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信

图为4月25日以后，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675名僧人被火车押送到格尔木的某个军队监狱，强制接受“法制教育”达数月。这是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汉文对照的“学员行为规范”。


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信

苦难中，呼吁关注西藏的一份请求书——致胡锦涛主席及有关领导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我是西藏传统教育最高学府之一、闻名于世的雪域古刹——色拉寺的一名普通的出家僧人。我想在此陈述我在西藏许多寺院所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亲身经历。作为一位公民，我有权向政府诉说自己的看法，有权向关怀民众疾苦的阁下表达我们的心声。

我主要想说的是：“3•14”事件的发生，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吗？

自今年3月以来，以拉萨为主的大多数藏地掀起接二连三的抗议游行，包括抗议者在内的很多人由此陷入困境，经济损失严重，也有人员伤亡。在藏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民心如此不安的原因何在？中央政府简单地把一切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头上，断定这次抗议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这实际上是强词夺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及海外有识之士都谴责了这一行径。即便有极少数“分裂分子”不顾全体藏人的利益闹事，可为什么在祖国大家庭中，享受“翻天覆地”变化的广大藏族人民，会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旨在和平情愿的抗议游行当中呢？如果认为“3•14”事件是在达赖喇嘛的教唆下，由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僧众发起，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是：政府对藏人恐怖施威，逼迫僧人破除戒律，亵渎我们神圣的宗教。事实上，这次和平抗议游行是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的抗争，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呐喊！在各寺院长年累月修持佛法的长者，尤其是年轻僧众们，认为跟以往发生的抗议事件大同小异，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侮辱僧学，强行从寺院驱逐僧人。

身为出家僧人，研读佛理、实践佛教中的利他思想，是其一生刻苦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藏传佛教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所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传承西藏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藏传佛教各寺院，其中包括位于拉萨地区的三大寺。人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这些名刹古寺接受古老的智慧，教化求善的人性。可是，政府却罔顾求法者的虔诚信仰与求知欲望，非常武断地把僧侣人数统统限定在他们认为可以容易“管理”的数字之内；并且以种种借口，强行驱逐在寺院多年的僧人，责令他们不得在寺院继续求学，使得这些远道而来的僧人，只能在半途放弃学业，不得不返回各自原籍。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拉萨的三大寺，在康地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在安多的阿坝格尔登等寺院，一直以来不断地反复上演着。政府派遣派出所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定期地对寺院所有僧舍进行突击检查，任意搜查僧人的行李，随意踩踏佛像、佛经以及其他佛教圣物，不尊重任何佛事供具以及僧人的袈裟法器等。

（二）、挑拨师徒关系，强迫与上师对峙。

在寺院中开展的诸多运动中， 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本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宗教信仰者来说，爱自己的祖国和信自己的宗教，是作为公民与信徒的基本准则。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胁迫僧人批判和侮辱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得不到保障，政府不但毫不理会，而且有意强制僧人批判民众敬仰的宗教人士，玷污神圣的佛教思想，由此招来僧人对政府的不满。多数僧人因拒绝政府的无理要求，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或被强行驱逐出寺院，或遭到拘押。这种恣意破坏宗教信仰，故意扰乱僧人正常修学的行为，在藏地寺院与信教民众中引起极大反感，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政府批判达赖喇嘛，为何会激起藏地信教民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呢？这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信教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在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中，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化身，为拯救五浊横流的世人，尤其为保护在黑暗中挣扎的西藏人，他不断地乘愿转世，用佛的智慧和利他慈悲的爱心普度众生，为众生指明解脱痛苦的道路，所以达赖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尊贵无上的如意之宝。在广大藏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你拥有如意之宝，你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将会迎刃而解。达赖喇嘛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意之宝。可是，政府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地强迫我们与达赖喇嘛作对并强求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蛮横地剥夺我们千年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阻碍我们传承祖先留下的伟大文明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三）、三大寺的历史渊源。

作为藏传佛教和西藏传统文化中心的西藏寺院教育，至少经历了14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且曲折的岁月中，西藏的寺院弘扬并保存了人类文明中的奇珍异宝——佛教。公元14世纪，诞生于安多地区、后赴卫藏深造的佛教改革者——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建立甘丹寺。在他的影响下，以佛教寺院为中心，理论结合实践即显密双修的修学风气，传遍整个藏地。宗喀巴大师将佛教的价值理念，融合于世人的日常思想行为之中，让人们了解到，如何去敬重为自己传教授业的恩师，推崇智慧与真理的普世价值；更让人们敬仰的是，他以佛陀的语录和古印度先哲所著的经典为根据，并以自己的无碍辩才与智慧，开创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先河。在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旨在传播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三大寺院，在拉萨附近相继建立起来。

这些寺院的建立，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其影响力辐射到蒙古、满洲等藏地以外的很多地区。曾在拉萨哲蚌寺求学的安多僧人阿旺尊珠在安多创建名闻遐迩的拉卜楞寺（位于现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同样，曾在哲蚌寺求学的格尔登仁波切，在今天的四川省阿坝县境内建立格尔登寺；曾在甘丹寺求学的第一世夏•格丹嘉措，在今天的青海省同仁县境内建立隆务大寺。总之，在藏人聚居的安多、卫藏、康这三大区域中的格鲁派所有名寺，以及所有的德高圣僧和贤明智者，几乎都与拉萨三大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在三大寺的求法者当中，除了信奉格鲁派的僧众之外，还有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觉囊派以及古老的雍仲苯波教的信徒。

（四）、要实行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政策。

然而，政府罔顾藏传佛教的悠久传统，忽略广大信徒的精神追求，严格控制寺院僧人，对一心求法学佛的僧人尤加管制，强行驱逐外来的学经僧人，这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名存实亡的有力证据。

在“3•14”事件期间，全副武装的军队密不透风地包围拉萨三大寺，并且破门进屋，大肆查抄僧人们的私人物件，搜走达赖喇嘛的所有法像，拿走僧人们使用的移动电话和电脑，甚至连现钞也统统被没收。据悉在其他藏地，军警们还把达赖喇嘛法像扔在地上踩踏，或与垃圾一起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无端制造谣言，说有些僧人身藏菜刀作为武器，而制造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诬陷僧人是“恐怖分子”，然后作为严厉打击的借口。

拉萨三大寺的多数僧人都被抓捕、殴打并被拘押长达五、六个月，有些僧人甚至连靴子、袈裟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扣上手铐带走。在被非法拘押期间，许多僧人并没指责政府，也没有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通过正当途径，请求相关领导，释放他们返回原先的寺院继续闻思修佛法。可是，一次次的请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应验了藏人的谚语：“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多疑”。在被拘押五、六个月后，才被押送到各地派出所，由其“认领”，强迫僧人们返回原籍俗家，并被严厉警告从此不准返回原先求学的寺院。许多僧人在历经不幸之后，成为无家无寺的颠沛流离者。目前，这些无依无靠的僧人，在巨大的胁迫和痛苦中，正荒度着人生最艰难的生涯。

（五）、不能非法破坏和毁灭藏传佛教。

当今是知识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本可以为在寺院求学的僧人提供佛学以及现代知识的教育，而不是让他们从时空上受到封闭式的管制，然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却限制了寺院的发展，如：

1、计划生育政策给地广物博且资源丰富但人烟稀少的西藏，带来的不但是人口上的危机，更限制了寺院僧团的数量。

2、政府制定的未满18岁不许出家为僧的法规，也限制了僧团的数量，更影响了僧团的质量。

3、对规模宏大且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大寺院，政府严加控制僧人的入学率，这给有强烈求知欲的僧人无异当头一棒，失去千载难逢的修学良机。

而政府把宗教信仰自由，仅仅理解为信徒可以手持念珠在转经路上磕头，或者善男信女可以在山顶水畔挂经幡、撒“隆达”等，甚至把这些表面现象解释成中国正在执行真正的宗教自由政策（见政府制作的《从历史上看西藏》影片中）；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宗教信仰自由的证明到处宣传，这其实对国家、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发展毫无益处。

僧人在年纪幼小时被拒绝进入寺院接受正统佛学的基础教育，到成年后，即便允许入寺学习，学习的最佳年龄已逝去，所以很多僧人虽在18岁之后被允许入寺，苦学多年，但在佛教学业上的长进并不大，其结果是，佛教事业的未来之路越来越窄，传承佛教慧命已危在旦夕。而政府经常对外宣称，拨款维修了某某寺院的佛殿，举办了“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考试等等，而可以考取格西的资格，竟然首要是“政治过关”，并不是佛学有成。因此，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表面化的与真正的佛教修学全然无关的“面子工程”。

与“文革”前的三大寺比较，僧人数量实则骤减十倍。如色拉寺在“文革”前有9900名僧人，现在只剩850多人；哲蚌寺以前有10000名僧人，现在只剩1400人；甘丹寺从前有5400名僧人，现在只剩400人。至于目前，三大寺因为许多学经僧遭到驱逐，剩下的僧人更少。按政府的统计，现在西藏自治区僧尼人数为74500名，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1700余座，可是，真正有机会修习佛法、学习佛教理论的僧人，其实只占所有僧人的百分之十。若不懂得佛法及佛教理论，怎能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呢？而不尊重宗教信仰权益的社会，又如何能够把“和谐社会”的理念普及到雪域高原呢？

（六）、藏传佛教寺院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

政府投资大量资金修缮寺院，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但是政府更需要加强寺院教育事业的力度，让传统悠久的佛教文化发扬广大，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展示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之光芒，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戴。然而，如果将藏传佛教寺院，仅仅当成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这就过分简化了佛教寺院作为文化中心的功能。若是这样，现存的所有寺院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因为违背了当初创建寺院的目的和需要。

每一座寺院创建的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文化的精髓。西藏佛教寺院的形成，是藏族先哲们融会贯通佛陀智慧的奥义，以及通达古印度哲人们的思辨之后，结合藏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景观，逐渐在雪域高原形成了传播大乘佛教“智慧与慈悲”理念的寺院体系。传播奥妙深意的佛教原理，通过对佛法的闻思修，为芸芸众生指明离苦得乐的根本。当然，转绕佛塔，磕头礼拜，进香供养，朝礼圣地，挂经幡，瞻仰大德遗容，以及修建寺院、雕凿佛像和绘画唐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积累一些世俗的功德，但是佛教的慧命必须通过经院哲学的系统教育，必须通过切切实实的闻思修，才能最后证悟佛法。因此，如果把佛教寺院当作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那么寺院的作用就消失了，还不如由政府投资修建一些陈列文物的博物馆更合适。

（七）、歪曲真相和分裂民族的罪魁祸首不是我们。

在关于“3•14”事件的宣传中，常常可以看到几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镜头。这些精心拍摄的镜头，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中反复播出，给世人制造西藏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效果，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遗憾和阴影。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3月10日至12日，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以和平方式请愿游行，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围攻。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手无寸铁，却被军警发射催泪弹，并用武器野蛮殴打，而这些可怕的镜头，从未在新闻媒体中出现过。反而，我们为消除催泪弹的毒气，往自己身上浇水，被诬陷成僧人向军人身上泼水。媒体还伪造个别僧人手里拿着石头的照片，作为西藏僧人暴乱的证据大肆传播。这种不顾事实的歪曲报道，说明政府部门的有些官员，习惯弄虚作假，这是他们心胸狭窄、推卸责任的表现，实在让人恶心。

我们希望并相信历史能够澄清所有的事实。现在，听说在中国内地很多城市里，看到身穿袈裟或藏服的人，会报以异样的目光，甚至很多宾馆饭店拒绝给投宿藏人登记。那些利用媒体的传播来歪曲事实、肆意破坏民族感情的人，虽然平常总是巧舌如簧地宣传“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但在民心不稳的紧要关头，却故意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如此所为，居心何在？

（八）、人民期盼的不是政府的口头承诺，而是实际行动。

目前，中国政府对各个宗教提出新的要求，即宗教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个观点很好，有助于社会的和平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及观点，一旦脱离了社会实际，不能直接服务民众的时候，其意义便化为乌有。宗教也是从社会发展中产生，从历史进程中演变过来的，所以，宗教事业随着社会同步发展是其本身长盛不衰的保证，归根到底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如果不培育德行崇高的佛教人士，如果不给予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却空口高喊“宗教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根本解决不了实际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及相关领导的明智决策。为此，我们在令人寒心的旷野中，急切盼望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政策的光辉，普照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上。

最后，我祈祷：祝愿国泰民安！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祝愿自由的阳光照耀中华大地！

扎西德勒！

色拉寺僧人 更敦巴（化名）

2008年10月7日，于被逐出色拉寺的颠沛流离中写。


（注：信的原件是藏文，见藏文网站Khabdha。信已译成英文，见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0/sera-monks-petition-to-hu-jintao.html。中文译者佚名。）


这是格尔木军队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文的“学员行为规范”。





这几位僧人是色拉寺的学经僧，3月10日，因在大昭寺广场前和平请愿而被捕，至今仍在拉萨狱中。当天有色拉寺抗议僧人14名，全部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