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关于西藏的描述和“埋在深处的宝石”

诗人唐丹鸿是我的好友。今年全藏抗暴事件发生之后，她写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一文，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那都来自与她一个民族的部分人的骂声。之所以遭骂，是因为她说：“我是一个热爱西藏的汉人。无论她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省，只要她是自愿的。从我的个人感情来说，我更希望他们与我同属一个大家庭。我热爱自发的平等的，而非被迫的受控的关系，无论是人与人的，还是民族与民族间的；我对体验别人怕你隐忍你的‘强大’感觉没有兴趣，无论是人与人的还是民族与民族间的，因为那种感觉所昭示的心理很肮脏。我离开她已经好几年了，而对她的怀想则成为了我的日常生活；我盼望回到西藏，但是作为一个受欢迎的汉人，去享用睦邻或手足之谊的琼浆。”



唐丹鸿:关于西藏的描述和“埋在深处的宝石”

本文为作者2008年9月5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放映其纪录片作品《天葬》时的演讲。


感谢UC Berkeley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机会，在此放映《天葬》这部纪录片，并与你们分享我的个人经验。影片放映前，我想为你们介绍一下我对西藏的认识过程，和我拍此片的最初动机。

天葬是藏民族独有的丧葬方式。藏文原意是“布施给鹫鸟”，指的是人死后将尸体分解捣碎喂食给秃鹫。藏人过世后普遍天葬，至今80%以上的藏人依旧遵循这种丧葬习俗。

对于习惯土葬和火葬的人们来说，自然地，碎尸喂鸟这种丧葬行为刺激性极强，它引发了不少人的猎奇心理。

诸多在藏区转悠的旅游者和文化人竭力寻机窥探天葬，并因此导致了冲突和麻烦。

例如：最著名的事件有80年代中期，中国当时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因发表作家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头或空空荡荡》而遭遇停刊回收、主编撤职等处罚，因为小说中详细描绘了一次天葬活动，以及其它一些涉及西藏宗教文化的细节。

我认识一位作家，也因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描写他偷窥天葬的短文，引起了当地民院藏人学生的抗议。

就在2006年，中国互联网上因某藏文化论坛张贴了一些天葬照片，还引发了令人不安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在藏人和藏人之间，也在汉人和藏人之间；在藏人之间的争议主要是：有些藏人认为，不应该为了网站的点击率，把藏人看得很神圣的天葬的照片贴在网络上； 而另一些藏人则认为，正因为人们对天葬有很多误解，贴上天葬照片与相关知识介绍，让更多的人了解天葬，也是好事情。汉人与藏人之间的争议呢，主要是一些汉人以文明人自居，将天葬指责为一种落后的陋习，血腥野蛮。

正因为这些争议， 西藏自治区政府在2006年第三次发布《天葬管理暂行规定》，禁止对天葬现场围观、拍照、摄影、录像；禁止在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上刊登、播放与天葬活动有关的文字、图片、报道等。当然，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偷窥偷拍天葬的“历险故事”……

在中国（的汉人中间），这些围绕天葬出现的事件、处罚、禁令和传闻，传达着这样一些信息：天葬是藏人的一种原始的陋习，因其血腥和不文明而遭致汉人（“文明世界”）的批评， 藏人们把这些批评视为侮辱而反应过激，政府的民族政策给了批评者或猎奇者不公平的惩罚等等……

实际上， “藏人落后、野蛮、肮脏、残忍”这类说法在汉人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许由于这些年的旅游开放和汉藏交流而程度有所减轻），而“天葬”则是支持这种说法的明证。
　　
对于那遥远的阻隔在崇山峻岭和云层之外的西藏，汉人从自以为优越文化的角度，对她的看法并不十分尊重友好。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在我的幼年时代，“藏蛮子”这个幽灵，偶尔会在四周人们的谈话间游荡，它肮脏、嗜血、不可理喻，令我害怕。

我生长在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四川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成都是连接汉藏两地的交通枢纽。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四川有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我幼年时偶尔会在街上看到藏人。（现在，藏区各地来成都设立的各种办事处比那时多了很多，来办事做生意的藏人也增加不少。）

大约我3、4岁的时候，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由成年人带着去看了一个解放西藏农奴的展览，这是我第一次“了解”西藏。

展品中有穿着破旧藏袍的木质男女模特，有皮鞭、铁链、刀枪等凶器，一些酥油灯、一面大鼓，一些令人恐惧的照片，按解说员的解说：旧西藏奴隶主用藏人的头骨做碗，用人油点灯，用人皮做鼓面等。

不久前西藏3.14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各地又搞了这种展览，只是取消了有关人头碗、人皮鼓的误导。

我第一次听说天葬是从我父亲口中。他是一名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曾因植物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在四川藏区呆过，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那时我也很小，听他与我母亲议论藏人，他说藏人死后不是土埋或火葬，而是“把四肢折断扔下悬崖喂鹰”。当然，他们用了“野蛮的陋习”这个词来评论这种葬俗。

关于父亲与藏人还有一桩往事，也是我童年时母亲告诉我的。

说是文革期间，我父亲所供职的大学的学生要去藏区串联，我父亲凭他曾在藏区工作过的经验和印象，告诉学生们藏人性关系混乱性病很多，告诫女学生串联期间不可单独外出走动，当心被藏人强奸。

他这样说的后果是：他的“敌人”——在那个人与人之间斗来斗去的年代，“敌人”就是与他同系的另两位教师，把他的话转告给了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

我母亲说那两个“敌人”是想利用激怒藏族学生置我父亲于死地——据说有近200名藏人学生来到他的大学抗议，声称要把我父亲揪出来批斗……这也许就是直到今天，我都未从我父亲口中听到一句藏人好话的缘故吧？　

除此之外，我也从邻居成年人的描述中认识西藏：“藏蛮子”从不洗澡，身上很臭；藏人粗野暴戾，在食堂买饭从不排队，可无人敢抱怨，否则他会抽出腰间的藏刀把人捅了；来内地的藏人在公交车上遇上了小偷，直接就用藏刀把小偷的手筋挑断，而政府的民族政策优待藏人，不会给犯罪藏人相应的惩罚等等。

从解放西藏的展览、到成年人有关藏人的描述、到我们所受到的历史教育，大致可以看出在我的脑中勾勒了怎样一幅西藏和藏人的图画：

西藏曾经是野蛮、黑暗、残酷的世界，是共产党、解放军——不言而喻，很难不联想到这二者也意味着“我们汉人”，把他们救出了苦难，带入了更进步文明的世界，而他们身上还残留着蛮荒世界的印记，在政府民族政策的庇护下成了被宠坏了的人群……

这种印象并非是我个人的，而是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使在今天从中文互联网上也很容易搜索到这种信息。

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对西藏的经济开发和逐步的旅游开放。由于山高路远条件艰苦，加上一直以来关于藏人的可怕传说，并不是许多人愿意去西藏。

最初进去的主要是官方指派的援藏干部，和官方动员的一批怀着“支援帮助”等浪漫激情的大学毕业生。

干部援藏的实际好处是，只要在艰苦陌生的大多人不愿意去的西藏工作一两年，回去后职务会得到提升、工资增加、获得住房等；

而文革后首批进藏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发现了文学艺术灵感的新大陆，在一些“西藏新时期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作品的描述中，（这些作品都是经过政府话语权机构的遴选审查和有意识推出的），和一些旅游者口中，第二幅西藏的图画开始形成，它由这些要素构成：壮丽的风光、神秘的风俗、波西米亚式浪人的心灵归宿、作家艺术家创作资源的宝库、摄影家的天堂……

可以说，没有这第二种关于西藏的描述，就没有我后来的数度西藏旅行，以及《天葬》这部影片的产生。

1990年夏天，我怀着一种交织着罹难冒险与漫游奇景的心理，第一次去西藏旅行，这次旅行改变了我脑中曾经形成的第一幅关于西藏的图画，代之以上面我所说的第二种，实际上比第二种描述所传达的信息更多：

除了壮丽的风光、神奇的风俗，友善的人群，还有她的精神，令我对曾经相信的历史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我想也应该在别的一些去过西藏的中国人心中出现过，不许被说出、不曾敢说出。

不过，在此请允我回到与影片有关的话题。在第二种描述中，“作家艺术家创作灵感的宝库，摄影家的天堂”背后，还有一堆实现成名梦和发财梦的神话。我听说过有画家西藏题材的绘画被老外大价钱全部买去的，我听说过有摄影家拍西藏走红发财的，我听说过在西藏拍了纪录片得奖、获得资金资助的……仿佛只要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去西藏随便走一圈，老外们，你们这些老外们就会从口袋里大把掏钱。

云游，金钱，在云游中逃避我厌倦的现实，在逃避中还可以像捡石头一样垂手捡取一块块黄金……我也是一个做着成名和发财梦的人。

1999年春天，我从西藏拍了第一部片子回成都后，结识了一位康区的活佛。他邀请我去他的寺院——在川藏交界的一片海拔4000的草原上，从成都开车得走3天，去拍他举办的祈愿大法会。

我带了一个摄制组去了。法会期间，他请一些汉地来的施主和信徒，还有我们观看了一次天葬。影片中天葬那位妇女的部分就是那次拍摄的。

可以说我们高兴坏了——前面我介绍了，窥视拍摄天葬引起了不少冲突麻烦，政府也禁止拍摄，再说谁家愿意家人的葬礼被人当成稀奇围观拍摄、议论纷纷呢？

我并非没想过找机会拍天葬，而是难度使我断了念头，没想到幸运会如此降临到我们头上！

在这次忽然降临的机会中我们拍得很慌乱，法会结束后，我又请活佛帮忙安排另一次机会。

活佛和其他听闻的人都带着友好而戏虐的笑意问：“你们干吗拍这个啊？这有什么好看的？”

他们对分尸场面的形容与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哎哟，你们不害怕吗？我们都不想看这个，气味很大，以后几天都会吃不下饭的。”

的确，后来第二次拍摄前，为我们担任翻译的僧人丹增还提醒我们把围巾多绕几圈在口鼻上、喷洒点香水，还申明他会离现场远一点，以免闻到气味。

我感觉，活佛以及僧人们对我们这些人的猎奇心理是十分明白的，也很宽容。

活佛说他可以安排，只要死者家属同意就行。唯一的告诫就是不应对这种风俗想当然地妄加评论，因为天葬蕴含着藏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严肃思考。

我们等了一些日子，因为不是每天都有去世的人，有些死者家人不愿意。直到等到这位死者，他的家人同意了。

我曾经把天葬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处理尸体的方法。在等待死者期间，我们的翻译，一位普通的僧人丹增，当时他27岁，走的最远的地方离他修行的寺院只有70公里，他为我们介绍了与天葬相关的知识及其最基本的观念：断灭我执，最彻底的布施。

也许，因为死者本人生前就是天葬师，他以及家人，对天葬所蕴含的理论有着更深广的理解：死者灵魂已去，愿将所剩下的尸体作为礼物给与别的生命。

影片中的这位死者名叫龙庆，75岁，他一生中天葬了500多人。他过世后，他的三位天葬师朋友为他实施了天葬——死者最后的布施。他不仅把自己布施给了鹫鸟，也布施给了我，而且，今天通过这部影片，布施给了你们。

拍完天葬临回成都前，我们来到活佛面前，请他打卦占算一下，我们拍的天葬能否赚钱？那位年龄与我相仿的活佛，取下腕上的念珠占算了片刻，轻轻对我们说：“它的价值像一块埋在深处的宝石，你得挖开盖在上面的厚厚的尘土，才能得到它。”


图为唐丹鸿在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放映其纪录片《天葬》时演讲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