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6日星期六

特约评论 | 唯色:《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前两版有何不同?(三)

2023.08.28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6页图左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6页图左 (摄影者:泽仁多吉)

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请勿认为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类似碎碎念地提及“杀劫”(藏语“革命”的谐音)和“人类杀劫”(藏语“文化大革命”的谐音)造成的毁灭,这实际上是因为基本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用中文讲述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杀劫”的惨烈故事。


4、26页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五月二十八日,日后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是,五月底,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六月初,在北京大学师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拉萨各单位也相继贴出大量“口诛笔伐”的大字报。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解放”的西藏对北京亦步亦趋,至多在时间上有半拍之差,而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山重水复,千里路迢迢。 


这两幅照片拍摄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拉萨人民体育场”(原属拉萨贵族索康家族的林园“波林卡”),据《西藏日报》报导,“拉萨五万群众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图1,站在前台主持大会的是中共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图2,在毛泽东画像前,面对主席台和众多中共官员,可以看见有两个摄影师:一个穿浅色上装, 头戴鸭舌帽,胸前挂着两个相机,可能是西藏军区摄影记者;另一个穿深色上装,头戴鸭舌帽,手提摄像机,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而在演讲者左边,脖子上挂着两台相机的无帽男,被认出是《西藏日报》的摄影记者。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6页图右。(唯色提供)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6页图右。(摄影者:泽仁多吉)

5、28页上图


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西藏师范学校的藏人红卫兵跑上台,为中共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戴上红卫兵袖章。但这个仿效北京红卫兵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举动,并不说明张国华就是西藏的毛泽东,不久,张被视为西藏的“土皇帝”和最大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这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学生红卫兵造反。 


照片上,戴墨镜的军人就是张国华。在张国华左边的是周仁山,时任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正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很像拉萨中学教师、拉萨红卫兵的主要组建者、拉萨造反派的主要领袖陶长松。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8页上图。(唯色提供)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8页上图。(摄影者:泽仁多吉)


6、28页下图


写决心书,是文革中的时尚。决心书越大,似乎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就越高。照片上,张国华和周仁山作为军队与地方的最高长官,以屈尊俯就的姿态接受了革命群众的决心书。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8页下图。(唯色提供)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8页下图。(摄影者:泽仁多吉)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特约评论 | 唯色:《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前两版有何不同?(二)

2023.08.23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7页图左。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7页图左。(摄影者:泽仁多吉)

现如今在盛世中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日渐淡出,准确地说,是被淡出。正如奥威尔在《1984》的结尾(多么悲怆的结尾)写:“……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而这个“他”,无须道出“他”在书中的名字,因为“他”是你,也是我。当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人们提及文革是如此小心翼翼,或用汉字拼音的缩写“WG”替代,或用汉字谐音的“纹格”替代,若不这般掩饰,文章或言论就会被屏蔽。而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简称西藏文革,从来都是敏感词,从来都会双倍地被屏蔽,我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近三百张西藏文革照片做的调查采访和记录书写,于2006年出版的《杀劫》一书,在时隔十七年后依然有着,甚至愈发有着触目惊心的现实意义。


也因此,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请勿认为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类似碎碎念地提及“杀劫”(藏语“革命”的谐音)和“人类杀劫”(藏语“文化大革命”的谐音)造成的毁灭,这实际上是因为基本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用中文讲述“人类杀劫”的故事。


1、17页


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风平浪静。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 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林园)和沼泽上,是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一条条新开辟的街道被命名为北京路、人民路等。据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日报》报导: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五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中国官媒记者写:“一九六五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直接拨专款用于拉萨市政建设,是民主改革后市政建设的第一个高峰。”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7页图右。(唯色提供)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7页图右。(摄影者:泽仁多吉)


二十世纪六○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却古老而独特的风貌,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沧桑之变的见证。 


左图,在布达拉宫斜对面的小山顶,原有建于十七世纪的医药利众寺,但毁于一九五九年三月的解放军炮火。右图,是从布达拉宫俯拍的拉萨东南面,左边的藏式建筑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尧西达孜的府邸,从布达拉宫东门有小路通往; 左上角依稀模糊的寺院建筑是历史悠久的大昭寺;往东也有不少影影绰绰的藏式老房子。 


2、19页


这就是大昭寺,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西藏传统,在这里举行祝福祈愿的盛大法会“默朗钦莫”,中文译为“传召法会”。然而,插在寺院之顶的五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用藏汉文写“……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却已表明今非昔比。西藏的灵魂、至高无上的达赖喇嘛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被迫出走,流亡印度已五年。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9页。(唯色提供)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9页。(摄影者:泽仁多吉)

据中国官方报导,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十世班禅喇嘛因为向毛泽东递交著名的《七万言书》,直言批评中共对全藏区尤其是对西藏宗教的破坏,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默朗钦莫”也被取消,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未再举办。 


3、21页


一九六四年的祈愿大法会“默朗钦莫”。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法会,但这一次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在经历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反抗中共的“拉萨抗暴”(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西藏(指今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以下含“西藏”一词,有些指西藏自治区,有些指全藏地,如“西藏文革”,视内容而定)自治区十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二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1页。(唯色提供)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1页。(摄影者:泽仁多吉)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执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一条来自强权者的指令,概而言之,即必须听从中共对西藏宗教的任何措施。另一条悬挂的横幅用藏汉文写“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自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显露出要用它的大神一统天下的面目。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8232023121143.html

特约评论 | 唯色:《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前两版有何不同?(一)

2023.07.28


唯色作品《杀劫》封面截图
唯色作品《杀劫》封面截图 (唯色提供)

因藏语“革命”的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初版于2006年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出版后获得的这两个评价简明扼要:“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杀劫》再版,是文革五十周年纪念版,于2016年出版。相比初版,除了修订文字,还增加了一章:“补充:《杀劫》之后”,其中包括我用我父亲当年拍摄西藏文革照片的相机,来到他当年拍摄斗牛鬼蛇神、开各种政治集会的地点,拍摄今天的各种场景,有22张彩色照片,以及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十多张照片


于是某种对比由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呈现:比如,在大昭寺庭院,当年红卫兵将砸烂的佛像堆满,遍地狼藉,不忍目睹;如今则是中国游客的身影充满,举止粗俗,口音喧哗。又如,在大昭寺讲经场松却绕瓦,文革时在这里批斗喇嘛、仁波切、贵族、旧官员,在这里集会,表演从北京学来的革命戏剧、红色舞蹈;如今这里依然不是讲授佛法、辩论佛经的传统讲经场,而是驻寺工作组和寺管会红喇嘛的停车场。


又如,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街,文革时,是众多“牛鬼蛇神”被沿街游斗时所经之处,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穿上旧时的尊贵服装,手里还捧着各种贵重物品,被红卫兵和积极分子驱赶着,尊严扫地,蒙羞含辱;如今这里是藏人转经礼佛处,同时被警务站、摄像头、狙击手、穿制服的军警与便衣警察、各色线人高度关注,另外,这里还是中国游客扮相野蛮人(他们心目中的藏人)并将佛具当做道具,拍摄“西藏风情”的打卡点。


而《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依据的是在这之前出版的藏文、日文及英文译本所做的修订。每一种译本的出版,都是每一位译者、编辑与我重做的修订,尤其是翻译时间最长,并于2020年出版的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更是相当仔细的修订结果。并且,2023年最新修订版还增加了多帧珍贵老照片,有的照片是对初版照片的更换,也都是我父亲在文革中拍摄的照片。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接受我访谈的经历者接踵过世,2006年初版时有两位受访者病故,而至2023年最新修订版出版,已有半数以上的长辈去世,包括我的母亲于2022年8月11日,在拉萨因新冠疫情封城百余日的数小時前病故。不但是曾经的见证者的离去令人悲伤,实际上,这些年我常常觉得瞠目结舌,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亲历者还活着的时候就看见,历史被权力堂而皇之地改写。所以更有一种紧迫感,但也有一种无力感,毕竟个人或少数人的努力太微弱了,也就因此更感念譬如台湾大块文化公司这样的为记录历史提供场域的良心出版者。白纸黑字,始终是证据,不然《1984》里的销毁和涂改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7272023153056.html



特约评论 | 唯色:在ADI-Inalco联合举办《杀劫》英文版在线讨论会上的发言

2023.07.24
2020年12月17日,关于《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
2020年12月17日,关于《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 (视频截图/ADI-Inalco)

【我的有关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图文记录和评述《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于2020年5月以纸书和电子书两种形式出版发行。


2020年12月17日,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汇集了研究现代中国、新疆、日本、印度和西藏的多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杀劫》的作者茨仁唯色和《杀劫》英文版的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以下是我的发言:】


感谢各位学者,在特殊的2020年即将终结时,为《杀劫》英文版即《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举办这场讨论会。这本用文字和图像记录类似瘟疫的灾难之书,得到各位杰出学者的关注,让我深感荣幸。


感谢这本书的译者Susan Chen女士,感谢著名藏学家Robert Barnett先生的编辑、修订,他们在与我无数次的讨论和查证中,除了修正原著中个别失误,还纠正了原著的疏漏,并对我父亲拍摄的照片细节有新的发现和补充,使得《杀劫》英文版成为目前所有版本和译本中最完善的一版。而之前的译本还包括藏文版和日文版。

2020年12月17日,关于《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视频截图/ADI-Inalco)
2020年12月17日,关于《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视频截图/ADI-Inalco)

《杀劫》最早于2006年——即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在台湾出版正体中文版,2016年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时《杀劫》的修订版增加了22张照片,是我用父亲当年拍文革照片的相机在他当年拍照的机位再做的拍摄,并增加了用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和新写的一万多字评论。


前不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Robert Barnett先生和Susan Chen女士对我的访谈,其中我大致谈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整个中国都造成极大破坏,但对西藏的破坏却是灭绝性的,并留下难以逆转的后患。在这里,我想从两方面做进一步说明。


第一是宗教。藏人社会几乎可说是全民信仰宗教,宗教相当于民族的基因,对大部分藏人而言,宗教即是人生的根本,价值甚至超过生命,文革对西藏宗教的毁灭,无异于是对整个藏民族的精神灭绝。以寺院为例,正如《杀劫》中所记录的,全藏六千多座寺院被夷为废墟,仅今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原来的2713座寺院在文革后只剩8座尚存。当然,寺院建筑是表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每个藏人的洗脑是对传统藏人社会的价值观做了类似“破四旧”的摧毁,实际上从中共军队1950年代进入全藏地域就已经开始。


而中国或者说汉民族的宗教信仰相对淡漠实用,以世俗性的功利追求为主。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以大一统和忠孝为本,而表现出集权制度与祖先崇拜的延续。虽然儒家思想的家族文化在文革中也被“造反”,但从其延伸出的大家族——党国却更被强化,继续成为今日中国的主导精神,因此从民族精神而言遭受的破坏性远小于藏民族——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诸佛菩萨保佑达赖喇嘛1959年出走建立了流亡西藏,使西藏宗教的血脉被挽救和延续,西藏文明在今天很可能已遭到彻底的毁灭。


2020年12月17日,关于《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视频截图/ADI-Inalco)

2020年12月17日,关于《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视频截图/ADI-Inalco)

第二是语言。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如今,都是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或者说以汉文为大一统。虽然汉民族在中共政权统治后也进行了所谓文字改革,用简体中文替代了正体中文,但没有伤及根本,口头语言依然一脉相承,大部分有文化的人依然可以读懂正体字。而在藏地完全不同,文革时代取消藏语言文字教学长达十多年,有些地方甚至更长。以致于出生于文革前后的整整一代人——包括我——因此成为藏文文盲,被切断了与自己民族历史之间的纽带,成为失去母语的飘零人。


与此同时,在文革中,毛泽东不但对汉文做了更加简化的文字改革,还对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民族的文字做了改革,发明了所谓的“新藏文”、“新蒙文”、“新维文”等,加剧了这些民族的文盲程度,以致于文革后,中国官员承认“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但对藏人等民族来说,这并不是犯个错误这么简单。


最后引述在我带着父亲拍摄的照片秘密访谈时,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说过的一句话:“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杀劫》这本书的照片和文字,便是为了向世界见证那一场要从根本上毁灭西藏民族的“人类杀劫”,并想努力地破除毛泽东的“解放者”施加给雪域高原的“除忆诅咒”。

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关注。


2020/12/5,于北京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72420231049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