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报道，介绍博巴在台湾的处境

台湾《破报》记者陈韦纶先生，在两个月前发来邮件说“7月间，时逢尊者达赖喇嘛诞辰，我与另外一位同事写了两篇报导，一直想与妳分享。是关于一群博巴在台湾的处境……”现在转贴在我的博客上。

独立与自由之外的图博人权？——台湾岛上的真实西藏

文／陈韦纶

师大路上的图博青年：台湾不是代表进步的意象

八零年代台湾撞球型态出现迭变：花式撞球引入台湾。高雄左营司诺克出生的“冷面杀手”赵丰邦转战花式撞球后，在1993年先后获得印度尼西亚公开赛冠军以及世界杯撞球比赛冠军。那年，尼泊尔藏人流亡小区内的电视机前，喜欢司诺克的洛桑（以下称大洛桑）认识了赵丰邦，还有台湾高雄。他的朋友─也是洛桑（以下称小洛桑）─则从旅游手册上认识台东太鲁阁风光明媚的山水，以及手中把玩的“Made in Taiwan”玩具，小洛桑说：“对‘Made in China’的玩具特别不喜欢。”1999年，两人申请蒙藏委员会奖学金来台就读美术系与企管系；十年后大、小洛桑盘腿坐在师大路旁的小公园，望着自己的肚皮笑说：来台湾后真的胖了不少。

西藏流亡政府200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流亡藏人约14万5千人，其中约12万8千人集中于印度与尼泊尔。图博人在台湾可追溯至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的1948至1949年间，以政府官员与大学教授为主。根据蒙藏委员会说法，今日台湾图博人约485人；2001年时，100多人以总统特赦方式取得居留证，其他图博人如何取得尼泊尔或印度护照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大洛桑对此无意多谈，拐个弯说话的他表示：“拿什么（出国）是很简单的逻辑……也是有人花了30万（尼泊尔币，相当于15万台币）拜托中介带他进来台湾。”

由师大路藏味餐厅走出的大洛桑，脚上是耐吉球鞋，上身金黄色的T-shirt上有着诺大的达赖喇嘛肖像与“Free Tibet”（自由图博）字样，搭配卡车司机帽与卡其短裤，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几乎融入路上川流的青年间。出身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他，童年在TCV（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西藏儿童村渡过。高中主修物理与化学，最初想进入印度大学学习牙医，“但是人口太多，竞争太激烈。”下课时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满佛像或雪狮旗，也曾得过TCV绘画比赛第三名，今日他是师大美术所学生。为了购买摩托车与计算机，从版模、水电到木工都做过的他，开始凭借创作赚些生活费用。回忆小时候对于台湾稀薄的感知，大洛桑说到台湾第一次总统选举（达赖喇嘛第一次访台是在李登辉任内）以前，在家乡“台湾”是敏感话题：“那时候大人会说台湾的‘中国人’比较亲切、民主或自由，后来听说达赖喇嘛去过台湾、有了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看法才稍微改变。”

“对我而言，台湾不是代表‘进步’的意象，不是这样的。”在台届满10年的大洛桑，因为黝黑的肤色常被同学误认是原住民，也调侃朋友、邀请他们“来部落喝小米酒和吃山猪肉。”此外，台湾友人建构在贫瘠知识上荒谬的西藏凝视，让他又气又好笑。诸如“有没有打过篮球？”、“家里有没有床？”、“怎么过来的？是不是游泳过来的？”五花八门的疑问暴露岛国对于图博他者的弱势想象。兴致勃勃地讲述如何拿着脱鞋在水泥砌成的桌上打乒乓球后，他也拜托台湾年轻人是不是可以多看BBC新闻。“这里的青年真的很没有world vision。”大洛桑叹气地说。

2008年12月，100多名在台图博人在自由广场上静坐，为自己“无国籍难民”的身份争取居留权。大洛桑带着作品前去义卖，加入绝食行列，回忆人生第一次抗争，他说：“很有意义，身为藏人，多少有一些责任。”今晚，拿着周末由逆转总部与台湾图博之友会举办的“西藏自由音乐会”贴纸及传单到藏味餐厅摆放的他回想在台10年，笑说自己以前自认身份敏感，有时会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尼泊尔人，也认为自己譬如在美国的ABC；另一方面也有些困惑，“是不是在台湾待太久……现在我常说自己不是台湾人，多强调identity一些，让他们知道我的图博认同。”在台湾交了个日本女友的他不想回去尼泊尔；几年前，一群士兵包围家乡隔壁地毯店的老邻居，才发现原来他加入毛派游击队已有20年。没有晚间8点全村停电的夜晚，也习惯夜市臭豆腐、份量少少的白饭（尼泊尔有句谚语：“最高的两座山是喜马拉雅山和白饭山。”）的他：“在台湾生活那么久，觉得自己很融入这里。只是没有身份，我也不知道毕业之后，景气不好工作怎么找……”

桃园龟山工业区内的图博劳工：没有占据数字的权力的图博人


周日（7月5日）早晨的桃园龟山工业区，东南亚各国移工自工厂大门步行而出。步行半小时进入桃园火车站商圈，小吃店、地下道内手表、上衣以及五花八门的杂货，这里是南洋兄弟姊妹抒解一周以来辛劳与乡愁的地方。逆着这股人流而行的，是几个穿着图博传统服饰的妇女，朝“二楼”方向走去。去年自由广场上抗争行动暂歇，112名图博人歇脚桃园建国东路上加油站后方的仁美纺织厂二楼。厂房顶楼四边的经幡啪啪作响；二楼，伙房内妇女忙碌包着馍馍蒸饺。这一天，达赖喇嘛74岁生日，外头人们献上白色哈达；图博人再度回到二楼，其中蒙藏委员会觉安委员入列；尊者之外，人们脸上浮现忧喜交杂的静默陈情。

根据劳委会职训局统计，占台湾人口1%的30万名移工之中，21.63%集中桃园县市，是全台之最。112名落脚二楼的图博人——以及高额中介费取得的尼泊尔、印度护照；或印度IC（即印度政府给予流亡政府的旅游证件。）——于2000年至2007年之间来台。流亡政府无国家地位，今日台湾称图博人为无国籍难民，没有拘留、工作及享有健保的权利。二楼席间的人们以担任工地临时工入不敷出地为生，倚赖持有身份证或居留证明的同乡庇护。112名不存在于统计资料中的图博人，没有占据数字的权力。

中午过后，阳明公园内的凉亭下，20人围着两袋饮料与零食而坐。其中一人从包包中掏出“扣押物品收据”，示意记者自己的护照已被扣留。“当初我们太晚知道（去年自由广场前的抗争行动）……所以没有临时居留证……”去年抗争暂歇，共计108位图博人拿到外侨临时居留证，可合法居留台湾一年，但不赋予工作权。20人坚称自己是图博人——即便多数不会说藏语——也有相关证明文件。拿出稍早聚会照片，20多人开心地拿着雪山狮子旗在公园挥舞。“20几个人都有文件呀，但是面试时蒙藏委员会坚持他们不会说藏语……我也不知道。”一旁协助、目前取得居留权的许民弘先生焦虑地说道。

回忆当初来台，索南（音译）花费20万元尼泊尔币，透过中介取得护照；“那时候听说台湾民主就来了，中介在那里把台湾说得很好很好……”刚开始来台五个月靠朋友接济，后来在工厂上班，1万8千元的月薪，每日9小时，一个月26个工作天。而后遭移民署发现进入收容所4个月的索南用着不算流利的普通话苦笑地说着：“现在没有工作……很难找工作。”

坐在一头的札西（化名）来台时，向朋友批了天珠手炼到西门町或忠孝东路摆摊，一条可卖150元到1500元，他笑说真正天珠一条要几百万，“现在的天珠全是假的！”后来发现工作一整天，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作生意，其余时间都在注意有没有警察。从早到晚下来，“都在跑来跑去。”如今亦是难以为继的札西，心情不好，便一个人在公园散步；思念家人，便一个月通一次电话，说说话。“只是有时候家人会问：怎么没有寄钱回家？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讲……家中有一个弟弟，叫他不要再来，自己想办法在那里做生意。但是我们是没有国家的人。”语毕。札西苦闷地望着记者。

另一位图博小帅哥——也叫洛桑——扎着一头玉米烫发型，穿着开襟的亮蓝色衬衫、牛仔裤与工作靴，来自尼泊尔这位的小帅哥有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七岁时，洛桑的母亲将他交给尼泊尔家庭当童工。白天，与尼泊尔人就读最便宜的学校。放学便与尼泊尔家人学做板模，月薪六百元台币。来到台湾的洛桑认识了许多外国朋友，有时也在派对上做馍馍蒸饺打工，他说如果能够拿到身份证，他想在台湾开一家餐厅。“台湾其实环境很好，我真的很想待在台湾。如果到了美国或是挪威，生活又得从新开始。”

回到桃园市区，仁增（化名）与其他四个朋友靠着有身份证的朋友分租公寓2楼；房租七千元。跨过工地的胶鞋进入屋内，客厅柜子上除了几顶黄色的安全帽外，不见唐卡（藏传佛教卷轴画）与达赖喇嘛肖像，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广告文案贴在梁柱上，仁增笑着回答：“那是一个希望；希望以后可以住在那里。”已婚的仁增在尼泊尔家中还有一个女儿，父母与其他家人凭着种田勉强过活。“他们以为这里可以赚很多钱，有时会要求可不可以多寄一些钱回来。可是台湾生活水平不一样……台币3000元那里可以过一个月，这里很困难。”

台湾青年与西藏的真实距离？


记者询问是否知道周末台北将举办两场以图博自由为题的演唱会，他们大多摇摇头；“台北太远、太花钱了。”问及图博独立，许先生有些面带苦笑地说：“当然希望独立！问题是中国会给吗？有时候我在想中国那么强势，独立是否可能？1987年时我18岁，第一次在拉萨参加抗争，被关了3个月。”来年第二次抗争，许先生出走西藏、步行穿越西玛拉雅山来到印度，又以18天的时间走到尼泊尔；“我疑惑流亡政府不断透过影带给西藏里面的人一个希望，而我们是不是错判这个希望了……”语毕后几声干笑，有着他难以用普通话言述的困窘与无奈。

“西藏自由是国际思潮，所谓国际化就是跟上文明世界的价值，而这个价值便是自由。今日台湾举办西藏自由演唱会，代表我们跟得上文明思潮，值得我们骄傲。如果台湾青年想要登上国际舞台，切入西藏自由这个国际议题便是个机会。”这是台湾图博之友会长周美里于西藏自由演唱会记者会上一席话。而聊及在台图博人申请居留证的现况，周美里于记者会结束后表明，以推动“难民法”为较完善、脱离蒙藏委员会身份认定的解决之道。台湾迫切图博议题是100多名图博人苦于蒙藏委员会与移民署认定过程无法平行整合，在台多年的图博人至今仍处于经济底层。经历将近一个世代，台湾青年与在台图博人有如毫无交合的两个世界。在这之前，再多演唱会都无法拉近我们与西藏的真实距离。

跟程序搏斗？与时间拔河——在台无国籍图博人身份申请现况

文／陈韦臻


目前，在台湾尚有100多位无国籍的图博人，他们分别由印度或尼泊尔花上10万到30万元不等的金钱，取得管道来台。当中少数是由西藏辗转流亡到印度或尼泊尔，多半都是父母由西藏到印度或尼泊尔后，在当地生下来的第二代无国籍图博人。印度及尼泊尔政府将他们以难民方式处理，提供居住的权力，将图博人集中在难民村内，但不给予国籍身份。

在2001年陈水扁特赦125位滞留于台的图博朋友之后，日后陆续来台的无国籍图博人总共有100多位，并没有正常法律依据得以取得正式身份。他们无国可归、无籍可依，必须长期躲避警察追缉，偶尔有机会才能冒着领不到工资和被警察抓走的风险在工地打零工，与其他数个图博朋友生活在老旧不堪的小房中，或轮流到不同朋友家借住，与父母见不到面，又无法攒钱寄回家安顿家人尽孝道。这些人身上背负着图博人流亡的宿命，无法取得任何身份。

这100多位未赶上特赦的图博人，有112位目前属于在台藏人福利协会成员，他们在2008年12月发起「自首」行动，要求政府正视图博人罪不由己的命运。于是移民署先暂时发给暂时居留（外侨临时登记证），并在今年1月修法，通过移民法第十六条修正案，让这些图博人有法可循取得居留与身份。另外有20人是在今年才寻找到管道，以个案方式处理，但由于修法已过，无法比照其他112人取得暂时居留权，手上唯一可以用来抵御警察盘查的文件是“扣押物品收据”，也就是护照被执法机关扣押的证明文件。

在整个身份申请程序中，移民署将身份确定的生杀大权交付给蒙藏委员会。根据蒙藏委员会要求的身份证明文件，除了绿皮书（流亡藏人自由捐献手册）及本人或父母的藏族出生证明外，印度政府的西藏难民证明也可适用。但在此步骤前，蒙藏委员会为了确认他们“无国籍”的身份，将这些人的护照寄回印度或尼泊尔政府，请其确认“护照为假”。然而根据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理事长蒋卡的说法，目前印度办事处的回复是“这真的假的没有分，就全部推回去了。”实际上，这个步骤等于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具有上述藏人身份文件，就等于证实了他们的无国籍身份，蒙藏委员会该做的只是确认这些文件的真伪即可。

打从修法通过至今，六个月过去了，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的112人当中，至今仅有9人领有印度IC取得长期居留证。蒋卡表示，他询问官方为何作业速度如此缓慢，结果“蒙藏委员会那边说是移民署的问题，移民署那边是说蒙藏的问题，就推来推去，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目前所知，这周应该还会有护照过期无处可送的20几位长期居留证下来。（假若领到长期居留证，在3年内不可出国，往后才能正式取得身份证。）至于蒙藏委员会方面承诺，7月底之前将全数发给居留证，蒋卡则说：“我想是没有办法，除了那20几位护照过期的之外，其他应该都拿不到。”

然而，长期居留证一天不发，他们就一天不能工作，吃、住都成问题。蒋卡说出了他们目前的困境：“只要拿到居留证，我们的压力就解决了。没有居留证，就没有工作。我家里，有时睡十几个人，有时五、六个人，三、四个人。我也快疯了。他们都没有钱，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房租我自己付，吃饭也我自己付。我最近有在工地打工，一天两千块，大家一起吃。这么多人，台湾政府也是帮忙一下，（居留证申请下来）快一天也是帮忙很大；一天112人里面，假设只有50人有工作，最起码也有三、四万元。这就是很大的帮助了。”

现在移民署已行文劳委会，给予获得长期居留证的“难民”工作权，只要蒙藏委员会与移民署作业快一天，他们就多一个人赚钱吃饭。在他们的生活中，身份并不是拿来吵的认同意识型态，也不是拿来操作的口号策略，而是一份维持最低限度生命需求的必要条件。换掉了身份，并摘不走认同；但没有了身份，你就什么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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