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支持让赞的理由

图为Tibetan作家嘉央诺布。

Rangzen: the Case for Independent Tibet

让赞：独立图博的主张

文/嘉央诺布 译/台湾悬钩子

2008年的前言

在图博拿出古老的雪山狮子旗，就是“分裂活动”，罪行重大，可被当场枪毙。在今年历史性的起义之中，数十面，甚至百面的雪山狮子旗在图博各地高举了，显示了抗议者大声要求独立的心声。

无疑的是图博的人民正在要求让赞。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要求达赖喇嘛回来本身，也是一种独立宣言，因为他就是一个自由图博国家的永恒象征。目前，图博各地，人们怀抱着他们独立之梦，以及达赖喇嘛终有一天会回来的梦想－－不论中国残暴而且全面的军事镇压。

一位澳大利亚的记者最近刚从拉萨回来，说他“……目睹了一个在中国军事重担之下呻吟的城市。”在（11月8日）的详细报导中，他写道：“在图博首府拉萨的古老后巷里展开了严厉的军事行动，然而此事实被掩盖起来，不让世界看到。天一黑，数百名中国军人就出动，带着防暴盾牌与攻击式步枪，在此叛城各地执行勤务。他们在街道的角落设立岗哨，还派遣六人一组的巡逻队四处走动，其中三人带着盾牌，三人带着步枪。这些巡逻队夜间在拉萨的博巴区里行进，寻找任何异议的征兆。当太阳升起时，士兵们并没有散去，而是被新一轮的军队取代。白天拉萨的军事镇压措施，还有另一个令人害怕的场景，那就是在本城最神圣的地点大昭寺屋顶上还驻有狙击手，随时把他们的枪口指向帕廓广场上数百位朝圣的博弥（藏人）信徒。”

这篇文章的重新发布，是希望流亡的博弥能够重新检视让赞理想的历史、政治、道德合法性，为了这个理想，我们在图博的兄弟姐妹正在忍受毒打、折磨、关押与死刑。我们应该与他们团结在一起，重新追求我们共同的梦想。

前言

人类历史上，看起来永远不变而强大的暴政有时候会罕见地、却决定性地在表面上似乎刚强的结构里，出现小小的裂痕，暗示着即将崩溃的前兆－－给了长期受到压迫的人民、被征服的民族一丝丝希望。这样的转变，在东欧与中欧、中亚的部份地区发生，其先声就是柏林围墙的倒塌。

对图博人民来说，这样的时刻也许已经到来。中国的经济荣景，制造了庞大而无法解决的难题与冲突，威胁着要把中国社会撕裂。官僚普遍地贪污，农民绝望地起义，大规模的工人暴动，严苛的宗教压抑，愈亦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至玉石俱焚的程度），缺乏独立的司法与几乎不存在的公民社会，就是去年中国发生八万三千起示威与暴动的原因（此乃根据中国政府的报告）。今年（2006年）还有四个月就结束了，这些官民的冲突据说已经超过十万件。

在近年，某些共党高层的元老，据说对于2008年所将发生的事情极不乐观，届时，将有数万名外国访客与世界媒体会来到北京参与奥运。根据一个中国观察家的看法，如此一来可以为那些没有声音、没有财产与受到压迫的中国人民（农民、地下的劳工组织、地下的教会、宗教团体与异议份子），在世界的眼前，提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辛酸的机会。

在此亚洲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很重要的是博弥不再犹豫，不再软弱，将自己奉献给自由奋斗。很重要的，也是图博的友人与支持者，还有世界各国，了解到让赞对博日（藏民族）的生存与其文化的存续之必要性，并且知道我们独立的主张乃是至为合理、温和与正义的。

博弥的国家认同

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民族，像博弥这样被自己所居住的土地所定义。图博的国家认同，不只是由历史所塑造，也不单由宗教，而是在于图博的土地。博日是一个现在生活在，而且有史以来即一直都生活在，广袤的图博高原上的民族。围绕图博高原的四周低地国家尼泊尔、印度与中国，前往图博的道路，不只是崎岖难行，也明显地向旅人显示他们即将前去的，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博弥的认同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土地上，以致于过去的博弥认为他们自己居住区的大山，如雅砻区的雅拉香波山，安多的阿尼玛卿山(Amnye Machen)，北部草原的念青唐古拉山，康区的卡瓦格博山（Khawa Loring） 与米雅贡嘎山（Minyak Ghangkar），还有其他许多大山，都是他们的神灵，或者古老的神祗。这种信仰比起博弥祖先是只有同情心的猴子更为久远，后者可能是佛教徒的发明。对于这些大山的崇敬，博巴至今日仍然虔诚地，却有点无意识地，以煨桑(sangsol)、撒隆达等仪式进行着，而根据杰出图博学者卡梅桑丹的研究，这些仪式就是最初博日民族认同的表达。

几乎很少有其他民族像博日一样，深深烙印着地理与气候的特征。数得出来的几个，如爱斯基摩人、贝都因人、波里尼西亚岛人以及喀拉哈里沙漠的布什曼人，仅此而已。然而在博巴历史的早期，他们就想办法超越了这种自然环境所局限的生活方式，而透过高原上不同王国的统合，创造了强大的民族任同感。最早居住在统一图博地区的人，对他们的新国家所感到的神奇与骄傲感，在这首古老的歌曲，也是图博第一位皇帝所开示的一首，说得很明白：

天之央，
地之心，
雪山环绕之地，
所有河流的源头，
山高土净，
一个如此美好的国度，
人生而圣贤英雄
依良法行事
千里马之乡……

虽然图博历史的皇朝时期在十世纪左右结束了，它所遗留下来的国家感却是永恒不变的。后来的君王刻意地追溯古王朝的前例，以创造统一与自由的图博。帕木竹巴王朝的松秋坚赞（1302-1364），推翻了图博的蒙古统治（比元朝在中国结束统治早十年），接下来的黄金盛世，乃是所有博弥都称之为“Ga mu Ser Khor”（快乐的黄金时代），因为此地如此安全与和平，据说一位老妇人可以安全无虞地带着一袋黄金从图博的这一头走到另外一头，没有盗匪觊觎。

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在图博王朝自九世纪崩溃后，再度一统图博，疆域从西部的阿里、往东南包含达折多（中国人称康定），再东北延伸至青海湖。比较晚近，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孜孜不倦、排除万难地重新获得，并且保护了图博的独立，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承先启后的表征－－表达了博弥亘古以来所想维系的民族自由。

图博独立的合法性

非常必要的是，我们博巴必须了解到我们自称为一个国家的恒久性与合法性。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一种意义上，只是历史所造成的产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国家的根源都不像图博一样，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其他国家如科威特、约旦、新加坡、某些非洲国家，都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或殖民统治的遗物。比较晚近的，因为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等等－－这些政体在过去都不曾以国家的形式存在，而是在九零年代才独立。

因为国际对于该区特别关注，我们还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巴勒斯坦国。历史上，此区只是奥图曼帝国的一个次省（vilayet, 州），后来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伊拉克也是由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三个被击败的奥图博帝国次省所拼凑出来，分别是摩苏尔（Mosul）、巴格达与巴士拉（Basra）。今日该国内部难以解决而又血腥暴力的对立与分裂：教派（什叶v. 逊尼）、族群（库德v. 阿拉伯）、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冲突，显示了这样的结合本来就是相当难以维系的。

这并不是在说图博比起这些国家或领土更有权利成为一个国家－－毕竟，这是全世界的各民族都必须自行决定的事情－－而是要强调图博作为单一国家的地位，就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合法，假如不是更有资格的话。当然，我们过去没有加入过国际联盟或联合国，也没有任何大国正式承认图博就是国家（因为他们不想破坏与中国的贸易），一点也没有减损这样的合法性。

与中国的贸易，事实上就是英国与美国在过去两世纪以来，拒绝支持，或认可独立图博的事实。中亚史学权威，查尔斯‧贝尔爵士早在1930年代就确认了此一事实:

“英国与美国，以及大部份的欧洲国家，都认为图博就是由中国统治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总是被别人告知与中国的市场乃具有巨大的潜能。我回想起来，五十年前我们就这样被告知，然而这五十年来这种潜能从来未曾化为现实；潜能只是潜能而已。然而，西方国家希望能在此贸易中分一杯羹，所以为此目的而努力讨好中国。但他们居然出卖图博，以增加自己的商业利润，此举着实是令人义愤填膺。”

图博在历史上曾经被外来的政权所征服，以及过去的图博君王藉由外国军队的帮助，因而得以掌握国家，对于它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应得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当图博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十八与十九世纪衰微，而满州帝国某种程度地控制了本国之时，图博的文化独特性、其种族与民族的特殊性，都是全亚洲各地的人所清楚认知的。满州皇朝还特别指定满州或蒙古贵族，为派驻图博的使节，从来没有派过汉人。事实上，清皇室与图博的关系，都是由理蕃院所处理的，这是一个专门处理清皇室与蒙古王子、图博、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与俄国的机构。

图博，特别是它的首都，拉萨，被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与卡尔梅克人，以及数百万的蒙古人，认为是他们的信仰与文化的中心。俄国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Prejevalsky）在1878年，给地理学会与战事部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其中：“……他画了一张图，而拉萨就是亚洲的罗马，借着宗教，而拥有影响从锡兰到日本的两百五十万人的力量：是俄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曾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点上，受到其他国家的统治。联合国的会员国，如果必须证明历史上一直都是独立国家才得以加入的话，那么没有几国真有与会资格。就如同爱尔兰特使于联合国1960年辩论图博问题时所指出的，联合国大会里的大部份国家，如果必须证明他们在过去从没有被其他国家统治的话，那么大部份国家几乎没有资格留在那里。

英国大约有四百年的时间是罗马帝国的一部份。俄国被蒙古人统治了将近两世纪，美国，当然一开始是英国殖民地。中国本身也曾受到蒙古与满州所统治，并且曾经一度不断被图博军队所击败，在公元763年，首都长安还被图博军队占领。而我们也不该忘记，中国有大一部份在上个世纪曾经受到日本的占领。

今日图博内部

世界上大概没有其他地方（也许除了北朝鲜以外），像图博今日一样，受到斯大林警察国家一样的方式所控制－－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拉萨。拉萨肃杀的气氛，很大程度被西方观光客所忽视，甚至某些天真的流亡博巴也都未能注意到－－他们对中国专制政权的变色龙特色太不清楚，反而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有时候受到其中商机的引诱。

今日造访图博的游客，包括图博“专家”在内，遇到的是一群每天过寻常生活的百姓，没有表达任何对中国占领的公然反对，于是他们下结论说博弥对于现状很满意，未能考虑到共产中国统治底下的生活现实。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曾经清楚地描述了生活在各种强制规定与压迫政权下的人，往往都采取双重人格心态以自保。坦白地说，在一个因为人民拥有“错误”意见就会加以处罚的国家里，不只观光客不容易了解他们的真实感觉，连极权国家本身对于这些感受都没办法正确评估。

1979年，中国当局见到达赖喇嘛的使节抵达拉萨，而受到人民极度热烈、非常情绪化的欢迎，极感震惊。中国当局当时似乎真的相信，只有“一小撮”博弥才支持让赞，直到问题太过严重，逼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压迫的手段，而不再只是恢复秩序。

在拉萨廉价而俗丽的水泥大楼、迪斯科舞厅、卡拉ok歌厅、妓院（红灯区）、夜总会、旅馆之后，是中国政府令人害怕、不稍宽贷的“无情镇压”（1988）、“严打”(1996, 2001, 2004)与“誓死斗争”(2006)等等运动在实施。人民解放军、劳改营、精神病疗养院、公安局、人民武警、与居委会，透过工作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组、邻里监控，以及永远存在的告密者，公然而且自由地监视着所有的博弥。他们的权力不受到独立法庭、自由媒体、公民组织、独立监督机构、道德或宗教组织、甚至是任何单一可以代表世界媒体的机构，所阻碍。即使在世界上政府统治得最糟糕的地方，至少都有上述的一个或两个组织，可以阻止，假如不是预防的话，暴政的绝对权力，而后者正是中国领导人在图博不受任何反挫的进行之中。

在2006年5月，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张庆黎，宣布了他争对达赖喇嘛的“誓死斗争”运动。博弥，从最低阶的政府职员到高层，都被严禁，不准参加任何宗教仪式，也不准进入佛殿或寺院。早先，只有党员才被要求要放弃信仰。寺院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又再一度扩大举行。拉萨与邻近乡村地区的博弥官员，被要求写批判达赖喇嘛的检讨。高层文官必须写出一万字的论文，而那些职位较低的，则必须写出五千字的谴责。连退休的官员都不能幸免。

在图博内部，几历数十年洗脑式的共产教条，以及世界上最残酷、毫不留情的压迫，博弥对于独立、让赞的希望，仍然顽固地拒绝被压碎。虽然大规模的示威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一连串勇敢的人，阿尼、僧人与俗人，已经经年累月举起被禁止的雪山狮子旗，举着反中国统治的标语，公开高喊让赞。2003年10月2日，尼玛扎巴，一位来自尼措寺、二十岁的僧人，因为在狱中惨受折磨而死亡。他因“分裂活动”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因为他贴出了呼吁图博独立的海报。在2006年9月3日，忙碌的拉萨帕廓街上，一位23岁的僧人独自一人短暂地示威，要求图博独立。几分钟之内，他就被警察拖走。在这些例子，以及数百件其他的小例子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号召与呼声，没有例外的，总是“让赞”。

为什么让赞是非常重要的

某些领土曾经是其他国家或帝国的一部份，不但想办法存活下来，而且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还外国的统治中得益－－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英国治下的香港。但即使是中国的热烈支持者，也不得不同意，中国在图博的统治，并非明显成功，跟英国治下的香港比，也并未更人道或更自由。

然而，即使是相对良善的外来统治，在表面上，对于土著民族的文化与士气，都可能是有损的。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都是已开发国家，经济发达，还有各种不同的民主机构来保障他们人民的权益，包括（至少是近年）原住民族在内。但这些国家内的许多原住民都士气不振，忍受着贫穷与疾病，容易受到酒精诱惑与绝望感的袭击；这种情形似乎也在图博内部开始发生了。

在外来政权统治下，似乎唯一生存之道，就是经常地反对压迫的政府，并怀抱着最终会获得自由的希望。即使是征服你的统治者，只有在你反抗他时，才会尊敬你。数百万死于白人不公义与暴力之下的美国原住民，只有勇猛好战的酋长，如杰洛尼莫(Geronimo)、疯马(Crazy Horse)、与坐牛(Sitting Bull)等人，至今天仍然被美国人民记忆并且尊敬。那些平静地接受白人统治、还到华府去向“伟大的白人之父”乞和的原住民领袖，都已经被忘记。

乔治‧奥韦尔，在他的新闻专栏里，提到古老的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与罗马，几乎完全依靠奴隶制度来运转，就如同现代社会依靠电力与石化燃料一样，我们却想不起任何一位奴隶的名字，除了史巴达克斯（Spartacus）以外。而我们记得他，“……因为他就是不遵从‘不要抵抗邪恶‘的命令，而是起来暴力反抗。”

希望在中国境内享有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如此一来就必须假设，中国的政治系统是有弹性的，可以容忍接纳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系统。我们可以想象自治区存在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它真正由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所构成的，而它的民主机制如宪法、自由的媒体、自由的选举与独立的司法，都能防止政府或一个多数的团体压抑其他团体应享的权利。但这是中国领导班子根本没办法做到的事。

中国领导人，就好像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一样，都是长期在压迫文化与不良政治之下的受害者——就是澳大利亚杰出的汉学家，詹纳尔（W.J.F. Jenner）所称之为“历史之暴政”的东西－－它瘫痪了中国社会与政治面本来可以进行的基本转变。詹纳尔说道：“……可怕的可能性是中国被关在牢笼里，没有地方可以逃，这个牢笼数千年来与时俱进，一座历史的牢笼——一座历史的牢笼，是文学的比喻，也是过去累积的结果。”

让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是个例外，北京同意这样做，因为此交易有利于他们的政权。如果中国没有作出这样的让步，也许当时就会损及国际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并且在中国内部造成重大的金融问题。在共产党接管后的几年之内，新闻记者、广播节目主持人、政治讽刺家、律师、以及香港社会中其他民主的声音，在渐渐“让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气氛中，受到系统性地暴力骚扰、死亡恫吓。许多人都已经离开香港。本来应该保障香港的自由的《基本法》，中国已经有效地加以削弱，香港政府的议会与行政机关，都受到北京的控制。

不像香港的公民，博弥热切地感觉、也知道，他们在文化上、种族上、语言上、甚至在性情方面，都与汉人不同。图博境内博弥经济状况的改善，即使真的实现（事实上并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对此点的看法。我们必须记得拉萨的示威活动就发生在图博的经济状况，比较起前一个时期，明显获得改善的时期。在此方面，博弥的态度可以用八零年代在图博内部流传的一份异议文件来表达：

“如果（在中国统治下）图博建设起来了，博弥的生计受到改善，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甚至让三十三重天外的神祗都感到尴尬；如果我们真的被给予了这些东西，到了那时候，我们博弥也不想要这种东西。我们绝对不想要这种东西。”

为什么在现在放弃？

图博境内的情况，无法否认地，相当糟糕，特别是我们考虑到汉人移民到图博的人口，又因新铁路的建成而加速。但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支持者，他们的一贯主张是，要防止汉人移民，我们就必须放弃自由斗争，并且生活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这是很明显错误的论点。中国的领导阶层或官僚机构里，可曾有人暗示，只要博弥放弃他们的独立诉求，就愿意重新考虑移民政策？如果我们放弃自由斗争，而图博内部的情况变得和平稳定，那么汉人移民一定会继续增加－－比起过去五年所发生的更多。而且我们不必太了解国际法，就会知道，如果达赖喇嘛与图博流亡政府接受了中国对图博的主权，那么中国将人口西移至图博的政策，在世界的眼中，将会完全合法。

唯一阻止汉人移民的方法，就是加强自由奋斗，并且让图博的情势不稳到一个程度，使外来投资者、汉人企业家以及民工，都觉得图博的状况不能忍受，更不用说可以从中图利。即使图博的独立不能立即实现，我们必须在世界的眼中建立一个图博高原是一个不安不稳的地区，而图博独立的问题还没有结束的印象。

然而不管汉人移民的问题多严重，我们必须记得的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不可逆的状况。斯大林强迫了大批俄罗斯人移民到非俄国家，如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1939年，这三个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六百万人，相当于图博的人口。斯大林又处决了数万当地的人民，还将数十万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时世界各国都认为，这三国已经完蛋了。在五零、六零与七零年代，这三国似乎已经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虽然这三国仍然在伦敦与纽约设有办事处。即使是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本人出生成长于立陶宛，在他的书《被禁锢的心灵》最后一章里，也留下了一种徘徊不去又哀伤逾恒的印象，这三个古老的波罗地海国家，如同西班牙征服者消灭阿兹特克文明一样，已经写下了历史的终章。

但在苏联解体后，这三个小国家独立了。虽然国内还是有相当多俄罗斯人，他们并未如原先所假设的，对这些国家的生存与完整造成威胁。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这三个小国家，一度咸信已经完全被苏联的极权暴政与俄罗斯移民所消灭了，现在却是三个自由的国家－－飞扬着他们古老的旗帜，说着自己的语言，并且自由地生活。

图博从来没有像波罗的海三小国一样完全消失，即使是在中国治下最糟糕的阶段。而现在，即使是各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同时，图博仍然以各种方式，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当然，有时候他们的注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然而，全世界对于图博的状况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常常对其惨况感到忧心。如果过去曾经有一段是我们勉强可以放弃的时期，那就是六零与七零年代，当时似乎全球的共产主义方兴未艾，而中国对于图博的控制似乎永远会继续；而自由世界里大部份的知识分子与名人都崇拜着共产中国与毛泽东思想。

现在，图博仍然广受世界的注意与同情，虽然目前不如九零年代一样顶盛，却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各国人民对图博的同情，并没有转换成政治上对图博的支持，这是不幸的事实。我们博弥，特别是宗教领袖，必须接受我们没办法将我们的政治目标清楚而一致地呈现于世界眼前的错误。事实上，我们的政治目标的不明确，已经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与支持者之间，造成了混乱困惑的感觉，并且让各种努力阻滞难进。

让赞的国际面向

自从九零年代以来，图博的领袖与一些西方支持者，努力将“全球关怀”如环保、世界和平与信仰，与图博议题混在一起。结果造成某些博弥与友人有点妄尊自大的观念，认为图博的独立奋斗不够成熟、又太过狭隘褊小。当然，这种看法不但是错误的，也显示了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需求与某种议题混淆在一起，好显示自己政治正确、提高社会的接受度、增进个人前途，甚至是获得物质的利益。

争取自由的真正奋斗，是在小地方发生的，而且往往是孤注一掷的，人们放弃的，不只是社会的尊敬与稳定的工作，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自由奋斗的本质就是唐突激昂的，然而不管如何动荡不安，不管如何造成经济衰落与人的痛苦，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恩、纳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姬桀骜不驯的奋斗，鼓励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比起外交官员、职业运动人士、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充满好意的努力，来维持所谓的“世界和平”，更能感动人心，虽然他们的目标往往只是维系国际的现状而已。

每一次自由战胜暴政，都对于其他还在受苦的人是一大鼓励。我很确定博巴还记得，当孟加拉国赢得独立时，我们多么高兴，而当我们得知某些博弥的军官对于其胜利有重大贡献时，是多么鼓舞骄傲。在印度赢得独立后，一连串的非洲与亚洲国家也脱离欧洲的殖民统治。在九零年代，柏林围墙倒下来时，另一些国家也获得了自由，这一次则是挣脱了苏联的枷锁。图博的独立将会引发，或至少前导一个新的自由时代，不只是邻近的东土耳其斯坦，内蒙古，甚至中国人民本身。

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在世界上目前最暴戾最会杀人的政权里，如北朝鲜的金正日、缅甸的军政府、罗伯‧穆加比的津巴布韦、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所统治的乌兹别克、在达富尔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苏丹政府，这些都是靠着中国的经济、外交、军事支持而幸存，甚至欣欣向荣。

民主与让赞

只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图博社会，有创意而新颖的思考、新的领导人－－在自由奋斗中非常需要－－才会出现，并且受到尊敬、达到政令风行草偃之效。更进一步，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并且让我们的政府负起责任；也只有如此，图博人民真正对让赞的感觉，才会真正地表达出来。

对图博受到压迫的人民来说，民主代表的，不但是脱离中国暴政的最后自由，也是他们能够自己选择出公正与平等的政府的最佳希望。因此，一个真正的民主图博，将会是对中国文宣的反驳，他们宣称图博的独立就意谓着再度回到政教合一的封建设会。因此民主对于我们的主张来说，是一大利器，而其在我们流亡社会里真正而有效的施行，对我们自由奋斗的信实度乃是绝对必要的。虽然我们已经在流亡小区里开始了民主的措施，然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除非一个真正以党派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取代目前的，跟尼泊尔的旧制、装点门面用的潘查耶特（译注）“民主”制度好不了多少的制度，流亡政府与国会将永远无法真正反映民意，也没办法实行政策来促成人民真正想要的独立国家。

然而，单单只有选举系统，也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与多元化的社会。博弥必须效法我们祖先那种热诚接纳佛教的决心，以同等的热情用来拥抱民主式的思考与文化。藏传佛教持久不变的活力，应该大大归功于伟大的洛札瓦（大译师），他们从七到十三世纪就孜孜不倦地地收集、研究、翻译印度的典籍。这个伟大的成就就是所有的藏传佛教制度、教义、功德的知识基础，一直到今天为止。为了指导我们国家的政治未来，博弥应该研读并且讨论，创造出西方民主与公民社会的思想与哲学，学习法国与英国启蒙运动、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我们时代里的自由思想家与民主人士的作品。

只有靠着这样知识的学习、政治上的努力、道德的热情，我们才有办法重建独立的图博，而依据法治、个人的自由，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系统的政府。

即使是独立的希望都是至为重要的

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独立将会很快就发生，甚至也没有人知道是否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发生－－虽然我认为它会。然而不消说的是，维持让赞的目标对此一最终的标的，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得，就是独立的希望，让我们流亡社会在困难的早期仍然保持强大团结。我们社会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宗教与政治的争吵、教育水平的降低、我们宗教被可悲又可耻地商业化、行政系统中的犬儒心态、普通百姓之中失去了自尊与道德感，都与过去二十年，图博的领导人物渐渐放弃自由奋斗有关。

独立的希望对于图博境内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流亡的境外让自由奋斗继续存活，给境内博弥希望，虽然他们正在忍受极大的痛苦，也给了他们一些保证，他们的文化与他们的世界，没有完全消失。为了让博弥保有他们的身份、文化与宗教，希冀一个自由的图博的憧憬必须保持下去。如果我们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中国的一部份，那么我们一定会失去的，不只是国家的认同，还有我们文化的特殊之处。北京也许会恩准我们继续当佛教徒，但只能当乖顺不提问题的那一种。而我们必须记得中国内部还有许多其他的佛教派系与宗派。假如图博两千年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到头来只变成人民共和国内部，一个位于高山地区隐蔽而不重要的佛教教派，将是最大的讽刺与悲剧。

唯一让单一个人保持博弥身份的方法－－在图博境内、在印度流亡、甚至在异乡的孤单之中、或者中国的监牢里－－只有紧紧抓住图博独立的希望，并且不断地向别人、向世界表达对共产中国的不挠反抗，并展示其政权本质的不人道与邪恶。

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1881-1936），我觉得，也许也不会忠告博弥投降算了、默默死在他们现在的惨境之中。他是一位和善的悲观主义者，但他对于希望这件事有以下的忠告：

“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译注）潘查耶特Panchayat是一种南亚的政治系统。就字义上来讲，是村子里选出五位年高德劭的长老（panch）的集会（yat）。传统上，集会是要解决个人与村子之间所发生的纷争。尼泊尔的情形是，数世纪来，政府的大权由彼此有亲戚关系的贵族家庭掌握。虽然国王下诏禁止成立政党，然而政党却实际存在，只是暗中运作，许多政党领袖为了避免受到囚禁，只能潜逃到印度。而在潘查耶特系统下，尼泊尔内部有六个政府支持的阶级与职业组织－－分别是农民、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这些组织就是用来取代被禁的政党，并且提供一个阶级或团体可以争取利益的管道－－而不是国家的利益。这些组织与团体常受到警告，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然而这是许多尼泊尔人唯一的政治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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