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仁波切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在美国出版

阿嘉仁波切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在美国出版

唯色

冒着无法想象的危险，从北京秘密出走的阿嘉仁波切——西藏主要大寺之一的塔尔寺主持、从8岁（1958年）起即亲历并见证藏地有如天翻地覆三生劫、曾被中共给予“省部级活佛”待遇甚至更将飞黄腾达——他抛弃浮华，栖身异乡，得到的却是流亡中的自在。比如，最近在美国出版的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即为其中因缘和合、尤为宝贵的果实之一。

阿嘉仁波切以修行者的平和声音如是陈言：自传始于出走当年即1998年，初稿为中文，历时两年多；以后几易其稿，转译为英文，协助者为随其学习佛法的弟子，亦是他的英文教师。终于今年3月3日，由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RODALE出版发行，尊者达赖喇嘛为自传作序。目前，阿嘉仁波切正在纽约等地巡回演讲，已在哥伦比亚大学、Rubin 博物馆、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哈佛大学演讲。

一位在哥大听过演讲的汉人学者在博客中写到：“阿嘉活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英文非常流利，只在诸如‘茶话会’、‘三大教育’、‘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等词汇上略有些迟疑。跟达赖喇嘛一样，他很自然、幽默，边讲边看时间，说他怕讲得不够的话，我们不会买他的书。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分享了许多在中国时的经历，多半都已写在自传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他述说为遴选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而举行金瓶掣签时的情景……”

其真实情景究竟如何？我将在近日转帖这位听众的博文。这里要简单介绍的是，在阿嘉仁波切的自传中，记录了藏地民生所蒙受的不为人知的诸多苦难。比如，1958年的“宗教改革”及文革之后，塔尔寺由4千多僧众被“改革”成60多人；安多牧区的大搬迁大清洗，仅阿嘉仁波切家族就有29人被捕被劳改，他的牧人父亲无辜死于狱中；文革期间，塔尔寺和卫藏的扎什伦布寺被红卫兵和“积极分子”破坏的惨状；尤其是，自传以更多笔墨记录了十世班禅喇嘛为佛法为民族付出牺牲的悲壮一生，以及众多仁波切、众多普通僧侣的厄运；当历史进入到1990年代，劫难又一次临头，因认证十一世班禅喇嘛而不可避免的分歧，中国政府公开视达赖喇嘛为敌，在全藏地掀起批判达赖喇嘛的政治运动，同时用造假方式造出一个“班禅”，而这也恰是阿嘉仁波切决然逃出中共掌心的缘由。

这部自传的中文初稿的书名，曾为《逆流顺风》；译为英文后，几易其名，定为《SURVIVING THE DRAGON》；未来出版中文版时，应该会有一个既贴切又难忘的书名。我有幸阅读到阿嘉仁波切的中文初稿，多次被震撼得悲愤难抑。比如，1958年的某日，工作组与军队在塔尔寺举行“揭封建盖子的大会”，当场被逮捕的就有僧人500左右；文革中的一天，城里来的男女红卫兵将一卷卷大藏经从楼上扔下并且焚烧，浓烟弥漫寺院上空，僧人们忍不住嚎啕大哭；1987年3月，拉萨僧尼上街游行遭到警察开枪，当局在给班禅喇嘛观看的录像带中却有意抹掉开枪镜头，班禅喇嘛愤怒索取完整的录像带，才使真相得以披露。至于班禅喇嘛的突然圆寂，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变局以及背后的阴谋，显然无法用寥寥数句就能够概而言之，惟有阅读阿嘉仁波切呕心沥血写下的自传。

阿嘉仁波切告诉我：“我自己的历史我想要记录下来，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并且，之所以写下自传，为的是让世人了解西藏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而自传在此时出版，既是纪念我本人流亡12年，也是纪念1959年3月10日这一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已经51年。”谈到未来，阿嘉仁波切说：“未来不只是Free Tibet，首先须得Free China；只有Free China，才会有Free Tibet。而我，愿意为此做些事情。”

2010年3月5日，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