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真宗智：庆祝流亡之一──教育与展望

网络下载照片。头缠红色布条者为诗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


丹真宗智：庆祝流亡之一──教育与展望
（Celebrating Exile-I: Education and Outlook）

原作：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
汉译：林孟萤　

教室是一个门户紧闭，窗扉开敞的地方。

在那扇紧闭的门扉内，同学们睽睽的目光下，我被老师要求背诵一首诗，一首老师先前教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的诗。我的记忆力相当差，顶多只能背诵出前几行，接着我的脑袋便一片空白。

这是好几年前当我还是学生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不少藏人学校里，学习意味着囫囵吞枣，真正理解与寻求意义并不是学习的重点。用三个小时去测验一个孩子在过去一年学了多少东西，实在是很荒谬，但是这种体制在今日许多藏人学校里仍旧继续存在。

每回课本里有诗出现，无论是藏文、印度文或是英文，总有许多同学会抱怨说：“又是一场鞭刑。”在学校里我实在憎恨学诗，直到我发现了一处墓园。位处达兰萨拉（Dharamsala）山丘上的英式墓园，是一个适合用来逃避一切的安静之地。我时常在那里的橡树林里蹓跶，跑进那里一栋英属印度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教堂。那些生者写给逝者的美丽诗句，以俊秀的书写体雕刻在墓碑上，让我见识了诗句所创造的魔力。

自一九五九年我们迈出喜马拉雅山的第一步开始，这趟飞速旅行引着我们前进现代世界，也让我们与现代化产生了冲撞的过程。对我而言，在不失去我们自身的传统与文化价值之下，向这新世界所学到的种种，才是最值得热烈庆贺的。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已受到世人高度的敬仰和推崇。

我们的传统教育与价值体系，一开始与流亡中的这个新环境产生许多冲突与矛盾。那段时间里，如像是达兰萨拉西藏医药历算研究院（Men-Tsee-Khang）、瓦讷拉西（Varanasi）的西藏大学（Tibetan Institute）、西藏表演艺术学院（Kolam Doegar）与手工艺中心等，早先是最多学生选择休学的地方。这些年过去了，如今，瓦讷拉西的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提供藏学研究，西藏医药历算研究院的藏医研究亦获得高度的肯定。位于萨拉（Sarah）的西藏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在短时间成为极富声望的学府。然而，唐卡绘画与其它传统艺术尚未获得真正的重视。而西藏传统的僧院教育体系，也开始实行非学院制的双轨系统，以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开创流亡教育的新局面。

这四十五年的流亡岁月带来另一显著的改变，即是我们使用的语言。

我会三种语言
歌唱用的那个
是我的母语。

虽然说藏语最让我感到轻松，但书写时我用的是英文。学校教育多使用英语进行，从印度老师那里习得的文学用语，自然是英文。当时的校园里，我们说英语的机会只有叫人名字时，若被同学听到你说英语，就相当容易被戏称为“约翰先生”（Mr. John）。这样的结果让西藏学生在学校里总是差人一截，当印度学生轻松流畅地使用外语交谈，我们只能结结巴巴，瞠目结舌。在印度学生面前说着一口破英文，实在非常难堪。这也对学生形成不良影响，造成自信心与士气的低落，也因此西藏学生常孤伶伶地漂流在印度人海之中。

流亡藏人通常会两种语言，有些人甚至能使用上三种。但我注意到年轻藏人的口语藏语并不那么理想，说起来又钝又破，语句间参杂着外国语和印度语用词，有些甚至就直接用外文语法诠释藏语，一口蹩脚的藏语，简直就如同藏人初来乍到那种惶恐怕生时的景象一样。

观赏西藏表演艺术学院二位年轻艺人，桑天（Samten）与达杰（Dhargye）他们叫好又叫座的喜剧演出实在相当愉悦，也有类似愈疗的效果。我看过这一对双簧二人组在达兰萨拉与拉萨来的图登（Thupten）和米玛（Migmar）同台演出喜剧。剧中巧妙的以丰富多变的语法表现社会评论，佐以画龙点睛的谚语，幽默中带有慧诘，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也让大众得以嘲笑自身的恶习。他们的表演让我们体会了口语藏文的丰富层次。这样的表演是对西藏语言的一种赞颂，也是他们对西藏文化的所做的供养。

我们的英语教育自达瓦诺布（Dawa Norbu）、蒋扬诺布（Jamyang Norbu）、图登桑沛（Thubten Samphel）等几位散文作家开始已经历了几番的进程，并改变了我们对英文的观点与态度。对许多人来说，英语不只是一种语言工具，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母语。

我们和英文这语言缠绵悱恻的罗曼史，也产出了颇具规模的文学创作。布琼索南（Buchung D. Sonam）搜罗了四十年来以英文写作西藏诗作，将从更敦群培（Gedun Chopel）、嘉波才让（Gyalpo Tsering）到今日的诗坛新秀丹真巴松（Tenzin Palzom）与丹真格勒（Tenzin Gelek）等人的作品集结成册。这本即将出版的诗集名为《流亡的缪斯：西藏流亡诗人选集》（Muses in Exile），涵盖三十三位西藏诗人共一百三十九首诗作。这一英语文学巨作，宣告了西藏英语文学的诞生。

我们因为流亡得以和英文共谱恋曲的同时，留在家乡的藏人的中文能力也提升许多。境内藏人用中文纪录历史，用中文写出关于爱、宗教、文化的诗与故事，他们用汉语歌唱。中国人绝对后悔将自己的语言给了藏人，如今，藏人的中国话放了把火在红旗上。

近日我读了一篇关于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独立学者王力雄。文中谈及了唯色及另一位西藏作家扎西达娃（Tashi Dawa），王力雄写到，“藏语不好确实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历史产物，责任不在他们本人。”我彷佛看见王力雄用手指着我，接着他安慰地说，“我之所以认为藏语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担对藏民族意志的表述，是因为有两个因素——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可以作为缺失民族语言的弥补，使他们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志。”[1]唯色的书《西藏笔记》被中国以书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查禁。

是的，民族主义，因对自己民族美丽富饶的文化所产生的热爱，这样的情愫为人类的生命创造了深刻的意义。世上再也没有比为了一个国家的自由与尊严，奋力抵御外国人的侵略和不公义，还来得重要的事。

这也是我们在学校被一路教导到大的观念。我十分感谢所有的教职员，让我能怀抱这样一个理想。然而，近年来学校里的政治教育似乎有萎缩的趋势，某些学校似乎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一种半西方且相当谨慎的观念提倡，不要告诉孩童关于西藏的死亡和毁灭的故事，也不要让他们看到巴沃图登诺珠（Pawo Thupten Ngodup）[2]自焚而死的画面。一位学校高层告诉我，“孩童的心灵像花朵般脆弱，他们不能接受刺激，我们不让他们接触‘政治’。”

我的许多同学成年后服务于藏人小区的不同领域。其实，只要他们有其他念头，大可离开到其他地方去，过着自己想过的舒适生活。我们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受到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境内藏人在拉萨无畏的示威抗议活动所启发，他们公然起义捍卫西藏尊严的行动鼓舞了我们。我们从小就是看着这些示威运动的影片长大的，影片则是由两位美国医生带来我们学校的。

每年流亡政府都产出大批毕业生，但藏人小区内的工作机会却少之又少。我们所采用的教育制度，传承自英属印度时期，有两百年的历史，这样的制度机械性地生产出同型态同尺寸的毕业生，若经过十五到十七年的教育无法让学生们具有创新思想与事业心，这样的教育是否值得？

即使达兰萨拉可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多数毕业生不可避免地就自动聚集在这里。我相当欣赏少数藏人因自身拥有多项技能，敢前往印度小区与海外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他们的技能因此被磨练得更专业，西藏的未来就在他们的手里。

我读了西藏流亡政府正在推行的新教育政策二次草案，发觉里头有许多让人兴奋且期待的新政策。世界各地的思想家皆提出一些改革创新的教育体制，我们的新政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现下的教育目标只着重于产出受薪阶级，而非思想家，我们的挑战将会是，该如何在全球化笼罩的环境下，让这些教改计划能真正落实。

原刊《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二零零五年一月。

译注[1]：出自王力雄的文章《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译注[2]：一九九八年在德里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自焚而死。

（《自由圣火》首发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1365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