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汪杰英文传记第12章中文译文：《十七条协议》

唯色注：这是一位年轻藏人，从西藏革命家平措汪杰先生的英文传记《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Paba Phuntso Wangye》中，翻译的第12章<十七条协议>。

读来令人感慨万千，既为平汪先生口述的最近离世的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也为平汪先生口述的其他西藏贵族，还为平汪先生……

当然，很不喜欢的是班禅堪布会议厅的计晋美等人，以及那位格西喜绕嘉措。而他们，包括崔科，全都遭难于文革，家破人亡于文革，也实在是“勒迥则”（因果报应）啊！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Paba Phuntso Wangye》
Chapter 12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昌都正式被18军解放三十天后，我到了那里。我作为获胜部队的一员，进入昌都的感觉很奇怪。更奇怪的，甚至令人不舒服的是，当我得知18军第四指挥官王其梅安排我住在宽敞的阿沛（Ngabo）住处（王自己一直住在那里），阿沛是前昌都总督和噶厦部长。我立刻告诉他，我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也不想让他离开那里。但是他回避了，说他在这个大房子里睡的不是很好，而我作为藏族同志住在这里会比较方便，况且隔壁有一间很大的会议室。当时我觉得他只是为表示礼貌而找借口，不过我还是同意了，因为我不想小题大做。

虽然人民解放军刚刚通过武力控制了昌都，但重点是要通过和平手段解放余下的藏区。所以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赢得刚刚被抓的那些重要官员的支持，特别是阿沛。我尤其要说服他们：此时，如果拉萨派官方代表到北京开始谈判，达成和平的协议，对于西藏和西藏人民是最有利的。我同意完成这项任务，尽管这个工作并不会是轻松的，而且我得知，因为吴忠将军在胜利之后犯下的一些错误，使得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吴虽是最高司令，但是缺乏政治敏锐。他对待被捕的藏人更像是对待被击败的战俘。举个例子，在军队的庆祝会上，吴和王其梅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一侧是将没收的武器像战利品一样堆起，一侧是坐在地上的阿沛和其他官员。台下的中国士兵和军官们狂喜地喊口号，如“打到帝国主义者！”这个行为当然是个错误，因为我们是要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羞辱他们。

第二天，我带了一条哈达、一台新的收音机和一些锦缎，去看望阿沛。他住在一间朴素的单人房间里，而他作为总督的住宅也在同一个院子。当我找到他时，他穿着普通的藏装，坐在一块薄薄的地毯上——跟他过去所习惯的，那代表权力的，正式又奢侈的装束相差甚远。崔科（Tsogo），一位贵族，作为他的助手和秘书也在那儿，他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受挫的样子，我奇怪地为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

我要完成我的工作，所以我献上礼物，介绍了自己，然后开始谈话，但是阿沛看起来不舒服，而且不太热情。两天内毫无进展，看来如果我们想有所收获，我们必须要开始尊重他。因此，我去见王其梅，并解释昌都总督在西藏政府里是个地位显赫的职位。当他因公外出的时候，作为随从，他的队列前面要有五个或者六个骑手，在后面也得有同样数量的骑手。在他的办公室和住处，则有超过30个仆人在他身边忙碌。当他开始或者结束一天的工作时，还会鸣响一声礼炮。此外，阿沛还是一个噶厦部长。很显然，现在情况很不同了，但是我力劝，我们要给他更多的尊重。他并不是我们的囚犯，而是西藏政府的一位重要官员，我们是想要把他带到谈判桌上的。我提出了我的建议，例如，我们让他回到他自己原来的住宅。（我说我会很乐意住在他住宅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王同意了，因此，我可以去阿沛那里坚持让他住回自己过去的住宅。

我还认为，如果把阿沛邀请到解放军高级官员们吃饭的地方，与我们一起用餐会很有益处的。在那之前，阿沛一直在自己的房子里吃饭。我们有三间不同的食堂——最大的是普通士兵用餐的地方；中等大的是中低级军官用餐的地方；在最小的那间用餐的都是高级官员。（当然，那里的饭菜是最好的。）王同意了我的想法，因此，阿沛和他的助手崔科开始与我们一起用餐。他们刚开始有点不自在，但是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变化。

最后，我说服了王，把三十多位被抓的拉萨官员的衣服还给他们。他们穿上那些被勒令穿的廉价衣服，看起来又穷又可怜，这很明显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我们要想办法说服他们，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如果把原来的衣服还给他们，他们就会获得一点尊严，如果想让他们看到积极的一面并帮助我们，我认为这点非常关键。

在做了这些改变之后，我主要是在教育他们对于新中国政府的认识。我日日夜夜跟阿沛和崔科一起，跟他们讲苏联、共产主义、中国当前的形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平等和宗教自由等。

我跟他们一起谈过，也单独和崔科谈过。崔科过去跟哲通色（Trendong Sey，哲通少爷）比较密切，他是拉萨的西藏共产党成员之一，所以崔科对我了解得比较多，从一开始就比阿沛友好的多。我很快意识到崔科就改变西藏以及对于未来的想法相当积极，所以我给他讲了更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我们有时候谈到凌晨两三点，这样，崔科靠近我们比阿沛快。

除此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中国政策积极的方面，我还努力强调，如果西藏凭武力抵抗中国的话是多么徒劳。我记得曾经很直接的给阿沛讲过中国的一个格言：“不管是石头砸鸡蛋，还是鸡蛋砸石头，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很明显，如果战争打响了，最终受折磨的是藏人。我确定阿沛领悟了我的意思，因为当解放军控制昌都的时候，他亲身体验过解放军的威力。但是我知道还有许多西藏官员对中国的情形和解放军的威力一无所知。我想起自己曾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吃惊，当我听说几年前，噶厦的僧官询问刚从南京回来的一位西藏代表 ：“哪个城市更大，拉萨还是南京？”

当我们与阿沛和西藏其他官员之间改善关系的努力开始奏效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可以说服拉萨谈判的想法。阿沛应该给其他噶伦写一封信，并解释他们的经历，还有现实情况和机遇，力劝他们同意派代表。

阿沛同意了，我们非常谨慎地考虑了信的内容。崔科写了第一稿之后，与阿沛和我一起讨论并重新修改。再交给王其梅，他又与阿沛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几遍。最终，阿沛和其他西藏官员签了名，寄往拉萨。

信的主要内容是：如果达赖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并讨论西藏的和平解放相关事宜，情势将会很好。因为如果他选择战斗对抗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员伤亡，文化和宗教场所也会遭到破坏。我们想让他和他的高级官员看到通过谈判可以有很大的收获。解放军通过武力控制了昌都，但是他们尊重了当地的人民和寺院。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西藏。我们想要传达一个讯息，让噶厦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可以交谈的、通情达理的人，他们不是决心要破坏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恶人。我们让两位被俘的西藏官员带着信件，他们可以根据亲身经历讲述中国军队的行为，证明信件的真实性。

几个月过去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收到回复。我们跟拉萨没有通讯联系，无从得知到底在发生什么，气氛也随之变得紧张。此时有了一个新计划：王其梅和阿沛一起去拉萨直接与噶厦对话，随从一个小分队作为侍卫。我们着手进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接到了西藏政府同意派5个代表去北京的消息。

西藏代表分成两个部分去北京。两位官员，土登列门(Thubden Lengmon)和桑颇色（桑颇少爷）从拉萨过来，到昌都与阿沛相会，然后从昌都去北京。另外两位官员，总司令凯墨(Kheme)和名为土丹旦达(Lhautara)的僧官经印度，坐船去北京。中共中央西南局（The Southwest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命令我陪同从昌都启程的代表团，所以我们开始召集一个团队，由几名翻译，大约30多个解放军士兵，阿沛和其他十来个藏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仆人）组成。我们骑马到甘孜，那里有18军的主力部队。我们从那里坐汽车到成都，从成都坐飞机到重庆，并在重庆与邓小平和刘伯承会面之后飞到北京。

在飞行途中，计划有了突然改变；我们在西安降落了，这是因为北京在为我们准备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需要多花一天来准备。在西安，汪锋在机场接见了我们，他是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the head of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Northwest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当天晚上，他为全体代表团举行了一场宴会。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友好，但是差点被搞砸了。

问题出在格西喜饶嘉措(Geshe Sherap Gyatso)，他是西藏非常著名的一位僧人学者，他住在拉萨的时候，曾经教授过阿沛等其他贵族藏文。汪锋出于对代表团成员示好邀请了他。毫无疑问，他以为他们会感激一位老朋友被邀请到宴会上。其实汪锋不知道喜饶嘉措强烈地厌恶西藏政府，尤其是贵族阶级。

喜饶嘉措对发生在1944年的一件事情仍然耿耿于怀，当他在为国民党工作的时候，他被派到西藏去执行任务，随从中约有50个中国人被他声称是他的学生，还有很多的物资和现金。当他们到达那曲（Nagchuka）北边的边境时，西藏边境的士兵阻止了他。最终，噶厦命令喜饶嘉措可以进入西藏，但是坚决不允许他的“学生”和物资进来。他不得不气愤地返回中国。之后，1950年，当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说服拉萨谈判的时候，他又在那曲被阻止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贵族们”是如何对待他的，因此，当汪锋邀请他参加宴会，他视其为表达自己感受的良机。

那个晚上，由汪锋非常有礼貌的欢迎致辞开始。出乎意外的是，喜饶嘉措站起来了，说他想说几句话。刚开始，他用藏文说了一些套话。之后，他告诉翻译，不要把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译成汉话，便发起了对西藏政府和拉萨的贵族们激烈的指责。阿沛和其他人都惊呆了，但是他们保持泰然自若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汪锋听不懂藏语，但从他们的表情以及没有译成汉语的情势来看，他怀疑肯定有问题。宴会结束之后，他问我到底说了些什么，当我告诉他后，他感到很不安，担心喜饶嘉措无礼的言语会伤害西藏代表团的情绪，他自己也会被上级指责。于是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决定不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处理它，最好的办法是简单化，忽略它并希望一切顺利。

次日我们坐上火车，一天之后我们到了北京，我们在那里受到隆重地迎接。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到车站，随同的有其他高级官员和三百多个不同民族的成员，他们都来迎接西藏代表团。尽管在这里，还是有发生小意外的可能。在简短的讲话和正规的见面之后，我向周恩来介绍了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但是当我们从车站离开时，我眼睛的余光捕捉到了一个迅速的动作。措洛(Cholo)是一个拉萨的藏人，在北京的民族出版社工作，（他在国民党时期去了中国）他偷偷地塞给阿沛一个纸条。我那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不想让西藏代表团怀疑我是在监视他们，但是若干年后，我问过阿沛那张纸条上的内容。阿沛笑着对我说，是警告我不要去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措洛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并不好，不能相信：他们不仅不信教，更糟糕的是他们决心要破坏它。还好那张纸条没有产生影响，过了几天后，其余的西藏代表也到了，我们开始讨论那个最终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的内容。

我们所有人都住在北京饭店，讨论也很快就开始了。中国代表团的首席全权代表是一位高级官员，李维汉，他是政务院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vic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tate Council,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and director of the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西藏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阿沛。但是当西藏代表团在私下讨论的时候，我发现都是由总司令凯墨做决定的。虽然阿沛是噶伦也是西藏代表团官方首席代表，但是凯墨是索康（Surkhang）的叔叔，也是相当善于处世，他曾在1946年作为西藏代表参加过国民党的会议。他也是作为灵童寻找团队的一员，在青海发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他最近还在印度边境的亚东与达赖喇嘛和其他噶伦在一起。因此，他对印度和西方国家目前的形势比较了解，也了解在达赖喇嘛身边的西藏官员的想法。除此之外，我们确定西藏见识最广的上层人士——索康一定给他的叔叔凯墨提示过谈判期间该做什么。

阿沛，恰恰相反，我认为他处于一个影响力被削弱的位置。当时还流行一些谣言，说他在中国人的口袋里，意思是他被中国人用金钱收买了，或者在昌都被俘之后逼着他放弃对西藏的忠诚等等。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真的，但还是存有怀疑，我觉得这些都削弱了阿沛的影响。

谈判从一开始就非常困难，这点不足为奇。因为双方的历史概念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是语言字面本身的不同。例如，对于Tibet和China的理解，双方就有争议。西藏代表使用“西藏政府”(“Tibetan government”藏文：བོད་གཞུང་།）和“中国政府”（“Chinese government”藏文：རྒྱ་གཞུང་།）,表示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我们这方使用“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和“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把西藏理解成中国这个大的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字面上的争议还不是最严肃的问题。第一次较大争论的发生，是关于派解放军进入西藏的问题。中央政府坚持认为，为了驱逐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并巩固国防，必须要派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代表予以强烈地反对，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派解放军进入西藏，因为在西藏不存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说如果未来有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威胁西藏的话，他们会马上向中央政府请求援助，因此，派驻解放军到西藏是不必要的。他们这样反复地争论，其实在现实里，派解放军到西藏是预料中必然的结果。中央政府已决心要在西藏派驻军队。西藏代表团长时间费力地争执着，但因为害怕谈判失败和遭到解放军的攻击，最终还是让步了。不过一个说明西藏特殊情况的条款会包括在一个秘密的附加条款里，将派尽量少的解放军部队到西藏。

另一个大的争议，是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关系。

1924年，长期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就税收和政策问题争执之后，九世班禅喇嘛从西藏逃到中国（fled from Tibet to China）。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们住在青海省，并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建立了紧密联系。他的很多高级官员，像计晋美(Che Jigme)等讲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在中国共产党掌权的几十年前就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37年，九世班禅喇嘛在青海去世，他的官员们开始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同时西藏政府也开始寻找。前世班禅喇嘛的随从们在中国的藏区找到转世灵童的时候，在拉萨的西藏政府拒绝承认他的合法性。他们也找到了几个候选灵童，并向前班禅喇嘛的官员们提议，把他们的候选人带到拉萨以便最终选择正确的转世灵童。前班禅喇嘛的官员们坚持认为他们找的灵童是真正的班禅喇嘛，并拒绝把他置于拉萨的其他候选人中竞争。然后他们单方面承认了他为新的十世班禅喇嘛。

虽然男孩的地位未被拉萨接受，但是国民党政府在他们从大陆逃到台湾之前承认了他的身份的合法性。这样，班禅喇嘛的官员们和蒋介石政府承认这个男孩为十世班禅喇嘛。然而，按照西藏的传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需要彼此承认对方的新转世灵童的合法性，因此新的班禅喇嘛没有被拉萨承认。

中国的内战改变了现状。在1949年秋季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西北被解放军节节退败。眼看青海省即将被解放，十世班禅喇嘛（当时他12岁）和他的官员们决定从青海省首府西宁撤退到位于青海中心香日德（Xiangride）的寺院，那座寺院是由清朝皇帝乾隆在1780年的时候赠给六世班禅喇嘛的。在那里他们决定联系共产党，而不是马上逃到台湾，因此，有一个代表被派去看个究竟。当那个代表带着有利的信息回来的时候，他们决定留在青海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班禅喇嘛向北京发送了一封祝贺的电报，并表示对解放西藏的支持。作为回复，他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充满热诚的电报。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的谈判进行期间，班禅喇嘛的转世身份已被中国政府承认，并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Goldstein,Sherap,and Siebenschuh.

(斜线部分的内容非平汪所讲述，而是由负责记录和编辑本书的三位作者增加的内容)

中央政府清楚两位转世喇嘛之间有过抵触的历史，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感情化。例如，1951年5月1日，中国政府邀请班禅喇嘛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北京的西藏代表们当天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但是阿沛和其他藏族官员拒绝在官方场合与班禅喇嘛见面，因为西藏政府仍然没有承认他。那天阿沛给毛献了哈达，但是没有献给班禅喇嘛。

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虽然他们公开承认了班禅喇嘛并决心要让他重获在扎什伦布寺的权力，但是他们也想要获得西藏政府的同意。而这一切的混杂使得整个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这不仅要涉及到达赖喇嘛承认班禅喇嘛的转世身份的问题，还包括解决一系列关于税收和其他领域的权力问题。有段时间，双方寸步不让。中央委员会决定要强迫西藏政府接受这个男孩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地位，并允许他回到扎什伦布寺。但是没有轻易获得同意，因为西藏代表团断然说他们无权认可转世喇嘛，更不用说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那是达赖喇嘛的特权。中国代表反驳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谈判无法继续进行。这个时候，阿沛给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发了一封电报，达赖喇嘛电报回复并承认了男孩为十世班禅喇嘛。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也得以解决，但是为了避免透露他们各自权力的细节，电报使用了模糊的语言。在协议里的一个条款，只是简单地讲了班禅喇嘛可以回去，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将恢复这个争议出现之前的相应的地位。

在讨论快要结尾的时候，另一个问题的出现差点终止了整个谈判。那是关于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以便监督“十七条协议”的实施。

在正式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李维汉邀请阿沛和我到他的住处。李维汉想给阿沛一些时间来考虑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并和他的代表团讨论此事，他认为这样会比较顺利。那天晚上李维汉心平气和地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事情的进展很顺利”，“我们大家都非常努力，虽然我们有些争议，但是多数问题都已经解决好了并达成协议了，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们有必要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这将会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军政委员会，达赖喇嘛将会是主席，中国代表和班禅喇嘛将任职副主席。”他解释之后，一直在安静地聆听的阿沛，礼貌地请求原谅，与我一起回到宾馆。他对于李维汉的提议只字未提，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所有的人惊讶。

三天之后，李维汉觉得西藏代表团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新的情况，于是召开了会议，开始了关于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的提议，当西藏代表团听到细节的时候，他们忽然表示惊讶和气愤。

西藏代表团赞同由达赖喇嘛继续在西藏掌权的协议。但那些新的条件让他们非常气愤，因为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的主意，似乎是要逐渐削弱西藏传统政府的至高权力。这好像是中国方面用一只手给他们的东西，又被另一只手拿走了。当李解释细节的时候，我听到凯墨在嘀咕，“太奇怪了，这样的谈判永远没完没了，这个可不好。”

很显然，这是凯墨和其他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听到这个意见。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我确信李马上要说出类似“我确定阿沛和你们都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话，但是被僧官土丹旦达打断了，他气愤地卷起袖子，挥起他的拳头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中央政府每天都会下来新的东西，这几周里，我们争论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我们以为谈判马上要结束了，你们却又突然提出来这样的提议！”阿沛什么都没有说。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其他藏人都被李的提议惊呆了。西藏方面继续表示了更多愤怒的评价之后，李维汉也随即生气了，并说 ：“如果这是你们的感受的话，那你们都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这句话的含义意味着解放军将会武力解放西藏。

事情似乎有点失去控制了，我决定尝试着缓解一下气氛。我站起来说道：“今天的会议大家都很生气，也有很多的议论和误解。李维汉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北京饭店，今天大家到此为止吧，晚些时候，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思考和谈论这个问题。”我这么说是想缓和李的最后通牒，让这个警告听起来像是他在说大家应该回到饭店而不是西藏。

中国代表当时是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这么困难，不仅因为他们认为阿沛已经清除了障碍，还因为这样的军政委员会在中国各地都有，强加于西藏也不应该是什么新鲜事情。

注释:在1949年被解放的地区是由人民解放军确定的，最初，军队控制着新政府的权力。在这个时候，中国分为六个大的区域，其中的四个区域各自为西北、西南、中南、东区，是由被称为军政委员会（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的决定的。这个军事机关是一个过渡阶段，只要一可行，它将更替为行政区人民政府(civilian authority）。1954年到1955年的时候，所有的四个军政委员会由人民政府取代了。——Goldstein,Sherap,and Siebenschuh

自从李维汉告诉阿沛关于军政委员会的提议，我们从西藏代表团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所以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同意。我们回到饭店之后，我直接去了西藏代表团那儿，并试着解释中国代表的提议具体是什么意思。凯墨对我说，“平汪啦，这个委员会的提议毫无道理。这等于是已在马背上的人，脖子上又骑了一个人。”他确实感到非常烦恼和气愤。我试着给他们另外一种解释。我首先强调了这个军政委员会是中国很普通的机构；并非西藏特有。我给他们讲了中央政府已经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大的区域建立了这样的军政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都是作为在建立更多代表性的、永久的机构之前，代表中央政府的临时行政机构。在西藏的军政委员会也会是一个同样的、临时性的行政机构，并且不会在西藏政府的权力之上。我也给他们强调了，达赖喇嘛是那个骑马的人——他将会是军政委员会的第一领导，由他负责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我同时直接告诉了凯墨和土丹旦达，这个问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李维汉早就给他们中的人提到过。我并没有具体的提到阿沛，但是我想这对于他们来说很明显。我们谈了一阵子后，凯墨和僧官土丹旦达说，“哦，这样啊，现在我们理解了。”然后我问了凯墨，可不可以明天就这个问题继续开会。他说“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

当我努力缓和西藏代表们的担忧的时候，中国政府的代表团在做最坏的打算。他们真的以为西藏代表团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回家，那将会是非常的难堪，那将代表战争。

我立刻给李维汉打电话并告诉他，我要跟他见面。他问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那边的人是不是要回西藏？”我很高兴地告诉他，他们并没有走。我回答说，“我们回到正轨了，因为我给他们解释了军政委员会具体代表什么，并且说服他们，这只是临时的，也不会取缔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李维汉非常惊讶，刚开始还有点半信半疑，他说“真的吗？”问我“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这是真的，我知道他立刻抓起电话给毛打了电话，并告诉他，“平汪刚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我们可以继续与西藏代表团谈判。”房间里非常安静，我可以清楚地听到毛的声音。他当然非常高兴，因此李维汉热情地与我握手。第二天早上，双方平和地继续了谈判。

我一直没能确定阿沛为什么没有给西藏代表们转告李维汉早些给他讲过的提议。我从来没有与他谈过这个话题，但是当被李维汉问到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我给他说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阿沛没有给他们讲这件事，是因为他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而且有很多关于他被中国收买了的流言。他可能觉得如果他表明他在和中国方面单独见面，而且是关于一个如此敏感的问题，可能会增加别人的疑心。在上一次危机过后没多久，谈判很快就结束了。

当所有的争论结束了，双方也都签字了，结果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对此已经写了很多，即使在当时这份协议似乎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一开始，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西藏的紧要关头，而且我对我个人在谈判中担当的角色予以严肃地对待。我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因为我对谈判双方都非常了解，我深信，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对于西藏是最好的选择。我知道，如果中央政府觉得没有选择余地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中国与西藏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西藏代表如果做出除了接受和平解决之外的选择的话，将意味着灾难。毫无疑问，很多藏人就会被杀害，经济将会崩溃，和平地发展藏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机会也会随之失去。我深感自己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实现一个和平的结果。

签署完毕之后有一场隆重的宴会，那片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英雄。有超过三百人参加了，包括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庆祝开始没多久，李维汉站起来，举起他的酒杯说：“为平汪同志，他为签署‘十七条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们也为我的付出而感到高兴。在当天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单独感谢了我。凯墨说，“平汪啦，当我们知道你是谈判一员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我们了解曾经西藏政府把你从西藏驱逐出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在一个月的谈判之后，我们对你的看法改变了。我听得懂足够的中文，勉强可以交流，并且我知道当时李维汉真的是在警告我们返回西藏的时候，而你告诉我们是去饭店。我们意识到你在为谈判有个好的结果付出了努力。你为西藏和中国的友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传记网址：http://www.amazon.com/Tibetan-Revolutionary-Political-Phüntso-Wangye/dp/0520240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