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祝汉人来生为藏人（上）

远在以色列的友人丹鸿，给我发来这篇文章。并写：“去年在伯克利的那次演讲意犹未尽，促发我写深入一些。我觉得目前写就的部分，只能算前半部分，我正在写后续部分。先把这部分给你，略抒我对3.14的悲痛和纪念……”读罢，我意犹未尽。

图为去年和今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两个关于西藏的展览（照片是我拍的），展示的是中国官方对西藏历史的改写，即万恶的“旧西藏”被推翻，“百万翻身农奴”被解放，从而进入“新西藏”，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至于去年藏人的抗暴，则“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只是证据呢？

话扯远了，还是来看这篇文章吧：


唐丹鸿：祝汉人来生为藏人（上）


文中非黑体字部分是笔者的个人叙述，黑体字部分为笔者的采访记录。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涉及的藏人以及采访，未用当事人真实姓名，也虚构了相关地名。

1.
我是你，你也是我
挂在轮回的脐带上
挤在人海 无边的 苦涩的腹部

从时间上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生，到此刻、2009年的春天、正在写下这些文字；从空间上说，我在中国四川成都长大、如今正在地中海畔的以色列，遥想那片空间；从族裔上说是一个汉人，从性别说是女性。

从时间上说，尼玛，也在文革的光阴中出生，曾被称为农奴的后代，到2009年的春天、已度过二十多年僧侣生活；从空间上说，他在拉萨附近某乡村长大，现在藏地一座古寺里；从族裔上说他是一名藏人，从性别说他是男性。

一些被我写下的文字所涉及到的人，一些我的同龄人，一些我不能说出他们确切信息的人。

在既平凡也乖张的命运道路上，那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瞬间。

2.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


这一天也许是我祖父的最后一天，他把所有亲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末一个是我的名字，贴在发炎溃烂的胸口，在一间空寂的小屋里死去了，一周以后才被人发现；

这一天也许又是有人跳楼的一天。我母亲的单位、科分院化学所的9层大楼，在当时是附近最高的楼，经常被“反动学术权威”、“右派”这类跳楼者选中，然后领导就安排其他改造分子去打扫。我母亲说那些脑浆溅得老远，打扫起来恶心极了，她跟一个几岁的孩子说这个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这一天也许就是离我家几十米外，另一幢楼里，那对夫妇18岁儿子的忌日？之前人保组的人破了案，说他是荷花池畔凶案的凶手，敲碎他的膝盖骨让他跪下枪毙了他，过了半年真凶又被抓住了；

这一天，也许正好是我姨妈被揪上台批斗的无数天中的一天？或者我后来的小学同学李艳的妈妈上吊的那天？或者我后来的朋友小寒的母亲跳河的那天？

总之，这是文革当中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日子，对有些人来说是痛不欲生的，对有些人来说值得庆幸，有些人失去了一切，有些人占有了一切，对有些人来说寻常寡淡，对有些人来说不同一般……而实际上那“多种可能性”指向的是一个方向——那个时候，总的来说，无非是忙于将人性中所有的恶和变态爆发极致，以及穷于躲闪和应付这一切灾难的……每一天中的一天。


也是我5岁中的一天。


我的保姆，一位孤寡老妇，解放前是华西大学图书馆某管理员的婢女兼小妾，没有子女，丈夫死后靠给居委会糊纸盒和帮人照看小孩过活。她提前把我从幼儿园接出来，与她的几位老姐妹一道，那几位老太太也都领着各自照顾的小孩，兴冲冲地像去赶一场庙会，带我们看了一场庆祝西藏解放的宣传展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我对西藏毫无所知的空白的脑屏幕上，那是被描绘的关于西藏的第一幅画：一座曾经的地狱和被拯救的、洋溢着感恩的地方。

走进展厅，先看见玻璃柜里站着一男一女两个木质“农奴”模特，带着脚镣，手腕上垂着沉重的铁链，破烂藏袍上血迹斑斑。虽说我知道那是假人，可还是联想到了死人，所以从我的后脊梁到心脏、再到头皮都感到阴冷发麻。

几张没有眼珠、或举着残肢的藏人黑白照片，解说员说他们是被砍了手、被剜了眼睛的西藏农奴；一面大鼓，解说员说鼓面是农奴主用奴隶的人皮蒙的；几支大腿骨，几块头盖骨，解说员说是奴隶主杀害农奴后，用他们的尸骨做的人骨号和人头碗；几盏火苗闪摇的油灯，解说员说西藏奴隶主榨取农奴的人油点灯……

然后是另一些图片，把我从焦虑带向了欣慰：里面藏人或弓腰捧献哈达、或眼含热泪握着解放军的手。解说员说在毛主席领导下，解放军浴血战斗牺牲了无数生命，消灭了残酷的西藏奴隶社会，把西藏人民解救出来了，藏族人民衷心感激救星毛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魔鬼已经被消灭，那地狱般的一切不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了。


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阳光从纯净的天空洒进我的眼睛。一个5岁孩子，相信自己生活在被保护的安全中、生活在美好与正当中，毫不怀疑成人世界，更不会质疑那些对我们“描述世界”的成人，其描述是出于何种心理？其描述有多少事实？其描述掺杂了多少傲慢、偏见和谎言？其描述是否配得上儿童的信任？一个孩童本能地相信来自成人世界的描述，并全部接受了下来。


也是尼玛5岁中的一天。


“西藏的天总是很蓝，这你知道，太阳把到处都照得明晃晃的，旁边的阴影就显得更深。我家很穷，不过也不比村子里别的人家更穷。外婆、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两个舅舅，我们都住一块儿，就是那种西藏农村的土坯房里。我妈没有丈夫，两个姐姐跟我不是同一个父亲，我从来没见过姐姐的阿爸 ，听说很早就去世了。

舅舅们放牛去了，大姐和妈妈在远处的青稞地里……一帮小孩叽叽喳喳经过我，去村里的小学上课，二姐也去上学。看见他们我很羡慕，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开心，看来上学是开心的事，我也想参加，可是我还没有到年龄。有时候我会跟着他们跑一段，跟到村小的窗外，听他们在里面大声念着藏文字母。教他们的是一位男老师，他以前是大悲寺*的喇嘛，寺院被砸的时候还俗了，那会儿所有的喇嘛都得还俗，所以他就成了我们村的小学老师。后来我知道，他教的都是自编的教材，是一些生活常用语。文革当中，不敢讲佛学方面的东西。

我坐在土坯房门口，等外婆忙完牛粪炉边的事。一些糌粑，煮土豆跟萝卜，我们每天都吃这些。我特别喜欢外婆带我出去玩。出去玩其实也就是到村外的林卡（树林），走一走，坐一坐。外婆坐在树下，她旁边有花。有时候我们摘一些花，回家放在佛堂里。佛堂里没有佛龛，没有佛像，不敢有这些，也没敢供净水，没敢供酥油灯。外婆把花放在原先佛龛的位置。

吃过晚饭后天就黑了。没有电灯，村民点的是蜡烛或者油灯。 外婆睡前要念佛。她进屋掩上门，坐到藏床上，右手拿一只玛尼经筒轻轻转着，左手捏一串佛珠，拇指一粒一粒拨过去，轻声嗡嗡念经。一会儿后，再起身磕几个头，等她做完这些我就钻进她的藏被里，靠着她睡。外婆每晚都要这么做了才会睡觉,我看她那样就跟她学，磕头、转玛尼筒，不过外婆告诫我千万不能说出去。

我也听到大人们议论，谁谁跑到印度了，谁谁死在半路上。有些人没能过去，留在了那曲；有些也没能跑出去，在阿里那边住下来了。我妈妈说，解放军来了后，我们家也跑过。因为大悲寺的活佛去了那边，我们一直想着去跟随活佛。妈妈、姐姐和两个舅舅他们走路走了几天，路途太难，而且这边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那时候都生了我了，妈妈终究舍不得扔下，所以又都回来了。”


从72年秋天到77年夏天，我混完了小学。


在这些日子里，我因为没有第一批、甚至第二批戴上红领巾，而品尝了自责和沮丧。唉，不算怎么好的孩子啊，同学间传说人都有一个档案，在学校的表现是要被老师记档案的，我表现挣得不太好，担心长大后在档案里变成了坏人；我们带小板凳坐在学校操场里开了不少批判会，看过贴在墙上的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跟同学也动过脑子想写，但太小了写不出来就算了；我被选进学校宣传队，让我比较受宠若惊，我表演了活报剧“工农兵批林批孔”里的农。我们到处搜罗破铜烂铁交给学校，争当交废钢铁标兵，也满地寻找鸡屎鸭粪交给学校，争当积肥积极分子，干这些事还挺好玩的；我们瞄着过街的老人或小孩，想去搀扶体验一把雷锋的情怀，也巴望碰巧抓一个阶级敌人，做一回小英雄；我担心过美帝和苏修的敌机要来轰炸，也期盼过解放军炮火连天去解放台湾……

我妈经常差我去打酱油。酱油铺隔壁的烂棚屋里，住了一个浑身污垢的道士，道袍褴褛，发髻如一堆板结的毡团歪耸头顶。他像一付高细的架子一样，在街沿上大摇大摆地晃荡，要是多看他两眼，他就冲看他的人怪叫一声，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我就这么被吓过两回，所以，后来有一天，在小天竺派出所外面的大批斗会上，见人把他拖上卡车，头上顶着尖纸帽、胸前挂着纸板，被人推来搡去，我就懂得了“拍手称快”的意境。

上学路上常撞到外号“莽子”的一个人，嘴歪目斜戳在路边恨着。听大人说武斗时他的头被一颗流弹擦过，还流了些脑浆出来，虽捡了条命，可人就这样废了。“莽子”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我们千万不能招惹他。他的呆滞激发着少年人捉弄的欲望，可他的爆发是难以预料和躲闪的，所以最好还是躲远点。

有一天我妈从单位回来说，有个男同事自杀了。大家都说他是畏罪自杀，因为他跟一个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单位上正要处理他。他是单身，跟一个孤老太太分住在一套集体宿舍里。那天，老太太听见隔壁的他好像在床上滚来滚去，折腾的动静很大，还问过他：“刘同志你怎么了？”他说肚子痛，老太太去卫生科找来医生，掀开被子满床是血，人已经不行了。

我们小学在锦江河边，下游有个糖果厂，经常顺河飘来甜味。虽然城内所有下水道都通往这条河，河水也没有现在污浊，还可看见流水下的卵石。有几次，我们在水畔看见了随波晃动的初生婴儿尸体。男孩们兴奋地用石子砸向玩偶般小小的尸体，红领巾在灿烂的阳光下，随甜风飘扬；女生们故作恐惧地尖声嚷嚷“私娃子！私娃子！”旁边还立着一些看热闹的成年人，他们蹩着嘴轻蔑地说：“肯定又是哪个不要脸的知青，生了私娃子扔在河里……”我问过我妈啥是私娃子？我妈说没结婚、乱搞男女关系生的娃娃就叫私娃子。再问她就凶我：“你还小，不要问这些！”故而，我首先搞不懂结婚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其次，什么是乱搞男女关系？再者，没结婚生的娃娃为什么要扔到河里，像扔一件脏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么纳闷。

那几年里我父母偶尔要提起，没生我以前我妈身体不好，不打算生孩子了。我爸在阿坝藏区搜集标本时，差点收养一个三岁的藏族小孩。说他叫扎西，虎头虎脑很可爱，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长得漂亮，给一个县城的汉族干部看上了，但那个男的不要这个孩子，所以扎西的妈妈打算把他送人。我爸跟扎西的妈妈讲妥了收养的事，这位母亲也觉得扎西跟着省城的大学老师，就能过好日子了。我爸回成都给他办户口，派出所和单位都说：一则这是个私生子，怎么上户口？二则，还是阿坝那个旮旮里的，那时候没有“特殊”理由，要上城市户口岂不是妄想？我爸去阿坝给那位母亲回了话，也给扎西买了一套新藏装，收养一事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扎西被阿坝县城的一对夫妇收养了。父母讲这个故事的收尾往往是:“……不然你就有了一个藏族哥哥。”


藏语“扎西”的意思是吉祥。


尼玛比我晚一年上小学。


“我起先盼着快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上小学去开心了。真正上了小学后，记不住老师教的东西，早上学了晚上忘，心里就紧张，又觉得还是跟邻居的孩子一块儿玩更开心。

我们乡在一个山沟里，我家在靠沟头的一村，洛珠住在沟里的二村，跟我妈妈的姐姐是一家人，也有好几个孩子。洛珠有时候来我们村，有大人告诉我他是我的爸爸。我问过我妈，妈妈也说是的。他有时候看见我，走过来想跟我说话，我就扭头跑掉，觉得他是生人。

洛珠的老家在青海，是牧民。有一年他一路磕长头来拉萨朝圣，磕了一年多到了拉萨，朝拜了大昭寺等拉萨的很多圣迹。回去的路上走到大悲寺，皈依了大悲活佛，成了在护法殿里搞卫生、负责供灯、供净水的小沙弥。

解放军来的时候，尊者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大悲活佛也离开寺庙去了印度。那时候洛珠正在闭关*，没能跟随活佛去印度。没过多久，寺庙里来了很多人，他们也是藏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镶嵌满宝石的上千年的佛像砸得稀烂；把一尊尊金佛铜佛，里面装藏有古代经卷、历代高僧舍利等各种宝贝也砸得稀烂；把上千卷的经书、无数幅羊皮或丝绸唐卡都烧了，把喇嘛上师斗了打了，最后把寺院也给烧了……所有出家人都给赶出寺院，必须还俗，不许再当喇嘛，所有人都不许信佛拜佛了。洛珠从寺院出来后，也无心回青海老家了，路途太远而且到处都很乱，不想走了，就在大悲寺下面的村子里待了下来。

那时有很多像洛珠这样被赶出寺庙的出家人，很受人欢迎。因为他们单身，老家不在当地，无牵无挂是很好的劳力，又做过喇嘛，有学问，那时尽管不许人信佛了，可人们心底对三宝之一的僧人还是尊敬的，女子们都愿意找这样的男子。姐妹多的人家，几个姐妹就都选同一个男子。以前藏人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或姐妹共有一个丈夫，都是很自然的事。大家一起干活，共同养育孩子，共同侍奉老人，共用家里的器具，过节时一个大家庭也很热闹。我妈妈跟她姐姐都喜欢洛珠，可是汉人来后就不许这样了，政府派人跟他们说只许一个丈夫一个老婆，明令他们分家。这样他们只好分家，我爸洛珠跟我妈的姐姐一块儿成了家，住到二村去了。

逢年过节我们村的人要跳锅庄*，唱酒歌，舅舅和妈妈都爱唱，一边喝酒一边唱，大家平日放牛羊时也喜欢唱歌，歌词曲调都是即兴编的，歌声在山坡上飘。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和跳舞，很高兴。六一儿童节我还被老师选上唱了民歌，跳了锅庄。学校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唱才旦卓玛的歌“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什么的，让我觉得毛主席很好。我们还学了一支汉歌“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都唱成了“学习雷锋好朋友”,里面汉语的意思没搞懂，老师解释说雷锋经常帮助别人，心肠很好，是个善良人……

那会儿有人说庄园主坏，以前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种了青稞，都得交给庄园主。起先我不太相信，觉得我没亲眼看见，后来上学，学校当官的这么告诉我们，老师也这么讲，我就信了。我想，我们辛辛苦苦种的青稞，凭什么都交给你呀？

我们村也有一个庄园主，个子很高，白头发长胡子，人们说以前他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庄园主。他住在一幢大堡里，里头有五十多间屋子。解放后很多别人就住进了那个大房子，只剩了一间给他和他老婆、还有他最小的儿子。以前斗没斗过他我不知道，我见过一次。有一天，我们乡里和村里的干部过来了，给他戴上一顶纸帽子，胸前挂了纸牌子，把他打扮得怪里怪气，然后开会，大家打他骂他。我原本想“你做了不好的事，别人打你可能是该的吧”，觉得好像也很恨他似的。可是看到他最小的儿子，年龄跟我一样大，站在他爸爸旁边哭，我心就难受起来……后来我跟那个小儿子成了好朋友，我俩喜欢去村口的水塘边玩，用沙子砌院子跟房子，找一些小石头代表羊和牦牛，推着大一点的石头当开车。有大人责怪我不该跟他玩，他也问我：别人都不跟我玩，你为什么愿意理我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你可怜。

那次斗争会一年多以后吧，庄园主和他老婆都死了，他的小儿子也离开我们村，不知道去哪儿了……

村里有人死后，都送去天葬台喂鹰，一直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里也是这样。很多村没有天葬师，可是我们村有一个，他以前也是大悲寺的喇嘛，懂得天葬的所有仪轨，因此周围所有村子里，若有人家死了人，都请他去，包尸、背尸、切尸都是他。那会儿喇嘛都还俗了、也不许念经了，死者亲人就托咐他好好切，喂鹰的时候还是念念经超度超度吧。死者亲人在远处，见他简单地做过这些仪轨，就比较安心了。

我年纪小，听说村里死了人很害怕，晚上睡不着，心想改天我死了怎么办呐？我问过外婆，外婆说你不要做坏事，常常念六字真言，虽说现在不许念，你还是要悄悄念，念了就有很好的来生。死了把身体喂鹰，也是做好事，喂鹰的先生还会帮你念经，让神鸟带你去很好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我虽说仍然害怕，但感觉好多了。我还想了：很好的地方在哪里啊？长大以后我要去看看。

我家有一匹白马，我最爱它。它很高，跑得很快。我喜欢踩着家门前的大石头爬上它，骑着它去河边喝水，带它吃草，跟它说话，我们玩得很高兴。后来它病了，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我就在旁边一边念六字真言一边哭，白马也哭，眼泪像外婆的佛珠一样，我给它擦眼泪。几天后它死了，舅舅用牦牛把它托到山后没有人的地方，说山上有狼和野狗，天黑后会去吃它，那是白马的功德，但愿它来生不再是马。舅舅说村口以前那个玛尼堆*，现在还有人偷偷放石头，你也悄悄去放一个，心里想着给白马念玛尼，别哭了哦……


有段时间不知为何，西藏话题好像比较频繁。


一天小学老师也带我们参观了解放农奴展览。参观完后老师交待几句，解散学生各自回家。我们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嘴里人皮鼓、人头碗、人油灯地叽叽喳喳了一路。我觉得这次参观展览让我们格外来劲，比别的忆苦思甜教育刺激多了，可谓激动童心，小小灵魂五味杂陈：

我们夸张地瞪大眼睛、尖着嗓门儿说着“人皮、人油、哇太坏了、太吓人了”这些字眼，带着一种咀嚼玩味的感觉，就像现在我们看恐怖片所体验的自虐式快感，我们的话题和想象力都朝着人皮鼓、人头碗这些事展开，而对皮鞭、脚镣手铐、刀枪这些东西兴味索然，也对解放军的战斗故事无甚兴趣……

也许通称“匪”字的缘故，在我的联想中，被展览称为“叛匪”的西藏抵抗者的形象，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那些面目猥琐丑陋，邪恶而且无能的土匪形象联系起来了，我想象的“叛匪们”都跟智取威虎山里的匪一个鬼相；我想象中的叛乱总头目达赖，不单跟土匪头子座山雕类似，而且因这个“赖”字，与“癞痢头”、“无赖”、“癞皮狗”有了关系……

我们觉得，西藏那个地方的坏人比我们这里的坏人更坏、更残忍、更可怕：我们这儿的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最多是爱用皮鞭打人，不给长工吃饭，即使打死人也是用枪打死的，座山雕模样看起来凶狠阴险，但不晓得他坏在哪儿，只因英雄杨子荣和解放军要消灭他，所以他肯定是坏人；而那个同样青面獠牙的土匪头子达赖，他跟他那些土匪们可是用人头碗吃饭、用人油灯照明、用人皮蒙鼓面敲着玩的令人惊悚的恶魔……

我们虽小，然而生命的本能使我们充分理解逃出生天的庆幸，和救命之恩的重大，因此我们觉得那些头发蓬乱、身裹脏污皮袍、弓着腰、手捧哈达的奴隶，对解放者的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把他们的救星和解放者联想成汉族之外的别人……


我们那儿叫光明路，是川医教工宿舍区，左邻右舍多是医学院老师，也有附属医院的医生。吃晚饭时大家喜欢端碗坐在院中，侃些“一双绣花鞋”之类的演义。一天傍晚东拉西扯中，话题不知怎么侃到了“藏蛮子”，我跟邻居小孩们散在四周，一边玩一边挂只耳朵听。

有人说听说某个地方，一个藏人和一个汉人打架，藏人把那汉人杀死了，因为国家有民族政策，优待少数民族，结果这藏人就没给枪毙；另一个人又说，某单位招待所住了一个藏人，上食堂买饭从来不排队，大摇大摆直插队列最前面，没有人敢指责，都瞪着他腰间挂的那把藏刀，怕他恼了捅人；我颇喜欢的邻居韦阿姨，靠在一把竹椅上，也说她的同事亲眼所见，在公共汽车上，一个摸包的小偷摸到一个藏人，被藏人察觉了，只见藏人拽着小偷，问他用哪只手偷的，然后从腰间拔出藏刀，在小偷那手腕上划了一圈，刀尖一挑，手筋就断了，小偷的手立马成了缩起来的鸡爪样，派出所来人把小偷带走了，但没把那藏人怎么样。“这下那爪子再没法偷东西了”、“小巫见大巫”、“恶人有恶人收拾……”韦阿姨的这个段子让大家比较爽，主要是时日艰辛，小偷又猖獗，被小偷摸了包，钱和粮票没了，就是开不了锅的灾；话里也有点儿只有藏蛮子才干得出这么狠的意思。

众人还七嘴八舌补充了“巡回医疗队的人回来说，藏人不讲卫生，吃生肉、喝生血、身体里的寄生虫多、乱搞男女关系，性病多”等医学内行信息。大家也啧啧感叹民族政策如何优待少数民族，有汉人不能享有的诸种待遇，汉人若跟少数民族发生冲突，肯定是汉人吃亏，因为民族政策的关系，就算汉人有理，少数民族也不会受到多大惩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人干部，说话行事都得比这里更加当心，在这里不算个事的，在民族地区就可能惹祸，被解官降职发配了等等……虽然大家没敢明说，但听起来这民族政策完全不公平，党对这些少数民族太偏袒骄纵，管教也不够狠。

大家也尽力理解了国家的苦衷。有说少数民族都有点儿野、落后、不开化、也不听话，小器过敏动辄闹事，政府不好管理；有说藏蛮子是最野的，也最爱闹事的；有说少数民族还很狡猾，利用民族政策故意找茬，因为国家为了安抚他们会给更多支援优待，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有说这个民族政策，还是体现了政府的智慧和仁政，一来为了感化少数民族，二来汉人站绝大多数，应该大度些……


“藏蛮子”，小孩子们都知道“藏蛮子从不洗澡，一身臊臭”、“藏蛮子惹不得，身上都带了藏刀，一惹到就杀人，捅死了人不偿命！”我私底下问过我妈是不是真的？我妈首先说“藏蛮子”这种称呼是侮辱和歧视，不能这么说；然后她解释道，主要是藏族地区封闭落后，就在解放前，他们还有砍手抽筋、挖眼睛、剥人皮这些酷刑呢，所以解放后有很多从旧社会留下来的恶习，要慢慢感化和教育他们。政府制定了民族政策，我们要理解和支持，不能随便乱说，你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就吃过苦头。


我妈给我讲的往事是这样的：搞“串连”的时候，你爸他们系上的有些学生，准备到甘孜、阿坝藏区去串连，学生们都很兴奋，那些女生把去藏区串连，当成革命浪漫主义的事情。你爸爸之前搞巡回医疗和研究，去过甘孜阿坝，比较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藏族人的思想确实比较落后，普遍乱搞男女关系。我们国家一夫多妻是解放前的、封建落后的事情，性病也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后就绝迹了，但是那些藏族人还有很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现象，乱搞男女关系，性病很多，啥子是性病？这个……这个…….你现在还小，长大以后就懂了……你爸出于好心，告诫那些女生，不要太革命浪漫主义，在藏区串连的时候要当心，不要单独外出东跑西逛，藏族人有调戏女人的风俗，谨防被抢去遭到强奸。系上有两个人想整你爸，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你爸的话给民院的藏族学生讲了。尽管你爸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尽管他说的实事求是，但还是有两百来个藏族学生，跑来川医闹事，说你爸破坏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要把他揪出来。那些年批斗打死了很多人，你爸要是被揪出来了，也很可能被打死。那个传话的人可能怕出人命，又跑来通知你爸躲起来，你爸跑到亲戚家躲了一个多月，你那会儿才几个月大……

我妈讲的这事对我刺激比较大。想到我爸差点被那些红了眼的藏人拳打脚踹而死，那些从剥皮抽筋的、人头碗人油灯的奴隶社会过来的人，那些落后还要护短的蛮横的人……那个时候，不要说西藏，即使四川的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离成都好像也有万水千山之隔。除了展览上的照片、小人书和电影里那些感恩不尽的翻身农奴，我还没见过一个藏人，但我已经开始反感和畏惧藏人了。


我想：幸好他们没能收养那个叫扎西的藏人小孩，不然指不定他会成个什么古怪的人，我肯定也会跟着被大家瞧不起的。


尼玛也念村小三、四年级了。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汉人。那时难得有人来村里放露天电影，几次放的电影都一样，但看电影是稀奇的事，我们还是很兴奋。从电影里我看见了很多汉人，他们全是好人。电影说旧西藏有奴隶主，是很坏的人，我就很恨奴隶主；后面演到解放军来西藏的时候，我就开心起来，解放军打败了那些坏人，还帮农民干活，我们种的青稞都是自己的了，我想解放军都是好人啊！电影里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觉得现在比过去好，都是汉人解放军带给我们的，他们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有感激的心情。

除了电影上的汉人，我还认识几个汉人，我觉得他们也是好人。我们家乡靠近青藏公路，附近建了一座大水泥厂，汉人开大卡车来回拉水泥。对小孩子来说看见汉人很新鲜，我也喜欢他们开的大卡车。他们给我们这些小孩饼干、糖，也开车带我们去玩，我们以前没吃过糖，也没坐过车，所以我们很开心。

我们在河边放牛的时候，也碰见汉人提着水桶来河边钓鱼。我们是不吃鱼的，但我早就听说汉人吃鱼。我们这些小孩们围着看他们钓鱼。那些鱼很大，好像都特别笨，容易被穿住，汉人一拉，就看见鱼嘴挂着钩，鱼在使劲跳，很痛的样子，我的嘴好像也痛起来。我们村逢年过节杀羊、杀牦牛，我也不敢看，觉得很痛。我们不想他们杀那些鱼，就趁汉人没注意，把水桶踢翻，让鱼跌回水里，我们赶紧撒腿跑了，听见汉人在后头大骂。下次再见面也没事了，看他们钓鱼的时候，他们就瞪着我们说一通话，汉话听不懂，应该就是不许再捣乱的意思吧。我很喜欢他们。

我没有看过解放农奴展览，农村可能没有这种展览，也从来没听大人说过剥皮、人油这些事情。肯定没人愿意说这种话吧，因为事实不是那样的。我这年龄的小孩虽然不懂寺庙被砸以前的事情，可老一辈人都知道，连我的两个姐姐都知道，像我爸爸这样还俗的人也很多，他们不会相信的。

我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是拉萨！从小就听家人说拉萨，拉萨有布达拉，以前是尊者达赖喇嘛住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宝贝，尊者达赖喇嘛去印度了，他是我们神圣的佛，我们称他嘉瓦仁布切。还有很多大喇嘛，比如大悲活佛这样的也去印度了。他们说你要是乖，我们就带你去拉萨，看布达拉。我没问过为什么尊者达赖喇嘛不在布达拉，大人们可能觉得我不会懂，也没讲为什么他去了印度。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从没听任何人说他不好。我们小学课本上也画有布达拉，邻居有小孩去过拉萨，回来主要讲拉萨有卖糖跟冰棍的铺子。我非常非常想去拉萨。

有几天，乡里村里，人人都在身上戴了白花。小孩跟大人一块儿，走了很远到一片草坝子上开会。我们全家，外婆、舅舅、妈妈、姐姐和我，也在胸口上别了一朵白纸花去了。人群前头摆了一个笑眯眯的汉人老头的像，大家都在朝着他哭，叫他毛主席，说毛主席圆寂了。原来他就是毛主席呀，我看见大人都在哭，也就跟着哭，心想外婆、妈妈都哭了，毛主席是不是我家亲戚呀？”


医学院解剖楼弥散着这种味，这是死亡的味道，也是防腐的、科学的味道。那天，我家屋里也弥漫着这股刺鼻的福尔马林怪味。那是因为我父亲刚出差回来，他所搜集的植物标本都用福尔马林浸着。这回他还带回了三条蛇，也浸在福尔马林中。他在阿坝的某座山上，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绞成一堆的冬眠的它们，当即决定收为标本。于是，他从工作箱里拿出注射器，抽了一大管福尔马林，拎起冬眠中动弹不灵的蛇，直接把防腐液注入它们腹中，装进了也灌有福尔马林的塑料标本袋。

昏黄的灯光中，我躺在小床上，听他跟我母亲闲扯着这几条蛇的死亡。那会儿大多人家只有一间屋，我们一家三口仍然同居一室。他提到藏族向导扎平，说小伙子两三周来一直陪着他和助手小王，带路扛包人很不错，就是有点小气。

“我们回来的前一天，在招待所收拾器材和标本，扎平也来帮忙收拾，提出‘你们要走了，我们一起吃个饭。我让老婆煮点肉，备点酒。’我们答应了。谁知忙到很晚还没收拾完，我跟扎平说：实在没时间了，你的盛情我们心领了，饭就不去吃了吧。他一句话没说，跟我们一一握了握手就回去了。我想糟了，这下得罪了。晚上收完东西已经快十二点了，我跟小王说还是去扎平家吃饭吧，小王说这么晚了合适么？我说合适，他肯定会很高兴。果然，去到他家，全家都睡了。我们喊门叫醒他，说我们是来吃饭的。他高兴得把老婆娃娃全叫起来，让娃娃一一喊了叔叔问了好，再撵回屋子接着睡，老婆留下烧火热肉，他陪我们吃喝。老婆端上来的手抓肉，就只在白水里煮过，也没什么佐料，气味大得很。小王担心肉不新鲜，怕吃了拉肚子，我说：吃，拉肚子也得吃，不然又要呕气！”

我妈是我爸忠实的崇拜者，听了这个龙门阵，对我爸的应对处事好像颇为佩服。我的小脑瓜所能理解的，是我爸这回把民族政策搞懂了，若藏人请你吃饭你一定得去，半夜都行，肉是臭的也得吃，这样就能把藏人哄高兴。

我妈又问起：“听说藏族人死了不是埋，也不是烧，而是扔到野外喂老鹰，是不是啊？”我爸说他在山上采标本时，躲在远处窥见过，藏人忌讳多，不许外人看。他看见的是，那些藏人先把死者手脚砍断，然后扔下悬崖喂老鹰。我妈说好可怕啊，太野蛮了；我在小床上也骇得头皮发麻。我爸说那些地方，树木都长不了，啷个烧嘛？我妈说那就埋呗，我爸说也还跟他们原先信喇嘛教有关，认为喂了鹰，鹰飞得高，就把灵魂带到天堂了。我妈就感叹道：唉，封建迷信，原始的陋习。


毛主席死了。我一方面有点儿惊讶，毛主席也会死？一方面遗憾得很，觉得可惜他活着的时候没见过；我还很担心国家变色，我们要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与邻居小朋友一道去上学，袖管上笼着黑纱，胸口别着白花，手里还捧了一篮子白花，那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家折白纸花，然后带到班里扎花圈。去学校路上，两旁都贴着白色的、黄色的大字报，写满了歌颂和追悼；上方横拉着一条接一条大标语“巨星陨落，举国同悲”、“永垂不朽”什么的，装饰着黑绸飘带跟巨大的白纸花……那个藏族小男孩又从他们住的房子里头串出来，拦在路上，笑嘻嘻地等着我们。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藏人，近距离，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们住在光明路食堂隔壁的一间偏房里，房子外墙上也被糊满了歌颂和悼念标语，白白黄黄一片。人们甚至不能确定他属藏还是汉？他母亲是从甘孜来川医的进修医生，齐耳短发，戴黑框眼镜，穿得跟我们一样，跟人打招呼说的是汉话；小男孩穿着新崭崭的汉族娃娃穿的童装，胖乎乎圆滚滚，肤色黝黑，脸包上有两团红扑扑的“高原红”；是那位照顾他的老妇，她穿着藏装，腰上系着横条错落的围裙“邦典”，灰白的头发与几缕彩绳绞成辫子盘在头顶，让人们猜测小男孩的爸爸是藏人？亦或那位进修医生母亲也是？我们这些小孩不那么啰嗦，直接把他看成了小“藏蛮子”。这个小“藏蛮子”有时会串到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朝我们嗷嗷欢叫……

我们这帮小孩是金辉、小青、我和李艳。那时我已经听过大人议论李艳妈妈上吊的事，据说她妈妈上吊的第二天，上面就来通知说给她摘帽子了。为此我扼腕叹息了很久，以为领导要是早来一天，李艳的妈妈就不用上吊了。

猛然看见那个藏族小孩，我们像前几次一样，惊喳喳地尖叫起来，跺脚嘘他像嘘一条拦路的狗。这是我们上学路上的一道惊险的关隘。碰不见他我们觉得少了点刺激，碰见他我们又紧张，脸色刷白拼命绕过他的追逐。在我们眼中，他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神出鬼没的小“藏蛮子”，一种异类的小崽，目前尚未构成真正的威胁，但长大后就会像“莽子”一样危险。

小青和李燕已经灵巧地绕过他，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因为捧着一篮子给毛主席的白纸花，跑了两个S行竟被他揪住了衣襟，其实仅仅揪住那么一瞬，但不知怎的我觉得那像一只张着长指甲的狼爪，我歇斯底里地将花篮朝他扔了过去。花篮在他头顶上颠了一下，与白纸花一堆扑簇簇滚落下地，负责断后的金辉冲将上来，一边吼叫一边朝他挥拳，做了个要揍的姿势，小男孩咯咯咯的笑声停在了他惊愕的小脸上。

小男孩的奶奶或外婆走了过来，她布满青筋的双手在邦典上擦了擦，嘴里咿咿唔唔对他说着什么，怜惜地抱起他，转身穿过密密叠叠的挽联条幅、和随风飘舞的黑绸白花，朝他们被糊满了歌颂、赞美和哀悼的小屋走去。


尼玛说：“小学快毕业前，有一天我妈终于带我去了一趟拉萨。我二姐在拉萨念农牧中专，妈妈带我去看她，给她捎些糌粑、奶渣什么的。我们天没亮就起床，那时没有去拉萨的公共汽车，整个西藏车都很少。我们是走路去的，走了好几个钟头。姐姐学校的老师是汉人，他人也很好，来姐姐宿舍陪我们说话。他说我姐姐成绩好，让我妈妈放心，她是个好学生，以后有前途。我很为姐姐高兴，心想姐姐以后可以做国家干部了，生活不用愁了。

然后妈妈带我去了大昭寺，好些殿堂不许进，我们在外面拜了拜，绕着八廓转一转。那时有不少人也在外头拜，也转一转八廓。妈妈嘴里一直轻轻念着玛尼，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有了念玛尼的习惯。我们又去了布达拉红山下，绕着布达拉转了转,一边转一边念玛尼。布达拉是那么美丽，她的洁白似蓝天下熠熠闪光的白螺，她的绛红若云彩中熠熠闪光的红宝石。我心里想：我来到了布达拉，可是尊者达赖喇嘛为何没在这儿等我们呢？他是我们神圣的佛，为什么去了印度，不跟我们在一起呢？尊者达赖喇嘛还会回布达拉来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