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多年前，在北京，读到过尧熬尔（今被党命名为“裕固族”，取富裕、巩固之意）作家铁穆尔给我看的他的书稿，深深地钦佩他的证言式的写作，并因为自己也在进行类似的写作，故将他引为同道。最近在读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陈光兴的《去帝国》等书时，又想起了铁穆尔的文章，在网上找到下面这篇，贴在我的博客上，作为某种纪念。

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写到：“殖民者创造历史，而且是有意识地在创造历史。因为他不断地重造他母国的历史，他很明显地表示出他是母国的延伸。因此，他所写的历史不是他抢夺当地国的历史，而是撇清了所有罪恶后的母国史。”

那么，就让我们来为我们自己，记录被殖民者改写的历史吧。希望，有生活在各个藏地的藏人，像铁穆尔这样，去走访同族的历史见证人，无论以母语还是外族的语言，记录下我们的故乡那真实的历史。


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发表于《西湖》2007年第6期 】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１９５８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
　　
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铁穆尔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１９５８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１０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
　　
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７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４１４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１９５８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作者）
　　
档案摘录
　　
海晏移民工作，是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的，到１９５９年的２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１，２７９户，６，７００人（另一资料称：共有１７００多户，近９０００名牧民，２７００００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１５６户，９４９人，祁连安置４６１户，２，１８３人（包括托勒１３８户，６３５人），刚察安置４７４户，２，４６９人，（包括青海湖２５户，１０１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１８８户，１，０９９人（包括机械厂３７户，２４４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４３６户，１，９８３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１９５８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洛布丹（藏）６９岁
　　
“海宴县蒙古人主要是１６３６年旦增曲吉加乌（固实汗）从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进入青海时来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也有其他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１２２７年以来进入青海的各个蒙古部落的后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围有２９个蒙古旗。……
　　
“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宴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６００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分为两个地方。苏勒：今名苏里乡，属青海省天峻县。托莱：今名央隆乡，属青海省祁连县。均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都被没收掉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他们说，啥也不要拿，到了那里啥都有哩。叫人们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人不走，就威胁要在那里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都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把人们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她给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人们吃了。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小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扔下。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寺院的僧人们集中在一起劳动，大家心情苦闷、绝望。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当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那第二天肯定在滩上能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在审讯的时候给他上了八段锦（酷刑一种）后，他的腰椎骨脱臼了，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释放后，他挡了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那个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后来她嗫嚅着问他：‘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那个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
　　
“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后，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８９岁
　　
“……那一年札西伦布寺的一个活佛从内蒙古过来了，把他的牲口稍带给班禅赶牲口的人赶往拉萨。我们那里每隔三年要从札西伦布寺请一个活佛到我们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县境内，曾一度是青海卫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１９５７年这个活佛来了，他的名字叫伟林西热特。１９５８年这个活佛被说成是特务，逮捕了他。这个活佛只有两个徒弟，再啥也没有。当时活佛住在藏民的大于千户家，大于千户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管辖七个部落７００－８００户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于千户给活佛借了１０００块钱，大于千户就被抓走了。上面说活佛是特务，千户是叛乱分子。那时我是哈勒景乡的乡长，我去证明活佛不是特务。他们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里被抓的。……海宴抓人开始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刚解放那几年，因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别严重，所以政府组织成立了草原打狼队，打狼队由各部落的枪手和民兵组成。当时有公安上的人领上打狼。１９５８年把打狼队定为反革命叛乱队，全部逮捕法办。……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劳改，劳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家里人还活着没有？……？（已严重残废的散白勒老人已体力衰弱、记忆模糊，言语含糊不清。）”
　　

劳布藏（蒙古）７３岁
　　
“解放前马步芳的时候我们家里穷，我们给农区的汉族地主放牲口。放一个黄牛给的报酬是３０斤青稞，一个马是５０斤青稞，３０只羊是１０斤青稞。１５岁上到茶卡驮盐三年，从茶卡赶着牦牛送到大通，一个牦牛给你五块钱，往返一个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当了４０天的保长。我１７岁的时候解放了。１９５３年北山蒙古族区成立了，我的父亲当了区长。我带２０多户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家，我们在海宴县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一年后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叫团结社，我当了社长。我到海北州会计训练班学习四个月，学了一些汉字，回来当了会计。
　　
“１９５８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召去开会就被扣留了。部落里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劳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们家七口人，我父亲是北山蒙古族区的区长，被逮捕了。那时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区团结社的社长，我们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让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白天赶牲口，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干部们很凶，很牛比，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被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我们赶着牛、马和羊，干部们就是不让我们骑马。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一句话，就是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自己的老家‘嗷尔……嗷尔……’叫着，眼睛里淌着眼泪。不要说人嘛，牲口都恋自己的家乡呵！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还有你们尧熬尔人也一样，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罢，也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在悄悄地哭着，谁敢大声哭呵？
　　
“到托莱了，我们除了一顶空荡荡的账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的话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要垒一个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办？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上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人们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过后就不能在家里烧火，你烧火你就有问题。干部说这是账篷改造。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１９５８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唱的都是当时的口号。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当时干部们天天宣传的是‘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账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
　　
“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儿寡女呀。
　　
“１９６０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后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里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给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买也买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后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了鞋。这些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死了多少人呵，冈察、祁连、门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呵。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１９６２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了，但是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１９６６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在１９８０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一点喝一点就要摸着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都要用绳子捆住挨打。他们把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然后又吊在账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给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后来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见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我才知道两个老人跳河自杀了。后来听人说在批斗会上把两个老人打得很厉害。他们俩跳水的时候，两个人把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后才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了，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
　　
“我去找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尸体，他们俩跳水的时候，河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好多天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越来越冷，黑河的冰越结越厚。到了第二年开春，巴字墩河的冰层化掉后，我才在河水边找到了他们俩的尸体，他们俩的手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
　　
“１９８０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５４岁
　　
“１９５８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１５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说：要镇压１０００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其实海晏县哪有叛乱呵？就我们知道的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１０００个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在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译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了？劳改农场多得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回来的没有几个人。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掉后就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了。那是１９５８年秋１０月１０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头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账篷一驮马上就走，５０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６００公里路走了４５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为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２１万头（只）牲口走的，上级只统计了路上死的牲口有２００００多头（只），说是国家的财产。可人死了多少有谁统计过？人没有牲口重要呵。
　　
“唉！６００公里，走了４５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都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气候寒冷，又是隆冬时节，账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账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人。没有锅碗，找了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能吃够呵，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呵，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野牲的人活下来了。我当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我们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苏勒托莱一年，１９６３年又到了野牛沟。我们的人全部被赶到了默勒、多伦、阿日克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相隔都很远。
　　
“１９８０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
　　
“那时我们赶着２１万头（只）牲口到了托莱，当了牧工，几十年来批斗、挨打、放牧过来了，我们也老了，到前年（２００３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３０００元打发了。从１９５８年到２００３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３０００元。一辈子呵！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蓝白（蒙古）７３岁
　　
“我是北山蒙古族区乌兰淖尔乡的。我没有经历过那次搬迁。因为我被逮捕了，１９５８年９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到政训班刚两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６１个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是叛乱分子’。他们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赶到了汽车上。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了１５年。然后又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候我２６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强壮蛮横的刑事犯用柳条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
　　
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１３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了。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
　　
“劳改了，挨打了，饿肚子了，草吃了，回来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数字里没有我们。
　　
“１９８０年我被平反了，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的好处下，我成了一个人。总算不像过去，往右转是错，往左转也是错……我好歹算是个人了……’
　　
“就这么，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里，蒙古）６４岁
　　
“唉！现在我们把蒙古话也忘掉了。……
　　
“我是贝子家（北中旗，俗称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走马，一匹是青马，还有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的父亲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上走掉了，说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上走掉了。还有我的阿舅，他是宗贝子家（北右旗，俗称宗贝子旗）的王爷。１９５８年前当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亲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了，那是１９６１年。
　　
“我的父亲刚抓走的那一年，１９５８年９月我们开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３０～４０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３００～４００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们，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３０～４０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到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就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没有发酵的面饼）就走。路上没有账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默勒郭勒，从默勒郭勒到克热那合老，又到则热恩块勒，则热恩块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来，又从托来到天峻。整整走了４９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说完吗？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上去挖煤，那时我才１６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上开荒种地，放牧是我们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们哪里会呀？
　　
“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个账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候才找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我又去了运输队赶牛，收羊毛、牛毛、皮子……
　　
“１９６３年我娶了这个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沟乡大泉村，一直到现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５４岁
　　
“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上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８～９岁了，就一个人放牧着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过了几年，我听人们说一部分劳改的人释放了，我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来了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了，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我急忙回到账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还是没有看见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账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了。那个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有几个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呢？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
　　
“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后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
　　
“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后，把羊赶到账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了，看见我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账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账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他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后，又爬到水里了。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１９６７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才１７～１８岁嘛！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上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请假。让我去放羊。就这么，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我成了残废。”
　　

才宝 （蒙古） ５７岁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南右首旗，俗称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
　　
“１９５８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候，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了。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了。所有的书和本子、纸全部拿走了。然后他们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到海晏县了。我们又被赶到了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为封建主。我在刚察哈尔盖草原赶了１５年的马车。我们在那里又被第二次没收了，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１８斤青稞，两斤白面。我们一家还有五个人。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呵。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了两碗青稞拌着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饿极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幸好肚子没有痛。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呵！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自杀了对我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母亲是柯柯贝勒（西后旗，俗称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１９７５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６８岁了。抓走的时候他才５０初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熬了１７～１８年。刚抓走后他在青海省监狱，后来到化隆县黄河边的监狱。总算是熬过来了，父亲也活着，我们也活着。１９８０年父亲被平反了，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后，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人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我想起那几十年来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一家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刚察娶了一个藏民媳妇成了家，后来我回海晏时候，她们家不愿来。我们就离婚了。到这里我又成了家。２００２年我父亲去世了，活了８５岁。”
　　

罗布藏仙巴（蒙古）６５岁
　　
“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家里好一点的社里不要，都到公私合营牧场了。到了６～７月，海晏县开始宗教改革，刮共产风。那一年我１７岁。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即前面说过脊梁被打断后，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开会，我的父亲去了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家里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点的全部抓掉了，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了，两个舅舅也被抓走了。说是造反了叛乱了。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呵！’２０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有剩几个，只留下了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有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了阴历的九月，上面就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了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账篷前，账篷扎在那里，就那么扔下走。干部们拿着枪在后面跟着，我们像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要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我们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尔外尔——哈尔金——太尔格——者马尔恰合——甘子河——外尔哈达——默勒大川——则然告图勒——库库热——黑土槽——那冈日当——托莱——五个山——苏勒。
　　
“那个时候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人。路上还是吃的大锅饭。路上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自己顾不上自己，哪里能顾上别人家的事，那么多人死掉了谁能顾上。
　　
“到了苏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属。把我赶到苏勒煤矿里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们全部赶到农饲点上去了，农饲点上的人大部分饿死了。托莱农饲点上除了几个窑洞、小院子和破烂平房外啥也没有。旧社会叫托莱公庄，其实就是车马队临时住的地方。那么多人从老家只带回两座蒙古包，场部要设办公室，就用这两座蒙古包当了办公室。
　　
“１９６０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账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里。食堂撤了后，没有账篷的人没有办法，场里给了一个白布账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账篷里。又要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了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我们又向场里的老牧工要了几个旧锅碗和勺子。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１５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４～５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们主要是拾着吃腾格里，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呵。
　　
“１９６１年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得成了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来，人马上要死了，我们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人活下来了，但已经是严重残废。不要说是干活劳动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难。
　　
“唉！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失声痛哭）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呵！
　　
“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们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站在前排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悄悄听着。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了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了１００元的安置费。本来是可以分３００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钱，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了１５万元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尕玉巴（藏）６４岁
　　
“我的父亲叫热桑阿爸（热桑阿乌鲁哈），刚解放的时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弹，后来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了。当时就他一个人，没有人帮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药之类的。
　　
“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去开会还给他给了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１９５８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来到我们的夏牧场的账篷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我才８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一家只剩３口人，我，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和母亲驮着我的妹妹来的，妹妹才６岁。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１９８０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都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
　　

加布桑昂热（藏）７７岁
　　
“我是藏族大于部落下属的环库尔部落的。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２０～３０岁的年轻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有。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１９５８年把打狼队全部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一个老马骑的话，一个枪背哩罢（意思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１９５８年４月把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大于千户是１９５８年的５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几个都抓掉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了，牲口没收掉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了。４月、５月、６月、７月、８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抓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来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了，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话去问库库热乡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过抓过。我们兄弟有６个，我和两个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们都抓掉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残废掉了，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了。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的话，有７８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着坐在地上的一个５０多岁的汉子说），这就是我的侄子宫布才尔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亲。那时候他才５岁。
　　
“我是２７岁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办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就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来，把你的白洋拿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呵？部落里啥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再干过个啥呀？给我判了１０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均在青海省乌兰县以西）里挣扎，在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了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１９５９年的２～３月份。在哈萨坟那里死了１００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们赶到托莱开荒，牧民们不会抓铁锨，不会种地，肚子又吃不饱，穿得都没收掉了，不死咋办哩？
　　
“我劳改了４～５年后释放掉了。３１岁时释放回来了。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坏的。和我一起抓的人里，我最熟悉的有９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就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里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我们从托莱流浪到库库热，又到大龙。
　　
“７７年（１９７７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１～２个月了。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
　　
“把我打了几天以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挡了一辆路过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在卡车上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１９５８年，这是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不是吗？
　　
“在这里我挨打挨批斗，我心里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１９８５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时候，不让我去，我说我死也要去。１９８９年我搬到海晏县住下了，到现在已经１４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时候摔折的，你看我现在成了这么一个瘸子。我在海晏的孙子家住，我们６口人，只有８００亩草场。娃娃们文化也没有学啥，草场不够，病也看不上。本来想住在矿区，那里方便一些，但是矿区不批准。”
　　

尼泊（蒙古）８０岁
　　
“我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们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后，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用手铐把胳膊拧到背后铐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因年迈声音低沉而微弱）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爬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１８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刑罚名称），他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是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变形残废）。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１２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１００个人的话，要抓９０个。
　　
“我是个藏医，我们青海蒙古人学藏医的多了。我是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们已经世代七辈子了。我是７～８岁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学经学医。我的外爷爷是个藏医，我还有一个内蒙古乌珠穆沁的老师，他叫群呼尔阿克。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了。一天二两稀饭。我们在乌兰县的诺木洪、夏塘马海种了一个月的地，没有水，渴得想喝尿，连尿都没有。只运来一汽车水，要８０００～９０００人喝，能够吗？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饿、想家，再加上一点病就死掉了。
　　
“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上了。我们４０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都兰寺）一带砍伐树。我们到那里住的地方没有，我们修了房子。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我的两个肩头那时受了伤，现在活动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肚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２０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４０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的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我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８点骑着马走。我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１２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１９６４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到托莱牧场时，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账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文革’‘路线教育’……。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才算是让我安稳下来。１９８７后我到寺院上来了。１９５８年被烧掉后，寺院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我来守寺院，想办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来了。比原来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个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刚刚开会才把我换掉。”
　　

聂步腾（蒙古）７４岁
　　
“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群众对１９５８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海晏叛乱的事件。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们听了常委们判刑判案子。他们是怎么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２５岁嘛是３５岁。’主管领导说：‘好，判２０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７０岁了。’主管领导说：‘判给１８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全定的是这样的罪名。常委会上常委们就这么发言着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们定。我们在一边听着哩。这些事情你去找吴海晏（译音），他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他知道干部们违法乱纪的事。
　　
“我是公安局副局长，是专门去了解情况的。几次常委会都参加了，听到的尽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个叫六六（译音）的副书记，我对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已经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经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没有再说啥。
　　
“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请示了他们后他们同意了，派了两个蒙古族陪我，其实是监视。我买了个衬衣和几包烟去看了一下我哥哥。
　　
“１９６１年开始部分复查１９５８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译音），他在解放后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１９５８年的这个事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我只好对副州长说：‘算了，你别管了。’
　　
“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１９５８年这个‘叛乱’哪！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区根本没有过叛乱。青海的海南和黄南局部地区有些叛乱，但那是极少数。那是过年的时间，开始是甘肃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组杀了。接着就是河南蒙旗。最后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动宗王、反动阿訇煽动起来后，攻占了循化城。是这些事件引起来的一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没有叛乱。我在省公安厅，就了解这些情况。
　　
“为啥要迁那么远？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在就近处安置。冈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不讲任何道理，也不开会，晚上集中起来就用枪逼着走，一户人家只给三头驮牛驮东西。账篷、蒙古包没有办法驮。黑账篷只能驮半片，蒙古包根本没有办法驮，我们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驮一点路上吃的，再啥也驮不上。老人们个别的给一匹马，那就两个人骑一匹马。
　　
“押着他们走的干部背着枪，用枪逼着他们走。有个叫尕副生（译音）的干部，他是农场的副场长。搬家的人们天黑后走到那里歇一歇。他拿着一个军号，晚上三点钟他的军号一响，你就把驮子驮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斗挨打整死的。人们赶着牲口到了默勒河那里、再上去到尕海（湖）那里，好多人跳水了。到则然垭岵烟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几个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烟瘴打死的。６００公里雪山河水，要赶着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后面有民兵用枪逼着，前面是狂风大雪，走了４５天。这个情况张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会说，因为他就是押解的人。
　　
“到托莱后好多人没有账房，有的人找个白布账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驮来的半片账房。
　　
“气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饿肚子挨打受欺压。１～２岁的娃娃死完了。搬迁来的人老人多，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
　　
“我们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当成叛乱分子抓走了。全家迁上走。我的父亲刚６０岁，到托莱后没了。主要是肚子饿，得了病看不上。我们的家人都迁到了托莱。还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刚察县，他们在刚察的哈尔盖、沙柳河、红山一带。在哈尔盖劳动的贝子家的佛爷说了句公道话。批斗他的时候，人们把马叉子套在他的头上，然后骑在他的背上让他走。
　　
“搬走的人的营盘上怎样的情况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账房和财产呢？一座座账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账房和包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账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他们哄抢那些账房、哄抢那些蒙古包和里面的东西。
　　
“人们已经搬走了，我骑着马到海晏三角城羊场对面的草滩时，满滩都是被搬迁的人遗弃掉的牧羊狗，满滩都是跑回来的犏牛。
　　
“托莱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管。托莱原来只有一二万头牲畜，我们迁去以后增加到了１８万头牲畜。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托莱公社，把一部分搬迁过来的老弱病残集中到那里开荒。公社里更是饿肚子，老人们没有吃的。再加上干部们违法乱纪，随便殴打、捆绑牧民。海晏的一个干部到那里当会计，他捆绑殴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时候在托莱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后来我听人说他被逮捕了，有的说没有逮捕。我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１９０００人。‘平叛、反封建’抓了８００人。搬迁走了１００００多人，最后剩下了７０００多人。
　　
“搬迁到托莱的牧民分了四个分场：大泉分场、科科莱分场、一分场、二分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苏里，到那里又和天峻县的牧民打架争草场。后来被天峻县的人赶回来了。苏里原来是个没有人的地方，１９５８年‘平叛’的时候搬过去了两个藏族部落，后来成立了个乡。
　　
“搬迁的群众是１９６１年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这个详细情况是这样：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知道后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叫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叫邓云（译音）。他们俩个从甘肃的镜铁山一带到了托莱牧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后旗，俗称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两种居民，一种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操蒙古语的居民，当地回、汉民称其为托茂鞑子）的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说不出话来。孽障呵（可怜）！那个时候海晏搬迁过来的人孽障。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后，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了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住。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个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名。我说‘你们拿上去了解这些情况吧’。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到了‘四清’‘文革’时候都成了我的罪证。
　　
“这个事后不久，州上才对托莱成立公社后，干部违法乱纪，群众饿死病死的严重情况，算是开始重视了。
　　
“西北局和省上来文件，说用人民群众的牲畜不能办牧场。并且决定托莱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诺门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莱时，看见牧民们衣衫褴褛不堪哪！他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后和上面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莱雪山下的严寒里，在那么个破白布账房里过冬。这冬天怎么过呀？人都是肉长的身子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中的那个气氛那个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呵！’……
　　
“１９６１年落实政策，托莱牧场场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牧场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数都到了社里。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留下了１７户人家。从场里分出来的１００多户牧民和９００００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人畜都占托莱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野牛沟、科科莱一带。还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札萨一带。他们没有马，有的人家连账房也没有，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我给县委汇报了以后，县委马怀永（译音）书记从县财政拨了两万元，那时候两万元不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鞍子、皮绳、欧塔（牛羊毛织的口袋）、冈木琼（装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账房毯子。经副省长点头同意后，县上派我去马场调了７００多匹马。这样，才安置了搬迁的群众。这一下从海晏县搬迁过来的牧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唉！在这之前，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说起这些，他们就哭。不能不哭呵！
　　
“１９６６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四清’工作团在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１４３６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
　　
“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为首的‘四清’运动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说我和郭振国一起搞反革命叛乱。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是当时的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当时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４１４人。涉及到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团专门把我审了１５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
　　

“用酷刑就有十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厅长撤了，调到公安部当一副科长。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了。那几年，他去尖扎县，把尖扎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接着他去化隆县，把化隆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然后去循化县，把循化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来到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１９５８年的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１４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等罪。
　　
“衣竹林说我在１９５８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这样的事没有过。’我对他说：‘你把５８年搞叛乱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难道对吗？５８年你带的我们公安厅的工作组呵！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个眼镜，他把眼镜扶了扶说：‘哦！１９５８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１９５８年叛乱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８０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三头牛，半个账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地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１９５８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１９５８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噫！就这么给我定了１４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这样的事也没有。’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叛乱）？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妻子有个小木箱，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的图案。那个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到在多伦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后来我妻子的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里了。当时有几个人见了我妻子的这个小木箱。张某某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就开始审问了。‘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个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后，到半夜整起来再审问，白天开批斗会。
　　
“当时，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我是给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是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地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译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是被打得无法忍受时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自己参加叛乱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译音）写的：‘他（指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问‘这些是谁说的？’回答是‘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人呵。’我说：‘有这么个事情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啥也没有呵！你们是怎么编的呵？’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的感叹词），那时候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了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呵……’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呵？’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１２～１３个，还有群众死掉的都没有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译音），他是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的。他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价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工作上开会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当时我们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在这次审讯中硬编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个‘豹子崖会议’，豹子崖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开过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本来都是安排生产的，传达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时候呵，那个时候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么反革命叛乱的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２５只。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在那里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个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最后，工作团要撤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名。他们的局长不行。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后，州委书记王风（译音）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一个州委是干啥的？我们管着十个县我们还管不成？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十个县的县长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在临时工作，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至到１９７９年落实政策后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最惨的是郭振国。１９５８年他被捕后来又释放了，恢复了县长的职务。１９６７年‘四清’运动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１４年的牢。这个事还得从头说起。那个时候县武装部的一个干事，打野牲到山里去后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了。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到祁连了，他们说这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就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的头上了。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就凭空捏造了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说郭振国和我搞反革命叛乱的案子。开始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结果，祁连县全县七个公社的２８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了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个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到１９７８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案平反了，他被释放了。安排了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出来就死掉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他走到阿日开还是在鄂博后，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郭振国呢，白白坐了１４年的牢。
　　
“郭振国释放出来后，我给他说：‘你把你的情况要向有关方面说一说，你也应该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应该上诉。’他说：‘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么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还说啥哩！’那好，事情就这么扔下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当时来了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查了以后没有这个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了会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呵！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的门口。我说：‘厅长好着散！’他说：‘你好着散！’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证据？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罢。’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
　　
“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欧智布（蒙古）６５岁
　　
“我是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海晏搬迁的情况的。我们去了解情况，一户一户地去了解情况。确实很惨。他们噎得说不下去。
　　
“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担心留下会搞破坏。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账房蒙古包和别的东西都那么扔下了，有的人家还有点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１０多个到２０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１９５８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账房，有的只带着半片账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后被抓走了，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她们的名字我忘掉了。她们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们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再咋办哩？她们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还要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了，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要不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她们半路上都死掉了。１９８２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４０岁的妇女了。
　　
“他们搬上去以后，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说是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你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了，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着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我们进了一座账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了，她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地叫着。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１９５８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了病。平常，她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她这个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现在她没了吧。
　　
“当时省上、州上和县上政策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开会的？怎么组织搬迁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作为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去了解情况，去兑现了些钱。每户给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当时，国家根据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况给了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