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七日·“现在是西藏最好的时候！”

2008年8月17日，我回到告别近一年的拉萨，由于被警察审讯和搜查，只住了七天，于23日不得不离开。后来我写了《拉萨七日》，记录所亲历的每一日。并于今年3月16日起，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

拉萨七日·“现在是西藏最好的时候！”

• 唯色 •

【第二天：8月18日，星期一，北京奥运会倒数第六日。】

布达拉宫的背后是雪新村，雪新村的前生则是“雪”（藏语的意思是下面，这里专指布达拉宫下面的村庄），但那已属1996年前的往事。回溯更早以前的往事，“雪”显然被那个自诩“解放百万翻身农奴”的外来者说成了人间炼狱。1996年之后，“雪”似乎获得了新生，搬迁的是老人渐少的人家，弃下的是依傍着“孜布达拉”（藏语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布达拉）延续千百年的烟火。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那些官员，无论藏人还是汉人，从来都是一帮毫无人文素养的暴发户，竟在布达拉宫跟前仿造中国内地千篇一律、展示极权威力的广场，使失去“雪”的布达拉宫从此了无生趣。

我家也在雪新村当中，但不属于“雪”，在“雪”搬过来之前就在此地盖了拉萨人通称的“退休房”，主体部分雇的是从福建来的包工队，偷工减料到何种地步，直到最近重新装修时才发现，居然水泥都不糊就直接装上了墙裙；门窗上的装饰请的是洛嘎（山南地区）艺人画的，还算慢工出细活，数年日晒雨淋却褪色不多。钢筋水泥的两层楼加院子跟流行拉萨的“退休房”一样，被说成是现代藏式，也许不伦不类，但因是自己的家，倒也深怀情意。如今，雪新村已是拉萨较大的社区，分成雪一村、雪二村、雪三村等，但居住其间的藏人怕是与外来者一样多，许多汉人以及回族在此租房，每到春节和中秋节，鞭炮震天响。我家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包工队”，已经生儿育女，可以满地踢足球了。装满塑料袋的垃圾就扔在门口，臭味扑鼻，苍蝇乱飞。曾有隔壁的一家包工队，把我家长着白色卷毛的“美丽” （得名于彼时风靡拉萨的台湾某电视连续剧的女配角），变成了挂在树上的一张白毛覆盖的狗皮，我母亲碰巧从敞开的院门看见这一幕，跑去质问，人家却矢口否认抓的是我家失踪数日的狗，说是买的狗皮而已。是啊，一根狗骨头都找不到，一个狗脑袋都没有，如何证明？但我们都知道，“美丽”被人吃了。去年回家，我做过一次随机的抽样检查，从我家门口走到雪新村路口，百米多的距离，碰到39个汉人、5个回民、5个藏人。与05年的一次计算相比，很是有趣，藏人不增不减，汉人和回族都增加了。

05年那次回拉萨，是秋天，刚到的那个下午，我想出门逛逛，看看拉萨新气象。走到雪新村第三个路口，突然觉得周遭气氛诡异，不是久违的烈日过于眩目，而是他们，三五成群，小平头，穿黑色西装或深色卡克，个个精瘦年轻，却神情紧张，又面带凶相，低声嘀咕着四川话。我粗粗一算，竟有四十多人。难道是黑社会要火并？早就风闻拉萨有来自四川的“遂宁帮”和来自康地的“甘孜帮”，什么老大、保镖、马仔、马子，一应俱全，就像港台的枪战、武打片。我一时愣住，隐隐后悔忘了带上相机给他们立此存照。突然，路边有一辆出租车与一辆三轮车撞了，呼啦啦围拢一群人，我也挤进去，听见司机与三轮车夫破口大骂，都说四川话；有人劝架，说的还是四川话，恍惚间，就像置身成都街头。又有人低声呵斥，这回说的是普通话，但见他脸膛发紫，十分威严，像是便衣警察，不然那俩四川人为何一下子如鸟兽散？而在红艳超市——也是四川人开的——跟前，一辆警车忽地刹住，又来了一辆，但起先遇见的那群黑社会竟然也变魔术般地忽然消失无影踪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十分地魔幻现实主义。当晚，我把这些感受写在一首诗里，题目是<回到拉萨>。


但这次，雪新村临街的巴尔库路悬挂着一溜红标语，望去如一片红海洋，全跟正在进行的北京奥运有关。其它都是陈词滥调，惟第一幅标语颇有意思，写的是“祖国迎奥运，西藏天更蓝”。这是有典故的，跟3•14有关联的，须得说明，不然外人觉察不到。3•14（其实是3•10）之后，中共驻藏大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大会上做豪迈状，声色俱厉地斥骂尊者达赖喇嘛，慷慨激昂地高喊：“西藏的天永远也变不了”；而向巴平措，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如今官拜政府主席，也诗情大发地抒怀：“西藏的蓝天会更蓝”。由此发端，一堆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忙不迭地把蓝天啊白云啊挂在嘴上，似乎不这么说就显示不出几分诗情画意，似乎从无美感的他们一下子都平添了几分诗人气息，实在恶俗至极。图博（西藏）的天与政治无关，现在蓝，过去也蓝，未必在“最反动、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旧西藏”就不蓝？用“蓝天”来自况一个血腥政权，莫不如换成“血色黄昏”更贴切。而在这幅“西藏天更蓝”的标语下，有三个武警持枪站岗，每人相隔约两米，各自面朝一方，如临大敌。并且，地上放着三个头盔和盾牌，似乎随时可以披挂在身，投入屠戮之战。从早到晚，连续七天，直到我们离开拉萨，这三个岗哨从未撤过。我多次打量他们，以为会有换岗或者撤岗，可我每次看见的仿佛都是同样的面孔，毫无表情，令人生厌。

三月间，雪新村也是“重灾区”之一，属于重点搜查、抓捕范围。各路口都有军人把守，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尤其提防和重点检查穿藏装或穿袈裟的藏人。我听说了，是目击者告诉我的，3月16日中午，在拉鲁桥外的二环路上，两辆警车呼啸着在前面开道，两辆军车载着四十多个藏人游街示众，都是男女青年，双手反绑，头被身后端枪的军人狠劲压低。我听说了，还是目击者告诉我的，3月18 日下午，从雪新村第二个入口处，一群军人押着三个藏人出来，一路棍棒猛打，其中一人约五十多岁，穿着体面，像是干部，他虽被打得头破血流，却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另外两人非常年轻，像拉萨街头的顽皮少年，用手挡着棍棒，全身簌簌发抖；围观的藏人只敢轻叹，以示同情，而围观的汉人却大声叫好。我还听说，有一天，饮水有毒的说法使得无人敢用自来水；有几天，物价飞涨到一棵大白菜15元；而深夜，连惊叫的狗吠声也遮不住枪声不断。当时我不在拉萨，我没有经历过那种非正常状态，尽管那期间我心急如焚，体重骤降，但还是不可能感同身受，甚至不如此时此刻，走过那扇铁门，往里看，已然是与往年相似的日常生活：补鞋的补鞋，卖馒头的卖馒头，喝甜茶的喝甜茶，炸土豆片的炸土豆片，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孩子叽叽喳喳地跑着，转完林廓（拉萨最长的转经道）的老人也在摇摇晃晃地回家……但我眼前，闪现着那三个被抓走的博巴（藏人），而今他们在哪里？是否还活着？他们的亲人，又在怎样度过着每一个哀伤的日子？

十分荒谬的是——这真的是黑色幽默——路过安多时，听安多友人讲了一个关于枪的笑话。鉴于3•14之后，一说到西藏，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打砸抢烧”，从北京到中国各地的所有官媒，不停宣布在这个寺院那个寺院“查获”了一批批“枪支弹药”，不停播放只有游牧藏人才发得出的“嘎嗨嗨”。喜欢想像的记者把“嘎嗨嗨”形容为“狼嚎”，这么一来，藏人变成“恐怖分子”似乎是铁证如山了。以至于不但在整个中国谈“藏”色变，更有趣的是，一夜之间，在多卫康（传统上，西藏包括安多、卫藏、康等地）悄然出现了不少小广告，内容竟是出售真正的枪支弹药！据说，这都是来自大江南北的枪贩子跑到藏地来贴的小广告。何谓小广告？此乃中国特色之一，君不见各地城镇满墙遍地几乎每一个公共空间，都见缝插针地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纸片，印着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一切信息，除了租赁房子、销售商品的信息，最多的是伪造证件和发票的信息，连医院的厕所里都贴着可以伪造报销凭据的小广告。

既然藏地出现了“恐怖分子”，理所当然就会有对枪支弹药的需求。不知道有多少商业头脑敏锐的枪贩子们听信藏人被宣传成“恐怖分子”的说法，认为这是求之不得的商机，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奔赴到天高水长的青藏高原，以到处乱贴小广告的形式，给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发出供应武器的信息。听到这里，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友人还一本正经地补充了一句：看看，还是市场经济威力大吧。这让我们想起今年4月，在广东无数个似乎可以生产全世界所有东西的加工厂里，发现了让中国愤青们怒不可遏的“藏独”旗帜。没错，那真的是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谁下的订单？从达兰萨拉到巴黎、伦敦和纽约，声援西藏的人们高举的雪山狮子旗，有多少来自广东的加工厂？

本以为“枪支”小广告是藏人们为讽刺时事而编造的笑话，但没想到，我刚回拉萨，刚到家门，就有幸目睹笑话变成事实，——我家对面，是一幢租赁给外来打工者的“退休房”，在其已经反复张贴过、书写过各种小广告又被涂抹掉的墙上，一行黑字惊心动魄，写的是“13579293739 迷药、枪”。看，不仅有迷药可卖，还有枪支可卖！当然，写的全是汉字，不一定专门针对藏人而售，可这分明应了安多友人讲的笑话。这世道真够精彩！更精彩的是，就在这小广告旁边，停着一辆巡逻警车！后来， 21日那天，在被藏汉国保带走盘问了8个小时之后，多谢他们送我回家，我有意给那个肥胖的旺堆副队长讲了这个故事，他嗤之以鼻，说是瞎编，还欲批评我“别有用心”， 趁拉萨迟来的黑夜还未降临，我立即指给他看我家对面那无比醒目的“迷药，枪”，严肃地说：“队长，你们应该顺藤摸瓜，给这个手机打电话，这么明目张胆地卖枪、卖迷药，简直是破坏西藏的大好稳定。”一干国保面露惊色。哈，想不到我也“举报有功”。不过我又思忖，或许不是什么枪贩子贴的小广告，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便衣贴的小广告，为的是给藏地制造恐怖气氛，使藏人更像“恐怖分子”。

而18日这天，温暖的阳光照耀拉萨之晨，我带上哈达与母亲出门。我不想说我们去见了谁，虽然只是人之常情的拜访，师生之间的礼节，更是长久以来的牵挂需要落实，因而充溢着久别重逢的欣慰和犹如亲情的眷爱，但我不愿多说。可以说的是那辆停在路口的出租车，像是等候多时，令我心生疑窦，但母亲和W都笑我多疑，只好坐上这辆至今仍让我觉得可疑的出租车。司机是陕西人，看上去很老实的样子，自称在拉萨住了12年，似乎认识拉萨每个角落。他还发牢骚，说身上穿的那套难看的工作服是交管部门规定必须要买的，而且必须去指定的地方买两套，每套300元，不买就不准开出租。他扯了扯衣服不满地说，80块钱都不值。


我无心与他多聊。我把镜头悄悄对准窗外——满街都是军人和警察，军人端着枪像木头一样站在阳光下，警察背着枪到处巡视。而车越往东去——藏人聚居区——越多军人和警察，检查公交车，检查过路行人。我拍了两张照片，是在区气象局附近拍的，对面正是那幢被联合国批评的超高建筑——拉萨市公安局大楼，6个军人正走过重庆曹火锅、玉碗香小吃、信达眼镜等若干店铺，他们穿迷彩服、戴白手套，或持枪或持盾牌；而与他们同时出现的人，在一张照片里是三个与他们并行的女子，看得出是汉人女子，正笑逐颜开着，似乎十分幸福，但在另一张照片上是两个与他们错臂而过的男子，仿若藏人，虽然背影匆匆，却透着某种紧张。我还拍了一张照片，是在林廓北路至小昭寺的路口拍的，后来输入电脑上看，有母亲坐在出租车上的侧影，她正呆呆地，注视着对面两个持枪的军人，以及一个正和女警察交接材料的军人；而不远处，还有五六个军人以防御姿势站在伞下。军人布满大街，军人的目光里你我都是敌人，而大街上的日常生活似乎还在若无其事地进行，挂在店铺上的大块的鲜红牛肉看上去多么诱人，买肉的人正在跟卖肉的人讨价还价。对了，还有一个双手装在袖子里的警察就在车边，虽然只有半边脸，但看得出那是博巴的脸。我得承认，这张照片拍得很好，从母亲怔怔的目光望去，既囊括了当街军警，也囊括了当街市民，拉萨的真相暴露无遗。但我不敢多拍照，心里还是很介意心那个话多的出租车司机。怎么敢信任啊？风声鹤唳的拉萨城中，似乎每个人都有着惊天的秘密。

……我流泪了，当我见到他。他端坐着，静如止水。我顶礼，然后献上哈达。他温暖的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为我念诵古汝仁波切和吉尊卓玛的经咒，赐我珍贵的护佑和加持，我的泪水落满了他的掌心……我们低声地倾诉着，别来无恙就是最大的安慰。在艰难的时刻，佛给我们力量，佛与我们在一起。虽然无端的恐惧、有来由的恐惧，甚至空气中密布的恐惧都被吸入体内，但佛在我们的心中，谁也夺不走，贡却松（顶礼佛法僧三宝）！

多么温馨的一天，多么宝贵的一天，仅仅一墙之隔，就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石头垒砌的墙，虽不能抵挡得住子弹，却让我十分眷恋被其隔在里面的这个小小的世界，是绛红色的世界，是梵香和经呗的世界，是我归宿一般归附整整十年的世界，也是我吃到十分地道的加嘎香这（印度咖喱牛肉饭）且喝着过于芳香的中国乌龙茶的世界。啊，这才是出世间的世界，我真的眷恋不已，依依不舍，不想重回那个深陷世间的可怖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我的拉萨正在化作齑粉！但无常再一次示现，别离还是来临，而此次再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我双手合十，却惟有垂首，不然泪水又会夺眶而出……

深深的感恩，交织着惆怅，我和母亲搭出租车回家。良久，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窗外路边，才注意到拉萨的街上竟然几乎看不见穿绛红袈裟的古修（僧人）和阿尼（尼姑）了，这不由得让我震惊又生气，似乎这两种情绪，将一直伴随着回到拉萨的我。实则每次回到拉萨，我都会变得爱发脾气，就像奈保尔一样，每次回到印度，他总是动辄失控，“让自己变成一只暴烈的猛兽”，可这不是因为他深爱故土，又是什么呢？而我同样如此，而且并非不应该。原本作为佛教圣地的拉萨，作为基本上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民族，许多藏人的家里都有出家为僧、为尼的亲人，穿绛红色袈裟的人再普遍不过，无论走到哪里（哦不，除了布达拉宫以西，那里已成且把异乡当故乡的汉人之乡）都可见到，可是现在已不复如。我看见穿着僧衣长大的年轻古修，几个月来，不得不穿上俗人的衣裳，不得不留起俗人的长发，看上去时尚，却透着一股不自在，可是再不自在也得如此，否则年轻的僧人容易被满街的军人盘查甚至抓走。我听说连七十多岁的喇嘛次仁，那个最擅长用糌粑和酥油做出美丽供品的老僧，那个一笑就露出几颗牙、拉着我的手问我要嘉瓦仁波切（达赖喇嘛）像章的老僧，如今也不得不脱下袈裟，换上深色的曲巴（藏装），扮作帕廓街上的居民老人。而他一生中，曾经只有文革期间才不敢穿袈裟；但他人到暮年，竟然还得再一次不敢穿袈裟，这个消息真让我五内俱焚。身为出家僧侣，却不能穿上象征僧侣身份和佛教戒律的僧衣，反倒要以违戒的方式，甘冒因果的风险，把自己混迹于凡夫俗子当中，才可能得以一时隐藏，得以一时安全，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

我想起前几年在做“西藏文革”（这应该是一个专用词汇了）的调查和写作时，采访过一位名叫强巴仁青的老人。他从小为僧，但在1959年后脱下袈裟，既害怕革命的巨大暴力又为革命的美丽许诺所吸引。他当过红卫兵、民兵、居委会的小干部，但文革结束了，他看见因果示现，痛苦得不能自拔，惟有去祖拉康（大昭寺）当清洁工来赎罪才安心。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2月，在祖拉康分给他的一间小屋。他望着他曾经穿警察衣服拍的照片，絮絮叨叨地说：“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是很革命的。可从内心深处来说，唉，我感到自己造了很多孽。所以我经常祈祷，下辈子千万不要投生为汉人，不要投生在有汉人的地方。……我过去是哲蚌寺的僧人，但这么多年以后，我再也不穿袈裟了。……穿袈裟是要遵守很多戒律的，可是我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其实我很想穿袈裟，但是我不能穿，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了。……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地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如今，心存莫大缺憾的波啦（对老人的尊称）强巴仁青已经去世了。然而，革命还在继续，文化大革命还在雪域大地反复扫荡着，围剿着博巴的生命，围剿着博巴的灵魂，——而这一切，拜那个自诩的解放者所赐，拜他手下若干大小官员所为，听吧，他们正在大声宣布：“现在是西藏最好的时候！”

（未完待续。）

2008年9月，北京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3/200903300909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