”。“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著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感到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从那以来直到如今，印度对她流离失所的邻邦给予了避难的屋檐，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流亡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也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历经数年，尼赫鲁都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印度人民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对西藏最同情和仗义的人民。
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到达了印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紧随而至的疾病、忧愁和水土不服中丧失生命。很多难民直到死，都以为这是短暂的流亡，不久就会回到故乡。年轻的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的安置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振作。难民定居点的建立，不但印度政府提供了帮助，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西藏境内，音信全无。共产中国的铜墙铁壁彻底封锁了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数目超过了十一万。
从1974年起，在噶厦流亡政府内定政策中确定不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随后达赖喇嘛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历经九轮会谈，受尽轻侮和傲慢的指责。如果说1951年在生米未成熟饭之际，《十七条》尚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条款哄骗藏人的话，那么今天西藏已如囊中之物，这几轮会谈不过是中国应付国际舆论的谈判秀罢了。
“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史特拉斯堡宣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在一篇回忆达泽仁布切的文章中写到，当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他，沉痛地说：“他们放弃了我们的独立。”
九、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当年共产党囚禁达泽仁布切，并试图策反他去杀害西藏领袖、自己的亲弟弟达赖喇嘛时，他就已经洞穿了：达赖喇嘛和藏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独立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或许正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严格限制，使达泽仁布切最终移居美国，孤立地坚持独立的信念。“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就意味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他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加入了为宣讲西藏独立而行走的行动。（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七十多岁高龄的达泽仁布切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要告诉世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继87年、88年、89年爆发几次反抗运动后，2008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了争取自由、反抗中共暴力统治的民间抗议活动，并迅速遍及西藏三区。与前几次一样，藏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无情的武力镇压。就在同年10月，西藏死难者尸骨未寒、数以千计抗议者失踪于牢狱之际，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是“过时的宗主国概念”。而用宗主国概念描述西藏地位，其本身不仅是对西藏与清朝供施关系的轻率解释，而且甚至从未得到中国认可。除英国外，其他过去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改变口风。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欧洲国家集体改口，是因为金融危机逐渐向欧洲蔓延，欧洲国家希望尽量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利益当前，世态何其炎凉。
也在2008年，达泽仁布切走完了他坚持独立的一生。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继续“为图博自由而行”。他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独裁的世界里，没有人希望有一天张开眼睛的時候，我們就身处共产党的统治，失去了所有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相关价值。”
2010年5月28日中新社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重申，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藏人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1年一月底，第17世噶玛巴被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疑为“中国间谍”。实际上，从2000年噶玛巴流亡印度至今，十一年来“间谍”流言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坊间徘徊。我曾在1998年拍摄过楚布寺的纪录片，与几位协助噶玛巴出逃的僧侣都较熟悉。当年协助噶玛巴出逃的这几位忠心耿耿的喇嘛，分别也因“间谍”嫌疑，被印度拒绝入境而居留美国、或滞留于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而噶玛巴本人，处于印度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也不被批准离开印度。印度安全部门并严格控制媒体对噶玛巴的采访活动。
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他在藏人中的人心凝聚力，以及其出走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后，西藏事业的继承领袖。那么，把噶玛巴说成间谍，限制其活动，削弱噶玛巴的影响力，谁会是最大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共，就是印度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赖喇嘛刚流亡印度时，印度政府设立的严格限制：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且数年来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消解北京的指责。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国际和在印度境内的影响力已非印度政府所能限制，可以想象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令印度头痛。如果达赖喇嘛后继无人，还会有平均每年两三千数目的西藏难民、其中不乏心怀为独立和自由献出力量的理想者涌入印度吗？还会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圣者明星不时激起中国政府的咆哮吗？一场持续五十余年的头痛症也许就不治而愈了。噶玛巴的出走，无论在中国当局眼中，还是在印度政府眼中都决不仅仅是一桩宗教事件。遏制噶玛巴的活动以达到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是需要理由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印度安全部门花了十多年时间都还不能查清噶玛巴是否是间谍。
2011年2月14日，达泽仁布切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在为西藏的独立和自由而行走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终年45岁。晋美诺布先生的长子和次子发愿，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继续“为西藏自由而走”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晋美诺布的三子改名为“让赞”，独立。
自从雪域有藏人以来，从来没有认为过“博”西藏，是“加”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自诩西藏的祖国完全是个残酷的笑话。我们姑且撇开这一点，就算从某个莫须有的时代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清末赵尔丰，到民国马氏军阀，到被“解放”、被“翻身”的一个世纪中，有不计其数的藏人遭受东邻外族荼毒，仅在被红色中国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逾百万藏人非正常死亡，所遭受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述。这不是同胞相残，而是来自外族的暴力与奴役。单凭这一点，她就有分裂和独立的权利，更何况民族自决权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
从“叛匪”，到今天的“藏独分裂分子”，一直有勇敢不屈的藏人，坚持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近乎徒劳的努力 。而“救星”也一代代轮回着，从进军西藏的、到援藏的、到今天的爱国者，莫名其妙地受一种叫“统一”的观念驱使，对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国家生出侵占殖民之“爱”，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民、对这些崇尚善而且与世无争，仅仅要回被剥夺的独立和自由的人们，生出切齿痛恨。他们对“分裂”的恐惧是如此轻易，而对独立、自由、人权的理解是如此困难。当晋美诺布先生的死讯传出后，他们在网上发帖庆贺，仇恨使这些无神论者发出了“终遭天谴！达赖侄子宣传藏独的下场”等欢呼。
西藏的悲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西藏的困境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也是无数关注精神世界、与世无争的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那些仇恨藏独的爱国小人物，当强权暴虐袭来，在世态炎凉中喊天不应，呼地不灵，被那冠冕堂皇的、强大的、傲慢蛮横的势力，践踏至粉碎。
达泽仁布切为西藏自由而走的足迹遍及美加，晋美诺布先生曾在美国和台湾徒步数千计公里。而追求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侵略者困难重重的交往中，在为流亡藏人的安置、为境内藏人困境向国际社会申述、在为世界认识西藏文化、在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走过了忍辱负重、常人难以想象的半世纪，从少年到老，他“窜访”的距离可能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阅尽人间悲悯与薄凉，在“崛起”的中国的订单外交中，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受着被遗忘和被背弃……困顿轮回，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前路依然漫长无际；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这个距离是抵达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良心的距离。
2011年3月于特拉维夫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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