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星期四，流亡印度的藏人社区以烛光祈祷和放映纪录片《天安门》的形式，来纪念天安门事件19周年，尤其是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流亡藏人对“天安门母亲”的支持与尊敬。
在记录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从初始到最终被镇压为主题的记录片《天安门》，曾在美国电视节目中首次播出后，全世界为此哗然。过去的几年里，在印度流亡藏人中心——达兰萨拉，也即流亡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所在地，每年六月四日，流亡社区的藏人也以播放这一纪录片的形式来纪念这个日子。
由于3月的“西藏事件”被镇压不久，今年这一纪录片的播放将具有特别的意义——藏人与普通中国百姓之间的共同处境和对尊重人权的诉求。在播放纪录片的同时，举办者将从参加活动的流亡藏人和外国友人中收集个人签名来声援“天安门母亲”并转交给她们。
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唯一儿子的丁子霖教授的倡导下，一些“天安门母亲”于1989年8月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运动”，由150多个家庭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运动”旨在敦促中国当权政府为天安门事件中惨遭杀害的孩子们作出合理的解释并郑重道歉。为此包括“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倡导者丁子霖教授在内的其他母亲至今受到当局的监视、软禁，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被当局关押。
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天安门的母亲们再次向北京当局发出一份公开信要求当局为此事道歉. "这样的政府怎么能面对世界"? 信中说到. "作为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办国, 政府真的能心安理得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在这片溅满鲜血的土地上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吗"?
就在前几天，5月28日，为了给天安门事件中的死者寻求正义之声，“天安门母亲”开设了一个含有中文和英文网站。但是在网站开通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此网站被当局封锁。
今年2008年，通过播放纪录片《天安门》，流亡社区藏人希望媒体能够更多的关注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
这个纪录片同时也将在正在进行“徒步西藏运动”的30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的参与者中播放。于今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正式开始的“徒步西藏运动”，最近在离西藏边境大概200公里的北印度山城Nainital遭到当地印度政府的阻止，五名“徒步西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遭拘留，为徒步者提供食物的卡车被暂时扣留。如果徒步者被允许的话，他们将在6月4日观看纪录片《天安门》，以此来表达对“天安门母亲”的支持与敬重.
需要了解更多, 请联系以下邮址:
chinatibetdialogue@gmail.com
了解相关信息, 请登陆以下网站:
Human Rights in China: http://www.hrichina.org/public/index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 http://www.hrichina.org/public/index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writings !
回复删除感谢 !
哀悼六四死难同胞
回复删除不了解中國人民在想啥?
回复删除國家當權者利用他的強大勢力,
以坦克槍械等殺害人民時,
居然還有大多數的人民在一旁拍手叫好,
六四事件是一群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表達和當權不同的意見,
就必須手無寸鐡的被槍殺,被關,被虐待....
而至今中國人民還在一旁說還在作夢
印度拘捕“藏独”头目 “藏青会”会长入狱
回复删除近日，印度警方拘捕了5个“藏独”组织的头目，指控其违反印度相关法律、危及人身安全等罪名，并将其关押于印度北安查尔邦哈德瓦监狱中。
5月27日上午，"藏青会”、“藏妇会”等5个“藏独”组织的头目，包括“藏青会”会长次旺仁增、“藏妇会”会长比次仁在内的5人，在前往印度彼托嘎尔县组织“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动”的途中被印度警方拘捕。印度警方指控他们违反印度相关法律以及危及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
29 日下午，5名被捕的“藏独”组织头目被印度北安查尔邦哈德瓦县警署拘押至哈德瓦县监狱。
此前，印度警方曾出动多名警力要求活动参与者立即返回，禁止其继续前行。但活动参与者并不听警方劝告，迫使警方最终鸣枪示警，并扣押了“藏独”组织相关活动物资。 (来源：国际在线)
当年天安门64的悲剧是因为中共政府固执，不让步。
回复删除19年后，中共政府进步了吗？
当年天安门64事件，你会在那里？在学生队里争取民主自由？还是反对学生示威，无理取闹？
今天的你，会为西藏人争取宗教、平等？还是反对西藏示威，无理取闹？
西藏的问题，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绊脚石。要中国在世界各国扬眉吐气，就必须和平的平息西藏人民。
中共政府会成熟的过这一关吗？
世界人都在期待。。。
中共需要大灾难
回复删除首先向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表示我常常为之泪流的最真实的哀悼！向在救灾中舍己救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解放军、武警官兵、政府官员、人民教师、各路志愿者等等致以崇高的敬意！
地震灾民们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碑子都刻上了树立在被地震洗礼过的废墟上了。地震前期，中共来不及去思考一些煽情的事，近期的电视报刊上很明显地多了一些与党有关的肉麻。比如，给了钱给了救灾的物资抢救了伤员然后灾民会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党员、党员干部发挥了模范先锋作用；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例子一个个地感人。然后就是要说明一个主题，还是党好。中宣部显然在此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有些歌颂党英明伟大的细节会被安排得很得体很有分寸。在中共渐渐被人唾弃恶心的今天，这地震可真来得及时。天赐大地震良机，中共能不好好地利用一番煽情一番，能不再次取得伟大之胜利？中共有胜利大吹胜利，无胜利拿灾难当胜利。中共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把中国人民骗了六十年了。
今年以来，中共又喊了多次胜利。抗击南方雪灾已经很胜利了。抗击西藏暴民，用冲锋枪与坦克对付最多只有石头、棍棒和藏刀的暴民焉有不胜之理？然后，奥运主题列车巅覆，死伤数百人，也有个取得救灾恢复铁路生命线的小胜利。中共为何会一直喊胜利？夺取全面胜利取得伟大胜利战胜地震战胜瘟疫战胜雪灾，就是因为每一回大灾难都会让中共描写得动情美丽，都要强塞给蠢民们中共万岁之思维。所以只要中国大规模死人，中共就必定要胜利一番。灾难越大，人死越多，中共的胜利也越大。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煽情，无知的中国人会一次又一次去相信它去恭维它讨好它。我敢与所有的中国人打个赌，中国死去一半人，但可以换回剩余的人们爱中共，不造中共的反，那么中共中央会兴高采烈。中共在危机时，更是巴不得来个大灾难的，然后以灾难去换取伟大胜利。
中共为何会喜欢以灾难来胜利呢？至少有这几种理由：第一，大灾一来，就是头等政治。在中国，什么事都难办，但政治一挂帅，什么问题都好办。此时衙门也好官吏也好，效率最高，也最爱民。谁也不敢在此时调儿郎当，谁也不敢在此时不留神。此时，官员们的神经会绷得紧紧的。平时你想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员的职，没门，给你拼命，此时谁不注意，咔嚓一声，就免你了，甚至杀了你关了你。各级官员在头等政治面前会比往常好多了，所做的好事，甚至比民主社会的官员还好，于是就会让中共有了煽情的时机。当官的此时会很好地表现。当然也有为了当官而表现的。为了当官连老婆都不惜送上领导床弟的事都常有，中共官员还有什么无耻的事不会干？平时表现再好再为民办实事好事，没去跑去送哪能提拔，但此时表现好，成为先进，组织上可能不得不给提拔使用。第二，平时甚至调动个科员，可能都会有千般万般的扯皮，大灾大政治中，海陆空官商民全可调动，会给人一种政府很好很温暖的感觉。局部调度也许比民主社会更有力度，给人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感觉。一句话，在大政治中，中共是最高效有能的，也只有此时能让百姓有点信任感。第三，中共各级官员平常贪污受勒索，大灾时会忘了这些，会表现得很廉洁很为民。第四，中共官员平时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到大灾难时，还乐什么，无处乐了，会暂时从嫖赌毒中走出，形象会一时好点。当然理由还可摆出很多。有以上这些，足够煽情了，足够让党又伟大又光荣又正确了。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了，平时被党欺压被强制征地拆迁勒索，对党对政府恨之入骨，经此一番，什么恩仇可能就全忘了。共党就要这一点，就要这种效果。
汶川大地震会渐渐的过去，中共所煽的情却还会继续。今年刚过5个月，中共就这样的大灾特灾，以天灭中共太明显不过的征兆揣测，以后的日子还会出现更不可想象的天灾。总有一天，中共会被天谴得再也不敢拿灾难当胜利的，再也不会胜利的，彻底没有胜利的。
秋不曲
2008-5-27
萨嘎达瓦节是佛祖诞辰、成佛、圆寂的日子。因此，所有的藏人在这个期间要多从事宗教活动，要念经、吃素、多发布施、多做善事，我们要遵从达赖喇嘛的旨意，不要影响汉藏接谈。
回复删除would like to traslate ur writings to malayalam. just reply.
回复删除bijuspring@gmail.com
原谅借用这框向王力雄先生请求。
回复删除我想《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的部分章节翻译成日语登在我的博客上。介绍书本的部分内容。想求得王先生的同意。
打算翻译的是:
穆合塔尔的罪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大处镇压,小处放纵的民族政策
等
这里有一片纪录片有关1989年天安门64事件，非常详细。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看。里面访问和连接当年的很多事件的录影。
回复删除事件后，中共政府说没有人死伤，也只是一小搓人在煽动等等，都是谎言。大家自己看看。
中文版：
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0938BF24000377A1
For English:
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2B04D2CB8219A149
如果天安门64事件，中共政府都这样扭曲事实，中共政府的可信度有待探讨。。。
正因为害怕民众的觉醒，中共胡锦涛中央现在拼了老命地在救灾宣传中突出中共党政军的“亲人”、“救星”形象，但是现在中共对自己不论如何进行伟光正包装，都掩藏不住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两处死穴：
回复删除一是对地震警讯进行隐瞒、谎报（即所谓“辟谣”）的罪责；
一是阻挠境外救援队伍入境长达七十二个小时的罪责。
这两个罪责，最简单明了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就是杀人犯！中共头子胡锦涛，就是灾害中人祸罪责的罪魁祸首！
只要牢牢盯死中共这两个死穴，中共的一切假大空宣传妖形毕露、不攻自破、毒效全无！由于死亡人数逾十万，远远超过了 “六四”屠杀的死人人数，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祸罪责，胡锦涛等人惊恐万状，而震前反对或不支持瞒报的温家宝等人，必然不愿为胡锦涛背黑锅，中共高层，面临分化的巨大压力。
因为地震，现在民众关注的中心已被移至国内，现在灾后，体制性的贪污腐败必然进一步激化官民矛盾，尤其在四川等地，这就为中国民主化创造了新的机遇；中国反专制、反迫害一切组织和人士，应该牢牢针对这两处死穴，对中共发起强大的问责运动 ，这样的问责必然会有力促进国民觉醒，可望开创民主运动的新局面。
曾节明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据新华社内部消息，江泽民的儿子和李鹏的儿子都将在胡温政权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肩负重任。不排除占有总理或者国家主席的职位。最近江泽民和李鹏开始对胡温施压，希望也采取邓小平的策略，能够隔代指定领导班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子女放进去。
回复删除今天是六月四日悲惨的日子，但经过愤青们爱国和地震让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那个杀人屠夫李鹏看到了希望。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只能默默地念叨：中国人，让屠夫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统治你们，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天谴！
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历史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回复删除——余英时
虽然下面这段话被重复过无数次，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再贴一次：
回复删除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那些反“藏独”“疆独”“台独”“法轮功”“民运”的人，如果有一天这些为了争取各种权利而反抗中共政府的人都倒下了，谁会再站起来说话？难道你们真的对中国目前所有的状况都很满意么？你们又知道屠刀会不会最终落到你们头上呢？
铁流：不批毛泽东中国无民主社会可言
回复删除当前中国的历史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中共领导人不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中国不仅无法继续改革开放下去，将会失去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机遇。这样的机遇在历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机遇期，蒋如果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事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冶改革，放弃一党独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则不致被赶出大陆，最坏的情况是两党轮替，有时候国民党执政，有时候共产党执政，为要争取选民，谁都要往好处做，谁也不敢胡来，中国就此建立 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
第二次是“1961年是刘少奇的机遇期，那时候大跃进惨败，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在世界上面子丢光，在国内人心丧尽，在七千人大会上敦促毛泽东下野的力量一度占了优势，那是毛泽东政治上最脆弱的时刻，刘少奇如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个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本人也不至于那悲惨结局。刘少奇当断不断，等到毛泽东缓过神来淮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才想召开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宪法。”
现在是第三次，也就是胡锦涛先生的机遇期。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市场经济发展已具雏型，物资供应十分丰富，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提高，特别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第29届奥运会，即将在中国北京召开，世界各国翘首以望，民主自由呼声空前高涨。在这几百年难逢的大好机遇，正是批毛的最佳时刻，只需中央表个态，《人民日报》把毛所干的蠢事、坏事、恶事，公布百分之一，他的头像就得从天安门城楼摘下来。如果捂着不批，待极左势力坐大（当前极左势力极为猖狂，部份不了解真相的贫困百姓认为毛时代是公平社会，希望再来次“打土豪，分田地” ），或让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分配不公、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继续发展下去，一些别有用心分子就会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登多一呼，搞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阁下就是“刘少奇第二”。 这决非危言耸听，因为“名不正，言不顺” ，革改开放至今无话语权。所以颠复中共现行政权的不是外部敌对势力，更不是民运人士或法轮功、更不是耄耋之年的老右们，是共产党内部的极左分子，马宾、俞权域之流 ，亦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他们在党内外有各种渠道和人脉关系，对阶级斗争与革命暴力那一套，轻车熟路，可谓得心应手。这不预言，是事实！
纵无此种危局，改革开放也难再搞下去。人们不禁会问：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搞的修正主义还是马列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多富人穷人？为什么要保护私有财产？为什么有钱人可以入党？为什么准许资本家剥削工人？为什么？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一千个为什么？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释得清楚吗？
为此，只有正本清源，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他死去的二十八年里，他所搞的是 “马克思主义十秦始皇”的假社会主义。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的封建帝王，为了将皇位传给后党江青和毛远新，才有“镇反”、“肃反”、“反右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反右倾”、“十年文革”等等，害死国家主义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外交部长陈毅、军委副主席贺龙，以及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他打倒清洗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23名，其中有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关进监狱或打伤致残而死。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他命归西天，在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其中有两千万人死于文革），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是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没总投资为六千五百亿元）。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大搞假马克思主义，坚持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继续革命”的恶果。对这样的暴君、恶君、酷君、残君，该不该批判？该不该交给人民公审？该不该弃尸扬灰？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1958年6月4日——一场鲜为人知的血战
回复删除五十年前的1958年6月4日，在今青海省玉树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六百多名公安部队和党政干部在几个小时内阵亡。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战斗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在藏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藏族地区“叛乱”和“平叛”的战斗层出不穷。那时候中共在西藏的车辆和运输队等频频受到袭击，损失了很多人员和物资。其中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58年6月4日，四十多辆汽车和六百多人在青海省玉树州的庞智沟被歼灭。
这场战斗中伏击中共车队的是西藏康区囊谦二十五族的白日麦玛、称多和旺波三个部落。白日麦玛部落好勇斗狠，素称强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该部落曾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交战，虽杀敌颇众但最后还是被打败，人口损失惨重。后来白日麦玛的人口有所恢复，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白日麦玛拥有近一千户人家。
1958年青海和甘南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和牧业社、场，随即引起“叛乱”。四月份，白日麦玛部落（酋长为扎巴南嘉）开始征集军队，反抗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共征集了一千零十三人。晚些时候称多部落酋长南喀多杰和旺波部落酋长洛珠坚赞率少数随从潜逃至贡萨寺，然后从寺院向部民发出征集军队的命令，两个部落共有一百三十余人响应酋长的命令，自带枪弹、粮食前来。五月份左右称多、旺波部落的两位酋长率部前往白日麦玛扎巴南嘉处。称多、旺波和白日麦玛的军队住在白日麦玛的一个叫做冬格日宗的地方。
三个部落合并一处后约十五日，有一个称多的中国人朋友写信告诉扎巴南嘉说，从西宁来了许多汽车，你们要小心，这车里面的人都是保安的军队，如进入称多，你们就麻烦了等。得到这一情报后，三部立即集结军队并进行出征前的煨桑等仪式，然后连夜出发前往公路沿线设伏，当时酋长在东廓冈支帐，从那里往南翻一山即至公路旁。
1958年6月4日，藏军在冬格日宗的山脚的杂曲河旁公路边埋伏，公路紧挨著冬格日宗山脚呈东西向沿杂曲河北岸延伸，因此除了少部分人被布置在杂曲河以南之外，绝大部分藏军官兵都是在山脚距公路不远处一字排开地埋伏。负责指挥的除了各部酋长，主要还有称多军官木秀桑噶、旺波军官达隆旺加、白日麦玛的军官噶日仓•更秋巴桑。三个部落共有兵力千余人，其中称多、旺波部有百余人，虽然两部人数较少，但他们的勇敢在几十年后仍为白日麦玛部落的人所称道。
有关这场伏击战的情况根据藏人的回忆叙述如下。那天早上十点左右，藏军已经完全进入阵地，扎巴南嘉三兄弟向当时正在白日麦玛部的拉卜寺喇嘛拉隆仁波齐就战事问卜求卦，拉隆仁波齐根据卦示表示酋长没有问题，军官噶日仓•更秋巴桑要小心等。就在这时，一骑疾驰而来，报称中国人已至当达，约四十余辆汽车，车无蓬，不久将至此地。扎巴南嘉三兄弟闻报后急忙向喇嘛告辞并策马奔向伏击地点。
大约午饭前后，中共车队进入伏击圈。藏军首先猛烈扫射，由于双方距离很近，中共军方面遭到突然袭击后马上四散奔逃哭嚎或趴在坑内盲目向外射击。藏军在扫射半个多小时后，三名军官率先冲出伏击阵地，藏军随即呐喊著冲出来与对方肉搏。肉搏战中，由于中共军拿的多是中正式步枪，没有上刺刀，因此肉搏时非常吃亏，只有少数带刺刀的在对付藏军的围攻。有几十名战斗力强的中共军官兵从战斗一开始就拼死抵抗，他们大都在大约半个小时的对射中被打死，剩余的也在肉搏中被砍死。有的人甚至在搏斗时用枪托将藏军打翻。但大部分中共军并没有这样勇敢，他们到处乱跑，许多人跳河自杀，这些人似乎是刚刚走出学校的学生，并没有多少战斗力，只会盲目开枪并哭叫乱跑。但由于中共军人数很多，双方肉搏了好几个小时藏军才将对方歼灭完尽。到晚上六时三十分左右仍可听到枪声，不久便归于寂静。
藏军此战大获全胜，据说仅伤亡十余人，其中最先冲入敌阵的军官噶日仓•更秋巴桑和达隆旺嘉身负重伤。噶日仓•更秋巴桑在被击伤时，用腰带扎住流出的肠子，仍高叫冲锋，次日凌晨死去。其弟多瓦在冲锋时左臂中了好几枪，连骨头都从伤口中露出，但他仍未停止，还砍死了击伤他的人。而达隆旺嘉身中七颗子弹，其中最击中要害的一颗子弹是从左胸下侧打进，从后背打出。达隆旺嘉在战斗中却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负伤，战斗结束后就躺下爬不起来了。后来达隆旺嘉的伤被治愈。
噶日仓•更秋巴桑死后，藏人请了一位叫东确仁波齐的活佛，是噶日仓•更秋巴桑的亲戚，他和安确两人为噶日仓•更秋巴桑和其他阵亡人员举行了超度仪式。据藏人称这次伏击战的计划是噶日仓•更秋巴桑一手制定的。他的阵亡对藏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关于藏军的战果，安确回忆道：“我和东确仁波齐分头去计算敌阵亡者的人数，我算了624人，仁波齐算了640人，他坚持是我算错了。总之，遍地是尸体，一些士兵还在尸体中乱翻以取手表等物，一些尸体的旁边有被剁的整齐的十指等，显然是在刀砍下时以手护头，结果连手指一块被砍下的。一共有四十二辆车停在路上，听说有辆车倒退后掉转车头逃走了，死者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少数几个女人也一起被杀死，他们都穿著蓝衣服，裤子上有红裤缝；有些汽车是装人的，上面除了背包等而外什么也没有，有些装货物，其中一辆装著药品，另有四车的玻璃（上面坐人，因铺盖等尚在车上铺著，表明上面也坐著人），一车的绸缎，还有一车装的是酒，另一车则装有大量的白的、花的老鼠，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那些藏人士兵在议论说：中国人连老鼠都吃呀！另外还得到大量的子弹，其中有许多小颗粒的子弹，没有一枝枪能使用。官兵们将酒、药洒的满地都是。”
参加此次战斗的藏军一致称消灭对方六、七百人。参加了该战斗的称多酋长之子回忆消灭七百人左右，当地民间也传说消灭了几百乃至近千人等。战斗结束后，扎巴南嘉三兄弟骑马赶回营地，心急如焚、翘首盼望消息的妇幼蜂拥而至，急问情况如何，但他们刚刚经历了撕杀，口干耳鸣，根本说不出话来，只是大叫拿奶子来，拿奶子来。给他们拿来了奶子，他们大口地喝了几杯后才缓了一口气，说道：“称多的人打的非常凶猛，死了一些，我们也有四、五人阵亡，可惜的是军官受伤，可能活不了啦，敌不多，全是年轻人，约七百人左右”等。
中共方面也有资料提到这场战斗，称打死党政干部和民警四十多人，毁坏汽车八辆，抢走大批物资。实际上一般的资料基本不记载这场战斗。《扬州晚报》2008年3月25日刊登了一篇特稿，题为《1958年，他牺牲在雪域高原》。文中介绍了一名在这场战斗中阵亡的公安干部杭椿馀。文中写道：
“杭椿馀烈士是扬州建国初期援青藏公安干部，也是1958年在青藏平叛战场上第一位光荣牺牲的扬州籍战士。
杭椿馀于1927年7月4日出生，市郊城北乡杭庄人，中共党员，194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乡助理员、中队长、乡长、青海省西宁公安干校政治指导员等职。
……
1958年6月4日，青海省政府派遣到玉树地区工作的武装工作团，在途经宁玉公路清水河至竹节寺之间的庞智沟时，遭到达赖集团西藏分裂势力数百名反叛分子的伏击。杭椿馀带领西宁公安干校学员同其他党政干部一道奋起反击，一直激战至黄昏。除少数党政干部在战友掩护下突围外，41名公安干警和党政人员在英勇作战、重创叛匪后全部壮烈牺牲。这是青海省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的第一场残酷的战斗，揭开了青藏平叛战役的序幕（此说不确，并非第一场战斗）。
杭椿馀等烈士的壮烈牺牲，充分展示了共产党员和人民公安干警为捍卫祖国主权、保卫祖国西南边陲疆土完整、维护汉藏民族兄弟般团结，血染高原的英勇献身精神。
……”
从该文的介绍来看，杭椿馀阵亡时应该是西宁公安干校政治指导员。所谓的“公安干警”应主要为西宁公安干校学员，这证实了藏人所猜测的大部分敌军似乎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这一点是很准确的。至于所谓的41名公安干警和党政人员壮烈牺牲一说显然是将死亡人数大大缩小了。注意文中所说的是一个“武装工作团”被伏击，而不是普通的工作组之类，似乎暗示其规模不小，护卫人员当然也会有很多，还要加上几十辆汽车的司机（当时在藏区的中共干部和汽车司机都配发武器）。参战藏军一致称歼灭对方六七百人，这个数字是比较可信的，何况还有人一具一具地数过了尸体。在战争中藏人当然有过夸大战果的事情，但是这场发生在庞智沟的伏击战由于藏军最后控制了战场并数过了尸体，所以歼敌数并非凭空想像。藏人再粗心，也不至于把八辆汽车数成四十二辆、把四十一具尸体数成六百多具。（当然了，如果报纸上报道说这场战斗损失了六七百人，恐怕这家报纸的前途会是非常的不妙，因为这样的惨败实在太不光彩了，会在读者中造成“恶劣影响”。可以想像一下某家报纸胆敢向读者介绍朝鲜战场上180师惨遭覆灭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
那几年公安人员和干部经常有人在藏区的战斗中丧生，这本不足为奇，但一次战斗中就死亡这么多人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类似这样的战斗竟然发生了不止一次。在一部描写西藏“平叛”的长篇回忆录《西出阳关》（作者：王南轩）中，写到1957年作者所在部队到达甘孜城东一五四团驻地后，作者参观了甘孜城东郊烈士陵园：
“路经甘孜城东郊烈士陵园的时候，我们联想到未来的归宿，沈福安对我说：
“走，到烈士陵园看看，我们未来的安息之地。”
甘孜烈士陵园规模宏大，我们早有耳闻。今日亲眼看见，真是名不虚传，大小烈士墓五六百座。
最令人痛心的是同一天，同一个地址牺牲的公安内卫团的四百多名官兵的陵墓，让人感慨万千！
一九五六年康巴武装叛乱暴发后，公安内卫团一个营的官兵由甘孜出发，沿着雅砻江东岸山腰羊肠小道南下，指挥员麻痹大意，没派小股兵力控制东山制高点山梁，以掩护大部队，全营官兵就在羊肠小道上大摇大摆行进。
部队前锋到达石门坎，突然响起枪声。叛匪从石门坎上面的掩体和雅砻江西岸的山梁上，密集机枪、步枪、冲锋枪、卡宾枪，一齐倾射过来。前进道路被堵死，后退的小道被隔河敌人火力封锁。抵抗又无掩体依托，全营官兵如西瓜一样滚落雅砻江或横尸山谷。
四百多名热血中华男儿，被指挥员的麻痹轻敌，白白葬送了性命。看着他们长眠的陵园，即将出征的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也就是说，根据这部作品的披露，在庞智沟战斗之前的1956年，在今四川省甘孜州就有一个营的公安部队遭伏击被全歼。
值得一提的是，在甘孜州阵亡的“平叛”部队被葬在各处，甘孜城东郊烈士陵园里埋葬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理塘县就埋葬着数百名在理塘寺战斗中阵亡的解放军。1956年3月30日，解放军在进攻理塘寺的第一天的战斗中遭到惨败，至少死了二百多人，三个连只活了几个人。（可参考纪实文学《雪原篝火》，作者剑钧）
认为庞智沟战斗中中共一方阵亡四十一人的数字有缩水嫌疑，这也是考虑到“我军”素有缩小己方损失的传统。这类事情所如牛毛，举不胜举。如在1937年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参战部队上报的伤亡数字合起来约有七百人，其中八路军685团伤亡223人，686团伤亡286人，687团伤亡200多人。但是也有八路军伤亡800－900人的说法。聂荣臻则认为伤亡“不下千人”。
又如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的损失，以往公开的资料中都说伤亡1.2万多人，其中伤9300多，亡2000多，其他减员800多。但是从战斗的实际情形来看，解放军的伤亡远不止这些。解放军华野“蒙阴东南战役战斗详报”就记载主力部队伤亡失踪2万5千多人（地方部队和支前民工伤亡未记载）。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孟良崮烈士陵园里安葬的有姓名记载的烈士2865名，无名烈士2600余名。加起来竟有五千多烈士。而且并非所有在孟良崮阵亡的解放军都葬在这个烈士陵园里，如有网友指出在另一个地方就埋葬了70多名死在孟良崮的烈士。
再如1952年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大陆的资料中原来称“志愿军”伤亡1.1万人，但这仅是15军的伤亡，后来又改成了伤亡1.56万人。然而通过对战斗详细情形的考察，“志愿军”的伤亡还要大的多。《出兵朝鲜纪实》（叶雨蒙著）第五十六章写道：
“上甘岭之战伤亡人数有多少？这恐怕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志愿军一方在上甘岭战役中的死伤人数被统计为11500余人。这个统计数字是以参战各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为基础的，而各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并不很可靠。譬如九十一团向上报的伤亡人数为700余人，但该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我们团实际伤亡1000多人，但上报700多人，少报了300多。”又譬如一零六团上报伤亡人数为1100余人，其中该团一营上报伤亡人数为400余人。但该团一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700多人，但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达到2100多人。””
从大陆有关西藏“平叛”战斗的资料来看，战斗中“我军”的损失越大、失败越惨，则该战斗出现在资料中的可能性越低。如这场庞智沟战斗就鲜有记载。前述甘孜州石门坎的惨败我也只在《西出阳关》中看到有记载。还有前面提到的1956年甘孜州理塘寺战斗中的失利，我所看到的只有纪实文学《雪原篝火》中有记录。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如1958年九月二十日，解放军在尼木宗以优势兵力试图围歼“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结果被打得大败，一五五团参谋长张敬福大尉等许多官兵战死。但是这场战斗在大陆的资料中几乎不见踪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连《西藏平叛纪实》都没有记载。倒是2008年出版的新著《解放西藏史》中提到了这场战斗：“9月20日，第一五五团一、三营、第一五九团三营在尼木宗阻击该股叛乱武装，毙、伤和俘虏一部，其主力折向东北逃窜。”该书关于这场战斗只有一句话而已，而且完全掩盖了失利的事实，把败仗写成了胜仗，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西塞罗所写的《西藏平叛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一文就已经介绍了这场战斗，许多人都已经在网上读过此文。而08年新出版的著作居然还如此写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1960年在康北与昌都接壤一带的战役中，解放军将四十多名藏军包围在5149高地，解放军向藏军发起了许多次的进攻并有炮兵支援，却屡战屡败，最后解放军两个连伤亡过半，阵亡五十多人、伤四十多人，竟然让藏军突围而去，还被夺走轻机枪两挺、步枪十八支。一五四团团长周宗山因这次失利差点被撤职。《西藏平叛纪实》中对这场战斗有生动的描写。这本书也是我所见到的大陆各种资料中唯一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文献。
1959年四月进军山南的解放军部队在向多宗的藏军阵地进攻时遭到惨重损失，被打得狼狈不堪。《西藏平叛纪实》中披露了这场战斗的部分惨状：“四零二团部队到达后还未向叛匪发起攻击，叛匪先突然向其开火，当场伤亡十几人，团指立即组织力量……展开强攻，……所以第一次强攻失败，四零二团阵亡三十人。团长眼红了，立即又组织强攻，但仍未改变战术，所以第二次强攻又受挫，伤亡三十余人。团长又组织进攻，仍是同样的战术，伤亡十几人未攻下阵地。……”解放军在此战中至少伤亡数百人。记录了这场血战的大陆方面的资料也只有《西藏平叛纪实》一书。（《西藏平叛纪实》的作者吉柚权因为在书中披露了“不该披露”的东西而遭审查和处分，被降职降衔留党察看，据说还差点坐了牢，后来回到老家）
总之，这些在西藏“平叛”中发生的严重失败的战斗在大陆的资料中绝难见到，充其量在个别史料中偶尔提到。若不是一名参加过“平叛”战斗的老战士向《雪原篝火》的作者剑钧讲述了理塘寺战斗的故事，那么这场战斗的惨状恐怕要永远在大陆湮没无闻了。人们受到出版物和媒体的影响，以为西藏“平叛”中“我军”百胜不败、神勇无比，“叛匪”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问题是如果战争真的如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轻松，只需派几个小兵张噶、放牛郎王二小就可以了，还要大炮飞机干什么？
有了以上事迹做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本文认为庞智沟战斗中车队被歼灭六百多人之事并非夸大其词，而中共方面记载的阵亡四十一人之数字则有缩水的嫌疑。
庞智沟战斗的损失如此惨重，不能不说与这种掩盖失败的做法有关。在1956年甘孜州已有公安部队一个营遭伏击被全歼，而公安部队却未充分吸取教训，疏于戒备，导致58年公安部队在玉树州庞智沟再次蒙受重大损失。如果战前能派出人员进行侦察、控制路旁高地等，这场惨败应该不会发生。当时这样的伏击战发生了很多，类似的悲剧一再重演，只不过损失的人员数量不一定有这么多而已。庞智沟战斗发生半年后，解放军在公路上又遭遇了类似的劫难。1958年12月，一五五团三营营长杜效模率一个连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返泽当和为泽当分队运送给养，分乘二十七辆汽车从拉萨出发前往泽当。十二月十八日车队到达贡嘎时遭到“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六十多人五十多条枪的伏击，营长杜效模和山南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三十七人阵亡、二十二人受伤，“只击毙叛匪六名”（以上为中共方面的统计，藏军方面则称己方仅有一死二伤，车队不止二十七辆汽车）。十二月十九日，一五五团副团长殷春和率两个连从泽当出发分乘四辆运输车前往增援贡嘎途中在扎朗遭到“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的伏击，阵亡副团长殷春和等五十六人、伤十三人，“只击毙叛匪二十人”（以上为中共方面的统计，藏军的回忆则称阵亡了大约十几个人）。西藏军区在贡嘎、扎朗连遭伏击，至少阵亡九十三人、伤三十五人，不仅西藏军区感到震惊，连中央军委接报后也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贡嘎、扎朗被伏击之前，解放军指挥官都犯了麻痹大意的错误，战前杜效模曾对团政委乔学亭说：“嘿，几个破叛匪就把人吓成那样，如果要叫打，我杜效模带一个连保证把西藏打平。”其轻敌心理可见一斑。如果杜效模、殷春和对于甘孜州石门坎和玉树州庞智沟等灾难有所了解，应当不会这样麻痹大意，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稀里糊涂地死掉了。扬胜讳败的做法虽然可以提高士气，却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敌军的战斗力，对战争的艰苦性估计不足，由此导致了很多悲剧，这在“我军”的战史上有很多例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对“我军”的一边倒的赞扬，什么飞夺泸定桥、大战上甘岭等等。从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情况来看，解放军暴露了很多缺陷，与之前有关军队实力的吹捧完全不相称。然而媒体仍然充斥着肉麻的赞美，甚少反省检讨。救灾都表现的如此差强人意，要是打起仗来又会变成啥样？总不能真的牺牲西安以东吧！
五十年过去了，庞智沟之战仍然鲜为人知，众多“烈士”中也仅有一个人的名字被知晓。中国大陆在这五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公社已然成为历史，但是战争的创伤仍在。那些战死在庞智沟的数百名年轻人是否得到了安息？若他们目睹这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会有何感触？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死的无怨无悔、抑或留下万般遗憾？……
愿两个民族不再互相厮杀，愿历史不再被埋没。谨以此文纪念五十年前的战死者。
新华网拉萨6月5日电 近日，西藏公安机关组织专门力量，连续侦破西藏昌都地区发生的三起爆炸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有力震慑了“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维护了当地社会的稳定。
回复删除4月3日，芒康县维色寺的曲加、登培等五名僧人密谋对县城变压器等设施实施爆炸。4月5日晚11时25分，登培等四人携带曲加提供的炸药、雷管、导火索，对芒康县嘎托镇一变压器实施爆炸。
西藏公安机关于5月13日将这五名僧人抓获。
4月7日21时，芒康县嘎托镇克巴龙寺僧人扎西次仁等四人，携带自制炸弹到县城加油站、公安机关110执勤点伺机实施爆炸未果。4月8日凌晨，在途经武警交通筑路部队驻地时，扎西次仁将炸弹点燃后逃离现场。西藏公安机关于5月12日抓获犯罪嫌疑人扎西次仁，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正在抓捕中。
4月15日晚，芒康县克巴龙寺四名僧人在邓巴江措、加巴顿珠的指使下，将自制爆炸装置放到村民巴塔益家的后墙角处实施爆炸。西藏公安机关于5月12日将涉案僧人抓获。
上述案件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西藏警方指出，这三起爆炸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均为寺庙僧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长期收听境外电台，接受达赖集团民族分裂思想的宣传煽动，并得知了达赖集团拟在境内外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的内容和拉萨发生“3•14”事件的情况，于是决定实施爆炸，目的是为了制造社会影响，与“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遥相呼应。
被洗了脑的中国人是听不进任何话的，他们坚持他们说的是对的，和他们讲道理，就象和疯子讲理，是没用的。我曾是个反对种族歧视的人，可这次看到华人们为了奥运可以抹杀任何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利的行为之后，我变得非常地歧视这些人，他们的行为让我们想呕吐。
回复删除◆孙先生讲民权，大陆有吗？
回复删除◆孙先生讲民生，大陆有吗？
◆孙先生讲民族，大陆有吗？如果说有，那是人民有，政府没有。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事情就清楚了。大家比比
吧，这会对我们政治眼界的开阔有好处。
比方说，
◆台湾能直选总统，大陆行吗？
◆台湾能自由结社，搞多党制衡政治，大陆行吗？
◆台湾的言论、出版有自由，大陆有吗？
◆台湾的司法能独立，大陆行吗？
◆台湾的新闻能自由、能监督，大陆行吗？
◆台湾也有腐败，那位阿扁的亲属就搞腐败，但司法机构能独立行施
权力，搞得水落石出，大陆行吗？
◆台湾的民众能上街游行，能要求总统下台，大陆行吗？
反过来说，
◆大陆有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台湾有吗？
◆大陆有从政治局委员到上上下下大小官员如此严重的贪污受贿，台
湾有吗？
◆大陆有大权独揽、永不下台的一党专制，台湾有吗？
◆大陆有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剥夺舆论自由，台湾有吗？
◆大陆从最高领导到基层领导，从来没有真正尊重民意的选举，台湾
有吗？
◆大陆的政府官员，从来不受人民的监督，也没有任何的监督形式，
台湾有吗？
--先进的台湾．落后的大陆:
项观奇
在巴黎过西藏新年
回复删除茉莉
“应该与中国跳舞吗？”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大问题，法国人
却把它当做一个题目来做。自从前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与来访的
江泽民翩翩起舞，法国人一直对这件他们认为不太光彩的事情耿耿入
怀。巴黎《太阳剧院》的女导演──欧洲著名的艺术家Ariane Mnou-
chkine──不辞劳苦地组织了长达十来天的讨论会，邀请各国学者、
艺术家与人权人士前来，一起讨论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
新年祝福：“扎西德勒！”
我是在会议的最后三天才赶到巴黎的。2月23日至26日，正好是藏历
新年──西藏人最重要的节日。和汉族人过春节一样，西藏人也有大
事庆祝新年的传统。流亡藏人在海外漂泊，更是以传统的节日庆典来
抒发他们的乡愁。我便有幸与支持西藏的巴黎人一起，享受了藏族节
日的歌舞与盛宴。
为我们这些从各国去的客人服务的，大都是穿着藏族服装的法国姑娘
与小伙子。他们托着盘子为我们上西藏食品，为我们表演西藏音乐舞
蹈节目，不少法国人能说一口流利藏语。藏族人必吃的年饭是一种带
汤的面团，藏语叫“古突”的，用牛羊肉、萝卜、糌粑及其他佐料混
合做成。按照传统，有的糌粑疙瘩里面包着小石子、辣椒、木炭块、
羊毛等物，谁吃着什么，就象征谁的性格类似所食之物。例如，吃到
木炭象征心黑，吃到羊毛象征心地善良，这些“发现”使得大家哄
笑，平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很遗憾的是我这个汉人，傻乎乎地把碗
里的糌粑疙瘩一吞而下，竟然没有发现里面藏着什么，这使得同桌的
藏族、法国朋友开心不已。
连续几天，一队从尼泊尔来的流亡藏族僧侣，为法国观众表演一种宗
教性的舞蹈。在达赖喇嘛的画像下，那些年轻的和尚头带面具，身穿
法衣，配合锣、鼓、法号、海螺的伴奏，不停地跳着，传达出佛教教
义的一些内涵，如舍弃诸恶根、观修空性等等。我看不懂字幕上的法
文，又不便太麻烦我的翻译，只好半懂不懂地观赏着，唯一能听懂的
一句藏文，是演员们为观众祈福的新年祝愿──“扎西德勒”（祝吉
祥如意）。
每天晚上的文艺节目过后，观众和演员共进晚餐，然后才是讨论会。
从印度、尼泊尔前来的藏族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向听众介绍西藏的
历史文化、中共统治下西藏的灾难、以及西藏文化的重建。从欧美各
国请来的藏学家，大都介绍他们研究西藏问题的学术成果，并对未来
西藏的前途进行分析与展望。
这些比较专业性的题目，居然每天晚上吸引法国听众满座。有时讨论
会拖延到深夜1、2点钟，大部分听众仍然坚持不离场，算得上舍命陪
君子。这使经常患疲倦症的本人感到惊讶：为什么法国人会对西藏问
题有这样大的兴趣？是不是如一些中国人所说，这些老外全都成了执
着的“西藏迷”，是因为一个拥有古老独特宗教文化的民族，符合了
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的过去的构想，或者说，这样一个雪域民
族，满足了后现代西方人对东方净土的神秘感，所以，那块高原的命
运，才这样牵动西方人的真挚感情。
打破坚冰的法国人顾西内
在巴黎和几位朋友讨论上述问题后，我得出结论，不能简单地以西方
人对东方文化的猎奇来看待“国际支持西藏运动”的兴盛。虽然目前
法国皈依藏传佛教的信徒已达几十万之多，但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支
持西藏，是由于他们从左拉时代就开始的“好管闲事”的传统──以
人道主义原则维护正义、帮助弱小。他们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常常
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尽管当今西方知识分
子有对政治厌烦的趋势，但法国人相信社会公正、维护人权的热情从
未消减。
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不满，近十几年来，被他们视为“内政”的西藏
问题，由于国际化而扩大成为举世瞩目的媒体焦点。在中国政府大伤
脑筋之时，流亡藏人的事业却因此有了转机。达赖喇嘛因此说，藏传
佛教有三皈依，现在藏民族有了第四个拯救者，即国际友人。这些拯
救者大部分是各国民间团体与人权人士，无权的他们，能耐不可谓不
小。他们通过大量的努力，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建立友谊，吸引本
国人民关注西藏问题，施压本国政府改变不过问西藏问题的态度，并
促使本国议会通过支持西藏的决议──
第一个打破坚冰、以政府官员的身分会晤达赖喇嘛、使得使中国政府
几十年的国际封杀政策破产的，即是法国人贝纳．顾西内。1989年3
月，时任法国人道行动国务秘书的顾西内，在达赖喇嘛下榻的巴黎美
丽斯宾馆，秘密会晤了达赖喇嘛。当时为了怕走漏风声，连达赖喇嘛
身边的亲信大臣都蒙在鼓里。两个月以后，顾西内在电台谈话中公布
了这次会谈情况，并要求国际社会派遣调查团去西藏。
这以后的情景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强烈抗议，而法国
政府却说，顾西内“代表了法国人民对西藏的普遍忧虑”。自那之
后，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政府官员与达赖喇嘛的会谈如雨后春
笋般举行，西藏问题真正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还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英雄，笔者首先推举法国人
顾西内。1971年他创建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无国界医
生”，提出“有权干预”的口号，不理会各国的法律与国界，开往世
界任何灾难地区。与达赖喇嘛的会晤也是他一贯的理念，不顾任何外
交压力，始终站在弱者一边。目前，顾西内正作为联合国专员在科索
沃执行维和任务。
支持西藏就是支持正义
如果要更深入地了解法国人和西藏的历史缘分，我们可以去读《一个
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这本书介绍大卫．妮尔──一位热忱而富有
天赋的女东方学家，由于渴望佛教的生存方式，在1916年严酷的冬
天，步行越过大雪封山的边境，到达西藏学习藏文经卷。今天，西藏
宗教文化对于法国人，其魅力从未消减。
即使是一些不如西藏有魅力的国家地区，一旦发生侵犯人权的问题，
好管闲事的法国人也为之抗争，例如去年俄军血腥镇压车臣时，巴黎
的一位哲学家叫安德烈的，他亲自跑到俄国国会，痛斥那些国会议员
说：“现在车臣人每时每刻都在遭受你们的残害，我建议你们静默一
分钟致哀！”毕竟俄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那些议员不能不听从这
个“干涉内政者”的话，老老实实低下头来。
“干涉他国内政”的法国知识分子，早在60年代就积极支持法国殖民
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愤怒地走上街头，对自
己祖国的不义进行强烈的谴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些曾经
对自己的政府高喊“反对殖民者”的法国人，是有资格对他国欺负弱
小民族的不公正说三道四的。
在被誉为“人权国”的法国，人们都有一个理念：支持西藏就是支持
正义。
（2001年3月）
〔原载《西藏之页．文献与档案库》；http://www.xizang-zhiye.
org/gb/〕
知识分子的救灾责任
回复删除---质疑监督政府
茉莉
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多年的经历来看，不管是大洪水、大旱灾还是大地震，每一次自然灾难，都给垄断国家资源的专制政府，获得成功扮演“救命恩人”的机会，给这个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增加了合法性。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四川地震，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主要是质疑、监督政府的救灾行为，并对地震中发生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争取制度上的改变。
◎ 选择性新闻开放的真正原因
在当前的四川震灾中，中共放松了以往严厉的新闻管制，还给人民一些本应享有的知情权，并开放了外国救援。这些做法，获得了海内外舆论的普遍肯定，人们希望政府从此更为开放，使中国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一般认为，这次中共对境内外媒体开放采访，是由于西藏骚乱后中共赶走外国记者，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因此这次吸取教训变得聪明起来。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说明海内外的批评是有效的。
但笔者不敢这么乐观。西藏至今仍是一个禁忌，目前海外记者仍然不能自由踏足藏区采访藏民。再看看一些被监禁的维权人士，如胡佳、郭飞雄等，他们并未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而获得自由。因此，这次选择性的新闻开放，说明海内外批评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报道震灾方面解除了新闻管制？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以下几点：
第一，自然灾难不同于“人为灾难”。西藏骚乱是政府严厉镇压弱小民族的结果，压制维权人士是政治迫害，造成这些人为的祸害，中共是绝不手软的。而地震却是自然现象，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因此当今中国政府不再像唐山地震时那样愚蠢，他们已经不怕将自然灾情公之于众。
第二，中国不同于缅甸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而缅甸至今仍然闭关锁国。在这几十年里，外国和港台的资本进入使中国受益巨大，令中共当局尝到了经济开放的甜头，高干子弟因此大发其财。因此，在缅甸军政府阻扰外国入境救灾时，中国政府会欢迎海外捐款和援助。
第三，这次巨大的震灾牵涉千家万户的安全。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使二亿多中国网民能在第一时间通报灾情。即使统治者想要像唐山大地震那样封锁消息，或者删除网上的负面消息，也已经不太行得通了。此外，为了办好奥运，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改变镇压人民的恶劣形象。
◎ 没制度保障新闻开放昙花一现
笔者曾经在萨斯抗灾期间认识到，即使是一个不是民选的专制政府，在巨大灾难发生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无助的灾民别无选择，只能寄望于这个他们平时不信任的政府，因为只有这个掌控一切的全权政府，才有能力有资源组织调动救援力量。
因为救灾，政府自然收获到人民的感激之情。但一些过分的歌功颂德充斥官方媒体，其肉麻程度，可比文革时期那些对“伟大领袖”和“人民的好总理”的吹捧。中国官方媒体遵命把握舆论导向，御用文人竭力为领导人塑造“爱民”形象。
还有人很有兴致地大谈“多难兴邦”，大谈什么“地震激发了中国的潜力”。他们似乎认为，地震是一件多多益善的好事，用这么多人的生命去促进国人的“团结”，提升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都是值得的。这些罔顾百姓性命的言论令人恶心。
就在这种歌颂政府、表扬领袖的欢乐“主旋律”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由于中国政府最初拒绝国外专业救援人员入境，耽误救人时机，令许多灾民在黄金72小时过去之后默默死去。目前还有一些救助未至的地方，尤其是农村。许多灾民仍在挨饿受冻、受伤生病，并面对洪水、瘟疫和核泄漏等更多灾难的威胁。
人们似乎忘记了，救灾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官员包括参与救灾的军人，都是人民纳税养活的，他们理应迅速有效地救灾，就如医生理应尽职治病救人。当政府及其军队索取人民过多的赞美，硬要把自己塑造为“最可爱的人”时，他们是从根本上颠倒了主仆关系。
2004年南亚发生海啸，当时有二万名瑞典人在南亚度假，后来五百四十三人罹难。瑞典民间不依不饶追究政府拖延救援时间的责任，媒体的批评气势汹汹，首相和大臣们只能老老实实道歉认错。美国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之灾时，人民对布什总统的严厉批评也铺天盖地。
瑞典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保障媒体可以行使“第四权”，监督和批评政府，没有纳税人会对政府的本职工作感恩戴德。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只流眼泪或发表豪言壮语去“感动人心”，而是要具体有效地组织救灾。
而中国则不然，目前稍微宽松一点的新闻自由，并无国家机制作为保障。一旦统治者觉得对自己不利，他们便随时可以中断和倒退，这就只是一次偶然的言论放风，新闻开放只是昙花一现。
◎ 知识分子是质疑者不是赞美者
如果中国不能就此走向民主制度的建设，那么，无数灾民的鲜血和死亡、失去亲人的锥心痛苦、无家可归的困境，以及由此唤醒的全民族的关怀，全社会的同情，都只会化为一片歌颂领袖赞美军人的“主旋律”。这样“感动人心”过后，中国式的悲剧就会重演：令百姓遭殃的灾难，会再一次被统治者利用来为自己加分。
要使国人在地震时所唤起的良知、爱心和团结精神，成为一种恒久的力量，转化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就需要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以质疑和批评的言说，推动社会制度性的进步。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对权威进行质疑的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
为什么在国难当头时，独立知识分子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识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要站在弱势者一边，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和受迫害者的代表，他们要时时保持警觉，不让强权者以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误导人民。他们要以言词的力量，鼓励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对抗权势者的腐败和无能。
尽管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故意要和政府作对，但在政府和弱势者的利益不一致时，为了维护弱者利益，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质疑、批评权势者。而且这种批评不但要及时，而且要高声大声。只有足够大的声音，才能在呆板而坚固的社会结构中，开拓出一点自由空间。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就不屑参与“主旋律”的合唱，他发表意见说：“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科学，专业，这是苦难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 追究政府渎职建设法制
在巨大天灾面前，不占有权力和资源的独立知识分子，除了捐款之外，所能做的并不多。但救灾的重任，却不能都系在政府官员有限的良心之上。政府的救灾行为不能没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救灾势必有损弱势者的利益。
即使在民主国家，好政府也是被舆论教训出来的。前面提到三年前的泰国海啸，瑞典政府在一片炮轰声中，努力救灾将功补过。这桩公案后来没完没了。从媒体的调查报道揭发开始，到后来成立“海啸灾难调查委员会”，追究政府工作人员的失职责任。前任首相佩尔松最信任的顾问丹尼斯被控误导调查，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一次四川震灾，中国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渎职的嫌疑。例如，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说，有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让世人愤怒的是，地震摧毁了几千间中小学校舍，上万名学生惨死。那么多由各地政府主持修建的学校，成为坑害稚嫩孩子的“豆腐渣工程”，
中国《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或者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138条规定了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要给刑事处罚。
在发生这样的惨祸之后，人命和鲜血应将“问责”推上政治议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以人为本”，那么应该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灾难过后进行广泛的调查和问责。如果官员失职的责任不予追究，那么政府执政的道义基础何在？但愿这场天灾人祸，能够促使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制度建设之途。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6月号
中国代表团6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西藏问题不是什么民族、宗教和文化问题，更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分裂祖国与维护统一的问题。
回复删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当天就国别人权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部分国家就中国西藏局势发表了片面看法。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副代表钱波就此指出，西藏问题是一个纯属中国主权和内政的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人权问题提出，是明显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搞双重标准。
钱波说，西藏的人权状况如何，事实最有发言权。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人民享受各项人权的水平不断提高。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西藏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中占80％以上，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西藏有各类宗教场所1780多处，僧尼4．6万多名，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
他说，西藏人均寿命由达赖统治时期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卫生医疗机构覆盖全区农牧民，农牧民的健康水平大幅提高。西藏全区学校增至1000多所，藏语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这些进步和成绩是任何谎言和诬蔑都无法抹杀的。
他说，拉萨今年3月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一场分裂活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与人权根本无关。中国代表团反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无理指责，希望人权理事会能排除干扰，切实促进和保护人权。
钱波还表示希望人权理事会能够彻底消除双重标准和政治化，确保非选择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这不仅是各方达成的共识，更是人权理事会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关系到该理事会的权威和信誉。他还说，中国愿与各成员国一道携手合作，本着高度负责和建设性的态度，共同推动人权理事会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多贡献。 （责编：南卡）
吴高兴：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
回复删除"朱学勤怀疑地震是“天谴”，正是要发挥地震对我们的警示作用：“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这次汶川地震，那些高高耸立的政府办公楼完好无损，而中小学校舍倒塌近7000间，活生生夺走近万名孩子的生命，尽管学生家长们排成长队，一个个捧着孩子的遗像，多次请愿要求彻查这些夺去孩子们生命的豆腐渣工程，而对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教育部，却居然发文要在教育系统掀起学习抗震救灾英雄的热潮！由此看来，朱学勤教授发出“天谴论”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难道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不应该从地震中警醒吗？难道死了那么多可怜的孩子，死了那么多苦难的同胞，还不足以警示我们吗？"
“达赖向印度出卖藏南，引发中印军事对峙” －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回复删除我有很多印度朋友，也有一些印度学生。据我观察，印度的问题实在太多。与中国不同，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 － 是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印度独立后，主要依靠宗教 － 印度教来维系国家的凝聚力；其负作用包括：
1. 与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紧张；
2. 国内宗教冲突难以调节 － 尤其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及锡克教徒之间的冲突。
因此，对解决边境问题印度比中国更有紧迫感；如果印度要价太高，或真如某些藏青造反派所期待的那样挑衅中国，中国的政策选项包括：
1. 在克什米尔煽风 － 已经有火；
2. 在旁遮普（锡克斯坦）加油 － 火种尚在；
3. 在阿萨姆和那加兰添柴 － 可以燎原；
一旦克什米尔脱离印度 －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即解决一半，下一个热点必将是旁遮普。一旦旁遮普独立，印度的国内矛盾将从宗教冲突转为民族冲突。考虑到印度的主体民族(印地斯坦)只占人口比率的百分之四十，印度共和国将成为历史名词。
唯色，加油哦！珠峰不是一天能登上的！
回复删除西藏，走向对抗还是创建共和？
回复删除小国寡民
尽管余波未息，历时一个多星期的藏族“3．14”街头骚乱总算接近尾声。很显然，此次街头骚乱，汉族平民是最大受害者，少数藏族平民之所以受害，是因为他们与汉人夹杂在了一起。以僧侣为核心骚乱者的施虐过程中，手段残暴，灭绝人性，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由于资讯被封锁，人们不了解是否存在和平抗议被暴力压制的另外一幕。无论事件起因如何，将矛头对准无辜平民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邪恶的——无论施虐者声称自己出于多么高尚的动机或内心有多大的冤屈。
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已经将民族矛盾摆到了全世界面前，对抗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找出藏汉的共和之道，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关于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中国当局与“达赖集团”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瑕疵：
一、中国当局的含混说法与做法
1、“极少数人”之说
可以说，此次骚乱，显属自1959年西藏上层与汉族政权摊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体性对抗事件。从西藏的几个主要城市到甘肃、川南、青海等许多地方的藏族居住地普遍发生了大规模骚乱，甚至有甘孜地区千人马队冲击政府机关的混乱场面，这绝不是用“极少数人”所能概括的。况且无论正邪与否，参与这种骚乱者在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中，显然要为他们所造成的暂时失控局面个人付出惨重代价，所以，凡参与这种活动者个人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有那么多的“极少数”把整个拉萨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闹得人仰马翻，破坏面如此广泛、损失如此之大，令人触目惊心；从另一个角度看，出面者虽然是“极少数”，社会基础自然就不能用“少数”来形容，否则，一般藏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达赖神像的现象就很难解释。
2、“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之说
差不多每个出面就此事对公众发表谈话的官员，甚至是那些平民受害者，在谈起事件起因时，都莫衷一是地将事件与“达赖集团”挂钩，“达赖集团一手策划”已经成为事件起因的唯一解释。
这是一种最省事的解释，正由于太“省事”，自然就有许多疑点：
（1）“达赖集团”中是谁在什么时候开始策划此次事件，有什么行动计划、集团内部是如何分工、谁是主要牵头人？这不能靠一句话，需要有确凿证据。
（2）达赖本人是否是主要策划者？如果是，对其部众有何具体指示、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下达的指示？这也需要证据。
（3）很显然，规模如此之大、地域跨度又如此之广的群体骚乱，不可能没人策划、组织、操纵，而且骚乱当事者身上的条条线索都从不同方向指向“达赖集团”。可“达赖集团”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象达赖一般主张并实际上始终在与中国当局和平对话的；也有认为和平对话长期无效、主张用激烈手段对抗的，究竟是哪一拨人具体参与了策划？如果没弄清楚这些内情，笼统地将罪责推到“达赖集团”头上，是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达赖本人已经说了，如果暴力行动得不到控制，他将退出宗教领袖的位子，让能够对此负责的人去应付。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达赖这是在演戏。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宣布打算与“达赖集团”继续保持对话。如果一口咬定达赖就是本次事件的元凶巨恶，显然温总理在自相矛盾了。因为既然抓了那么多的娄娄拥趸，却不但要放过首恶，还要与他“平等对话”，这样的处置，如何自圆其说？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头领管不住部众、上级约束不住下级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毛泽东管不住刘少奇，最后只能采用肉体消灭的办法；也例如毛泽东管不住林彪，闹到了刀对刀、枪对枪的地步……。这时候人们很难将刘少奇或林彪的行为冠之以“毛泽东集团策划”的字眼，道理显而易懂。
（4）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日前在视察西藏时甚至说了“达赖早就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这样的话。不了解下这样的断语的前提是什么？无论达赖的真面目如何，至少全世界都认为达赖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甚至正因为这个而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入，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西藏这个焦点地区的时候，对这样的角色使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明显有悖于世界共识，这根本无助于摧毁达赖的公共形象，反而显得中国当局处理危机缺少办法与思想认识稚嫩。
3、清空所有境外媒体人士
中国当局在西藏骚乱一开始，就紧急清空了在西藏的所有外国记者与媒体人员。
一位《时代》杂志读者在关于西藏问题的网上评论中说：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只相信西藏人，尤其是达赖喇嘛说的话，无论中国政府现在怎么说，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里提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然而几乎没人去深思的现实现象：中国政府怎么说，几乎没人相信。
香港《明报》日前有个评论：“逐记者离藏是一大败笔”。这是非常准确的观察。明报说，把各国记者全赶走了，“不但失去一个有力地反驳‘镇压和平示威’的机会，反而倍添外界‘关门打狗’的恶劣印象。”结果是什么呢？你说是部分藏人发起了骚乱，结果经西藏流亡人士一说，变成中国血腥镇压“和平示威”。为什么呢？因为你害怕，不让全世界的记者自己来报导，只让人家采用你的报导。于是，你不可信。那么信谁呢？自然只有信西藏流亡者的了。
现在，终于开放了20名外国记者进藏，历时数天，始终存在某些疑虑，也不明白究竟还担心什么？就是不担心自己的信誉如何建立。
二、“达赖集团”的思想混乱
达赖一向以“和平主义者”自居，虽然不能确定暴力行为系达赖指使，但无论如何那些“和平请愿”的也好，使用暴力袭击平民的也好，毫无例外都是达赖本人的拥趸、打着达赖的旗帜行事；暴力行为自然让达赖或“达赖集团”蒙羞，至少在中国当局或那些受害者眼中，“达赖集团”难脱干系。
1、“达赖集团”谴责暴力行为的力度远远不够
迄今为止，达赖或“达赖集团”对暴力行为所作的反应仅仅是“希望避免”，达赖对此最强烈的表示也仅仅是声言如果暴力行为得不到控制，他将离开领导的位置。
而众所周知，无端袭击并伤害和平居民是最没人性的暴行，应该得到严惩，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并没做错，甚至在一开始就没能有力制止，犯了严重的不作为错误；如果将制止对平民的暴力活动与镇压非暴力的和平请愿混为一谈，标榜普渡众生的佛法就受到了严重亵渎。
不明白达赖或其部众为何没有勇气站出来，堂堂正正地谴责这种没人性的暴行、并支持中国当局依法惩处相应人犯？在中国当局公布了现场实况后，达赖的高级助手却刻意地强调同时有许多人是以和平方式抗议，为什么中国当局只提暴力的场面？这种说法固然反映部分事实，却让自己在对待人的生命的严肃问题上不能一视同仁，在这方面的道义承担上显得非常苍白虚弱，让“一手策划”的嫌疑洗刷不干净。
2、起事的时机选择不恰当
人们都知道，2008年，中国有许多大事即将发生：
（1）选择在3月14日发动骚乱，正值台湾3月22日大选前一个星期，让中国当局翘首以盼的民进党下台、国民党替代的进程险些发生逆转，给中国大陆当局的眼中钉提供了绝好炮弹，这对于自称是一意与中国当局达成和平谅解的“达赖集团”而言，是最不具备诚意的损招，即便没有暴力行为、如此大规模纯粹的和平抗议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也足以让后者感觉被严重暗算了。坏人好事如杀人父母，未知藏传文化中有无此等悟性？
（2）在整个北京奥运即将开幕、奥运圣火马上将送达的前夕，这使自1840年以来一直备受屈辱感折磨的中国而言，是一次真正扬眉吐气的机遇。发生这样的事件，将会严重影响中国这个举办国的形象，导致国际抵制北京奥运的危险上升。达赖集团真有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的愿望，在这种时间让信徒来搅局，很难得到谅解、很难被被看成一个负责任的谈判对手；更让中国当局有理由产生“还在国外遥控，便能惹出诸多麻烦，真让他们自治诺大个西藏，国何有宁日？”的恐惧感。
（3）2008年3月，正值第十一次人代会召开期间，胡温在摆脱了老一代的影响进入实际掌权的历史时期，骚乱让整个大会的“和谐”氛围蒙上了沉重的不和谐阴影，理所当然引起整个统治集团的集体愤怒，所有对达赖的过度指责也自然发生。这给双方今后会不会、什么时候才能继续中断的会谈打上一个巨大问号。因为不能期望会谈可以在彼此极度不信任或相互敌视的情况下进行。
3、政治资源还是政治包袱？
达赖与中国当局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双方通过直接会谈解决，借助于外界力量的施压只能偶尔一用，过头了将危害会谈本身。
“3．14”骚乱发生后，最早表态支持骚乱的即是台湾的陈水扁，而前日达赖又特意对扁的支持公开表示感谢。应该说，扁的支持有不问青红皂白的成分，和平示威与街头暴力一并包括在内；其他一些外国政要的表态情况也有相似之处。这一方面是扁等人的动机有问题，因为他从来就是个惟恐大陆不乱的极端人物；而其他外国政要的支持表态，除了偏见以外，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当局自己封锁信息所造成。但无论如何攻击平民的暴力行为不应得到豁免，“达赖集团”利用国际支持来规避暴力及其造成巨大伤害的问题，这从道义上怎么都说不过去。
骚乱事件已经发生，但对抗则不能继续。“达赖集团”如果不是蓄意与中国当局一直对抗到底、还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双边问题的的话，就应该本着向前看的姿态，迅速摆脱由于“3．14”骚乱导致的双边极度互不信任的局面。利用扁这种中国当局深恶痛绝、美国总统都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连本岛人民都厌弃的政治投机分子的支持来为自己背书，只能徒然增加对抗，断送谈判的通畅之途。
政治资源运用得不好完全有可能成为政治包袱。
三、实现藏汉共和双赢是历史的责任
尽管自1959年中国当局接管西藏行政已有50年，期间直接或间接投入的资金已逾千亿，但始终无法改变藏人信奉流亡在外的达赖的习惯；也尽管在西藏植入大量汉人实施了大规模移民，依然无法改变西藏社会主流文化为藏传文化这个事实——虽然藏传文化是一种相对陈旧落后的文化。撼山易，撼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难，这本来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倾注了大量国家资源以图感化以及利用强大国家机器压制住桀骜不驯的藏人，半个世纪的恩威并举，耗资巨亿，迎来的却是从不间断的抗争，直到发生“3．14”街头骚乱，“民族政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达赖集团”的困境也显而易见，由于失去了传统据点、进而失去了行政资源，其在西藏的影响虽然大过当局却始终未能居主流地位；况中国当局的所谓“宗教自由”也仅限于让信徒们有烧香磕头、僧侣们有照章读经的自由，至于讲经传法受则予免谈。无论藏传佛教有多落后，精神上受压抑也是个客观事实。他们的宗教思想或政治观点在西藏的每一次公开传播，都会付出许多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牺牲生命的巨大代价。所以，海外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达赖的和平主义思想越来越不耐烦，暴力倾向愈益凸显，照此趋势，达赖不光对不满西藏现状的一般藏人、甚至对“达赖集团”都有失控的危险。
藏人的民族特性并不比汉人。亿万汉人在满清入关，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依然会对只有十几万军队、百把万人口的满族军阀表示臣服，这在藏人绝难做到。一个在外流亡了五十年的和尚，没给过境内藏人一分钱的好处，居然有那么大感召力，仍能占据一般藏人的心房；而投下了巨资扶贫救穷、建桥铺路，做了那么多有利于藏人福利的好事的中国当局，却得不到他们的由衷感戴、始终未能在他们内心得到认同，还为此长期背负不良国际影响，这本身就值得深思。目前的骚乱只是暴力行动的初级阶段，如果整个“达赖集团”在行动纲领上彻底转向，选择从对话走向对抗，根据他们已拥有的财力，组织成规模装备精良的恐怖武装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现在这些“极少数”铁了心与当局死嗑下去，不仅西藏地区没有太平，整个国家将无宁日。
所以，对当局来说，有达赖喇嘛与没有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局面将有质的不同，在一味谴责“达赖集团”的时候应该认识到长远的厉害关系所在，明白藏人本身是个宗教民族，在他们眼中，达赖是一个关系到他们全体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经济实力、舆论机器、军队或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菩萨面前，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达赖集团”应该是个可用的政治资源而不能任其演变为政治负担。
对“达赖集团”而言，虽然口头上认同西藏属于中国，但建立“大藏族自治区域”的胃口也着实过大，更何况当局看待所谓“实行真正的自治”与推行“藏独”只隔一层薄纸，对此，“达赖集团”应该有切实的调整与进行非常有说服力的澄清，而不是默许部众不断起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西藏必须实现真正的藏汉共和、绝不能照目前的态势对抗下去，因为照此办理，无论对“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无论对藏族还是汉族居民、无论对西藏还是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共同的巨大伤害。
目前，对于高层而言，要防止的是由国内对抗局面引发外交灾难，然后外交灾难又在国内发酵；不能再放任官方宣传工具催化民众激烈情绪，其次是迅速调整奥运圣火传递策略，第三是在处理相关事务上多表现出一些诚意，有关官员的文革式阶级斗争言论应该立即收敛。如果仍照一段时间以来迟钝和僵硬的处理手法，灾难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掌握，伤害的不只是当局自己，最可怕的是中国复兴之路可能被再次切断。
在当前的严峻局面下，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都必须以合格政治家的坦诚胸怀，拿出足够的勇气、表现出最高的政治智慧，将会谈切实进行下去并获得成果，以达致双赢、造福于该地区所有藏汉民众，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哪一方都义不容辞。
此评论写的非常之好，不知道出自那位高人之手？
回复删除Academic:
回复删除Why are you trying to deny an obvious fact? Before saying "No" to others, you should do some research.
丁子霖 确有其人，6月3日夜丁子霖17歲未成年兒子蔣捷連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被子弹击中丧生。 但称她为一位一位心碎的母亲比称她为民主斗士要合适得多。丁子霖多來年一直為平反六四，維護六四遇難者家屬權益而努力， 但对推進中國政治改革并没有具体的诉求。
维色拉：
回复删除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你写东西了。没事吧？我前天建了一个人和你说的DZ是一个人。说得一模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时旸／发生在这个春天的拉萨暴力事件让西藏在短时间内又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在西藏近百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境遇着实不少。我们一直关注西藏，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疼就是我们的疼，那个地方的怒就是我们的怒。西藏与我们，不可分离。藏民族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诡秘绮丽，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她又显得遥远。(chinesenewsnet.com)
回复删除“我们对于西藏的理解，就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学者廉湘民对西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误解有如此感慨。这样的误解，在藏学者看来，主要源于视角上的偏差。如何消解这种偏差，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一次，我们又努力使自己离西藏更近，直至让自己像显微镜一样深入她最深层的肌体——我们尝试通过记录一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西藏社会的视角。(chinesenewsnet.com)
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西藏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现代化的故事。 这个生动的故事里，有艰辛，有奋斗，更不缺欢愉。(chinesenewsnet.com)
阿里，被誉为“西藏的西藏”“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这个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严重高寒缺氧的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域一样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蜕变。狮泉河，阿里地区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一万多，有着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有的所有设施。人们上班上学，节奏缓慢，扎着鲜艳红色头巾的进城务工牧民，不时在街头走过，一切大致与内地城市无异。而在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阿里牧区，牧民们仍需直面严酷的自然环境，居住在祖辈留下的黑帐篷中，以放牧为生。(chinesenewsnet.com)
在这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成了牧区的传奇——因为命运和自身际遇，兄弟姐妹中有的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成功商人，或者政府高级干部，有的仍然留在牧区，继承家业，与牛羊为伴。这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西藏社会直面现代化具体而微小的切片。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chinesenewsnet.com)
次仁加布，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2008年4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要飞往奥地利参加一个关于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61年，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久村，从记事起便跟着姐姐牧羊，曾经的生活与现在相比，恍若隔世。父亲强巴，母亲拉姆次仁。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这对年轻的牧民夫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1994年，父亲因肝病去世；母亲在2006年也撒手人寰，享89岁高寿。(chinesenewsnet.com)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次仁的父亲一直给别人家里干活，放羊、搬家、找牛，“养活一家人”。有时，父亲强巴会对次仁的弟兄们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儿子们瞪大双眼。“家里的帐篷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父亲回家发现有人来过，如果是朝圣的人，他会非常高兴。”次仁加布说。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部队进驻西藏。因为路途遥远消息闭塞，远在西北疆的阿里地区反应并不像拉萨那样剧烈。当部队快来到阿里时，一个传言开始在草原上散播：“红汉人要来了！”(所谓“红汉人”是当地牧民对于红军和汉人的混合想象。想象在传播中变形，“牧民竟然听说‘红汉人’是要吃富人的肉”。后来人们又都知晓共产党是要“共富人的产”，于是拉萨叛乱后不久，阿里地区的富人几乎全部外逃印度。“当时边境意识不强。”次仁加布说。原本有着50多户的乡村这时只剩下30多户。富人走后，留在当地的穷人也有些害怕。祖辈很多都曾与印度有原始形态的盐粮和畜产品生意往来，因为有着几辈人的传承和固定的生意对象，有时一笔生意的钱款可以等到来年对方宽余的时候再付账。而1959年始，因为严格的边境概念，对父亲强巴来说，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朋友永久失去了联系，曾经欠下的账再也无法返还。(chinesenewsnet.com)
在次仁加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念叨的是，“哎哟，我那边(指印度)的朋友怎么样。我还不了别人啦，我吃了别人东西的啊。”部队的帐篷就驻扎在牧区附近，因为传说中“红汉人坏得很”，没有女人敢靠近。有一次，父亲因为接活，到部队驻地附近去了一次。回到家就说，“那些人好得很，讲道理。”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藏族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chinesenewsnet.com)
“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西藏叛乱”之后，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实际被终止。后来，大量庙宇被关闭，传说西藏政权被废除，上层贵族的财产也被没收，西藏的政权重新建立。 发生在拉萨的这一切传导到遥远的阿里，又慢了几拍：(chinesenewsnet.com)
1966年之前，次仁加布家里的牛羊仍然归己所有，只是成立了互助组，“工作在一起干”。这是人民公社的前奏。在这之后，一些被称为“工作组”的干部出现在这片曾经人烟稀少的牧区。“工作组”多是乡里或者县里来的汉族干部，也有从拉萨来的藏族干部，主要是陪同翻译。“工作组”组织牧民“提高思想觉悟”，干部们还出钱从富裕一些的牧民家里买来羊和牛分给那些没有牛羊的人家。(chinesenewsnet.com)
那时，次仁加布开始帮助家人放羊。他的大姐，18岁但没有上过学的多吉卓玛，其中一个身份是乡里7个共青团员之一，这时也因“各方面要求进步”，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位年轻的会计不会算术，“记账只能用小石头”。而大哥，在1965年，通过招工来到城里——这是这个藏族家庭第一个走出牧区的人。1959年到文革发生前的那段日子，次仁加布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或者向二姐学习藏语，“夏天在沙地上划，冬天在雪地上写，指头都是红红的”。(chinesenewsnet.com)
日子就在写字的指间偷偷流逝。直到有一天，一直供奉在帐篷最前面的一卷经书被父亲偷偷拿走，那是次仁的“自学材料”。祖传的“自学材料”被父亲藏到了嘛呢石堆，后来下落不明。“那是一卷类似于佛教全集的经书，还包括地方历史和家族历史。”次仁加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后来次仁加布才知道，“文革”来临了。在当时的次仁看来，“文革”只意味着他的一个稍微富有的舅舅被批斗。“我就知道连小孩都可以踢他，可以骂他，心里很不舒服。”次仁加布说。(chinesenewsnet.com)
因为牧民居住大多分散，所以很少能组织起像内地一样的批斗大会。政治学习会议上时而会有批斗场面出现，次仁的姐姐回家时告诉家人，“舅舅的牙齿和头发都被打掉了。”这个时候，大姐多吉卓玛带领牧民学习文件，告诉牧民“这么多年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寺庙里的僧人和牧主的压迫造成的”。“穷人们都懂这个道理。”2008年4月25日，已经六十岁的多吉卓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自己也斗过牧主。年轻人和穷人都支持斗牧主。”(chinesenewsnet.com)
1969年，次仁加布世代居住的牧区更名为“红旗公社”，曾经属于自己的牛羊都化归集体所有。如果羊丢了，年底要扣工分。次仁家分到了600多只羊，但是“没有肉吃，也不能杀”。这600只羊“放得好”，每人一天可以记10个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配下一年的肉食、奶渣和酥油，生活上“凑凑合合能吃饱”。不满十岁的次仁加布搞不清楚这一切的真实含义。他照旧过着自己的生活，放羊的时候仍旧偷偷拿着家里传下的经书坐在草场上看。其时，这些书已被视为批判革除的对象。(chinesenewsnet.com)
不让看，次仁就把经书藏在合法出版的藏历中。晚上回家前，把书随便藏在一个山洞里。即便如此，父母也常常大光其火：“你在那看书，狼来了，把羊吃掉了，队长要是责怪我们怎么办呢？”父亲愤怒了就揍他，“你这个破书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吗？你现在不去做僧人，天天看这样的书？”在世俗西藏社会，读经书的目的和最好的出路便是进寺庙做僧人，那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意味可以受到教育受人尊敬。(chinesenewsnet.com)
但是“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一方面因为文革的破坏，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年轻人已经不再向往寺院。”次仁分析。文革进行得最热火的时候，阿里像内地一样到处“破四旧”，“红卫兵”带头去砸拆寺庙。次仁家乡神圣的地方神也被拆毁，供奉的珠宝散落一地。僧人被迫还俗参加日常劳动，像普通牧民一样放羊放牛。(chinesenewsnet.com)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说。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1975年，大姐多吉卓玛被吸收为公社干部。经常和其他工作组成员一起骑着马下乡向牧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有细粮供应，但还是吃粑，“蔬菜基本没有”。为了让牧民们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吉卓玛和牧民们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多吉卓玛告诉牧民，“以前冻死饿死都没人管，现在赶上了形势”。(chinesenewsnet.com)
家里开始发生变化：大哥洛桑已经成为电工，大姐多吉卓玛忙于对群众搞“路线教育”，次仁加布也走出牧区开始上学——家乡需要会计和小学老师，次仁藏语基础好，公社推荐他到地区读小学。这时的阿里，“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据三姐才旺卓玛回忆，即使青稞种得好也只够吃半年，但是“上面有政策，必须要种田”。次仁家要留出三个人放600只羊，其他人都要参与农田建设。但在生产队长的坚持下，次仁还是进了乡上的小学。(chinesenewsnet.com)
两年多后，因成绩优秀，次仁被送到噶尔县中学，“学的其实是小学的东西，只是加了填写账目表格。”因为次仁的离开，牧羊的任务就落到了8岁的弟弟旺扎身上。“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chinesenewsnet.com)
在葛尔县中学读了两年书，次仁加布又被送到了拉萨。按当时的规定，一共有四个学生可以继续深造，包括两个干部子女和两个牧民子女。因为“干部有门路”，所以两个干部子女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次仁加布和另一个牧民的孩子被送到拉萨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西藏大学)。这更像一个师范训练班。20多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4岁，比次仁加布还要小两岁。(chinesenewsnet.com)
在去拉萨的路上，次仁看到了游行的队伍，人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在西藏师范学院，次仁第一次跟着藏族老师学习汉语拼音和简单的汉语句子，比如，“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1977年恢复高考，西藏师范学院建了一个附属中学，要求三十岁以上的学生结业回家，年龄小的放到附属中学，读一年预科，然后正式念三年初中。在此之前，从上海、辽宁等六个省市选调的382名教师进入西藏援助当地教育事业。次仁加布所在的附中就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他教授大家汉语。(chinesenewsnet.com)
“他要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能说汉语，要不就处罚。那个老师太好了，要不我们根本学不会。”次仁加布回忆说，“他每天就用茶水泡馒头，睡在办公室。”1981年，次仁参加正式高考。当时的政策规定，藏文专业学生初中毕业就可以参加考试。中央民族大学当年向西藏地区招收26名学生。那一年，次仁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在12岁的旺扎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而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chinesenewsnet.com)
就在次仁加布在拉萨读书准备考大学的前夕，他的故乡阿里，乡里的干部开始把曾经属于公社和集体的牛羊返还给牧民。牧民们逐渐知道，这个新的政策叫做“包产到户”。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复杂政策变化后的背景，有老人嘟囔，“政策还不如一头牛的生命长，以前牛是公家的，这牛还没死又成自己的了。”家里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曾经拼命想去上学的弟弟旺扎。1978年，旺扎12岁，在他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chinesenewsnet.com)
9岁的时候，旺扎有第一个梦想，以后一定要吃上馒头穿上干净的中山装。“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以说尝尽了酸甜苦辣。”旺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知道包产到户的时候我觉得完了，父母不会放我出去读书了。”这一家重新分到了三百多只羊、八头牛和一匹马。家庭成员中，除了成为电工的大哥、当了地区干部的大姐，仍在牧区的二姐已经出嫁，旺扎的两个哥哥都在拉萨读书，旺扎仍旧放牧。1978年夏天里的一个午后，旺扎在牧羊，一辆八座吉普车因为抛锚停在草场上。旺扎好奇，凑上前去。(chinesenewsnet.com)
车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用藏语问他，“小孩，想不想去上学？”旺扎说，“我做梦都想，求求你，你带我走吧。”旺扎已经背着装了粑的干粮袋上了车。后来旺扎知道，这个干部是专门来阿里牧区招生的。上面给噶尔县下达了硬性指标，整个阿里地区必须招收36名学生入学，因为“包产到户”，孩子都被家长留在家里放牧，干部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搜索”生员。旺扎像做梦一样，当晚就到达了噶尔县中学。(chinesenewsnet.com)
在那里，旺扎开始了他迟到的知识启蒙。一年之后，旺扎被转到阿里地区中学师范专业师训三班学习。第三个藏历年刚过，旺扎和班里的其他九名同学接到通知，要他们到当地邮电局报到，去拉萨学习发电报和译码。培训半年之后，旺扎成为邮局正式职工。两年之后，旺扎觉得“没有意思，每天滴滴答答”。他一再打报告要求自费到内地深造，并与领导“约法三章”，如果拿到毕业证，邮电局必须接收自己，如果拿不到，一切后果自负。(chinesenewsnet.com)
终于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旺扎因为藏族身份，校方把学费从每年3000元减免到1200元。他每天下午仍需到当地一家宾馆门口卸煤车挣生活费，“卸一车20～30块，我一下午可以卸四五车。”旺扎说。两年之后，旺扎拿到大专文凭，邮电局履行诺言，安排旺扎做办公室副主任兼文书。但是旺扎清楚，这已经是自己在国有单位的终点。与旺扎的叛逆相反，哥哥次仁加布要“循规蹈矩”得多——大学毕业后，次仁执意要回阿里。经老师劝说，他同意留京，在中国社科院读研三年。(chinesenewsnet.com)
1991年，次仁加布和一位藏族女孩结婚，他们是大学同学。父母兄姊对他说，“不回阿里，回拉萨也可以，朝圣时还可以见到。如果在北京，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研究生毕业，应导师的要求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旺扎如今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点变化”。(chinesenewsnet.com)
1992年，内地经商大潮风起云涌。虽然家人都安于现状，但旺扎“还是想改变一些什么”。邮电局投资30万办了一个小企业，这个“通讯发展公司”5年赔掉了25万。旺扎提出要承包。利用剩余的5万元，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门面房和一辆半旧的东风卡车作为启动资金，和邮电局签定协议，“承包三年，返还25万现金，每年上缴邮电局10万”。“日用百货，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旺扎说。承包六年，他挣了300万元。邮电局决定收回公司再投资300万扩大规模，并邀请旺扎做总经理。旺扎却谢绝了，“算我傻，我不干了”。(chinesenewsnet.com)
旺扎的逻辑是，“我从安多买一车酥油，有的十块一桶有的六七块，我一路卖，到阿里可能就已经卖完了，从收购到卖的程序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给公家干，一车酥油必须得拉到阿里，入库，再拉出去卖，这样成本大大增加，根本赚不了钱。”旺扎说，“到时候审计来一下就够你吃一壶。我得考虑后果。”领导赏识他的能力，又把他调回单位继续从前的工作。一段时间后，邻县一家邮电局局长挪用汇兑款，稽查组想抽调一名年轻人接任，看中了旺扎。口头承诺，到邻县锻炼一段时间，回阿里地区后可直接升任地区副局长。旺扎却要求领导给出书面保证，却不想因此开罪了上司。(chinesenewsnet.com)
升迁道路已断，旺扎又提出辞职。他决定开家公司，但母亲不同意，觉得他“翅膀硬了，不管公家了”。狮泉河粮食公司很不景气，总经理找到旺扎，给他一个副经理的位置，“一起把粮食公司搞起来”。1997年，旺扎从邮电局辞职的时候，月薪4600元，而粮食公司的薪水只有800块。两年之后，当地烟草公司濒临破产，行署领导觉得旺扎是个经营人才，调他到烟草公司做主管烟草的经理。2003年，旺扎又得到了阿里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总经理这“两个名分”，一直到现在。如今烟草公司年收入已经达到一个亿。(chinesenewsnet.com)
旺扎已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些变化”。那次手术之后，旺扎觉得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家庭。“特别是帮助一下还留在牧区的弟弟。” “他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和狮泉河的繁华相比，阿里牧区显得遥远而荒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有越野车才能通过，到达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后，车辆就不能进入，只能步行。爬过一座几百米的荒山，就能看到一顶黑色的帐篷扎在山窝间。(chinesenewsnet.com)
这个用牦牛毛织成的黑帐篷是旺扎一家小时候用过的，从帐篷里可以透过网眼看到天空。弟弟东旦今年40岁，但是看起来比旺扎还要老上很多。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在家里放羊，小女儿曲卓玛今年19岁。曲卓玛从5岁起就被旺扎接到狮泉河上学，一直读到中专，住在伯伯家里，现在伯伯旺扎的烟草公司做业务员。“我小时候上不了学，我姐姐哥哥都上了，小时候要是都上了就没人放羊了，但我愿意上学。”东旦不停地倒着酥油茶，他只能用藏语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chinesenewsnet.com)
“我家里有30头牛，山羊绵羊加起来280头，算中等吧。生活来源就是靠羊和牛，这些肉可以到卖到狮泉河去。这儿长不了青稞，生活上哥哥姐姐会帮帮忙，否则会有点困难。”如今的牧区，草场都已划分给各家所有，东旦家分到大约两三平方公里。从今年3月起，这个牧区的大多数年轻男人都到狮泉河和牧区中间的一个乡去打工，当地政府在那里投资600万种植青稞，这些男人负责搬运石头和平整土地，每天可以挣40～50元，“可以干到6月份”。(chinesenewsnet.com)
“他有时候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旺扎说。在阿里牧区，一头牦牛可以卖到1000元，一只羊可以卖到250元，但即使这样，也要赶上好的年景，当地雪灾风灾连年不断，一场大灾可以导致牛羊死掉一半。最好的年景里，一个家庭可以挣到几万元，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最差的时候，一年收入不足一万。东旦的帐篷里仍然放着父母留下的酥油茶壶和一些小小的银器，门外的羊圈里，十只刚出生的小羊羔不停地叫唤。东旦点了根烟，说，“我明年准备再去要点钱，把门口的路修一修，这路太难走。”(chinesenewsnet.com)
去年，东旦到狮泉河各部门要了大约5万块，平整了一段路，他计划明年“再要8万”。旺扎说，这些钱都是东旦自己要到的，他没有帮忙，今年如果可以要到6万，他的烟草公司准备赞助2万。旺扎的二姐次仁卓玛，也仍然生活在牧区，离小弟弟东旦的帐篷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二姐的生活更加艰难，帐篷是用布匹制成，坐垫边上立着两只风干的羊，颜色血红。帐篷顶端有一台录音机，可以用太阳能电池开启，有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经卷，是老人婆家祖传的信物。次仁卓玛今年58岁，从14岁起就嫁到这儿，据说自学过藏文。(chinesenewsnet.com)
期封闭的放牧生活，老人已经很难与外界人接触，终日与一只已经20多岁的老藏獒为伴，“只知道倒茶微笑”。次仁卓玛的大儿子仍然在牧区放牧，已经分家另过，小儿子在狮泉河的一家银行工作。她家有1200多只羊，很少出售，“够吃就不卖”。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大哥洛桑已经去世，小时候因不慎掉进火堆，落下一点残疾，所以父亲一直教他读经，希望他以后能到寺院有个着落。(chinesenewsnet.com)
洛桑最终没能成为僧人，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进城做了电工，终生未娶。1991年，弟弟次仁加布结婚那年，洛桑落寞过世。大姐多吉卓玛如今已经60岁，曾经的“积极分子”如今已在噶尔县妇联副主任任上退休，退休金4000多元。因为儿时家穷，三姐才旺卓玛被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来因为“不喜欢他家”，又跑回自家的黑帐篷。她“学过一点算术”，曾经做到了当地一家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想照顾家庭”于是辞去职务做普通柜员。得益于工龄长，才旺卓玛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现在每月8000多元工资。(chinesenewsnet.com)
二哥索南平措已经调任拉萨成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合会主席，从12岁离开家乡就一直在外，从政后一路顺风顺水，如今的职位属于正厅级。两个子女都已送到内地读书。他不愿作更多采访。这一家9个兄弟姐妹，6人走出牧区成为“公家人”，在当地备受尊敬。如今，阿里牧区的年轻人，更愿意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往往初中毕业后，却无法考上高中，回到牧区又可能“难以适应放牧的生活方式”，这成为很多牧区父母头疼的事情。(chinesenewsnet.com)
去年，旺扎带着自己4岁的女儿回了一次牧区老家。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东旦的小女儿，在狮泉河生活了十几年的曲卓玛也很少回到牧区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她，“你喜欢牧区还是城里？”她犹豫了一下，用磕磕绊绊的汉话说，“城里，城里。”
任畹町:总参谋部当年统计六四死亡3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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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1日 转载)
上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朝拜共产主义，世纪末，中国自由民主派纷纷流亡西方。本世纪初，我也来到西方朝拜自由民主主义的故乡。我参加人权事业30年，坐牢11年，去年4月起，由于我的争取和挣脱并被中国政府准许首次访问香港和民主国家，9月开始访问新西兰、美国之后，今年2月起，访问欧洲并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到了荷兰。
1979年，中国民主墙运动在北京同荷兰《鹿特丹报》就有很紧密的接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1992年我坐牢期间，警察当局不许我家住在北京，我的家被迫迁移了7处，妻儿最终把家搬到了警察局，荷兰使馆帮助我家联络了很多记者采访，还和其他国家使馆一起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联合抗议，最后，当局拨款借房指定我的家住在现在的地方。
我访问所到之处，各国政界、学界及人权机构，媒体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自治运动，社会进步，人权政策和记录，民众的生存状况，对北京奥运表现出很大的关切和兴趣。
如果说，美国是"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应该说，荷兰是"在大风车上转的国家"。
一说到法国、德国、丹麦、爱尔兰、荷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艾菲尔铁塔，勃兰登堡门、美人鱼、古堡和大风车。请问你们，说起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及政治现代化，我要问：各位应该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天安门"，回答错了。
"天安门"仅仅是6、4事件的地标性象征，而且，主要是中国的国家、官方、权力的象征。中国是一个"铁窗"的国家！
请允许我直接回答：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象征是"铁窗"！【 prison bars 】"
铁窗"有如下多种内涵--"铁窗"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主要形态特征，是民主变天的主要途径手段，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付出的必要代价，最低成本。共产革命靠流血用头颅得专制，民主变革靠"铁窗炼狱"赢大选。共产暴政是感化不了，劝服不动，期待无望的！北京奥运之前的严峻局势更加见证了这个真理。独裁专制者不配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都被中国政府镇压，涌现了无数万千的"自由烈士"【Free martyr】和"铁窗志士"，【prison
bars heroes】他们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中军主力。
"天安门母亲"们失去了儿女、丈夫、亲友，付出了高贵的代价，构成了"自由烈士"的难属群体，她们和我们顽强地追求6、4事件的真相和真理，我们不希望流血重演。
西藏自治、民运维权、法轮信仰是当代中国民主自治进程的3大铁窗主力3大盟军格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不同群组的多元现实结构。
自从达赖喇嘛1959年率领10万西藏儿女出走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西藏自治事业，至今已经整50年。今年3月，西藏自治运动三度崛起，使得当代中国民间人权力量需要补正历史，修正概念，改正定义。
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事业新的概念是"人权民主自治运动"。
改正定义是："人权民主自治运动"是我国的"社会政治现代化事业"，是以"人权文化"为价值，以中国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为需要，以西藏自治、民运维权、法轮信仰为3大铁窗主力的中国人维护宪法人权，追求宪政民主、实现充分自治，和平改变集权政体的团体性事业，是得到国际民主社会同情、支援的中国海内外的主要的政治现代化力量。
需要修订的民运史观是：
当代"人权民主自治运动"（还可简称"人权民运"或"人权运动"）自57"右派鸣放"启蒙发端，59西藏自治政府流亡，79民主墙开拓奠基，
86学潮发育壮大，89西藏自治再度崛起，6、4抗暴全民觉醒，98组党后期战略，99大法异军突起，03收容改制，04上访抗争，05九评三退，06全球绝食，07奥运前动员，08全球传递"人权圣火"西藏自治三度崛起，从而，顽强地显示了民间"自下而上、自外而内、扑而再起"地推进了我国社会变型的定势；持续唤起了官方社科界、宣传界及良知人士的思考，引发、激化了"中共改革派"的形成。
89民运是以学生为先锋，以"自由民主派""党内改革派"为思想前导，全民抗暴国际支持的流产的民主革命。全民参与64民主革命的5个证据是：
1、 5月20日起，全民动员，抵抗戒严，阻止军队、坦克开进；
2、
6月3日起，全民被动抗暴整整一周6、3-6、9。汽车、坦克、装甲、士兵被焚烧，枪支弹药被抢夺。人民的武器是棍棒、砖头、打火机；
3、 死伤人员是各阶层人士；
4、 被司法处决的十馀人均为青工市民，被抓捕的各阶层人士不计其数；
5、 5月13日学生绝食起，全民全球捐款捐物，支持绝食，游行示威；
根据1989年10月12日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年6月1-10日 枪杀的死亡总人数为31978人。这不是革命是什么!?
只有革命才足以引发统治者的武力镇压。
我在天安门广场和几个院校的演讲得罪了中国政府，被中共高层会议和全国媒体首先指控。演讲主题是"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与历次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1、北京悼念胡耀邦为什么会暴发新的民主运动；2、八九·四月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3、四月民主运动向何处去；4、等候召开人大是纯粹幻想；
" 自由民主派"的和平变革纲领显然不同于中共的"政治改革"，不同于"党内改革派"的"召开人大、取消戒严、改组政府"。
"自由民主派"的众多人员和纲领实际上影响了整个运动，因为，契合了中国社会及民众民主变革的时代需求。中国的人权民主自治事业必胜！感谢荷兰的议员、政治家、人权活动家继续支持我们的事业。谢谢！*
徐明旭的阴谋与对中共的虔诚。听这种人胡说八道，真是可悲！
回复删除Please show me a video that shows the PLA tank crushing the protestors -- if any of you believe in it. I have been looking around for some time. What I saw is people standing in front of tanks.
回复删除http://www.89-64.org/html/victims155.htm
回复删除If you can read Chinese, you can see 5 of 186 dead/missing victims confirmed by Ding Zi-Lin were crushed by Tanks. Some of missing may have been crushed by Tanks as well.
北京：很多场所出现“人权圣火”标语、房屋出租管理规定
回复删除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30118.shtml
刘晓竹：我们要准备一锅端
回复删除(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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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唐山大地震，不久四人帮被一锅端。今天，汶川大地震，胡左帮会不会被一锅端呢？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胡锦涛和江青非常像，不但味道差不多，连视察灾民时的做派也很像，前呼后拥，走马观花，报喜不报忧，镜头猛照。江青不忘做头发，锦涛不误染头发。这个时候，灾区人民痛苦万分，见领导如大旱盼甘霖。但是，这样的领导能给灾民解决什么问题呢？干打雷，不下雨。
我不是说江青和胡锦涛对灾区人民没有同情心，也不是说他们不想下雨、不想办事，而是他们下不了雨、办不成事。为什么？人一左了改也难，假大空就是第二天性。都说天灾人祸，其实是天灾左祸。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也如此。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四人帮不还是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吗？今天，川西生灵涂炭，还死了那么多孩子，胡锦涛不还是继续封网封嘴封消息吗？当年，两报一刊歌颂领导，要人民对领导感恩戴德，今天不还是这一套吗？你如果问：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坟头上插烟卷呢？我只能说，人一左了，改也难啊。
时下中国，政治在余震，地火在运行，唐山的冤魂不好缠，难道汶川的冤魂就那么好惹吗？事实上，大地震造成了新的民意走向，形成了新的政治重心，当年在邓小平左右，今天在温家宝周围。过了十七大，胡锦涛已属多余，尸位素餐不说，实乃中国进步与改革之一大累赘也。显而易见，一锅端的条件成熟了：当年粉碎四人帮，今天结束胡左乱，民间有呼声，党内有认同，现实可能性，历史必然性，均已具备。有鉴于此，尽快安排胡锦涛下台或退休，或许还能多多少少保住一点晚节，避免做中国的齐奥塞斯库，善莫大焉。况且，胡的家族已经捞足，后顾无忧，正可顺乎天而应乎人，鞠躬下台。
目前国内局势正在恶化，胡锦涛以左撇子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一没有能力，二没有民意支持。这次地震来了，中宣部不是什么都控制不住了吗？因之，早点解除胡锦涛的职务，让温家宝或其他改革者取而代之，那么，各级政府就可以早点未雨绸缪，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民主转型做充分准备，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人民的共识，从而实现转型的和平有序。相反，让胡锦涛继续假大空下去，无能下去，左撇子下去，那么，中国将面临分裂，社会将面临动荡，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将面临无比巨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举起左手说：支持温家宝！举起右手说：打倒胡锦涛！
事实上，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已经觉醒，觉醒了就要表达。但怎么表达呢？网上不能表达，报上不能表达，广播电视更不能表达，上万个孩子被豆腐渣工程砸死了，连家长们都不能合法表达，就是这么一个滥体制啊。所以，公民唯一有效的表达方式就是走上街头。当然，有了言论自由，公民表达在舆论，将来中国民主了，公民力量在选票。但是，时下中国，公民的表达与力量只能在街头，其他都是假的。所以，我要请问大家：您准备好上街了吗？如果这个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公民力量，上下其手，谁说不能一锅端！
To "This should be the solution for Tibet:"
回复删除It is a good idea; I agree. As a first step, Woeser should return to Tibet right now. Get out of Inland China.
我好几天没到这里，就多了那么多评论。
回复删除其实，唯色最近并没有发表很多，都是外面的评论比较多。
其实，唯色好像没说很多。。。
这个博客是为发表西藏内的一些事情，是海外关心西藏问题，及为平衡中国人对西藏的讯息的联络站。不喜欢就别进来，没有人用坦克车逼你。
Dear Ms Woeser,
回复删除Hi! Are you all right? The world didn't see you since June 2. We, the lovers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re miss you. Please keep doing great job, Your work will help China to find a wiser way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Chinese and Tibetans, even for the world.
Thank you
Freeman from U.S.A.
“胡扬贩毒集团与胡锦涛团派、统战部、对外友协的往来黑幕系列报导（一）
回复删除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40930.sht估计窝点被端了。这日子过的。
陈维健：只盼冤魂化厉鬼 看奥运万鬼齐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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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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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地震一月祭，中共荒乱不择中又凶相毕露，死者还未过“五七”，军队便封锁学校塌圯，不让学生家长前往祭奠，忍不住悲哀执意前往者则被强行绑架驱逐，海内外记者前往采访者也悉数赶出，据理力争者，则拘留审查。代之而起的一月祭，变成了一月颂，丧事变成了喜事。继余秋雨含泪劝灾民后又有新篇，山东作协王主席挥毫“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其不惜将死者冤魂生者痛楚拿来吹拍中共，已无耻到了丧心病狂，人鬼共愤的程度。
地震一月雨泪纷纷，五月十二日大震至今，已到“五七”。中国民间历来有为死者作“五七”的风俗。一周七天，要为死者作七周，七七四十九天，其中“五七”最为重要。传说死者到了第五周才知道自己的生死。这一周亲人要搭“望乡台”，将生者生前之物和所喜的食品摆放在台上，作奠祭祀，呼唤亲人。死者则从阴间赶来与阳间的亲人相会。这次地震数万人死亡，尤以学校孩子死亡最为悲惨，有多达七千多间学校倒塌，几千孩子死亡。于此同时政府大楼倒塌的却是屈指可数，政府官员也鲜有死亡。从倒塌的学校所暴露出来的质量来看，这场灾难尤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痛失孩子的家长向政府讨一个说法，被污为反华媒体找到反华借口。家长到塌圯的学校为孩子作祭祀，又不知碰到了党国的那一个神经要刀枪阻拦。一个党，一个政府，恶也应该有一个恶的道理，那千万个鲜活的孩子惨死于人祸工程，党国至今没有“罪已诏”不算，连“五七”之时，让孩子的阴魂与他们的父母拥抱一下，让他们惊吓的灵魂能够在父母的怀抱中哭一哭，叫一声爹，喊一声妈，让爹让妈搂着他们的亲骨肉，呼几声心肝宝贝也不许。灾民们生也好，死也好，总得让他们有一个生死离别，阴阳相哭。然而，这样的生死情感，民俗风情都被刀光剑影挡于阴阳之间。天下同悲，长歌当哭。悲的是，身为中国人生时权利受到侵犯，哭的是，死时权利受到剥夺。面对这样的“党亲国爱”，我是身心作呕，怒不可竭。
诗篇有“幼吾幼，及人之幼”，今日党国则贪渎教育经费以肥自己口袋，豆腐渣工程置孩子生死不顾，千万个在废墟中窒息的幼小灵魂，尚不知道学校倒塌，压在他们身上的的残梁断柱，是那些大报告小报告，口口声声“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领导，偷了梁换了柱。他们更不知道，他们在天之灵抚着残肢断臂还在哭爹喊妈时，已被在昔日课文里教导生要爱党，死要忠国的叔叔阿姨们，变成做鬼也幸福的孩子。今日的党国，是好话说尽的党，是坏事做绝的政府。今日党国的御用文人，其无耻已到嗜血的程度，他们连孩子，连鬼魂都不肯放过。悲无穷时，愤难当，作协王主席为拍马屁赋新词，上有“纵做鬼，也幸福”下有“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我哭孩子哭断肠，只朌冤魂化厉鬼，看奥运万鬼齐哭。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那么你们翻六十年,七十年的事作啥?七七事变与你们何干?南京事件与你们也无关.
回复删除人祸灾难的定论只是骗人,追究了吗?这才是根本.
"请不要再翻出大跃进，和文革的旧账，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浩劫，当局也已定论。"
你们害怕了,说明点到了你们的要害,就是翻历史.没有历史,你们从哪里来?
回复删除"请不要再翻出大跃进，和文革的旧账，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浩劫，当局也已定论。"
An article from an international renowned historian.
回复删除http://www.michaelparenti.org/Tibet.html
Please note that the article is somewhat biased against China. But it does tell you some part of history before 1950.
陈奎元老婆自杀,就是报应.
回复删除--------------------
是西藏的珍宝，是林芝人的生命！
可是，同亚东的森林一样，也遭到了无情地砍伐。
据说，毁林主谋就是原自治区书记陈奎元的老婆。
在林芝，连小孩子都会详细地告诉你，那片印证着陈奎元之妻光
辉的山林。
民调：中国在各国公众中声望下降
回复删除美国之音
最新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在世界
各国公众当中的声望有所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产品安全问
题、军事强盛和经济实力等。有评论指出，正在崛起的中国巨人要做
到不在国际社会引起恐惧，关键在于政治制度要向民主化推进。
国际知名民调机构皮尤调查中心星期五表示，对全球24个国家的两万
四千民众作的调查发现，去年和今年都接受调查的21个国家当中，有
九个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去年明显下降。其中在法国的
跌幅最大，从去年的47%滑落到28%。受访者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增
长和军事能力。
调查报告说，美国和欧洲的受访者普遍对中国扩充军力表示不安。在
日本和韩国的受访者中，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接近九个都认为中国扩
展军事力量对他们国家不利。
报告指出，“总体而言，全球民众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好感大于对
中国军事力量扩充的好感。”
在产品安全方面，这项民调的许多受访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有疑
虑，在美国尤其如此。报告说，在进行调查的24个国家中，19个国家
的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中国产品的质量比较差。但是在中国，有65%
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产品很安全。
在日本的华人学者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人权和民主制度方
面做得不好的地方固然可以批评，但是诸如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都
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
“许多产品的安全，我觉得，中国的确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
是反过来，西方的跨国公司也有它们自己的责任。有很多东西的
出品都是按照它们的设计要求来做的。这个方面，我想，有很多
事件来说明嘛。”
对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军力提升给西方国家公众带来的负面印
象，研究当代中国的杨中美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应当是对全世界的一
个推动和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灾难。他说，在军事方面，人们可以
指责中国的军事透明度不够，要求中国公开军费开支的各项具体数
目，以便了解中国在军事方面是否具有扩张性。不过，这位学者对近
年来在西方出现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提出了疑问。
“目前来看，我们没有看到中国象美国、英国等国那样在海外有
殖民地，在海外有军事征服活动。从这点来看，那个军事威胁论
还谈不到。但是对它有个警惕是可以。”
杨中美还为中国的一些政策在奥运会之前备受西方政客和媒体批评鸣
不平。
“西方媒体、政治家在奥运会开始前对中国采取一种集体式的冷
战风格的批评指责实际上无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也不能促
使中国政府朝民主化的方向更有力的前进。”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在这次四川地震灾害发
生后表现开明和开放的态度让各国公众刮目相看，又赢得了一些好
感，但是这并不意味著西方的批评会从此偃旗息鼓。他认为，中国应
该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把政治制度等软件方面的改革进程推动起来。
“正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人权方面有那么很差劲的记
录，在政治上又那么一党专制，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所以它会
有很多恐慌或者对抗。如果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它的软件，能够
进行不断的改善的话，我觉得，这是它在将来真正的大国崛起的
一个安全保证。”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http://www.voanews.com/chinese/〕
读林照真女士的《喇嘛杀人》和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有感
回复删除近年来社会上有关西藏的书籍不少，但关于西藏社会、政治、历史的严肃研究并不多，尤其少见这方面的中文书籍。台湾林照真女士的《喇嘛杀人》和大陆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的出版因此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论说方式直接切入西藏问题的两个重大主题：“平叛”和“班禅喇嘛”，为基本上对西藏无所知的广大中文读者－主要是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西藏和西藏问题的窗子，希望在港台出版的这两本书（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九八九年在大陆出版后即被禁）能够尽快和大陆的中文读者见面。
通过《喇嘛杀人》一书，人们，中文读者，第一次接触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藏人流亡而肇始今日西藏问题、在共产党那里被称为“平叛”的这一事件的文字历史。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渐渐走入历史，可是至今还鲜有文字的历史记载那个时代的血腥和人们所经历的不幸。林照真女士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作为一个来自大陆中文读者，我深深地感谢林照真女士的工作。她的工作，使我们普通中国人得以在共产党的宣传之外通过当事人的经历与口述接触到“平叛”的真相，看到共产党在这场盗用他们的名义进行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感受到和他们一样平常的藏人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
从一九五零年藏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战－昌都战役－，从由安多和康区（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的藏区）发展起来而蔓延整个西藏的民间武装抗争，经过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流血的拉萨事件，到此后在西藏境内外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的藏人对中共的武装游击斗争；从藏人武装抵抗的酝酿到游击队的组建；从游击队总司令对当年密辛的披露到普通游击队员的回忆；从当年共产党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武力镇压到藏人四十年流亡的苦难；藏人武装抗争的起因、藏独理念的来龙去脉、美国的介入以及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幸存者个人的悲剧历史和游击队的内争；……。通过大量藏人当事者的口述，该书呈现给读者一幅相当丰富的历史画面，收集和实录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有这样或那样涉及这段历史的文字，但读来彼此雷同，并且由于许多难以查考的陈述和根据不足的论断而不能在读者那里发生它们预期的影响。《喇嘛杀人》一书的特别珍贵之处，在于它还历史叙述以历史真实的感觉。作者表现了作为记者的高度的职业素养，忠实地再现自己的所见所闻，不露刻意修剪史料的斧凿的痕迹，没有牵强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提升”，没有从某种予设立场出发的评论导引读者。历史的力量在于历史的真实，只有平实而不加修饰的历史记述才最能穿透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平实予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不完美的真实促使读者提问、分析和评价历史，从历史中学习。相信该书会在中文世界产生强烈而积极的反响。
如果能收集起文字资料、统计数字，例如当时中共中央、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及其各级下属机构的公开文件、那些“民主改革”和“平叛”的宣传材料和在西藏发行的中文报纸的报导，则可以从另一方面解读出那个时代的真相，见证历史。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书在许多地方恰恰有这种效应。
在阅读中产生了一个问题，逼得喇嘛杀人，导致藏人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护族、护教，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答案。的确。“改造”和消灭“麻醉人民鸦片”的宗教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与“披着宗教外衣的敌人”斗争，从共产党一进藏就开始了。它从一开始就严重侵犯，既而完全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共产党是更愿意把藏人的反抗解释为落后的宗教信仰和进步的革命文化之间的冲突，或者乐观这种反抗被误解为信教的藏文化与不信教的汉文化的冲突的。我不情愿接受“护教”的解释，还有另外的原因：我无法接受有一种价值可以凌驾于个人－个人的生命、自由、幸福－之上；我相信，不以人自身为目的运动一定会反过来扼杀人自身的。是护族、反入侵吗？的确也是。中国政府的武装进藏五零年便开始了，但藏人抗争中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是于五七、五八年才酝酿和成军的，而藏人民间自发的武装反抗则早在五四年就广泛蔓延于藏东地区了。如果有一个制度是公正的，能确保他们的基本人权，人们能够生活得更幸福，这个制度不必是本民族固有的，执政者也不必非是本族本土之人。例如对于香港的中国人，继续生活在法制的港英政府之下在比回归祖国更值得愿望。护族还不足以说明藏人普遍的反抗。……这一反抗必定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因为是藏人游击战士的口述历史，《喇嘛杀人》一书没有更多地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藏人的武装反抗，自五四年发韧于藏东地区，五七、五八年之际发展到内藏，时间上和地域上与此相平行的，是共产党五四年前后就从藏东开始，在五九年“平叛”之后，更变本加厉地强行于全藏的“民主改革”。作为一个经历了共产党许多“改造”运动的中国人，我直觉到，这就是我寻找的原因！《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书给予我肯定的答案，尤其是其中附录的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证实了我的想法。在论述“平叛”的第七章，我们读到，“早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改革尚未开始，就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局部的，以一个县，一个区，甚至一个部落为单位，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几乎波及广大藏族地区。……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叛乱分子支持不住，纷纷西渡金沙江，……这些人中，有土司、头人，有农奴主、牧主，有上层喇嘛活佛，但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喇嘛和农牧民群众。”
不是护教的激情，也不是反入侵的民族主义，而是共产党的“民主改革”，威胁和剥夺了藏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酿成了社会的动乱不安，逼得老百姓逃亡、反抗，流血与不幸。共产党的“民主改革”，是这一西藏历史浩劫之源。这种“改革”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一国的发明，不是它一时一地之策，也并非只针对一族一群。西藏历史上这不幸的一页，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注定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第五章“成立西藏自治区”中节录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争取攻势，责备此次〔一九五二年西藏“人民会议”的〕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
共产党对西藏“民主改革”－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反奴役，对寺院是“三反三算”）、两减（减租减息）、合作化，实际上五四年前后就开始了，首先波及的是西康和青海那些共产党不认为是藏区，无须顾忌六年之内不改革承诺的地区。而那一年，中国广大城乡刚刚完成了类似的社会主义革命：肃反、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五九年西藏“平叛”之后，大陆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五百万人。那是共产党冒进、浮夸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如《七万言书》中提到，西藏地区传统的农牧交换被迫中断，代之以由政府供应牧区口粮，而口粮不足，牧民只得宰吃牲畜。农区群众留粮标准低，缺粮的人民又难从别处弄到粮食，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政府高征购，农民缺粮的情况到我作为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六八年到七二年）依然如旧。村里的农民到那时一直是糠菜半年粮，每到春季就缺粮，一直要熬到夏收。对于《七万言书》中关于“平叛”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陈述，任何一个至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会感同身受，……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年仅二十四岁的班禅喇嘛上书共产党，为民请命。为了《七万言书》，两年后他在“四清”运动中被揪斗，打成叛国分子；四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关押，系狱十载。感谢开放杂志社使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在二十七年后得以见天日。如果能看到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汉人会象敬重为上书毛泽东批评“总路线”而罗难致死的彭德怀将军一样，深深地敬重班禅大师，景仰他的道德勇气，景仰他那未被共产党的暴政与腐败泯灭的对人的深爱。
“……我们应当先将沉积在那些往事上的历史灰尘掸去，将这些事件聚拢来，铸成一百口铜钟，一千口铜钟。……我们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桩桩历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钟上”，把这些事件“如实地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这是纪录中国三年大饥荒和反右斗争的《人祸》与《阳谋》的作者丁抒先生的序。愿我们汉人和藏人能共同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把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和“平叛”中真实发生的一切聚拢起来，记载下来，写给今人，留给后世，与《人祸》与《阳谋》这样的书并立在一起，见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血腥与罪恶，见证它带给人民的无尽的苦难。让藏人能够了解，在当他们在共产党的“平叛”中流血，在“平叛”后被清算之际，他们的汉人兄弟，已经被剥夺，已经被清算。让汉人看到，这个剥夺和压迫了他们的政府，一样残酷地剥夺和压迫了藏人－那些普通的农民、牧民和僧侣；这个曾经把整个中国不间断地置于“三反”、“五反”、“镇反”、“一打三反”……无穷的政治迫害和冤狱之中的政府，也曾经把西藏置于“平叛”的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之下。摘掉民族问题的眼镜，我们不难看到西藏问题的真相，以人之为人的良知感受和理解到藏人之为人所遭受到的不公和苦难。只要这个强加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改变，人民就没有自由生活的保障－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藏汉之间的和睦相处就会不断地被残酷地摧毁。为了共同争取藏汉两族人民自由生活的权利，为了汉藏的和睦相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当起我们作为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把班禅大师已经开始的工作接过来，并且继续下去。
还学文 一九九九年五月 于埃森
博主因患抑郁症不再主持该博客，
回复删除美藏学家首度公布《蒙藏条约》藏文稿
回复删除【挪威西藏之声6月18日报导】美国藏学家艾丽特·斯波林先生于昨天17日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举行座谈会，首度向外界公布了新发现的1913年《蒙藏条约》藏文原稿。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艾丽特·斯波林（Elliot Sperling）于本周二17日表示，他于去年在俄罗斯布里亚特（Buryat）地区的一家档案馆发现了1913年西藏和蒙古间签署的《蒙藏条约》藏文原稿。
艾丽特表示，这一《蒙藏条约》藏文原稿是新的发现，现在所看到的1913年《蒙藏条约》的蒙古语版、俄语版、英文版、汉语版以及在夏格巴·汪秋德丹著的《西藏政治史》中看到的藏文版都是从这一新发现的藏文原稿翻译的。他说，这些译本与藏文原稿的内容上大致是一样的，但略有差别，尤其在汉译版上。
藏学家艾丽特指出，通过这一条约蒙藏双方以官方形式，相互承认了独立主权地位。这么多年来一直藏在蒙古档案馆，不予公开，原因是因为害怕得罪邻国中国政府。
艾丽特还表示，西藏和蒙古条约能说明西藏的独立主权地位。他说，签订这一条约的蒙古代表的规格，是蒙古同俄罗斯签订条约的规格是一样的。
── 原载 西藏之声
Wednesday, June 18, 2008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Relais de la flamme de l’indépendance, 22 juin
回复删除http://www.tibetan.fr/?Relais-de-la-flamme-pour-l
強烈支持！！可是看到好多同學對西藏人的舉動不理解很難受～～
回复删除愿藏人可以有一個安詳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