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

整理：朱瑞

时间：2008年11月23 日
地点：达兰萨拉，祖拉康大乘经院
听众：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560名藏人代表。

今天在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印度境内各定居点的藏人。这很像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开的年终报告大会。因此，我想和各定居点的行政负责人见见面，同时也见见参加特别大会的代表们。来了不少人啊！你们也许会以为嘉瓦仁波切会发表一些和这次大会有关的讲话吧？对此，我倒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也许在最后我会说上一、两句，除此没什么可讲的。

我主要想讲的是，明年是我们流亡五十周年。最早，比如就拿我来说吧，在1959年3月17日拉萨时间晚上10点，我离开了罗布林卡。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出现了自然灾难，更不是因为罗布林卡发生了地震才逃离的。到现在，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九年中，我们面对面地与中国政府努力合作，希望藏民族存在下来，然而，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不得已，才选择了流亡。紧接着，几万藏人跟随而来。我们建立了难民定居点以后，又从藏地陆续过来了许多人，大约从80年代开始，逃亡来的人逐渐增加。显然，迫使我们流亡的原因和困难，依然存在。

因此，仅仅满足于生活稳定和能够让孩子们去学校是不够的。从沦为流亡者开始，我们的肩上，就担负起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个任务，必须要有人完成，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尽管时光流逝，父母的子女，子女的子女，新的一代又一代在成长，雪域精神始终激荡着境内的藏人，他们从没有忘记争取民族权利，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被迫通过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宣泄了内心的沉痛，情况就是如此。我常说，作为生活在自由之地的流亡者，我是境内藏人的代言人，从没有说我是他们的领袖，而你们，也要成为境内藏人的代言人。尤其是，在自由的国度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经常思考，非常重要。比如，汉、藏关系，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还要看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流亡社区内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无需依赖他人。国际上，支持正义的人很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有计划、有成效地工作。

前不久，在西藏儿童村我就说过了，今天，很多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聚集在一起，我继续说一说教育问题。从1959年流亡开始，我们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当初，在没有任何寺院、民房的时候，我们首先建立了学校。后来，不得不在巴萨（注：在印度东北部）建起一座寺院，那时僧人们都住在那里，之前那是一座战俘营。一开始，我们有三百人，后来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除了这些，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建设上。我曾有几次机会与尼赫鲁先生讨论有关西藏问题。我表示，尽管向联合国做了申诉，但西藏问题也许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为了让藏民族长久地保存下来，尼赫鲁先生说，最好的方法是让年轻一代藏人接受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我谈了设立藏人学校的愿望，他百分之百地表示支持，并且，提供了当时的一切开支。我征求尼赫鲁先生的意见，我们的教学采用印度语还是英语？他说，英语，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当时，印度的教育部长希里马利（音译）还特别给予了关照。在教育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到处学习、请教。二十年以后，我们有了立足点，成立了几所学校，提高质量变得格外重要。在我们的孩子中，仅有文凭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人才。我就这样呼吁着，又过去了三十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在全世界的流亡者当中，西藏流亡社区的组织和管理是不一样中的不一样。这些好的事情应该让别人去说，我们这些肩负着责任的人，应该听听反面意见，发现失误和不足。这个做法，我们从1957年就开始了。

1956年，我来印度参加佛陀涅磐2500周年纪念日时，和尼赫鲁先生探讨了各方面的问题。他说，返回西藏，加强各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他手里拿着“十七条协议”，重点部分还划了线，并具体地向我说明，在哪一个条例上应该要强调。因此，抵达亚东后，我与中国的汉人干部会面时，就说了，好的部分由别人讲，我们聚在一起，责任是找出不足。后来，在江孜等地，凡是汉、藏人员聚集的时候，我都谈到了这一点。在江孜，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会讲一、两句藏语的中共官员阴法唐也在场。这也是我一贯的想法，找出自己的不足，吸取教训，不犯同样的错误，是很重要的。中共喜欢把不好的一面，像猫掩藏自己的粪便一样掩藏起来，即不民主，也不诚实。

过去的二十年，在教育方面，我们处在摸索状态。而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出现的不足，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在西藏儿童村清楚地说过，听说我们的学生，藏语或者英语信写得不合格，这是很糟糕的。如此下去，怎样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像山兔装成石头一样，听不见声音，自以为没有问题是不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有几万名学生，这么多学校。从流亡那天开始，我们就肩负起了民族未来道路怎么走的责任，要真正地培养出在法律和其他领域的人才，尤其是能够独立研究的专业人才。这样的人有十个，就有十个的作用，有一百个就好了，有一千个就更好了。我们流亡藏人有十多万，希望我们能在各个领域里真正地和其他国家的人并肩同行。我们藏人成为流亡者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大陆也有不少流亡者，主要始于89年，现在已有很多人在美国的一些高等院校教学，尽管他们的英语发音不很理想，但是自己很努力地学习，获得很好的成就，有的还担任教授职务。我们藏人有多少？好像不多。

各个定居点也一样，我们的土地是固定的，而人口会增加，仅仅靠种地是不行的，还应该改善经济状况、发展技术、提高质量。早年时候，我很喜欢机械，一听说定居点里有机械培训的事，非常喜欢去，这个机器摸一下，那个机器摸一下，能有机会学习多好，我常这么想。如果我们的定居点有了新的发展，附近的印度百姓及周边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二十年前我们在卖牛奶，现在还在卖牛奶。能不能在卖牛奶的同时，生产一些奶酪、奶油等奶制品，向其他领域发展？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也几乎没有时间去各个定居点走动，但是，几次经过时，我看见定居点里，只剩下了一些陈旧的机器，甚至有鸽子飞来飞去，这是非常失职的。这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也不是印度政府造成的，是我们自己的错，很可悲。听说，定居点的人少了。当然，读过书的人，不会长久地跟在牛的后面，很多人都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去城里挣钱。所以，为定居点提供现代科学技术，非常重要。尽管自己奋斗也不可忽视，然而，在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必须请教他人。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开始成立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友人，蒲利士•莫瑞斯（polish Moris）女士建议成立儿童村，以家庭的方式，给孩子们分配父母。她的视野很开阔，还跟我说，在west Bengal 附近的那个海，不是很深，如果我们能把水挡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出现几千、几万亩的土地，她说，“然后，尊者您制定一个计划，递交印度政府，多好。”

你们中有没有人见过她？她长相平常，走路时，肩膀还是歪歪的，但是，她是一个有独特见解、思想伟大的人。我是说，成立儿童村，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莫瑞斯女士的智慧。

你们中有没有人认识路地（音译）？二十年前的人都认识他。他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对我们的事非常热心，也很率直，每天早早地，他把所有的藏人都叫起来劳动，诚挚地以自己的经验指导藏人。从请教别人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益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尽管如今我们的境况有了改善，但若认为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认为我们有了流亡政府、有了议会、有了法院等等，就可以满足了，这是不行的。否则，你的头烂了，鼻子还没有闻出来。所以，必须动起来。你们中很多人在讲，我们相信嘉瓦仁波切，经常这么讲。可是，你们相信的那个人，已经七十三岁了，快七十四岁了。再过十年，就八十三了，过二十年，就九十三了。再就结束了。

刚开始的二十年里，不怪我们，异国它乡，我们熟悉的只有天空和土地，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打下了基础。后面的三十年里，我们有一些失误，后悔也晚了。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做出看得见的成绩。否则，将会非常糟糕，非常危险，流亡社区甚至出现严重危机。境内的藏人寄望于我们，心向我们，如果不做出一些事情，我们将成为民族的败类。这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讲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知识不足的话，应该请教别人，比如向印度人、其他国家的人，多请教。最近我在新德里治疗期间，住在当地西藏儿童村，看到孩子们晚上做功课，白天到各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如果儿童村方面的负责人能请来德里的一些退休教授，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一周两、三次，或者几个小时，即使只有在晚上孩子们做功课的时候能够指导一下，解答疑难问题、也会有效果的。这只是一个例子，总之，我们一定要动起来，不动是不行的。

虽然我不了解特别大会的细节，但是，会前，我曾希望所有的雪域之子，能平等地分担民族责任，同心协力地进行讨论。如我希望的那样，讨论的结果似乎不错。主要以藏中关系为主，你们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都说了出来，比如在哪些领域里，我们有成绩？在哪些领域里，我们出现了失误？听说，提出了不少意见。我认为，这样的大会应该定期召开，是一年一次，还是两年一次？应该想一想，这会很好。这次，从西方国家来了不少藏人，你们有什么智慧、意见，应该说出来。尤其是在西方比较有经验的藏人，能抽出几个月，到印度工作一段时间，会非常好。一年中来不了，几年来一次也很好。你们认为这次大会怎么样？像这样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你们大家的心里也会有新的感受，对一些问题产生新的关注，以及了解新的情况，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十分有益。

各个定居点，没有经济基础不行。发展定居点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事，在这方面，大家都要主动地想办法，发挥你们的创造力，不要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上面不可能完全了解不同地区的详细情况。总之，如何发展教育，巩固和改善难民定居点的经济状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就这次特别大会，我是中立的。这一点，已讲过，就不多谈了。

而且很快，将在德里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大会，许多支持西藏的组织和团体都会参加，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

另外，我想解释一下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并没有超越中国宪法和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是属于民族自治的权利。据了解，在这次特别大会中，中间道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我感到高兴，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想法，不是在邓小平说的“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之后才产生的。早在1974年，我与当时的议长次旺丹增，还有旺多啦、萨迦啦、杰恰拉、尼玛桑波等官员，就讨论过自治问题。次旺丹增与我很好，当时我到瑞士治疗的时候，次旺丹增因为十分担忧而过早去世了，可惜啊……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状态，但我们知道迟早要和中国对话，如果寻求独立，是无法实现的。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思想里，就已经有了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思路，只是没有用“中间道路”这个词。1979年，邓小平要见嘉洛顿珠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说：“很好，立刻去。必须听听邓小平都说些什么。”这一点，今天我想向你们说明。在部分文件中，你们说，邓小平说了那些话之后，才有了我们的中间道路，事实不是如此。

所谓对话，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跟中国政府对话，这一点，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跟中国民众对话。上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讲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稀少，但是，对于汉民族，我的信心没有失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文化传统的民族，说话算数的民族。对汉族人民我是有信心的。大概去年或者前年，在加拿大，我会见了几个藏、汉年轻人，当时我跟他们讲，“你们成立了汉藏友好小组，非常好，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时候，三月事件还没有发生。三月和平抗暴发生后，成立汉藏友好协会就更加重要了。汉族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写了很多文章，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的陈述是合理的，真实的。我见了一些这样的汉族学者。昨天我还会见了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他们说：请嘉瓦仁波切当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我说，“领袖的话，我就 不必了。”他们也许以为嘉瓦仁波切领头的话，会出现如意妙果吧。我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力量，我两手空空（笑）。总之，他们寄希望于我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民运学生开始了与我频繁接触。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藏人的和平抗议，是在争取民主和自由，和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渴求是一致的。这些话，我们必须记在心里。政府会更替。比如中国政府，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国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这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共产党的形成，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从邓小平谈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中国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昨天，我见了几个汉族朋友，我对他们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一定会大骂后来者，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应该统统开除！”

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我认识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不需要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他是这个世界很有名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能深刻思考，对事情的了解也相当深入，他曾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经喜欢社会主义的中国。几个月前，我们见面时，我问他，“中国，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的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困难等现实原因，使中国放下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抱着极权，如同狗抱着骨头一样不放。

政府是会变化的，人民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我们谈论对话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中国政府，还要想到汉民族。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我们。因此要拓宽与汉民族的联系，把我们真正的历史、文化以及真实的现状告诉给他们，以及从1974年开始，我们的主张。要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歪曲，知道吗？请你们记住我所讲的这些话。除此之外，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扎西德勒！谢谢！

（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