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七日•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

2008年8月17日，我回到告别近一年的拉萨，由于被警察审讯和搜查，只住了七天，于23日不得不离开。后来我写了《拉萨七日》，记录所亲历的每一日。并于今年3月16日起，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

拉萨七日•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

• 唯色 •

【第三天：8月19日，星期二，北京奥运会倒数第五日。】

原本这天是要去朝拜祖拉康（大昭寺）的，但母亲得去医院补牙，我必须陪同。千里迢迢回到拉萨，看望母亲最重要。这几年，每年与母亲相伴的时间都不多，在远离母亲的异乡，只要一想到她的年纪越来越老，而自己与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就不由得有点着急，有点心烦，害怕将来有一天，自己会因为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少而后悔。常常地，这么想的时候就会暗恨自己，就会止不住地想她是怎么过的一天又一天？虽然我隔天就给她打电话，有时候天天给她打电话，知道她上午在家，念卓玛经，给佛堂供灯敬水，吃老家乌郁的糌粑，喝拉鲁湿地的牛奶，还要给扎西和咪咪（我家的狗和猫）喂食，有时会去转孜廓（布达拉宫的转经路），但腿疼的话就不去；知道她下午会去附近的老干部活动室或者跟几个老友去茶园打麻将，她赢的多、输的少，如果输了，那是要念叨的；知道她和弟弟去宗角鲁康散步，她和妹妹去甘孜甜茶馆喝茶，知道她到了晚上是要看韩国电视连续剧的，最近看的是什么《可爱的你》。我65岁的母亲，她过的是跟拉萨许多退休干部一样的生活。

说到拉萨的退休干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群体。而且经过党的近五十年的又培又养，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历史的、特殊的群体。我在做文革调查和写作时就深有感触，写过这句话：“早在一九五0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着力于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施惠，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更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文革后的宗教信仰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党的体制之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很少一部分有志之士属于壮志未酬，徒留悲切之外，大部分随波逐流、空虚度日，不如广大底层百姓，有着对宗教虔诚无比的信念和对传统脚踏实地的坚持。事实上，许多退休干部早已没什么真的信仰了，即便想信佛，也很难信得进去，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佛教徒，连最基础的六字真言都念不好，连最平常的磕头顶礼也做不像，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宗教是被当作落后的封建残余进行“大扫除”的，而当年的他们几乎全都是红卫兵、造反派或积极分子，全藏地6千多座寺院化作废墟，也有他们参与其中。说起来很可悲，他（她）们这一生，既没有受到过现代教育，也缺乏传统教育，再加上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反复冲洗，他（她）们的脑子已成了一锅浆糊，心灵非常空虚。百姓之间有的是真诚相见的“que cuo”（教友），而他（她）们之间在前些年是“功友”，现在则是“麻友”，麻将的麻。

所谓“功友”指的是练气功的同伴。曾几何时，拉萨也和中国内地一样风靡各种气功，中功香功最普及，法轮功进来的晚，参加者不多。当时布达拉宫左侧的空地上，每天清晨都有一大群练气功的退休干部。自治区社科院内甚至每天云集气功爱好者。藏人汉人都有。我的亲戚中，就有好几位长辈不是中功高手就是香功骨干。我的索姆啦（姨姨）声称可以发中功给病人抓走身上的病气；泽仁叔叔夫妇俩天天准时在家里练香功，其中一个功法叫什么风摆荷花，把双手甩得眼花缭乱；连我母亲也一度神经兮兮地每晚要面向河南省那个方向，伸出双手接田大师发的功。有年夏天，田大师还委派他的儿子专程来拉萨传香功，广大藏汉退休干部及其子女孙辈以及少数居民挤满了娘热路的体育馆，许多人还抱着一箱箱矿泉水，说是可以变成信息水。我也在场，但我纯属看热闹，所以我没有获得田二大师的摄受，不像馆内上千人挥舞着一张白纸狂热地大喊看见什么花了，又闻见什么香味了，甚至还有一个哑巴当场开口说话，就像文革期间的聋哑人被解放军扎了针灸后会喊“毛主席万岁”一样，不过我没听到那个哑巴说的是什么，呜呜了两声就被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也许谁都不会相信拉萨也有这一幕。那时候，还没多少游客到藏地，来的多是外宾，一般也不会留心到这些。

不过，广大退休干部们这么痴迷气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与此同时，我正走在回归属于我们自己的宗教的道路上，享受着贴近这块土地的精神之乐。我对母亲说，放着自己那么好的宗教不去亲近，反而去跟风似的练什么气功，太可笑。母亲照搬别人的说法应付我，说练气功可以让身体健康。这固然有道理，可是就藏地而言，普通藏人当中本来就少有得精神病的，少有得老年痴呆症的，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也鲜见（有意思的是，听说在退休干部当中，倒是比例居多）。据说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还专门到拉萨调查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跟特殊的地理气候以及饮食结构有关，但恩吉（藏医）却不这么认为，而是归结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我认可之，因为曾经盘踞我内心的阴翳，那渐渐要吞噬我的阴翳，恰是被绛红色的信仰之光驱散的，使我脱胎换骨，犹如再生。而信仰与迷信是两回事，宗教跟气功更是两回事。

到了1999年，因为江泽民下令打压法轮功，拉萨的各种气功也很快烟消云散了。无所事事的退休干部们，有些人围着孜廓、帕廓（老城转经路）、林廓（全城转经路）转经，为了有别于普通百姓，穿上藏装之外还要戴薄薄的尼龙手套，戴有款有型的太阳镜，背个双肩包或挎个坤包；有些人则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扭秧歌跳扇子舞唱“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扭捏的幅度之大，让人全身发毛；或在宗角鲁康，伴着中国民乐舞剑打太极拳，幽默的拉萨人把那些舞剑的退休妇人叫做“嬷巴当”（“嬷”是老太太，“巴当”是剑），还表示理解地说，退休老头不甘寂寞，不是找小姐就是勾引保姆，退休老太只好化身为“嬷巴当”，拿起剑来保护自己。近些年，退休干部不准转经、朝佛的命令一次次严惩不贷地颁布下来了，有不听从者果然被取消了退休工资的传说不胫而走，于是转经路上几乎又都是老百姓了，麻将则更是盛行开来。

麻将的盛行与拉萨的局势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今年3•10之后，退休干部们无比痴迷麻将，只闻麻将声声，从不谈国事。听母亲说，有一次打麻将打得很晚，有人说不打了不打了要回去看新闻，就有人随口应道：“新闻没什么看头，全是假话”，结果一屋子的麻将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直射向他，把他吓得一脸惨白。或许是某种逃避现实的方式，退休干部们热衷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打麻将。当然打麻将的不止是退休干部，除了农村和牧区，早就蔚然成风。对此，我曾经有感而发：“我们的习俗变成了打麻将。家里打，单位打，茶园打，朋友聚会打，到处都在打。清一色，一条龙，杠上开花，全是成都麻将术语。赌资从数十到数百甚至更多不等。而拉萨经常盛传着因为沉迷于麻将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何时起，藏人被麻将征服？为什么，人家回族人就不那么爱打麻将？而挨着回族人居住的藏人却像患了传染病一样，一个个再也离不开麻将桌？一个藏人，不会说汉语却会说所有麻将牌的名字，在今天已经普遍。一个藏人会说汉语但更会说麻将桌上的顺口溜，在今天同样很普遍。不用别的，只用一副麻将就可以把藏人的魂迷住。再多一瓶啤酒的话，就可以把藏人的魂夺走。”

前些年，因为在内地办西藏中学，每年都会有许多孩子去内地上学，随之兴起的是名曰“欢送”的聚会，又称“送八月”，因为八月里，就该准备欢送外出上学的孩子了。这不是一个好风气，被邀请的人带上哈达和红包赶赴聚会，不去不行，不送钱更不行，去了送钱了不打麻将还是不行，以至于每逢八月，许多拉萨人几乎天天都要去“送八月”，尤以退休干部最多。而今年，本不应该继续“送八月”，3•10之后还热热闹闹地“送八月”实在不妥，无论逃避现实之心有多么强烈，拉萨人显然成了堕落、沉沦和健忘的代名词，远不如康和安多的博巴（藏人），纷纷放弃民俗节庆活动，为的是追念三月以来被夺去生命或陷入囹圄的博巴。

3•14（其实是3•10）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大会小会，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而且，往往是这些退休干部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他（她）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潮流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为求自保尤其保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近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她）们的表演除了出现在报纸上，还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上，这让他（她）们很快就成了过街老鼠。一位文革时从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自问自答地厉声斥责尊者达赖喇嘛——“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没有！他给我们我们建了学校吗？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结果把许多藏人都气坏了，反驳道：破庙？每年那么多其结（外国人）、加米（汉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才使拉萨有了永恒的魅力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看这个纪念碑那个KTV吗？听说此人得知民间沸腾的不满后，吓得闭门不出。还有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而这时候，她用文革语言狠批尊者达赖喇嘛的样子上了电视，结果后来在街头被博巴拦住，警告她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不要胡说八道，不然头上是会挨石头的。据说还真的有类似的退休干部被人暗中袭击，说有个住在八一农场附近的退休老头，他在电视上滔滔不绝，结果没两天，他的嘴角两边就被人用刀子划开了。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在拉萨满天飞，甚至传说不但在拉萨，同时还在达兰萨拉，开始出现类似通缉令的名单，凡在媒体上公开批判尊者达赖喇嘛的藏人、凡在3•14之后疯狂迫害僧俗民众的藏人，全都榜上有名。我虽不相信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我相信它同样具有震慑的效果。至于藏地其他地方，如在安多民众和这一地区的博巴知识界当中，也不声张却自觉地和那些在媒体上谩骂尊者达赖喇嘛的喉舌拉开距离。

哦。话扯远了。我得说说上午陪母亲去医院补牙时遇到的惊险。阳光灿烂，路又不远，坐在我妹妹的车上，可以看见偌大的宗角鲁康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用红纸做的，一个个像熟透的果实垂挂在绿树丛中。我不喜欢这些红灯笼，正如不喜欢每年定期堆满拉萨的中秋月饼，不喜欢拉萨街上竟然出现了“寿衣店”，不喜欢洛萨（藏历新年）期间那一式三份的藏文对联。红灯笼、月饼、寿衣等等，都是如今比藏人多的汉人从加纳（中国）带到图博（西藏）的习俗，而藏文对联干脆就是模仿汉文对联的怪物，自以为移风易俗，实际上不伦不类。当今人文主义大师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再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时，指出“我必须分辨不同种类的侵略”，强调“关于细节的坚持”，实在是振聋发聩。没错，最后都得回到细节上，才可能有资格谈论那些宏大的话题，否则何以堪？因为所有的丧失，首先都体现在细节上；一个个细节，一点点丧失，最终丧失的就是全部了。我们应该从每一个细节上注意到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不能等闲视之，不然自己亦变成四不像的怪物则悔之晚矣。

当我浮想至此，车已过十字路口，距人民医院不过两三百米的路上，街道两边的公交车站各站三四个军人和一个警察，靠近医院那边，一把“康师傅 绿茶”大伞下，也背靠背地站着三个武器和盾牌在手的军人，警察则翘二郎腿吸烟坐着。我随手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不想竟被发现，那原本坐着的警察猛地倾身，冲我伸出手指，嘴里嚷着什么，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当即跑来。我心狂跳，思忖这回惹的麻烦有点大了。幸好我妹妹一向开车快，一下子拐进了医院，混杂于众多的车辆之中，似乎无事。虽然没被逮住，但说实话，我惊吓不轻，本是我扶母亲上楼，差点变成母亲扶我上楼了。我心里自嘲，何至于吓成这样？本想删去照片算了，但又舍不得，还是留下了。牙科病房的医生是个汉人，母亲说他技术好，要他补牙。实习生是藏人，固然热情，但他补的牙当场就被医生返工了。一位年纪大的藏人慢慢地从躺椅上坐起，医生让他下周再来，老人一脸茫然，显然听不懂汉语，可医生又不会说藏语，实习生充当了翻译。如果实习生不在呢？如果没有人懂汉语，医生他怎么跟病人交流？



其实那张照片拍得并不清晰，其实即便拍得很清晰又怎么了？大街小巷难道不是公共场合吗？军警布满公共场合，难道就成了军事基地吗？乃至公共场合中的任何人须得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吗？一旦不是这样，军警就有权力扑将而来，抓之捕之，囚之禁之，审之判之？而我当下油然而生的恐惧又从何而来？我凭什么要恐惧？后来，21日那天上午，一群藏汉国保敲开我家的门，掏出两张纸——一张是传唤证、一张是搜查证，振振有词地说要立即带走我，理由就是我在街上拍摄了军警（呵呵，他们还真好意思说出“街上”这个词）。尽管这不过是一个借口，但这个借口可以成为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的理由，显然表明拍摄或者说记录今天的现实，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重大得足以让人失去人身自由；而这也表明，何以记录3•14（其实是3•10）及其后来日子的照片少得不能再少，W说得一针见血：这是一场争夺真相的战争。

中午妹夫请客，我们去了西郊一家叫“江湖菜”的四川饭馆。这是我的要求，我想看看外来人盘踞的那边是如何一个情势。果然，车一过雪新村，往西去就见不到几个站岗的军警了。德吉路上还是饭馆火热，菜肴飘香，不过“赞普宴”倒显得冷清，去年我曾写过这个饭馆——“据说是拉萨某大贵族的后人所开，因为该贵族是某世达赖喇嘛的家族，穿着紫色锦缎藏裙的领班用厚重的四川味的普通话得意地介绍：我们老板是王室家族。哈！就这‘赞普宴’，每个包间都用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赞普（藏王）来命名，这间是‘松赞干布’，那间是‘赤松德赞’，所以嘛，食客可以这么打电话来预订包间，喂，给我定‘松赞干布’，或者，我要‘赤松德赞’”——北京西路的“百盛超市”还是彩旗飘飘，贴满刘翔、郭晶晶等体育明星代言的商品广告；天海路上更是挨肩接踵的饭馆，以四川麻辣为主，远远就可闻见过于诱人的味道。似乎什么都不曾减少，博孜（藏历）佛诞月时博巴最爱放生的泥鳅煮在锅里变成了“扒泥鳅”，连长着奇数蹄子的毛驴都可以红烧或者汤锅；越来越少的“阿不索”（西藏卷毛狗）会不会已经变成了案板上的肉馅，被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

与本地禁忌相悖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愈增愈多，除此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一个蹲在街边的男人对着手机用东北口音嚷着要包什么工程。饭馆里的芸芸众生高谈阔论的还是钱、钱、钱。我想起在我的博客上结识的一位化名阿甚的藏人，3月间正在拉萨，于是成为难得的见证人，曾告诉我，3•14那天，从这里眺望拉萨激烈而激越的东边，犹如眺望恍如隔世的另一个恐怖世界，黑烟缭绕的那边不属于异常宁静的这边，而将两边隔离开来的并不是空间的距离，说穿了，是族性的距离，更是心的距离。

怀着异样的情绪，下午向晚时分，趁光线柔和，我和W骑自行车向东而去。那里有帕廓，那里有祖拉康，那里有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那里有我深深眷恋的许多、许多，包括我已逝去的无数美妙时光宛如宝石镶嵌在那里，包括我曾听过的无数悲欢离合宛如泪珠失落在那里……

有一年的洛萨之前，那位旧贵族的后人，如今已然衰老的格啦（老师），带着我在帕廓寻找“敦空曲米”。这是一个神圣的井，专门在“默朗钦莫”（大祈愿）法会上给万名僧众供奉清泉，当然是“旧西藏”的传统，故有民谚“在敦空曲米提一桶水，敬献祖拉康的佛祖像”之说。但到了“新西藏”，几乎无人知道珍藏神水的井存在何处了。格啦带着我来回徘徊在冲赛康采购年货的人潮中，最后才找到一户知晓下落的清贫人家。饮着清淡的酥油茶，说着风云流散的往事，那个伤残的阿佳啦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打开内屋只见丰富而精致的佛龛；掀起蒙在唐卡上的黄绸，像天空那样无垢美丽的佛界中心，跏趺而坐的竟是尊者达赖喇嘛，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家中看见唐卡上绘着嘉瓦仁波切的尊容。而那个阿佳啦之所以伤残，是因为她的腿在1989年3月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击中过……十九年过去了，从1989年至今；但是，十九年的今天，当我们骑车至策墨林路，拐向大昭寺广场那，迎面而来的竟然还是荷枪实弹的军人。

他们五人一组：两人在前，占据左右路边；两人在后，占据左右路边；还有一人，占据的是前后四人的正中间。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因为这个步调一致的方队事实上占据的是整个街道，完全是以一种横扫一切的气势咄咄逼人地行进。我浑身不舒服。但我不害怕，我没有下车，还是骑着车从这个方队中间穿过，也许我看上去像游客，并未受到阻拦。也有几个路人从这个方队两边走过，看上去像是当地博巴。我有意减缓速度，注意观察他们的神情。他们：端着我叫不出名字的武器的年轻而精瘦的军人，以及提着超市买的那种环保袋的中年博巴，正在错臂而过。但是很怪异，军人和博巴都似乎旁若无睹，都似乎彼此间根本看不见对方，但都不苟言笑，就这么于匆匆之间漠然无比地错臂而过了。但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事实上，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把自行车停在“德克士炸鸡”下面，我抬头看了看二楼上的这个快餐店，说是3•14那天扔上去的石头砸碎了玻璃，但见明亮的窗户里坐着边吃边聊的人们，生活似乎恢复了旧样。大昭寺广场上，虽然左边还有一些尼木藏人在卖经幡，右边还是四川汉人在卖哈达；两个高高的塔钦跟前还有博巴右绕而过，青石板上还有博巴磕着等身长头，却显然比往年冷清许多。在于人少，更在于异常地安静，安静得倍感压抑，这反而使得一队队斜端着枪横街而过的军人特别醒目，黑皮靴踩在石板上的声响格外刺耳。我有意靠近他们，不，我有意靠近的是枪，枪，枪——细细的枪口朝下，每个兵的手指都扣着扳机，弹夹里或许装满夺命的子弹——我从未这么厌恶这枪厌恶这持枪的兵厌恶这背后不可一世的力量，尽管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曾也一无所知地热爱过军营，直到很晚、很晚才渐渐疏离乃至厌恶军营，是因为终于越来越清楚地明白，正是被“党指挥的枪”，才使得我们的拉萨（神佛之地），先是变成了蜇萨（魔鬼之地），如今变成了息萨（死亡之地）！不过，后来，回想这一幕时，我又这样思忖过，也许当时我或可以克制厌憎，与这些兵打个招呼呢？这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会写汉文的康地堪布，在他的博客上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说他今年6月去炉霍老家，在银行取款机跟前碰到几个武警，然后他写到（是他的原文）：

“开始以不高兴的态度看着我不说话。我就问他们说道：‘你们是哪儿的？这里习惯吗？’那几个当兵的突然面目笑容，以高兴的态度回答到：‘我们都是汉地那个那个地方的，住的也习惯。’他们又说道：‘你跟这里的兵人不同，你会说汉语，让人感到熟悉、不陌生，我们喜欢和你聊天。’我问到：‘你们为何认为我是当兵的？我不是军人呀，我是出家人。’他们回答到：‘这里的政府官员都说：你们是西藏的军人。’我就回答到：‘他们这样说也许有原因的，但出家人与兵人不能混为一谈呀。’我们说着说着，就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我也跟他们说道：‘其实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的一面让我们觉得舒服、开心、快乐；恶的一面就让人不开心、不舒服、不快乐。’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自然会引起很多误会、畏惧、陌生、看不顺眼等等。我还说道：‘你们跟这里人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一，再加上很多人在中间挑拨离间，制造很多犹豫、误会、不了解，导致了工作不方便，生活不方便，以及别人的憎恨。如果彼此之间多交流，多说心里话，则将彼此都会很方便的。大家都是人，人非草木，都有情感，相互以真诚、恭敬地态度交流的话，一切误会、矛盾与冲突都会融化的。’”

这是一个看似有趣的故事，我固然觉得这位堪布喇嘛很可爱，用心良苦，不愧为胸襟宽广的修行者。我也乐意看到绛红袈裟裹身的西藏僧侣与武器在握的国家机器和平共处，这不啻于一个美丽的空怀的完全不可能的梦。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对当地官员的厌恶，竟张口胡说僧侣是“西藏的军人”，实则是在鼓动真正的军人屠戮僧侣时不至于下不了手。

穿过军人与枪，我靠近祖拉康。仰首望见惟拉萨才有的辉煌夕阳，照耀着一度被毛泽东画像占领的位置上，如今祥麟法轮复又矗立，象征佛法深入人心；照耀着一度被藏汉红卫兵挤满的青石板上，如今男女老幼接踵叩拜，即使远不及去年彼时；照耀着直至1990年的春天才返回出生之地的我，正是在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分，站在这里如被雷击，不禁泪如泉涌。是的，我又一次泪如泉涌了。我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再至唇，再至心口，然后匍伏在地，如此九次：我将一个游子的身语意全部奉献给您，——我的喇嘛上师，我的佛法僧，我的本尊护法……而我后来才恍悟，当时我的言行举止，滚滚热泪，一一皆被笼罩老城的“天网工程”尽收眼底。何谓“天网工程”？顾名思义，那就是天罗地网，然而，撒下天罗地网的不是上帝，而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命名的“老大哥”。是的，就是他，那个老大哥，他在盯着我们！

（未完待续。）

2008年9月，北京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060637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