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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们在绕着弯说“大西藏”啊！
文/唯色
中国政府对“大西藏”的说法很不高兴，以至于经常需要义正词严地宣布，此说法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去年10月以来，频频出镜的朱维群副部长涨红了脸喊道：所谓的“大西藏”，意在把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分裂出去，“分裂分子”亡我之心不死。显然，“大西藏”的话题是雷区，除非是自由世界的自由人士，可以说说地理上的“大西藏”或文化上的“大西藏”，而境内藏人惟有含蓄地在歌曲里唱唱“却喀松”，如果还像前两年，在网络上建立什么西藏三区QQ群、西藏三区博客群，一概免不了被喝令关闭的下场。
然而，最近尤其是三月以来，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三月的中国，可谓举国上下沉浸在新西藏是多么幸福、旧西藏是多么黑暗的宣传中。在高分贝的喧嚣声里，实际上，所谓的“西藏”是特指的。也即是说，无论是民族文化宫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还是官方制定的“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所描述的“西藏”全都指的是今日中国行政区划上的西藏自治区，而不是传统西藏所指的“多卫康”，那些被划在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一概被排除在“西藏”之外。
这是一种有意识而为之的描述手法，一方面是避免“大西藏”的印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出于十分阴险的用心。如国务院新闻办第七局副局长王丕君，被说成是“多年在政府部门里研究西藏问题”，就对外媒称达赖喇嘛“原来说过，有120万藏族人被中国屠杀了。我们很多专家学者通过解读西藏的档案发现，1959年之前，整个西藏人口还不到100万。如果当时就杀120万，现在西藏人口两百多万怎么说？”而这段话，完全是非常狡诈地偷换概念。因为“120万藏族人”本来就指的是包括多卫康在内的全西藏被杀藏人，而中共官员说的“西藏人口”仅仅指的是西藏自治区的人口。也即是说，前者是“大西藏”，后者是卫藏，二者无论在地理范围还是人口数量，都存有悬殊之别，又如何可以混为一谈？
而我说的耐人寻味的现象，与王副局长无关，却跟一些藏人有关。这些藏人都是中共体制内的成员，属于这个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较之其他既得利益者不同的是，贴有“藏族精英人物”的标签。作为被当局收编且充作当局仆役的他们，必然要接受指派，在特殊的时候以藏民族代言人的角色发言。然而，正如藏人网友特让苯股在博客上所说：“在今日的藏人精英之中，你从来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还活着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因为他们奇特的表达而陷入困惑。
比如，北京藏学中心的格勒博士，最近又在以一个“翻身农奴”的身份滔滔不绝地控诉“旧西藏”的罪恶，问题是，他原籍为今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若按照“分裂集团”的“大西藏”论，没错，他是西藏康地人，但他是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的；那么他如是发言，岂不是很婉转地承认他自己是“大西藏”的藏人？又比如，以写《尘埃落定》成名的作家阿来，在被问及嘉绒藏人与卫藏藏人的关系时，很诚恳地表白说“我们可能在地理上、文化上跟血统上是一体的”，这岂不表明他其实也承认“大西藏”？看来，人在体制犹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诸如格勒博士与阿来作家绕着弯说“大西藏”，我们必须在予以领会的同时进行广泛地宣传、解释，以免越来越多的年轻藏人“误会”他们。
2009-4-1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著名藏族作家阿来：“今天的藏族人正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
回复删除新华网成都５月６日电 “中国藏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变有目共睹，但藏区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包括思想自由和废除等级制度。”以《尘埃落定》闻名中外的藏族作家阿来５日在成都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年近５０的阿来，是从四川西北部藏区一个只有２０多户人家的小山寨走出来的作家。多年来他漫游在藏区的土地上，透彻地了解藏区的历史与现实，并成为一个从藏区走向世界的著名作家。
阿来以一个思想者的睿智阐述了他对藏区变化的见解：
思想自由就是最美的“人间天堂”——今天的藏族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藏族真正的、最大的悲哀是比全世界人类都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到清代时，欧洲已经文艺复兴并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时，藏区却更加沉入这种黑暗，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期。
今天的藏族人可以信仰任何宗教。而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西藏和整个藏区，“宗教一统”使藏族人的精神生活完全是接受宗教的灌输。达赖集团在世界面前美化自己，试问在他们统治藏区时，他们给过藏族人信仰别的宗教的自由吗？没有！
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或教皇，都不敢说自己就是信教教民的代表，更不可能去阻碍教民个人的发展和在改变命运方面的努力，而达赖集团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以一小撮人代表整体藏族的“神话”早已破灭了，将来也不会再有。
在达赖集团“政教合一”的统治中，上层集团执行愚民政策，把佛教消极的部分向百姓传播，让百姓承受严格等级制度的束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即主子生来就是尊贵的主子，农奴生来就是下贱的农奴，穷人就应该不识字就应该受穷。在“你上一世有罪”的谎言里，除了极少数高等僧侣，藏族百姓只能相信“天命”并各安其位，把一切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给来世。
藏族一代人的解放，改变了藏族人落后于世界几百年的价值观。在藏区解放后的半个世纪，普通藏族人通过现代教育，拥有了过去被垄断的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有了真正的思想自由。藏族人掌握了文字和语言工具，进入不同的思想、文化领域——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独立的人，而不是等级制度中像农奴一样可以被随便交换的物件；我们才知道改变今生的命运不必等到来世，可以通过今生的努力来改变；我们通过现代教育获得了建筑、饲养、管理的生产技能，把知识投入物质生产中去，改变了非常原始的劳作方式；我们除了可以了解佛教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兰教……
我们这一两代藏族人比祖辈一千年经历的变化都大，而且很好地融入了现代社会，有时想想这是不可思议的。况且，我们留下的精神和意识还会自动在下一代人身上继续传播。
我在瑞士苏黎世一个演讲上，一位在海外的藏族女士对我说：你在小说《尘埃落定》里写以前的贵族杀了那么多人，过去的西藏不是这样的，他们从来不杀人。我说：对不起，大概我们生活在两个西藏，你一个，我一个，我的那个写在我的书里，都是真实的西藏。——达赖集团和他们蒙蔽的人，竟然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谎言的假象中。
阿来说："我在瑞士苏黎世一个演讲上，一位在海外的藏族女士对我说：你在小说《尘埃落定》里写以前的贵族杀了那么多人，过去的西藏不是这样的，他们从来不杀人。我说：对不起，大概我们生活在两个西藏，你一个，我一个，我的那个写在我的书里，都是真实的西藏。——达赖集团和他们蒙蔽的人，竟然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谎言的假象中。"
回复删除阿来出身四川阿坝藏区，却认为自己“生活在西藏”，分明是“大西藏”思想在作怪，看来他内心深处还是”被达赖集团蒙蔽了“。
阿来的家乡阿坝州的藏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跟流窜到那里的红军打过仗，杀敌无数。大陆出版的关于索观瀛的资料一致称索观瀛阻击红军打死打伤红军千余人。记住，被索消灭红军仅是红军损失的一小部分。土司、寺院、普通百姓抗击红军的战斗此起彼伏，令中共叫苦不迭。不过，靠着从藏人家里强行抢掠来的食物，红军总算没有饿死，毛泽东还说这是他们欠的唯一“外债”。
回复删除从1956年到六十年代初，阿坝州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抗中共的战争，中共的工作组（队）有时被整队整队地消灭，中共军政人员死伤惨重。阿坝州的藏人在“民改平叛”中遭到残酷虐杀，文化遭到毁灭，整个阿坝州在“民改”中只保留了七座寺院（据大陆出版《阿坝州志》记载）。阿来对自己家乡反抗中共的光荣传统和中共残暴对待藏人的残酷历史视而不见，却鹦鹉学舌般地污蔑自己灭族的历史和文化，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隱於鄉間大菩薩 人間喇嘛 洛熱彭措 http://tw.myblog.yahoo.com/serenalotus-blog/article?mid=1627&prev=1631&next=1622&l=a&fid=24
回复删除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怎么不会使当局惊慌呢！阿来只不过是一个小丑罢了，有利用价值时会得意忘形，而当一无是处时就会成为过街老鼠，可怜！
回复删除话出不同口
回复删除大概阿来先生现在非常出名吧，我想他出名不仅是他的学识，而是他对共产党的忠诚。五十年代的藏族红军干部们也不是很忠诚吗，可是他们忠诚的结果也有过不少的冤屈，就如平措旺杰先生就蹲了二十多年的牢房一样……。
我感兴趣还是维色女士的“原来他们在绕着弯说“大西藏”啊！”
提起“大西藏”汉族同胞们就会急。政府也一再以这样的口气来强大自己的力量：“大西藏”就是中国四分之一，达赖想要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这还得了……
不要说是四分之一的土地，就仅仅西藏自治区会不会划给达赖喇嘛呢？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问题。
一旦达赖喇嘛提出“大西藏”就是名副其实的“藏独”，哪怕一个普通的藏人提起这个话题也会是“反动”的，可是共产党自己确至少提了60年就没问题，不是吗？青藏、康藏和西藏或者卫藏，不论在报纸，文件到处都可见，这是政府的提法呀，这就不是“大西藏”吗？不仅如此，所谓解放后，还专门划了的十一个藏族自治州区，即青海的六个自治州、四川的两个、甘肃云南的各一个和西藏自治区，这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大西藏”吗？还有过去汉人们一个习惯的提法如：前藏和后藏，这些都不就是“大西藏”吗？当然藏语中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提法：如“池阔久松”“多卫康松”“却喀松”，还有人们比较熟悉的“安多、康、卫藏”等等。只不过藏语是一种需要“临终关怀”的语言而没人理睬而已。
这也很奇妙，假如一个汉族女子对着她的家人，举着手严厉喊一声：“我要说实话”其家人很想知道这实话究竟是什么？假如一个藏人站在拉萨的巴郭街，也举着手严厉喊一声“ 我要说实话”，也许警察马上会把其人抓起来，同样的话题，可出在不同的民族的口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