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嘎玛桑珠的初识

昨天，嘎玛桑珠的律师浦志强在Twitter上发推：@puzhiqiang 2010年6月20日下午两点半，从乌鲁木齐转飞库尔勒，以赶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纪念日，能出席焉耆法院对嘎玛的公审；珍尕称，西藏昌都贡觉县法院定于24日公审噶玛的哥哥仁青，亲友无法南北奔波来看噶玛，因为两地交通不便，路途实在太远。

美联社也报道了嘎玛桑珠案星期二开庭，也即是明日开庭。呼吁各界关注！

又获悉仁青桑珠案24日不开庭了，不知何故。

图为嘎玛在今年1月3日被捕前十八天的照片。

为嘎玛祈祷！为嘎玛的哥哥仁青桑珠和弟弟其美朗加祈祷！为嘎玛的两位亲戚、亦蒙难的仁青多吉和四郎曲培祈祷！嘎玛家族五人蒙难，惊天冤案！

在坏人集聚的地方，
贤者得不到尊敬；
在毒蛇盘踞的洞穴，
松明也放不出光芒。
——萨迦格言。

回忆与嘎玛桑珠的初识

文/唯色

数日前，“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撤消对藏人环保人士、慈善家嘎玛桑珠及其兄弟的指控，并说“这些人代表了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现代藏人——经济上成功，只去支持非政治化的，被认可的文化及环境等事业——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被当作罪犯。”这让我忆起与嘎玛最初的结识。那是1998年5月的一天，我从拉萨到成都出差，很偶然地，在成华区政府门口蓦然看见一群藏人，在铺着报纸、竹席和塑料布的地上静坐着，神情疲乏，衣衫不整，但愤怒和悲哀却是一望便知。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想了解其中原由。就在这时，嘎玛出现了，扛着两箱矿泉水。

原来这些藏人都是做虫草生意的商人，大多是藏东一带的康巴，也有来自阿坝草原的安多哇。去年虫草季节之后，他们带着从各自家乡七千多户人家收集的一万多斤虫草，到成都来联系买家，被成华区政府属下的某医药公司收下，本来说好将在某个时间付款，可时间到了，这医药公司的老板却不知去向，而万多斤虫草也不见踪影。眼看合计近四千万元的人民币化为乌有，这些商人心急如焚，因为他们是按照传统的贸易方式，仅仅依凭信誉和诺言就从乡亲们的手上拿走虫草的。而那些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乡亲们，正巴望着他们按时把钱带回来。当然也有当即付款收购的，对于这些买卖不算大的生意人来说，几乎是把全部家当搭进去了。另外，其中有五百多万元是农牧区扶贫款，一千五百多万元是贷款。不得已，他们只好住在各藏地驻成都的办事处，天天去讨债，可时过数月却毫无效果，惟有静坐了。据说参加静坐的商人多达六十多个。但是，静坐就能解决问题吗？四千万元的损失谁能弥补呢？一个名叫多尔戈的阿坝商人，绝望之极竟自尽身亡。

那么，嘎玛也是其中一个被骗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他当时三十出头，正在做天珠生意，也是刚到成都就偶然遇上了这些静坐的藏人，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的生意，主动为他们奔走，其方式是：一、给他们送水送药送食物；二、托关系找重要人物为他们说话。几经周折，嘎玛找到了住在北京的平措汪杰先生。虽然平汪先生从国家民委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休多年，但威望犹在。而且他是西藏最早的革命家、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一影响了这么多普通藏人生计的事件，他当然会伸出援手。听说他向担任总理的朱鎔基反映了这个情况，于是，由上至下，包括西藏、四川、青海在内的几个省级部门，齐赴成都，整整历时三年，才向受骗藏人赔偿了被骗去的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而当时我与行侠仗义的嘎玛匆匆一两面，并没有帮上任何忙。直到2002年夏天，在拉萨的一次宴会上重逢嘎玛，惊讶地听到他非常精辟地说，在藏地搞环境保护必须兼顾当地藏人的利益，否则还不如不搞的好。据介绍，嘎玛是藏地第一批民间环保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和资助者。于是我几次采访过他，写成文章《“天珠王”嘎玛》发表在2006年的《南方周末》上。记得他一开始就告诉我：“我没有下过地狱，不知道地狱有多可怕，但是我受过很多苦；我没有上过天堂，不知道天堂有多美好，但是我常常感到快乐。”令人感叹的是，这段话的前半句竟成为嘎玛今天的写照，这实在是非常地不公正。

2010/6/17，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