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24日晚，阿坝格尔登寺数十名僧人被军警毒打成伤
RFA：四川武警残暴殴打藏族僧侣
中国四川爆发武警部队残暴殴打阿坝县格尔登寺的五十多名藏族僧侣事件，目前至少五名僧人伤势危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上述消息，是由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最先向外界透露的。该组织的发言人惠特凯西先生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目前事态的发展非常严重：
“事件发生在9月24日，中国的武装警察长期以来一直在对格尔登寺进行封锁，他们指责一位外出上厕所的僧侣跨越了封锁线，并对他进行殴打。被打得满身是血的僧侣回到寺院后，五十多名藏族僧侣集体到寺院附近的警察局表示抗议。两辆满载着武装警察的军用卡车随即到来，武警使用木棒、枪托和砍刀对这五十多名僧侣进行野蛮殴打。僧侣们不但没有反抗，反而全体平躺下来，希望向武警表明他们的行动是非暴力性的。在武警继续野蛮殴打的情况下，这些僧侣甚至揭开了自己的衣服，以表明他们手无寸铁，是无辜的。五名僧侣由于伤势危急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这五人的名字是：……”
本台记者也试图与位于四川阿坝县的格尔登寺取得联系，但到目前为止，外界打入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9月25日，发表了《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白皮书，惠特凯西先生对此表示：
“白皮书宣称，中国政府依照法律保护西藏的宗教信仰。而就在此白皮书公布的前一天，中国的武装警察甚至使用砍刀殴打藏族僧侣，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在白皮书中所宣称的内容与实际发生在西藏当地的事实完全不相符合。单单只在今年，非法被当局无理拘禁的藏族僧侣就达数千人之多。事实证明，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保护西藏的宗教自由，甚至对西藏和周边地区的藏族僧侣正在使用越来越严厉的军事手段进行镇压。”
长期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作家王力雄对此分析认为，该事件与当局在今年年初处理西藏问题时的立场和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这和当局处理西藏事件所采取的立场和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处理西藏事件是用煽动性的、敌视的、甚至种族对立的方式，煽动这种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这样一种民族意识在军警当中实际上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所以，一旦出现任何一点事情，他们就要施以暴力来对待他们。那么，这样一种种族对立是很难弥合的，而往往是一种冤冤相报。我的希望就是：中国将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位于中国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县格尔登寺有僧人一千多名，每年十月的讲经法事活动都会吸引上万名信徒和游客到此参拜。当地藏族人口５万７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８９％。格尔登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
中共军警随意殴打西藏僧侣导致50多人受伤
【挪威西藏之声9月26日报导】驻守在西藏安多阿坝州阿坝县格德寺（注1）的中共军警于近日再度任意殴打当地僧人，导致4名僧人重伤、50多人轻伤。
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格德寺僧人罗桑益西今天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阿坝县格德寺现年20多岁的一名僧人于本周三（24日）晚上企图到寺院外面时，遭到驻守寺院的中共军警的武力恐吓及谩骂，随后这名僧人无奈回到格德寺附近的一家饭店后，把所有情况告诉给正在饭店吃饭的数十名同寺僧人，于是这些僧人到中共军营讨理，但是中共军警不仅不理会西藏僧众的呼声，反而出动大量军警，用菜刀和铁锨等工具残酷殴打这些手无寸铁的西藏僧人，导致格德寺僧人索才为首的4名僧人严重受伤。
目前这批受伤僧人正在阿坝县医院中进行抢救，其中一位叫索才的僧人其生命已处于极度危险当中，另有50多名僧人也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
罗桑益西继续表示，当时在僧人和军警间进行调解的西藏格德寺寺管会工作人员拉却也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他说，中共当局虽然撤走了在阿坝县各乡村驻守的军警，但是阿坝县城和格德寺依然被大量军警严密监控。此外，中共当局于本月16日和17日还增派军队全面监控西藏格德寺。
罗桑益西最后表示，西藏各地发生的示威活动是对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的一种强烈不满的表现，因此，如果中共当局继续镇压西藏僧俗民众，同样的示威活动会继续展开，甚至会更加严重。
英国西藏独立运动成员马特·韦提卡斯表示，尽管中共政府加紧控制媒体咨询，但是西藏境内发生的各种反中共示威活动依然被国际社会听到，因此，中国政府尽快成立一个调查组织，就中共军警的残暴行为和西藏僧俗民众遭受迫害的状况展开公正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英国BBC记者麦克·布利斯托指出，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各地区依然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密监控中，随处可以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搜查行人。
一名当地藏人向BBC表示，虽然中共当局释放了一些拘捕藏人，但仍然有很多藏人被继续关押。另一名藏人也表示， 到处都是军警，他们没有任何自由，生活状况也非常艰难。这名藏人还通过BBC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藏人更多的人身自由，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注1：格德寺，在中国的通行写法里是“格尔登寺”。
Chinese armed police used spades and meat choppers to beat Tibetan monks
FTC[Saturday, September 27, 2008 01:21]
Free Tibet Campaign yesterday reported the beating of 50 Tibetan monks by Chinese armed police at Kirti monastery on 24 September. Kirti monastery is in Ngaba county (Ch: Aba) in the Amdo region of Tibet (Ch: Sichuan province).
Free Tibet Campaign has now received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an extremely reliable source on what happened at Kirti monastery.
The monk who was initially beaten on the evening of 24 September has been named as Jimpa Ladja. Jimpa Ladja had left the monastery buildings to go to the toilet but had not gone beyond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monastery. (Kirti monastery is surrounded by Chinese armed police. The police are stationed at nine separate checkpoints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monastery. There are between ten and fifteen police at each checkpoint and each checkpoint is surrounded by a fence. Beyond the checkpoints a separate line has been drawn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monastery. Monks are forbidden to move beyond the perimeter without per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Jimpa Ladja was stopped by armed police at one of the checkpoints while he was walking back to the monastery. The police accused Ladja of walking beyond the perimeter and beat him badly, despite Ladja’s persistent denials that he had crossed the outer perimeter.
Following the beating Ladja was able to walk to a restaurant which is owned by Kirti monastery. Approximately 50 monks were eating at the restaurant when Ladja arrived. Ladja was bleeding and told the monks that he had been beaten, even though he had not crossed the monastery perimeter.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two of the monks at the restaurant immediately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situated to the north of Kirti to demand to know why Ladja had been beaten. Chinese armed personnel at the station threatened the monks, firing live rounds into the sky and into the ground in front of the monks. The monks ran back to the restaurant, chased by Chinese armed police who demanded that Ladja leave the restaurant immediately.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two separate monks at the restaurant protested to the armed police that it was unreasonable to punish monks for leaving the monastery to go to the toilet. The monks asked the police to call their superiors to settle the problem. One of the police made a call but soon after the call was made two truckloads of armed police arrived at the monastery. The police were armed with rifles, spades and meat choppers.
When the police arrived the monks lay on the ground, and even removed their garments to show the police that they were not armed,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Despite the absence of violence from the monks, the police beat the monks severely, using the butts of their rifles, spades and even the meat choppers. Five of the 50 monks had to be hospitalized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ir injuries. The hospitalized monks are: Lama Sotse; Rabgye; Tsang Chopel; Labchoek and Lophel.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Rabgye and Tsang Chopel had suffered particularly severe injuries after being attacked with spades and meat choppers.
The injured monks were taken to the civil hospital in Ngaba town. On 26 September only Lama Sotse remained in the hospital. The whereabouts of the other four monks who were hospitalized are presently unknown.
Free Tibet Campaign spokesperson, Matt Whitticase, sai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yesterday issued a White Paper claiming that Tibetan religious beliefs are protected by law. Such claims are shameful in the light of the credible reports we have received of this latest act of brutality against Tibetan monks.
“Such abuses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routine in Tibet and this dire situation is exacerbated by the refusal of the authorities to allow reporters unrestricted access to Tibe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exert far greater pressure than it has so far on China to open upTibet to the scrutiny of the media and independ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UN and the Red Cross.”
附：今年6月14日在阿坝县拍摄的一组照片《阿坝半日》，包括进城的检查关卡、空荡荡的赛格寺、挂五星红旗的清真寺、街景、学校门口的标语、街头宣传画，以及被武器在握的军人包围的格尔登寺，和设在寺院门口的派出所……摄影者是我。
佛法六度中有忍辱一条,这些喇嘛没有做到.他们背叛佛法在先.应予镇压.
回复删除宗教自由的名词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可两千年的今天中国的各种宗教仍然受到打压并无自由。
回复删除五十年代宗教以鸦片的名誉受到镇压；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了中国的文化和宗教；八十年代中国虽然搞改革开放，宗教却以“不敢管、不会管、不去管”的状态出现了混乱状况，宗教、迷信、气功、诈骗、科学混为一体。九十年代以后，宗教又成了“不安定”的因素，要伊斯兰教和世界伊联划界限，要基督徒和梵蒂冈划界限，要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划界限等等。尤其对藏传佛教，先是派工作组驻寺整顿、教育爱国，后又教喇嘛们签名画押、批判上师，最近，中国的宗教部门又在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政治和教义并存，宪法法律和清规戒律挂钩，来控制寺院和僧人。
通过奥运中国想展示自己的崛起，可遇到了不可思议的坎坷。所谓胡温新政的形象工程快要画句号了，习京平的太子党和李克强的团队战还未真正开始，中国的未来是民主联盟还是彻底独裁？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保护西藏的宗教自由，甚至对西藏和周边地区的藏族僧侣正在使用越来越严厉的军事手段进行镇压。”中的西藏周边的提法是不恰当的。
回复删除这是把西藏概念中共化的提法。自古以来藏人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国家。就现在也是连在一起的地区。所以用“西藏及其周边”的提法将藏人分为几大块的提法都是不可以的。有意识的将西藏这个广义词。单独把它指做西藏自治区的提法，也不是汉语的西藏的本意，更不是西藏的藏语原意。这种提法是别有用心的或有认识上的不明确性。白皮书的的核心也就是故意区分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藏区的手法，企图掩盖在其它藏区发生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血腥。
中國想要的和諧社會, 建築在"一個夢想"的理念上,但這個夢想,卻始終無法包容各種不同的聲音, 予以身為人者最基本的尊重, 實屬可悲. 也讓人不經要問:這到底是誰的夢想? 中國傳達給人民的"和諧"思想, 最後只不過淪為替"武力鎮壓"正名的藉口.
回复删除握有人民生殺大權的政府, 若不懂得尊重生命, 奉"鎮壓"為最高指導原則, 和諧從何而來? 中國不斷針對藏人進行的種種打壓, 說是為了防止分裂, 為了民族和諧, 但卻也不斷滋長人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 也註定了西藏追求獨立之路的命運. 不懂得包容藏人, 不懂得和諧真諦的中國, 不配做西藏的主人.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于8月2日突然非正常死亡。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正式披露邬建平的死因。BBC当时引述中国媒体报导，中国政府质检总局高级官员邬建平的死亡可能与检察机关的问话有关。
回复删除中国媒体报导，邬建平在8月2日突然非正常死亡。据中国《财经网》8月12日报导，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邬建平是在接受有关“经济问题举报”的检察机关约见后跳楼自杀身亡的。邬建平是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简称：质检总局）的高级官员，担任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的职位。8月13日，美联社引述中国质检总局发言人说，邬建平坠楼死亡是意外，并非媒体报导的自杀。
邬建平奥运前接受检察机构约见后“坠楼自杀”？
当时据中国大陆媒体《财经网》称，北京市检察机关在8月1日约见邬建平，此前相关部门曾接到有关邬建平“存在经济问题”的举报。邬建平即向办案人员交待了自己的财产状况，包括北京的若干处房产，及以百万计的现金存款。报导说，当晚邬建平没有回家，第二天便跳楼身亡。外界尚不清楚邬建平跳楼时是否处于办案人员监控之下。
邬建平在质检总局负责市场准入审批。中国食品安全近年来不断受到国际关注，国家质检总局在2005年11月成立食品生产监管司，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监督和日常安全卫生监管。邬建平一直担任该司司长。
中国当局去年处决了被控受贿和玩忽职守罪的中国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
邬建平是江西南昌人，现年四十三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2005年开始就执掌中国食品质量和卫生监管的大权，在国家质检总局内部属于少壮派官员，前途原本一片光明。由于其所处位置关乎民生健康，又于奥运前自杀且死因蹊跷，外界颇感意外。
据悉，邬建平自杀，与数家防伪企业起诉称质检总局强制实施电子监管码的行为有关，涉嫌高达一年2,000亿的利益输送。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否认传言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监督司副司长严冯敏随即否认了邬建平的死亡与电子监管网有关联，称邬建平只是在检察机关侦查某单位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配合调查时意外身亡，检察机关并未对其立案侦查，在其办公室和家中搜出现金之说纯属捏造。邬建平的死亡与电子监管网没有任何关系，国家质检总局已退出中信国检股份云云。
有分析指出，邬建平主掌的食品生产监管司，主宰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大权，历来是众多食品企业的财神爷，也是这些企业逢迎公关的重点目标，邬建平在行业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权大责任也重，尤其是近年中国的食品安全饱受诟病，臭名远扬，作为监管部门之一的食品生产监管司，邬建平也成为众矢之的。
外界相信，正因为邬建平身处特殊的敏感位置，即使有“问题”官方也不会选在奥运前几日来触发地雷，这与中共力保奥运并尽可能压制负面消息的大原则不符。
另一方面，人们注意到国内舆论一直呼吁中央应从源头整顿食品安全生产，特别是从监管部门开始着手，邬建平出事一定与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但是邬建平却是以自杀的方式来终结生命，这多少出人意外。
众所周知，目前内地贪污犯除民愤极大之外，很少被处死刑，邬建平完全没有必要以跳楼方式来摆脱危机，现在网络上也有颇多网民在讨论“邬建平为什么要自杀呢？”
邬建平“坠楼”与“三鹿事件”同步
三鹿毒奶事件曝光以后，人们才得以获悉，为保奥运官方封锁消息一个月，而7月底8月初应该是国家质检局确认三鹿毒奶情况严重的时期。
今年3月，三鹿集团就接到有婴儿吃了奶粉得病的报告。5月，有婴儿死于三鹿奶粉造成的肾结石；7月，又有一名婴儿死亡，三鹿奶粉中确认含有三聚氰胺；8月2日，三鹿集团董事会收到了有关报告，董事之一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要求向社会公开消息，三鹿集团向当地政府作了汇报；8月6日，奥运开幕前两天，三鹿集团要求各地回收奶粉，但是没有说理由；9月5日，新西兰总理接到有毒奶粉的报告，她要求新西兰驻北京大使向中国政府汇报；9月8日，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透露，收到了有毒奶粉的报告；9月11日，北京当局被迫把三鹿奶粉造成婴儿肾结石的消息公布于世。
三鹿毒奶事件摧毁邬建平的“梦”？
也许三鹿毒奶事件的爆发摧毁了邬建平这几年试图搭建的以“食品生产许可证”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而这个邬式保障体系，邬建平几乎把自己的所有的筹码都投了进去，甚至不惜“独断专行”。
邬建平身亡后三天，国家质检总局于8月5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已辞职的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讲话中两次提到“绝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李长江会上要求，各部门要建立制约机制，对特殊、敏感岗位实施有效制约，绝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负责全过程。他强调，各部门应建立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制度，特别是对于人事、财务和涉及企业利益的事，绝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内部消息人士透露，邬建平确实想在中国食品的烂摊子上竖一个象牙塔。食品行业人士称，邬建平出事，极有可能与其掌握市场准入审批权有关。
邬建平出事与其掌握市场准入审批权有关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于2005年11月成立食品生产监管司，专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监督和日常安全卫生监管。邬建平一直担任该司司长。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介绍，食品生产监管司的主要职能之一正是：组织实施国内食品生产许可、强制检验等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据了解，在目前中国的45万家食品生产企业中，只有不到1/4企业获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据悉，邬建平监管的逻辑是对食品生产企业实施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对于具备基本生产条件、能够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企业，由质检部门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准予生产许可范围内的产品；凡不具备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的企业，不得从事食品生产加工。
2006年邬建平关于奶粉的建议
2006年10月30日邬建平接受网民在线访谈，有网友问：怎么样才能购买到令人放心的食品呢？
邬建平明确给出了四条建议：1、选购带QS的食品，2、选择名牌、免检企业生产的食品，3、选择大的经销企业购买。4、保留购物凭证，以便维权。
还有网民问，经常看到报纸网络公布这个食品那个食品有问题，又是有毒，又是致癌的，自己很担心！宝宝刚出生不久，现在婴儿食品可靠吗？希望邬建平能负责的推荐一些好的企业。
邬建平在回答时免不了先要给当局辩解并歌功颂德，他说，确实存在个别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动辄冠以“致癌”、“有毒”等等耸人听闻的字眼，造成了消费者一定程度的不安情绪。并说“总的来说，食品安全状况这两年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秩序规范和整顿方面，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各级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都将食品安全工作作为“一号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下了很大的力气等等。”
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他说“你最关心的应该是婴幼儿食品问题，这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类食品，对许多婴幼儿来说，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国家对这一类产品也是最为严格的管理，我们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确保婴幼儿食品的安全，我们也在倾听来自每一位家长的意见和建议。至于推荐哪一家企业，我建议你选择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都贴有QS标志的，很方便选择，这些企业都达到了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必备条件。另外一方面，国家免检产品、国家名牌产品，是在我们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基础上，对质量安全保障条件更高、企业规模更大、监督抽查多次合格的优秀企业给予扶持措施，这些产品有更好的信誉保障，也有更广泛的销售渠道。”
最后，他建议选择获得“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的奶粉，有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多数都是被验出有毒的）。
一线网民已发出警告
可见，邬已经把他对食品安全的信念完全寄托在了这些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大企业身上。邬的信任是一回事，企业赚钱路数又是一回事。当时已经有一线网民向他发出了警告。
有一网友说，“我是一名地市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监管人员。有一个问题请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食品添加剂备案登记及系统录入工作，但工作难度比较大。一些大的食品企业（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建厂的集团公司）以总部要求保密为由，以代号代替食品添加剂名称，致使监管工作难以开展；在对食品企业的检查中发现，不少企业使用复合添加剂，但这些复合添加剂均未标明成分（由哪些添加剂组成及比例），使用企业也无法准确掌握其成分，有比较大的隐患。建议从食品复合添加剂的生产源头抓起，强制要求标明其成分比例。”
邬的回答显得暧昧，“目前大量企业以生产复合食品添加剂为主要业务，产品配方是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律要求企业申报配方，那么为企业保守商业秘密的工作难度就会很大。但如果不要求企业申报配方，又难以保证复合添加剂中不含有违禁成份。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正在进行深入研究，既对食品安全负责，又对企业发展负责。目前复合食品添加剂使用越来越多，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之一。质检总局食品司正在组织收集和研究日本、欧盟及各发达国家的有关管理制度。包括你提出的问题在内，关于复合食品添加剂监管的基本问题，很快都会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届时，总局会广泛征求基层局和企业及社会各界的意见。”
有基层质监系统的成员报怨说：曾经有企业问质检懂不懂添加剂，业主说：我们如在食品中加入砷或其他物质，你不懂就给我们备案，只要有备案公章，就承认企业可以使用，出了问题你质监系统就无法推卸责任。
邬则解释说，备案的性质不是审批，而是了解情况的一个措施。对一种添加剂备案并不意味着同意使用。备案后发现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向企业指出，责令并指导企业整改，这才是备案的目的。
在另一回答中，邬还提到，“现阶段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包括食品用香料）大约2,200种，其中已经实施许可证管理的有约1,700个品种，还有大约500个品种没有纳入发证范围。目前质检总局正在组织有关专家和企业起草这些品种的许可细则。欢迎广大企业积极提供细则起草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细则制定得更科学，更有利于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