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12点建议的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先生遭拘留

“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12点建议的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先生遭拘留

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先生，12月8日被警察从北京家中带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拘留。

他是近日中国国内联署《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之一。《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概述中国宪政民主进程并倡导一个公民行动平台的宣言。有303位学者、新闻工作者、独立作家、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参加签名。

今年三月间，全藏地发生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被当局强势镇压，致使藏地局势恶化，中国30位知识分子联署向中共当局提出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建议，不但在中国国内获得民众响应，也在国际上引起相当关注，并带动近三百位各国藏学家和学者联名写信，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刘晓波先生是12点建议的发起人之一。

刘晓波先生秉持人道精神和良知，关注西藏问题，撰述相关文章，这里转贴三月以来他所写的三篇文章，以及他在2004年为我的遭遇而呼吁的文章。

在此，向刘晓波先生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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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

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再次凸显了的，不仅是中共西藏政策的失败，也是唯物主义独裁政权的失败。

中共唯物主义，不理解宗教信仰之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意义，也就无法理解达赖喇嘛对于作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圣意义，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不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汉族强权的最高象征。对于一个虔诚民族来说，四十年见不到自己的神，等于剥夺了藏人的核心价值；指控和诋毁达赖喇嘛，等于用刀剜藏人的心。

正因为如此，西藏危机爆发后，面对世界性指责的中共当局才一肚子委屈：多年来，中央给西藏投下千亿人民币和各种经济优惠政策，架桥铺路、修缮庙宇、建高楼大厦，藏区的经济也确实得到发展，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确实得到提高，但藏人就是不知感激，还要屡屡反抗。

相反，离开西藏四十年且远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给不了藏人任何经济实惠，但他仍然是藏人最为崇拜、也最为怀念的人，“让达赖喇嘛回家！”是藏人最大的诉求，而中共当局不让达赖喇嘛回家，恰恰是引发藏人抗议的主要原因。

中共的唯物主义不理解人之为人的属灵特征，不理解金钱无法收买宗教信仰，不理解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不理解多元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之间的歧义并不能构成思想强制的理由，政权更无权要求全社会只信奉官方意识形态。中共只把人当作肉体的物质的存在，当作喂饱了就心满意足的“猪猡”，也就只能把社会当作猪圈来管理。所以，中共要求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样的思想观念必须服从于政权的强制统一，更企图通过制度性的谎言、暴力和行贿，来泯灭一切不同于政权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 把人的社会变成动物庄园，使“会思考的芦苇”变成“不会思考的枯草”。

正是在这套粗俗的唯物主义引导下，已经失去道义合法性的中共现政权，才会坚守经济第一的跛足改革，夸张地炫耀GDP增长的百分点，纵容“一切向钱看”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人生；才会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在利益上优惠中心城市和收买各类精英，偶尔也会用向底层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来显示“亲民”；出访时的独裁寡头们，才会个个是皮包里塞满大定单的暴发户，在国际上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认同。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满世界炫耀自己在经济上给了西藏多大的恩惠，企图用加快西藏的物质世俗化来改造这个信仰民族，使其逐渐丧失信仰的虔诚；才会把西藏的精神象征达赖喇嘛长期拒之于故乡之外，长期把老班禅软禁在北京尽享荣华富贵，把新班禅幽闭在黑箱中，就是不让这几位宗教领袖回到自己的信徒中间，向信徒布道、为信徒祝福和接受信徒的膜拜。

当下的中共政权，除了经济增长的GDP崇拜之外，已经再无自我炫耀的资本；除了熏天的铜臭之外，小康中国的空气中再无其他芬芳。这套粗俗的唯物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发展为文革时期的宗教灭绝，毛泽东变成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在后毛时代发展为利益至上，金钱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准。它给中华文化及其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坏。

由于长期接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熏陶，更由于五十年来强制灌输唯物主义，大陆人对宗教的极端无知和对少数民族的傲慢鄙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对自己亵渎神灵的言行毫无意识。比如，大陆的体育名人张健，为了个人的世俗名利而要横渡藏人的“圣湖”纳木措。著名歌星韩红，为了炒作自己而要空降藏人的圣地布达拉宫广场。在中央强制之下内地各省的援藏，越来越变成用汉人的世俗化来改造宗教西藏，在雪域高原留下众多恶俗的印记。

然而，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荣华富贵，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年仅十五岁的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活佛放弃中共政权给予的丰厚优惠而出走印度，无数藏民冒着巨大人身风险而投奔达兰萨拉，坚守在西藏的信徒进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在明示着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虔诚和坚韧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2008年3月28日于北京家中（BBC20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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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始于3月10日的西藏危机，至今仍然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如果胡温政权不能妥善回应，藏人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必将伴随到北京奥运的结束，北京奥运也将变成世界认同度很低的奥运。现在，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的艰难旅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错，中共政权可以靠强力平息大陆境内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汉族主义取得多数民意认同。通过对3•14拉萨骚乱的掐头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过单方面放大西方媒体的某些失误，通过“反分裂，护圣火”的舆论动员，更通过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单方面宣传，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无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现政权无法消除整个中国的深层危机一样。所以，中共在国内取得的这些优势，不过是鼠目寸光的权宜之计，只有维护独裁体制的暂时之功，而无助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

外界普遍认为，在此次西藏危机之前，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相关官员进行过六次对话，而现在，爆发于中国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对胡温政权来说无异于“砸场子”，给风光无限的“国际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对达兰萨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如果胡温答应了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于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让了治权，使大陆地区出现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胡温政权难以接受的。

而西藏问题，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台湾。

台湾的治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已经百年。即便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的中共也从未治理过台湾, 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而且保有联合国成员资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现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拥有基本人权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湾总统来自2300万台湾人的直接选举，北京就更无法染指台湾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香港的治权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归大陆也仅仅是主权意义上的回归，而香港的独立治权由“一国两制”来保证，其经济、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还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归后的特首需要北京的点头，但特首必须由港人出任，特区政府也是独立治理香港事务。何况，香港还拥有不同于大陆的市场经济、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

而西藏，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派往西藏的历任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治权的具体执行者。从此以后，藏人也像汉人一样，不仅必须臣服在中共独裁的治下，而且也经历了汉人所遭遇人权灾难，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灾难决不次于汉文化和汉人，藏人的活佛、贵族、商人、艺人、藏医等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禅喇嘛就被囚禁了将近十年，汉人的走资派和社会名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民众都经历过八十年代充满希望的时期，也都在1989年经历了喋血的惨剧，经历了八九后的强力镇压与金钱收买。现在，虽然汉藏两族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码不必像毛时代那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但是汉藏民众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权，藏人所没有的各类自由，汉人也没有。达赖喇嘛无法回家，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汉人异见者也无法回家；西藏当局对付达赖喇嘛的手法，也被用于对付汉人的法轮功和其他民间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诋毁达赖喇嘛，逼迫法轮功信徒诋毁李洪志）。

西藏危机中的汉藏民族冲突是误导、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实质、是深层。汉藏民众共同面对同一个独裁政权，藏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当汉族民众在互联网上向达赖喇嘛大吐口水时，遮蔽的恰恰是汉藏民众最真实的处境——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达赖喇嘛与胡温的真正和谈能否开启，开启了能否谈出具体成效，不取决于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取决于大陆内部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真正启动之时，才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谈判真正开始之日。

一句话，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反过来也一样，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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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共开启谈判大门

尽管，中共媒体声讨“达赖集团”的声音仍然在继续，那种文革式腔调也未见收敛，但一搭宣言也抵不过一个实际行动，强大的国际压力已经让北京必须寻求妥协。而继续对达赖喇嘛和西方媒体的口诛笔伐，不过是用来安抚国内愤青的泡泡糖而已。

胡温寻找的突破口是“友好的法国”。４月１８日－２２日，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访法。２１日－２７日，法国参议长蓬斯莱访华。２４日－２７日，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作为总统萨尔科齐的特使访华。25日－2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访华。当胡温先后会见了蓬斯莱、拉法兰和巴罗佐之后，对话大门随之开启。4月25日，新华社对外宣布“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接触磋商”。

“3•14事件”以来，中共现政权在处理此次由西藏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冲突时，从胡温到西藏大员，从统战部到外交部，各级官员的表态都极为强硬。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发出对西方的强烈抗议，还罕见地在三天内连续三次要求CNN给中国人民道歉；当局也始终支持国内外华人的反藏独反西方狂热，甚至中共驻外使领馆公开动员海外华人保卫奥运火炬。这一系列强硬姿态，毫无在近期内开启对话大门的征兆。现在，胡温政权如此动作，着实让国内外舆论感到突兀。但仔细想来，胡温决定开启对话大门，实乃势所必然。如若仍然僵在那里，北京奥运的两大目的都有可能落空。

首先，奥运火炬的世界性传递极为艰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藏人在火炬进西藏、登珠峰上做文章，特别要确保奥运火炬顺利登珠峰。因为，当局想控制住中国境内的藏人容易，但想控制住尼泊尔那边的藏人就很难。从尼泊尔一侧登珠峰相对容易，那边的藏人又是登山高手，万一尼泊尔政府看不住，让那边的藏人登顶，在只有八平米的珠峰顶与中方火炬手遭遇，岂不是让北京颜面扫地。制止藏人行动的关键力量，与其说是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联合封山，远不如让达赖喇嘛出面劝阻境内外藏人不要骚扰火炬传递。而要让达赖喇嘛出面说服藏人，除了与之对话之外，再无其他办法。

其次，确保日益临近的北京奥运不再有大麻烦，特别是不能让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没有欧美大国元首的面孔。因为，西藏危机以来，不仅是欧美大国政要之间表现出罕见的一致，而且是西方国家的民间、媒体和政府的高度一致，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九前六四血案后的国际景观。西方各国政要一致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反复敦促中共当局尽快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可以说，北京是否开启对话大门，已经成为欧美大国政要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的前提。

即便胡温政权的对话有着如此急功近利的目标，但其这么快地作出对话决策，还是不同于中共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

传统上，每逢中共遭遇事关政权稳定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突发危机，中共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僵硬传统，决不会在风口浪头上明确地作出妥协姿态。即便胡温迫于西方的强大压力而不得不开启对话大门，如果按照中共的传统方式，也照样是暗箱操作，只让海外的人知道而不让国内的人知道。19年前的六四危机，邓小平在处理善后事宜上的妥协（让方励之赴美等决策）来自与老布什特使的秘密会晤。

再看西藏问题。从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会见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以来，双方在八十年代就有过多次接触，北京还多次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回国考察。1989年的西藏事件和六四屠杀，以及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中断了北京与达兰萨拉的接触。其后，国际压力再次迫使北京作出妥协。2000年，“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共有52个国家代表参加，西方国家大都有代表出席。大会作出极为强硬的决议：“如果在未来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谈判，西藏自治的要求得不到实质性回应，与会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并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其独立地位。所以，2002年9月，北京终于恢复了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对话，前后共进行了六次对话，也邀请他们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拉萨和老家宗喀达泽村等地。

看这样的黑箱历史，我极度鄙视独裁政权的怯懦阴暗，它一直用欺骗来戏耍中国人。我也可怜那些因西藏危机而抓狂的愤青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但对汉藏关系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且对独裁中共与达赖喇嘛的接触磋商也一概不知。他们激动得让千百万颗红心在互联网上跳动，实际上是当了“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冤大头。

无论胡温政权基于怎样的权益考虑，在汉藏关系、中西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刻，开启对话大门总比紧闭大门好，起码让紧绷的关系稍微松弛一下，既是给自己台阶，也是给对方台阶。

更重要的是，胡温政权能够改变其前任的黑箱方式，不再瞒着国内民众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偷偷谈，而是向海内外公开宣布开启对话大门。无论是基于怎样的理由，公开了，总比秘而不宣来得体面。正如让外国记者进藏，总比全面封锁更能表现现政权的自信一样。

胡温第一次对国内公开这样的对话决定，无论在主观上是基于何种动机，但在可观效果上，也多少显示出胡温对帮了政府大忙的爱国者们的知情权的尊重。与此同时，对话决定的公开也会带来连锁效应，起码让关注西藏问题的国人有所期待，想看看双方能否谈出结果。愤青们要看达赖喇嘛能否节制住“藏青会”，使激进派不再骚扰火炬传递和奥运会的召开；也要看看欧美大国的政要能否出现奥运开幕式的主席台上。而支持西藏高度自治的国人，要看胡温在冲突得到缓解之后，能否撤换“文革式书记”张庆黎？能否依法公开公正地对待那些被捕的藏人？能否收回在西藏进行诋毁达赖喇嘛的所谓“感恩报国”运动？最后，当北京奥运平安结束之后，胡温能否在西藏高度自治问题上松动一贯僵硬的立场？

行文值此，我忽然发现此次西藏危机对汉人的另一好处——大规模动员的爱国运动让西藏问题得以凸显。如果胡温政权不是高调处理此次西藏危机，不是用公布“3•14事件”的方式进行反藏独动员，不是用某些西方媒体的失实和火炬传递受阻来进行反西方动员，而仍然像1989年那样处理西藏事件，对内地封锁关于西藏抗议的任何信息，对西藏进行为期四百多天的戒严，那么，西藏问题决不会如此广泛地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国内外华人也不会知道西方国家对西藏问题如此关注，更不会知道达赖喇嘛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不管是中共高官及其喉舌如何诋毁达赖喇嘛，也不管愤青们如何仇恨达赖喇嘛，但无论褒贬爱恨，起码让达赖喇嘛走出了红遍海外而海内无闻的窘境，让达赖喇嘛的名字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无意间在中国成就了一次西藏问题的大众化启蒙。

尽管中共的垄断信息和宣传方式一如今往，但互联网为高度关注西藏问题的大众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即便是那些铁杆愤青，只要他有多了解汉藏关系和西藏问题为什么高度国际化的意愿，也能得到远远超出党国灌输的意外收获，起码他们可以多了解点儿汉藏关系的历史，了解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以及达赖喇嘛与“藏青会”的分歧；也让无神论的汉民族对宗教的作用多一份感受，知道达赖喇嘛对藏人的神圣价值。特别是给已经陷于物质主义泥潭的国人上了生动一课——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仅仅靠物质利益是无法摆平的，因为再多物质优惠和再严酷的强权都无法摆平藏人之心。所以，无论是刺刀的恐怖之光，还是金钱的诱惑之光，统统抵不过信仰之光。

最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政权的黑箱，以往的西藏问题仅仅在中共高层是个 “难题”，而在绝大多数汉人心中，以往的西藏仅仅是旅游观光猎奇之地。现在，不管对西藏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但西藏问题终于可以走出中共黑箱而进入大众视野，让内地的汉人明确的意识到：西藏问题，不仅是中共政权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也是整个汉民族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因为，西藏问题之大，大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统一和分裂。要想真正达成“汉藏大团结”，汉人就必须学会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办法，就是让雪域之魂达赖喇嘛回家。

2008年4月27日于北京家中（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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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

唯色，一位西藏女作家，写了一部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仅此而已。

中共，一个拥有全部国家机器的政权，却为一位女作家的写作而不安，以至于，无法容忍一本合法出版的书，以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为由，封杀该书，整肃作者。足见这个老大政权对自己的统治是多么缺乏信心，它每天瞪着寻找“敌人”的血红眼睛，那目光里闪动的，不仅是凶狠，更是惶恐。

一、中共对唯色的指控

据王力雄先生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原载《议报》第172期，简称《事件》）一文透露：参与禁书整人的中共衙门，国家级的有两个：“统战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省级的有三个：“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中共西藏党委宣传部”和“西藏文联”。国家级衙门负责定罪，地方衙门负责禁书和整人。

统战部指控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新闻出版署具体列出该书的罪状：“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其它罪名还有：不歌颂“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沉缅于对道听涂说的旧西藏的怀恋”，既是“错误的价值判断”，也是“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按照这样的控罪，广东新闻出版局负责全面查禁《西藏笔记》，西藏的宣传部和文联负责整肃唯色。

《西藏笔记》被查禁之时，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唯色被中止学习，召回拉萨。随后，西藏文联党组专门成立的“帮教小组”，对她实施洗脑式的精神虐待，要求她“检讨”和“过关”。如果唯色屈从了，哪怕是违心地检讨，大概也能过关，因为能否“过关”，直接关系到唯色的个人利益之有无职位、工作、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其它“皇粮待遇”，还有以后在国内公开出版作品的机会。即便中国已经离开了“残酷斗争”的毛泽东时代，但在利益至上的小康时代，镇压的残酷性有所下降，并不等于不再镇压，只不过由简单的强硬转变为镇压和收买的软硬结合。实质上，柔性的利益收买也具有要挟的性质，只针对服从者，而“不服从者”仍然“不得食”。一旦不服从，收买转瞬就变成剥夺。现在的独裁者们很清楚，不必动用监狱，仅凭利益要挟，就足以让人出卖尊严。所以，阳奉阴违和表面认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人应对整肃运动的常态。

然而，有信仰的唯色没有屈服。首先，屈服等于亵渎自己的信仰和人格的自我羞辱；其次，屈服就要按照中共的腔调指控达赖。而达赖，不仅是被迫流亡的西藏领袖，更是雪域文化之魂、　　藏传佛教和藏人精神的最高象征。对于一位虔诚的藏传佛教的信徒来说，指控达赖等于剜心。再次，屈从也是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共违背让“西藏高度自治”的承诺（《十七条协议》），用所谓的极权式“民主改革”来代替真正的“民族自治”，达赖是被中共享所谓“平叛”暴力赶走的，中共屠杀过许多藏人和毁灭过许多西藏寺庙。而且，流亡在外的达赖并不是谋求“独立”，他反复重申的仅仅是“西藏的高度自治”，也就谈不上“分裂国家”（见《事件》）。

藏传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远而透明的阳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中共无神论则是僵硬而阴暗的，如同秦陵里埋葬了暴君尸体的黑暗墓穴，强权暴力是其得以维系的主要手段。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个老大政权的之间的对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间的对抗，也是坚守尊严和羞辱尊严之间的对抗，更是柔性的信仰与僵硬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吓、后镇压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一样，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二、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说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粗俗，因为它根本不理解宗教信仰之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信徒之爱的柔软和坚韧，也就无法理解达赖对于作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圣意义。中共甚至不理解人之为人的属灵特征，不理解社会应该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平相处的共同体，不理解多元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之间的歧义，并不能构成思想强制的理由，政权更无权要求全社会只信奉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共只把人当作肉体的物质的存在，当作喂饱了就心满意足的“猪猡”，也就只能把社会当作猪圈来管理。它不仅要求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样的思想观念必须服从于政权的强制统一，更企图通过制度性的谎言、暴力和行贿，来泯灭一切不同于政权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如果说，当年的毛泽东想把中国建成一座“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大兵营”，那么，后毛泽东时代的独裁者们就希望把“兵营”改为“一切向钱看”的“大猪圈”。两个时代的统治策略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其统治目标：通过种种虐待人性的管制手段，使人由“会思考的芦苇”变成“不会思考的枯草”，以便维持一种无利益冲突、无思想歧见、无宗教信仰的僵死稳定，也就是把人的社会变成动物庄园。因为动物庄园最有利于政权及其权贵私利的最大化。

正是在这套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引导下，已经失去道义合法性的中共现政权，才会坚守经济第一的跛足改革，夸张地炫耀GDP增长的百分点，纵容“一切向钱看”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人生；才会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在利益上优惠中心城市和收买各类精英，偶尔也会用向底层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来显示“亲民”；出访时的独裁寡头们，才会个个是皮包里塞满大定单的暴发户，在国际上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认同。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满世界炫耀自己在经济上给了西藏多大的恩惠，企图用加快西藏的世俗化来改造这个信仰民族，使其逐渐丧失信仰的虔诚；才会把西藏精神的象征达赖长期拒之于故乡之外，长期把老班禅软禁在北京尽享荣华富贵，把新班禅幽闭在黑箱中，而就是不让这几位宗教领袖回到自己的信徒中间，向信徒布道、为信徒祝福和接受信徒的膜拜。

同样，对于决不放弃信仰和自我羞辱的唯色，中共有关部门在收买和要挟失效的之后，也对她施以一系列物质性惩罚。

当下的中共政权，除了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已经再无自我炫耀的资本；除了熏天的铜臭之外，小康中国的空气中再无其它芬芳。于是，政权陷入GDP崇拜的泥潭，国人精神堕入金钱拜物教的深渊。正如大陆流行的关于暴发户的“新民谣”所言：“一夜暴富之后，穷的只剩下钱了。＂中共这套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给中华文化及其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坏。由于长期接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熏陶，更由于五十年来强制灌输唯物主义无神论，大陆人对宗教的极端无知和对少数民族的傲慢鄙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即对自己亵渎神灵的言行毫无意识。比如，大陆的体育名人张健，为了个人的世俗名利而要横渡藏人的“圣湖”纳木措；著名歌星韩红，为了炒作自己而要空降藏人的圣地布达拉宫广场；在中央强制之下内地各省的援藏，越来越变成用汉人的世俗化来改造宗教西藏，在雪域高远留下众多汉族文化的恶俗印记，比如，王力雄先生提到的“泰州广场”：“占地极为巨大，吞噬无数良田，除了财大气粗的炫耀，很难解释必要性在哪里；整个广场完全是汉地风格，布置着亭阁、石桥、流水，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广场中央一组金属架构顶着一个硕大的不锈钢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科学与进步的象征；一圈牌廊喷涂着中共领袖的画像和中共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标语口号；广场耗资必然十分可观，却跟当地人没有关系，甚至根本不是为人所建。”（见《事件》）；一些自称是西藏作家的写手，在依托于西藏文化的写作中，严格遵守中共的“政治正确”，抽去雪域文化的宗教之魂而仅仅把西藏风俗作为“白领时尚”来叫卖。由此也能看出，当下大陆表述西藏的作品，可以分为“外在的时尚表述”和“内在的信仰表述”。中共之所以查禁唯色《西藏笔记》而没有查禁其它以西藏为题材的作品，就在于唯色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西藏的宗教精神之魂，尽管还无法做到完全直言，起码是委婉的“内在的信仰表述”，而其它作品大都是“外在的时尚表述”，类似于为观光客们准备的“旅游指南”。

三、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说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野蛮，因为用物质崇拜来理解政治统治的人性基础，必然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的狼性和最下贱的奴性，也就必然走向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绝非一种单纯的观念或思想，而是靠独裁强权支撑并服务于独裁强权的意识形态霸权，其统治逻辑必然是强行贯彻其权力意志，当它认为必要时，既可以翻云覆雨地违背承诺，也可以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

其实，在当今世界，政教之间、俗灵之间的相分离，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文明常识。对于宗教而言，只要允许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只要尊重思想观念和平表达之权利，世俗化并不是洪水猛兽，再粗俗的无神论和再大的信仰歧义也并不可怕，因为它并不能构成对他人的思想强制和权利剥夺。可怕的是不准信仰的野蛮无神论，是没有自由选择权的思想强制，是没有平等表达权的制度歧视。中共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它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根子上正是源于这样的强制和歧视。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连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都不是。因为在骨子里，除了“独霸权力”之外，中共什么都不信。

如果说，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公权力的任何滥用都具有远远超出个人恶行的野蛮性质，也都具有远远超过个人阴谋的阴险性质，那么，“独霸权力”无疑是所有野蛮中的最大野蛮，所有阴险中的最大阴险。不仅“独霸权力”本身就是公权力的最大滥用，而且“独霸权力”的维系也只能靠暴力恐怖和黑箱阴谋。在根本上靠着对人性的摧残和腐蚀，即通过制度之邪恶之丑陋，把人的属灵生命降低为“恶狼”、“狡狐”和“傻猪”等动物。而一当有人不甘于动物生存而想追求有尊严的人的生存时，一当这种粗鄙的意识形态遭遇某种宗教或异见的挑战时，它便视为对其政治权威和统治秩序的威胁，也就必然产生草木皆兵的权力恐惧，而权力恐惧会导致极端的非理性癫狂，必然把主观认定的威胁加以无限夸大，并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

只要是独裁者，无一例外是高度警觉的，警觉到时刻瞪圆专政眼睛的程度，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独裁者从不会高枕无忧，而不会高枕无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客观上失眠，而是主观上就不想睡好。独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梦惊醒，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时，它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否则的话，看不到敌人的独裁者将更加惶恐。

这是独裁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独裁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独裁者非但不讨厌噩梦连连的夜晚，反而热爱充满噩梦的夜晚，越恐怖的噩梦它就越喜欢、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够尽早被噩梦惊醒，连夜发布追捕“敌人”的命令。“噩梦”臆造的“敌人”让独裁者恐惧，也是他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敌人，他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

独裁者消除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强制，定要动用组织审查、思想洗脑、经济要挟等强制手段，逼迫信仰者和异见者低头认罪和重新作人。如若不从，紧跟着就是用行政处罚来剥夺工作权和断绝生活来源；如若还无法奏效，就用监狱囚禁身体，甚至用割喉来禁声，用处决来消灭肉体。也就是说，独裁者与热爱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权力变成私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人性向残暴、多疑、嗜血、虚伪的畸变。独裁者的逻辑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欢或愿意，我的噩梦连连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个人的恐惧，必须由所有人来分担。”独裁者要把个人的内在恐惧强加于亿万人，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四、唯色的虔诚信仰和人性尊严

具体到唯色个案，也是粗俗和野蛮的结合。野蛮的禁令和粗俗的洗脑之后，就是下贱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剥夺：“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见《事件》）

然而，面对粗俗而野蛮的老大政权，也面对自身利益的严重受损，作为个体的唯色却没有丝毫动摇，她坚定地重申自己的信仰，也就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做人尊严。她在写给西藏文联党组的信中表示：

“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这封信题为：《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

是的，唯色象许多不屈从强权和收买的藏人一样，在虔诚信仰的支撑下，以人性高贵对抗物质粗俗，以个体尊严对抗权力羞辱，以作家良知对抗野蛮剥夺，她要用自己的坚韧告诉把人视为“猪猡”的政权：人，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向善升华依赖于信仰。“不准信仰”的强权必定要践踏尊严和亵渎信仰，而有尊严有信仰的个体必定蔑视“不准信仰”的强权，无论它看上去多强大！也无论它能施加多暴虐的迫害！

是的，唯色崇拜十四世达赖，也敬重十七世葛玛巴，不仅有她作为信徒的宗教原因，也有她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原因：达赖和葛玛巴，既是藏人心中的神，也是人格楷模：宁愿流亡，也不屈从中共的威逼利诱。

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尊严所确立、被信仰所提升，其精神品质完全可以战胜利益要挟，必要时，也能战胜暴力和监狱的恐吓。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想告诉失去工资、住房和全部社会保障的唯色，会有朋友为你提供栖身之地，尽管他们可能只是自由主义者而非佛教徒；以当下国情而论，你的写作能力足以养活自己；即便遭遇暂时的生活困顿，至少我这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愿意为你尽点绵薄之力。

我也相信：你今后的生活，至多是物质上的清贫，但决不会匮乏，因为清贫生活换来的却是心安魂净。正如西藏的广大信徒，一代代地过着物资匮乏而精神充实的生活一样。我以为，中共对你的整肃，尽显一个末世政权的病态惊慌；而你为信仰和尊严的付出，却凸现了一位女作家的从容。

在这个让太多的人丢失灵魂且惶恐失措的当下中国，心灵的从容，不仅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更是一种罕见的境界。

2004年11月23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动向》200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