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嘉央诺布：夏格巴和西藏历史的觉醒

2012-02-10T21:56:00.008+08:00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原文发表时间: December 6th, 2011
原文网址：Shadow Tibet

英文版《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封面
感人肺腑或激动人心通常不是学院派的写作风格，不过凡事总有例外。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恐怕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同时又因其叙事明晰、讽刺尖刻、行文优雅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这部作品唤醒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古代，尤其是从与宗教体系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会）的关系角度。它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所著的《高阶西藏政治史》所涉及的事件、地点、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显然没有如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鼓噪在国际上铺天盖地的时刻，西藏问题已被付之阙如，似乎看上去比古代君士坦丁堡竞技场里的一场战车竞技还要遥远和无足轻重。
但是，在不卑不亢的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中，夏格巴的历史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力作，它让藏人看清了他们的历史过往，唤醒了被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控制（洗脑）系统近乎行之有效地抹煞的历史记忆。
极权主义治下的西藏历史
在中国的极权统治之下，藏人曾经被迫接受强制灌输，这种灌输运动让他们相信在1950年被解放军“解放”之前，他们除了关于农奴制【1】和如何野蛮的零星记述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历史。除去日复一日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和心理灌输，所有人在差不多20多年（从1959年到1980年代初）的时间里，时不时经受着饥饿、劳改、酷刑、处决和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的折磨，这些群众运动愈演愈烈终成那场野蛮化和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死去的时候，藏人已经在文化上、知识上和精神上沦落到了近乎“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里，也有些小道消息和零零碎碎的故事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西藏之外，但充其量也只是些模糊不清和零星的信息。不过，随着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少许的开放，流亡首都达兰萨拉终于开始得到关于西藏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可靠消息。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西藏内部的人们终于被许可与海外的亲戚朋友进行交流。
一位流亡政府官员【2】从他的一位在四川省担任共产党高干的堂兄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位干部参加了一个高层特别会议，会上讨论了夏格巴“伪造”的西藏历史。他听说“达赖反革命集团”（藏语：talé lokchoe shoga）在印度出版了一本非常危险和颠覆性的书。他请在印度的亲戚托付可靠的人秘密地给他寄一本。
这样那样偶然的事件让流亡政府意识到西藏内部的人希望读到夏格巴的历史著作。当时这本书由西藏文化出版社（Tibet Cultural Printing Press）在达兰萨拉印制。价格便宜但印刷和纸张质量都非常不堪。由于是厚厚的两卷本，因此也不便于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流传。不过还是有很多套被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带进西藏。有人告诉我，为了便于在西藏内部流传，这本书后来合并为单卷本在日本重印。重印时专门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轻质纸，字体和开本也都进行了很大幅度的缩小。
后来几年，在与刚刚逃出西藏读过这本书的其他一些人交谈时，我获得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夏格巴的这部书不仅仅是具有信息和知识上的启蒙功能，甚至还可能具备了一种心理治疗功能。一位从拉萨来的人这样描述他读了夏格巴的著作之后的感觉：“就如同从睡梦中被唤醒”（藏语：nye saypa nang-shing jhe song）。西藏著名学者、转世喇嘛Rakra Thupten Chodhar，在一首赞颂夏格巴历史著作的诗中写道：“你吟唱着我们历史的纯洁颂歌，将众人从沉睡中唤醒。”
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73年在他的回忆录《睡人》（Awakenings）中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嗜睡病（昏睡型脑炎）患者的故事，这种传染病导致患者终生处于一种怪诞而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中。萨克斯当时在一家专门针对这种患者的长期护理机构工作，他使用一种新药“左旋多巴”奇迹般地将他们从数十年的“沉睡”中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夏格巴的著作成了藏人文化和精神上的“左旋多巴”，他们虽然在共产中国的统治下得以幸存，但是精神上却因那样的经历而遭到重创。
随后几年，境内藏人重新开始写作关于他们的历史、文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这些作品总体上的高水准，还有这些流出西藏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是如此丰富多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高压气氛和政府审查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但依然成了西藏精神景观长时间的特色（只是在程度上或许会有些变化）。或许，把夏格巴的历史著作说成可能像种子般的精神鼓舞是不会太离谱的，至少也是西藏巨大的精神和文化能量得以释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高阶西藏政治史》
所有学习西藏历史的学生，尤其像我这样很遗憾地觉得读英语要比藏语来的容易的人，一直热情期盼着夏格巴两卷本《高阶西藏政治史》英文版（最初在1976年出版了藏文版）的出版发行。当然，我们手里已经有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出版的英文单卷本《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毫无疑问，这已经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最为全面的西藏历史的单卷本著作。
尊者达赖喇嘛为1967年版《西藏政治史》题词
尽管如此，由于《高阶西藏政治史》出版于1967年耶鲁版《西藏政治史》的9年之后，作者有充足的时间不仅可以对原来的作品进行修订、勘误和更新，还可以对内容进行大量的扩充。这两部著作的结构相当接近，但是《高阶西藏政治史》包含了大量更为详尽的细节和资料。《高阶西藏政治史》从容不迫的写作速度使得夏格巴可以对他掌握的各种原始材料进行详尽阐述，甚至可以时不时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一些特定的日期和事实上将这些材料进行对比，这非常有助于读者领会西藏历史写作的宏大和多样性。
长达100多页的第一章是关于“西藏的起源、文化和传统”，这一章本身就是一本关于西藏文明的内容充实的教科书，提供了大量让人震惊的宝贵资料，甚至当今有关这些课题的研究专家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价值。在这一章的众多段落中（当然所有的段落都令人着迷），“首都拉萨”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在这一节中夏格巴详细记述了（拉萨）每一处主要的庙宇、寺院、清真寺，教堂（过去的）、佛塔、公共建筑、法庭、纪念碑、玛尼堆、市场、道路、街巷、桥梁、水坝、运河、泉水，甚至记述那些高大的经幡柱（塔钦，藏语dharchen）的历史，它们在昔日的拉萨是广为人知的地标，就如同被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毁的伦敦著名的孔希尔区（Cornhill）的五朔节花柱。
只有真正的藏人才会如此，夏格巴按照与佛教吉祥八宝（藏语，tashi-ta-gye）奇迹般的相似度来描述拉萨景观中各种各样的显著特征。而这些对于所有的藏人，尤其对于那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说，都是他们对圣城的神圣（地理神秘主义的）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写“拉萨的居民，无论来自上层、下层还是中层，都非常悠闲”时，他也没有忘记那些无处不在的乞丐，还记述了他们如何在上午乞讨食物，然后在大街上唱歌，而到了晚上便喝的醉醺醺，他认为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花费笔墨引述这些是为了让读者感觉到夏格巴对西藏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涵养，他传统的、非西方的视野，以及他的著作所贯穿的那种幽默和人情味。
关于英文翻译
这部著作英文译本的全名是“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by 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 an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Derek.F. Maher”（《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作者：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翻译和注释：德里克•K•马赫）。这部著作由“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 Brill Tibetan Studies Library）于2010年在莱顿（荷兰）出版发行，马赫先生对原著进行了精心转译，他在东卡罗琳娜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任副教授和宗教研究项目主任。
译文当然还存在些瑕不掩瑜的错误，比如：“mepo dhampa甘地”不应该翻译为“祖父甘地”。因为“mepo dhampa”一词在藏语中通常的意思是“创建者”或“国父”。而“锡金总督（The governo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大使（the Indian Ambassador）递交了一封信件”一句应为“锡金政治代表（The Political Office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总督（the Viceroy of India）递交了一封信件”。在“Annual taxes which Castle and estates had to pay…,”（城堡和庄园每年必须缴纳的税收……）中，应该用“district”或“district headquarters”代替“castle”。藏语中的“dzong”（宗）包含有castle的意思，但不是在这种语境下。“British government owner of India”一词应该是“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还有，藏语“Makchi”的意思是“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而不是“minister of defense”（国防部长）。
马赫对夏格巴使用的一些缩略语的理解有些问题，当然即便是地道的说藏语的人，如果不熟悉原词，对这些缩略语也会感到费解。比如，马赫将藏语“dochi”翻译为“Do governor”。而这个词实际上是“do-may chikyap”的缩写，即“the Governor-General of Eastern Tibet（东藏总督）”。同样，马赫应该将“do region”翻译为“Eastern Tibet（东藏）”或“Kham（康）”。而马赫将夏格巴对Chakpori（甲波日，即药王山）的缩写翻译为“Jakri mountain”，将Ramoche tsuglakhang（小昭寺）翻译为“Rache tsuglakhang”，这样的翻译容易在非藏语读者中引起误会。
英语对人名和地名的拼写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马赫或许本可以沿用耶鲁拼写系统，这个系统按照基本的表音系统拼写西藏人名，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即黎吉生）等人都在使用这个系统。耶鲁还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西藏人名的索引转写方法（威利（Wylie）转写系统），这个转写系统精确转写了藏语字母拼写。而马赫应该是采用了这个在当今通行的转写系统，并在索引中根据藏语的实际拼写进行了转写。
因而，13世达赖喇嘛的首席噶伦Shatra Paljor Dorje（夏札•班觉多杰）便被写成了Shedra或Shedrawa Peljor Dorje。著名商人Pangdatsang（邦达仓）被分别不同地译成了Pomda、Pomdabu 和Bomdawu。达赖喇嘛的侄子Drumpa（珠帕）写成了Bhumpa，抵抗运动的领袖Andrug Gompo Tashi（恩珠•贡布扎西）写成了Amdruk Gompa Tashi，西藏的和硕特蒙古（Quoshot Mongol）统治者Lhasang (或Lhazang) Khan（拉藏汗）则写成了Lozang Khan。
藏语中“wa”（哇）或“pa”（巴）作为后缀出现在一个名字的后面只是表示“是……的”或“来自……地方”等意思，或许无需出现在翻译的英语文本中。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加上这种后缀用法是例外情况。我把这种后缀加在括弧中说明这一问题：Shedra(wa) Peljor Dorje、 Ngapo(pa) Ngawang Jikme、 Namse’ Ling(pa)、Tsarong(pa), Gapzhi(wa)、Tretong(pa)和读起来很拗口的Troggawo(wa)。当然，这不是更正，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提供的一个建议。
说到Tretong或者更准确的说是Tethong这样的名字，我认为，当今的西方（和中国）学者有责任遵从藏人自己（从上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他们的名字具体的英文拼写，尤其是姓氏：Tethong、Tsarong、 Shatra、 Surkhang 、Pangdatsang等等。梅·戈尔斯坦在他的《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违背了这一原则，把Norbu写成Norbhu，把Chogten写成Cawtang，把Changlochen写成Canglocen，把Trijiang写成Tricang，把Jamyang写成Jayan，把Tethong 写成Trentong.
马赫对一些具体地名的拼写也有些问题：Phari（帕里）写成了Pakri；Shigatse（日喀则）写成了Zhikatse，把Thuna写成了Du..ne，把Tashilhunpo（扎什伦布）写成了Trashi lhunpo，把Golok（果洛）写成了Gulok。另外，藏语发音的中国和印度地名不应该按照藏语翻译为英语，比如：把Lanzhou（或Lanchow，兰州）翻成Lendru；把Chongqing（或Chungking，重庆）翻成Drungchin；把Chengdu（成都）翻译成“Drintu”。虽然马赫准确地把夏格巴用的缩略语Ka-Bug翻成了Kalimpong（噶伦堡），却又将大吉岭（Darjeeling）地区的Kurseong（格尔西扬）误译为Kharshang。在英国官员的人名翻译上也存在些问题。夏格巴提到的Mr. Pal 和Mr. War可能是A. W. Paul 和J. C. White。
马赫还没能避免的问题甚至是藏人自己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便是在印刷文字中错误间隔，这个问题有时会让人们把前缀误读为其他词的后缀（或是相反）。马赫译文中的Elha Gyari应该是E’ Lhagyari，Tögar Pön Gapzhi 应该是Tö Garpon Gapzhi, Gartong Tsen 应该是 Gar Tongtsen 而 Lhato Tori Nyentsen则应该是 Lha-totori-Nyentsen
历史学家的诉求
夏格巴在本书的前言中，清楚地表明了写作这部历史的目的。他没有将这部历史仅仅看成是一部“中立”的学术著作，而是当做让世界了解西藏真实的独立地位的一种手段。我的这一说法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我深信这样明晰地表述自己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赋予了夏格巴的著作以明确的精神定位和力量。无论你是否同意他这样或那样的叙述或观点，有一点是明确的：夏格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他也没有宣称自己的作品具备某种不偏不倚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正是不少研究西藏的学者们在进行写作时所一贯标榜的。这种标榜我觉得只是证明了鲁迅的敏锐观察：“谁要是说自己是客观的，他必定已经是喝得半醉了。”
仁钦·夏都仓、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在纽约
夏格巴在前言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写作历史的动机是处于爱国主义。1946年，印度独立的前一年，在争取自由的风口浪尖上，他携家人前往印度和尼泊尔朝圣。夏格巴在孟买时正遇上印度国大党在“印度之门”（ Gateway of India）[VIII]前组织盛大的政治集会，尼赫鲁（Nehru）、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等人在那里向无数集会民众发表演讲。这样的经历以及印度民众的激情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夏格巴。随后，夏格巴第一次形成了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的想法。
1931年，他当时在拉萨还只是一名低级官员。有一次他的叔叔、首席噶伦（总理）赤门（Trimon）召见他并送给他一条古色古香的哈达和一大批有关1914年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的文件，赤门曾作为当时发首席噶伦夏札的助手参加了会议。经过一番长谈，赤门告诉他年轻的侄子应该研究这些重要文件并考虑写作一部西藏政治史。夏格巴说过他喜欢阅读人物传记、历史和《格萨尔史诗》，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他叔叔的请求。直到他后来在印度的经历，使得他最终集中精神开始考虑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
现在或许是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夏格巴从政生涯的恰当时机。他于1939年担任孜本或称财政秘书，同时还兼任设在扎基（Drapchi）的国家造币厂厂长。1947年，他带领西藏贸易代表团出访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肩负着“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和宣传西藏独立的事实的双重任务。”【3】他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将军、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利（Clement Attlee）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等世界领袖进行了会谈。1950年9月，夏格巴受西藏政府派遣与中国开启谈判，试图阻止共产党中国对西藏迫在眉睫的入侵。但是他的努力终归徒劳，一个月之后的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向势单力孤的昌都藏军发起进攻。中国入侵西藏后，夏格巴滞留印度并开始写作他的西藏政治史。
在噶伦堡，他与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以及另一位官员合作创建了“西藏福利组织”（ Tibetan Welfare Organization），在境外开展自由斗争。这个秘密组织成功地为西藏境内的抵抗力量提供了支持，并且第一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1959年起义之后，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由爱尔兰和马来亚两国发起，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最终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1963年，夏格巴辞去所有官方职务，专心完成《西藏政治史》的写作。他于1989年2月23日逝世。
“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由于我上文提及夏格巴明确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以及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西藏的挚爱，我有一次听到有人带着含而不露的轻蔑语气把夏格巴说成是一位“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我想，这种观点不仅混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而且表现出缺乏对生活在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y）民众的政治心态的理解。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写道，“……抛弃了如实书写历史的理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奥威尔所指的时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甚至包括当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代：从官方的“民族主义”到民间“愤青”现象。
夏格巴所属的时代要远远早于奥威尔文中谈论的世界大战的时代，这当然不是从时间上讲，而是从传统西藏社会和政府的前工业化和中世纪特质上分析。夏格巴是如此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并且他的作品最初是以英文发表的，很多读者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定受过现代或西方教育。而这也正是阅读夏格巴的著作总让我心醉神迷的地方。
他的爱国主义是老式的，没有现代民族主义者自以为是的尖酸刻薄的腔调。他的写作也没有刻意的弄虚作假、咄咄逼人甚至恶语相加，而这在当今针对西藏历史的汉语写作中比比皆是。夏格巴是这样一位老派人物，哪怕是谈到中国的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甚至是遭人痛恨的满清驻藏大臣，他也要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适当的头衔，并且避免使用过分的言辞或随意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而这些在“民族主义”史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在西方关于西藏的历史学术写作中有时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这些问题。
和拉萨其他贵族一样，夏格巴似乎也卷入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派系争斗。在1940年代，他属于支持达札（Taktra）摄政的团体，反对前任摄政热振（Reting）。不过，在他的著作中，他本着良心公平地对待两个阵营，就如黎吉生所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先入为主地看做一位重要官员而且还是在1940年被前摄政无端解职的Changkyim bKa’-lon bla-ma同族亲戚，孜本夏格巴还是提供了详细而均衡的资料。”【4】
后来在噶伦堡的时候，夏格巴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成为盟友，他们和流亡的首席噶伦鲁康娃（Lukhangwa）之间时常出现些分歧甚至争斗。不过，夏格巴不仅用很长的篇幅描写鲁康娃在拉萨如何勇敢地面对共产党的种种事迹，还记述了他后来在噶伦堡如何致力于团结西藏难民和流亡者，并请求印度政府接纳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我提到这点是因为我曾经撰文批评流亡政府（包括夏格巴和嘉乐顿珠）给予鲁康娃的恶劣待遇，尤其是在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5】
勘误和修订是每一位学者的“知识食谱”的一部分，不过，碰到那些必须要强调先前错误的部分恐怕就不那么令人愉悦了。但是夏格巴总是痛苦地坚持对历史的忠实。举个例子，在《高阶西藏政治史》中，夏格巴坦白承认了他在先前著作中的一个错误：“我写过德木摄政（Regent Demo）被怀疑患有间歇性精神错乱。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个被称做‘疯子德木’的人的生卒年代看来是在1825年到1860年。他没有担任过摄政。”【6】
我们接触到的20世纪来自非洲、印度、中东甚至是中国的本土历史学家，都具有哪怕不是西方的也至少是现代的教育背景。恐怕夏格巴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位完全在自己传统社会中接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非西方的当代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一位应该属于前民族主义时代的罕世奇珍和真正的天才——在那个时代，尽管有林林总总的缺点和不足，但是至少像奥威尔（Orwell）在他的文章《回顾西班牙内战》（Looking Back at the Spanish War）中写到的“忠实地书写历史”的理念还没有完全被抛弃。
西藏的史学传统
夏格巴作为一名传统历史学家得到藏人的珍视有着殊为重要的意义。其历史学家的成就说明他不是来自一个知识真空。相对那些反面的宣传，西藏具有一个悠久而成熟的历史写作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孜本夏格巴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构建了自己的史学著作。
已故研究西藏和不丹的学者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曾这样评价西藏的史学传统：“……很明显，相比很多其他东方或西方民族，他们（西藏人）拥有一种高度的历史意识，并且对依然鲜活的往事的生命力有着深切的感知。”【7】他还指出了西藏史学传统在知识上的严肃认真态度：“例如，在创作不朽史学巨著——完成于1865年《安多政教史——书志大海》时，作者智观•贡却【8】提供了一份列表，其中包含超过600条参考引用的资料来源。”
想要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本土历史写作有所感受，人们可以浏览一下丹•马丁（Dan Martin）所著的《西藏史著》（Tibetan Histories）【9】，作者是已故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mpoche）的学生，也是成就斐然的西藏研究学者。这部史学编目为过去七百多年的藏语历史著作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份目录中还不包括人物传记、有历史性质的古代藏语著作，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敦煌文献这样经常被引用的文献资料。此书已经脱印，不过可以在Google books网站上找到。作者一直在对他的作品进行修订和更新，并且已经追加了数百个条目。丹•马丁还对体裁各异的西藏历史著作进行了有用的分类，读者会因此而受益匪浅。在这方面还有一部非常珍贵的作品，即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编写的《西藏史学》（Tibetan Historiography），它是文集《西藏文献：不同体例的研究》（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的一部分，这部文集对于所有西藏学者、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而言，是值得推荐的一本随身参考读物。
吉本被称为“研究古罗马的第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理由之一，在于他空前广泛地运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夏格巴作品的无价之处也在于他获得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在他的巨著中加以充分利用，而在他之前，恐怕没有其他西藏历史学家更不用说西方学者能有机会利用这些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来自拉萨和其他地方中心以及各个寺院的各类官方档案，流亡藏人和国际学者至今对这些档案依然难得一见，只是最近几年才向为数不多的中国和西藏学者部分地和不定期地开放。夏格巴还能够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资料，这些渠道包括来自不丹、加德满都和锡金的皇家档案，巴特那（Patna）的比尔哈研究会图书馆（Bihar Research Society Library），新德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位于伦敦、纽约、华盛顿和巴黎的图书馆或档案馆。
尽管是一位传统学者，夏格巴还是结识了诸多国际专家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知识养分。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彼得·奥弗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人类学家、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石泰安（R.A Stein），图齐（Guiseppe Tucci），罗侯罗（Rahul Sankrityayan），图瑞尔•威利（Turrell Wylie）以及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他还与马休•盖普斯坦（Mathew Kapstein）和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他惊喜地发现这两位学者可以用藏语与他交谈——这样一些当今学者有所往来。
当然，夏格巴能接触到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西藏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士。他甚至还能够与众多西藏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就他的著作进行商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参加过西姆拉会议的噶伦赤门即他的叔叔，还有曾经陪同13世达赖喇嘛前往大吉岭的御医Ngoshi Jampa Thubwang。以及后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比如赤江仁波切、库努•丹增坚赞（Khunu Tenzin Gyaltsen）仁波切、（Dhingo Khentse）顶果钦哲仁波切、（Dudjom Rimpoche）敦珠仁波切以及Banyak Athing等等，夏格巴都在书中一一表达了谢意。
除了在开创性地运用原始资料方面与吉本的相似性，夏格巴的这部历史著作同样因其文学价值而得到赞誉。我没有资格在这方面进行评价，但是很多我所尊敬的从不信口开河的西藏知识分子，甚至著作的翻译者都惊叹于“这部著作的文辞相当优美，有大量充满诗意的描述，丰富多彩的语汇以及众多机智诙谐的谚语和比喻。藏文版中使用了大量的引证和流传若干世纪的历史故事，运用了很多藏语中与众不同的叙事风格。”
夏格巴的讲座
当然，就如同我的藏文阅读水平还不足以欣赏到夏格巴作为一名文学家的才华，有很多年轻藏人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厚重的《高阶西藏政治史》面前畏缩不前，即便是面对英文译本。对于他们和那些通晓藏文但对阅读大部头的学术作品依然力不从心的年纪较长的藏人而言，我可以提供一个不仅方便、愉快而且非常合乎西藏传统的方法。
1985年，夏格巴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档案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LTWA）举行了一系列长篇讲座。从3月22日到5月18日，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举办讲座。大概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或4点，每天5个小时，每周5天。这不是那种西方学术概念上的系列讲座，倒更像是西藏喇嘛给信众们举办的那种佛法开示——拿一本比如像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jangchup semdrel）那样的佛教经典，喇嘛先念诵几段经文随后进行长篇阐释。
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喇嘛在达兰萨拉像夏格巴这样举办过差不多长达250小时连续的长篇讲座。他从《高阶西藏政治史》中读几段，然后针对有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阐述，并对采用的原始材料进行解释。他还对那些无法收录于书中但存在争议的事情，有时甚至包括一些“流言蜚语”进行深入讨论。与宗教传法不同，夏格巴每天上午讲座开始的第一件事便是针对前一天讨论的内容接受提问。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醉神迷的事情。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是LTWA对讲座进行了高质量的录音，现在可以买到这些录音的DVD或CD。
我在我的IPod上下载了电子文件，这样便可以在去健身房或开车，尤其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听录音了。我强烈建议所有藏人从达兰萨拉买上一套CD。我知道很多在欧洲和美国的藏人，他们的父母生活在西方会感到无聊、迷失或孤独。甚至让我们假设，你们的阿爸或阿妈的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听听夏格巴的声音，听听他纯正的藏语和地道的拉萨口音便能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夏格巴不是个索然无味的老学究，相反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人，装了一肚子关于西藏的让人惊奇的故事和趣闻轶事，很多可能都是人们闻所未闻的。有一次，夏格巴甚至唱起了一些老会计们的歌——他是在财政部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不过考虑到他当时是78岁的高龄，他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要想听得更有收获，一个笔记本和一只铅笔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讲座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信息都会给知识的宝库增加一份财富。你知道西藏种过香蕉并被人们叫做“hangla”吗？
一个重要的意见分歧
要给一位让我获得如此多的知识和乐趣的作者挑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曾经一度，我不赞成夏格巴将龙和雪狮放在他的西藏动物志列表中，不过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发掘出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考文献支持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其中之一甚至是由我的祖父出版发行的一部教本（pecha）——关于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里面提到他的一位随从曾见到过这种异兽。
不过，倘若我一定要找出一件事情与夏格巴争论，那便是他关于“施供关系”（藏语，cho-y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施供关系”是自由和独立的西藏与蒙元王朝和后来的满清王朝之间保持的一种互利联盟。只是到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被歪曲理解”，西藏的独立地位才受到侵犯。
毫无疑问，夏格巴在西藏独立问题上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仅仅要求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实体”的“施供关系”的倡导者们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夏格巴没能把握的是，这是一种存在于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处于强势的帝国和一个相对弱小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便后者得到某种形式的精神上的关照甚至是尊敬，但这种关系的本质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一种宗主国与被保护国或是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当然，正如研究中藏关系的权威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曾对我讲过的，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是不存在的，比如明代朝廷和5世噶玛巴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流亡政府的官方出版物中经常引用的历史例证，即顺治皇帝以平等的君主规格接待5世达赖喇嘛。但是这些例证在整个历史中属于例外情况。如“施供体系”这样一种有害的关系被西藏方面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中国拥有的军事优势，还在于它提供给西藏宗教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是夏格巴作为一位传统学者，本着他的藏传佛教信仰，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在西方历史上也没有同例的关系，而且“……西方人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夏格巴有这样的信心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像迈克尔•范•瓦尔特（Michael Van Walt）这样的欧洲学者在写西藏历史时也宣称，西藏与蒙元和满清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 Cho-Yon）是一种独具一格的关系，任何其他体系都没有渊源。范•瓦尔特引述了夏格巴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必要读一读欧洲历史了。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论述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时注意到，这个地区“……远在罗马时期以前，在塞琉西帝国（Selucids）统治下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马赛克神权政体’，即由大祭司担任神职人员社团的领袖，默许外国的统治并宣布放弃原本护佑其信徒特殊性的国家形态，同时在保护国的支持下实行对信徒的控制。”【10】之后，历史见证了教皇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冲突，一出翻版的“施供关系”被搬上了欧洲政治舞台。直到墨索里尼时代，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才最终确定了教皇的主权范围、权力和地位，结束了“罗马问题”。
批评、“斗争”与政治
对夏格巴的著作最为敌对和激烈的批评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在流亡藏人中，曾经有一度对夏格巴和他的作品表示赞赏，但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理论探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被故意地忽视了。当今的藏人世界充满各种奖项和荣誉，但是夏格巴好像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或其他形式的奖励荣誉。因此，这篇评论算是我个人献给这位西藏最伟大的现代历史学家的“纪念文章”（Festschrift）。或许我应该用“回忆文章”Gedenkschrift）一词，因为本文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缅怀而不是庆祝。
写这样一篇回顾他对西藏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的回忆文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几年在他去世之后，他受到一些人的攻讦，其歹毒和虚妄程度恐怕连他的那些共产中国的批评者都难以企及。一位流亡政府的前议员、学者、来自安多的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发表文章【11】，指控夏格巴的整个著作是建立在从伟大的安多学者和诗人更登群培（Gendun Chophel）那里偷来的文章和手稿的基础之上。他声称，贵族噶雪巴（Kapshopa）得到了更登群培的历史著作的草稿，并和夏格巴瓜分了这些手稿，而夏格巴将这些资料运用到了自己的政治史中。霍藏久美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他提供的一个“证据”是——更登群培的著作的全名是《白史——有关政治传统的大西藏历史》（The White Annals: A History of Greater Tibet as Concerns its Political Traditions），而不可思议的是夏格巴作品的“……封面上的书名是《西藏政治史》”。似乎从“政治”和“历史”这两个词便可以推定出这两部作品之间无可辩驳的联系。霍藏久美挖苦地说，“……这不正表明了一个人知道如何偷盗却不知如何掩盖？”霍藏久美整个的诽谤之词和他的推断只能够提醒我们——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那种肮脏、虚妄和空虚麻木的“文革”修辞手法依然盘桓在西藏的政治和理论论述中。
一些头脑简单的藏人相信更登群培用皮革和木头制造了一架飞机并驾驶它飞越了羌塘（Jangthang）草原。在所有关于更登群培的神奇故事中，有一个是说他写了一部西藏政治史，能够绝对地和无可辩驳地证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并且可以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悲剧的是这部历史丢失或被盗了。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藏人也相信这个故事，或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将《白史》（White Annals）翻译成英文的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在他写的序中提到“根据位于大吉岭的圣约瑟学院的阿旺晋巴（Ngawang Jinpa）教授提供的证言，这部著作的编撰早就完成，而手稿由作者的助手玛朗阿颇（Ma-nang A-po）先生保管。不幸的是在阿颇先生去世后，手稿下落不明。”【12】
关于更登群培在这一段悲惨时期的生平，或许喜饶嘉措（Sherab Gyatso）的一段记述是最权威的。他是更登群培的学生、好友和忠实追随者，尤其在更登群培生前的最后几年。【13】（注意：这位喜饶嘉措不是更登群培在哲蚌寺的经师格西喜饶嘉措）“西方和西藏学者在论述更登群培的生平和著作时都引述了这部传记。”【14】喜饶嘉措提到，更登群培的贵族施主和好友霍康·索朗边巴（Horkhang）根据更登群培的笔记和摘抄，收集整理和誊写了更登群培的著述，其中包括《白史》。在入狱期间，更登群培给霍康捎了口信让他停止对《白史》的整理和誊写，“这部未完成的西藏历史到此便终止了。”【15】喜饶嘉措再没有更多提到这部历史。此外仅有两种关于更登群培的传记是由真正认识他并在这一时期在他身边的人写的。一本是由他的学生和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他后来出版了《白史》）所作，另一本的作者是惹热•土登•措达（Rakra Thupten Chodar），他是一位跟随更登群培做研究的转世喇嘛。这两部传记都没有提到更登群培的手稿被盗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被夏格巴所盗。
喜饶嘉措只有一次而且是很正面地提到了夏格巴。“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更登群培在信中说，‘我听说夏格巴和达札摄政很熟悉。看看你能否通过他打听一下释放我的事情。’我去拜访了夏格巴，他说，‘这个案子已经送交到外交事务办公室的Neushar Thuptan Tharpa手里。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了。’如他所言，更登群培在七八天后便获释了。”【16】
喜饶嘉措还说起过他的朋友获释以后的一些事情，“当时，西藏政府内阁给了更登群培一张供应券，每个月可以得到三克（khal，西藏传统容积单位，可容纳大约15公斤青稞——译者注）青稞和一小笔购买茶叶和酥油的钱。”【17】
曾经写过两本书论述更登群培著作的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教授也没有提到有任何官方密谋试图盗取更登群培手稿或阻止他写作历史。洛佩兹说，在更登群培获释之后，“政府最终给他在大昭寺（Jokhang）的后面，农业部的楼上提供了几间住房，同时还给他提供了固定的谷物和现金津贴，并指示他恢复《白史》的写作。他没有这么做。关于他这段时间的轶事绝大多数都是说他如何喝得酩酊大醉……”【18】
夏格巴带领商务代表团出访时使用的西藏护照
但是，对“夏格巴剽窃更登群培作品”这一说法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在于更登群培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以及他撰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帝国时代早期。而夏格巴对于这一时期只用了一章来论述。在这一章中，他的资料都是来自公认的西藏史料以及西方和中国的史料。在若干引述更登群培《白史》的地方，他都充满敬意地称作者为“khewang”，即“大学者”。夏格巴的著作主要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他可以以官员的身份获得这些材料，而来自遥远安多地区的“托钵”诗人和学者更登群培则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流亡政府为什么不直言反对这种对它的官方历史和官方历史学家的攻讦？1988年，夏格巴以最为谦恭的态度表达了他对《斯特拉斯堡声明》（Strasburg Statement）的不同意见。我听说，当听到达赖喇嘛宣布放弃西藏独立要求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在同一年，他和另一位学者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共同撰写并印刷了一本小册子，而后在全藏区分发、流传，“敦促藏人继续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19】在达兰萨拉那种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氛围中，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可能故意被歪曲成“反对达赖喇嘛”（藏语，Gyalwa Rimpoche la ngogoe），而对夏格巴的攻讦则很可能即便不是官方鼓动也至少是官方许可的。另外一个反对《斯特拉斯堡声明》的藏人（也就是我自己）也受到霍藏久美的攻击，这次是在2003年出版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甚至有噶厦秘书处提供的序言、印章等等。
重新唤醒西藏历史
因此，夏格巴的历史著作不能仅仅被当做过去的记录来阅读，而应该当做是一份强有力的革命性文献。时至今日，作者已经去世二十二年了，这部著作依然让北京头疼不已，也让那些企图将西藏主权拱手奉送给中国的藏人心烦意乱。
为什么如此多的流亡藏人对于放弃争取独立的斗争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对西藏历史令人震惊的无知。这不仅仅在于过去和现在的藏人学校里历史课程的讲授是多么糟糕，同时也因为（当今）几乎没有从知识或文学活动角度进行评价的历史。如果你进入我们最高学术机构“西藏图书档案馆”的网站，你会发现这个机构分成十个部门，包括科学部——但没有历史部。
我认为，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甚至是蔑视，才会出现像我们的前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那些人口中的奇谈怪论，他曾经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甚至达赖喇嘛也说过西藏只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西藏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格鲁派的寺院认为历史是个多余的、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因而不鼓励僧人和格西（佛学博士）阅读历史著作。尊者曾在1988年或1989年访问巴黎，他在法国顶尖学术机构之一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受到石泰安、麦克唐纳德夫人和其他一些著名藏学家的接待。他们向他展示了他们对来自敦煌的古代西藏手稿进行的研究，这是法国学者们在西藏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长项目。我相信，尊者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研究佛教典籍会更有裨益。
我在这篇长文的开始描述了夏格巴的历史著作曾经如何帮助唤醒西藏境内的民众，他们在共产主义的灌输和压迫之下沦入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或者用佛教术语说是一种近乎“yidak”或“饿鬼”的状态。但是，从1987、1989、2008年以来，直到今年，很明显西藏境内的民众已经广泛地觉醒了。他们的勇气、决心和牺牲已经向全世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轮到我们那些流亡藏人（尤其是领导层）需要从沿着险恶道路梦游的状态中被唤醒。其实，无需舍近求远地寻找什么醒世良方或一套前无古人的奋斗目标。在作者,前言的最后一行，夏格巴明确地对我们传达了他的著作想要达成的目标：“我最衷心的愿望是这本书能像一个指南针，指明那条让我们重获独立的道路。”
【此文写于我参加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作家计划（International Writer’s Program）期间。在此感谢“作家计划”和Shelly & Donald Rubin基金会的支持。史伯岭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通读我的文章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原文注释：
【1】中共缺乏证据地坚持把西藏传统社会描述为“奴隶社会”。马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奴隶社会”是第二阶段。按照中共的官方理论，由于革命前的中国处在更加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第三阶段，那么西藏就被描写成落后中国——甚至是封建的中国——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2】我是从与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Dzachutsang Sonam Topgyal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得知此事的。西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当时是流亡政府信息部秘书。
【3】噶玛嘉措（Karma Gyatsho）著，《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1908-1989）传略》，载于《西藏杂志》（Tibet Journal），第16卷，1991年夏季号第二册，西藏图书档案馆出版，达兰萨拉。
【4】黎吉生著《1947年的“热振阴谋”》（ The R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西藏研究》纪念黎吉生专辑。《1979年牛津大学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迈克尔•阿里斯和昂山素季编辑，阿里斯菲利普斯公司（Aris & Philips Ltd）出版，英格兰沃明斯特（Warminister England），1980年。
【5】嘉央诺布，《褪毛的北京鸭》（Moulting of the Peking Duck），《西藏评论》（Tibet Review），1970年4月号。
【6】夏格巴著《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莱顿，2010。P.565
【7】丹•马丁（与Yael Bentor合著），《西藏史著：藏语历史著作编目》（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8】《安多政教史》，藏文名为《A mdo Chos-‘byung, Yul Mdo-smad-kyi Ljongs-su thub-bstan Rin-po-che Ji-ltar Dar-ba’I tshul Gsal-bar brjod-pa deb-ther Rgya-tsho》，出版时加上了英文书名《The Ocean Annals of Amdo》，分为三卷，1975年在新德里出版。
【9】 Dan Martin，同注释【7】
【10】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著《罗马帝国的行省》（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初版1885年，再版1909年，Barnes & Noble公司，美国。P.161
【11】霍藏久美著《被真理诱骗的乞丐》（藏文，Drang den gyis lus pae slong mo wa；英文，The Beggar Beguiled by Truth），第16章《略探“谁写了西藏政治史”》（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Wrote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12】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白史》（英文版），LTWA，达兰萨拉，1978。P.11
【13】伊姆加德•门格勒Irmgard Mengele著《更登群培—一位西藏20世纪学者的传记》（dGe-‘dun-chos-‘phel: A Biography of the 20th-Century Tibetan Scholar），LTWA，达拉萨拉，1999年。此书以喜饶嘉措写于1972年的更登群培传记为基础，喜饶嘉措的作品被收入《西藏和藏传佛教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ibet and Tibetan Buddhism）于1973年出版。
【14】 Mengele，同上， p. 17
【15】 Mengele，同上，p. 74
【16】Mengele，同上， p. 68
【17】Mengele，同上， p.72
【18】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著《疯子的中间道路》（The Madman’s Middle W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年。P.45
【19】孜本•夏格巴与云丹嘉措合著，《不朽神灵的甘露——西藏三区故土生活以及流亡生活回忆录》（The Nectar of the Immortal Gods Inducing Recollection in the Bretheren Living at Home in the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ibet and Living in Exile）。由作者自行出版并在西藏秘密流传，1988年。
【20】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著《Jam dbyangs nor bu rjes ‘brang dang bcas pa’i grib ma dgrar lang la brtags pa’i tshoms》，达兰萨拉，2003.

唯色说明：

1、本帖转自译者John Lee的博客 说，还是不说？，但未转载其中的译者注释，原因是太长。读者若需查看译者注释，可参考译者博客。

2、本帖在转载时，对个别文字稍有改动，纯属中文语法上的，不涉及意思。

王力雄：西藏需要方法

2012-02-09T19:52:00.007+08:00

昨天，2月8日，星期三，“拉嘎”之日，又有一位藏人在阿坝县自焚。他的名字是仁增多吉（通称柔白），19岁，原是阿坝格尔登寺僧人。他自焚后受伤，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目前，境内藏人的自焚人数已升至21人，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西藏现状。

继《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就藏人连续自焚、和平抗议、被镇压的现实，王力雄写下第二篇文章。图为王力雄在1984年漂流黄河时的照片（地点：安多玛多，今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

西藏需要方法

文/王力雄

（一）

目前的西藏，似乎正在重复2008年。

重复不能说没有意义，例如抗议的重复就十分重要。问题不在抗议者，而在被抗议的一方和代表抗议的一方。四年时间不算短，两方却都是惯性延续，毫无突破。

被抗议的一方任凭导致抗议的一切照旧，唯一只是更强地镇压。

代表抗议的一方，仍然跟在抗议的脚步之后。抗议继续自发分散的状态，牺牲照样没有结果，只是用了更决绝的方式。

无论哪一方，如果在2008年后有所超越，眼下就不应如此的循回重复。

当年中共由领导人主导时，左到“文革”摧毁宗教，右到胡耀邦让汉人离开，西藏政策的变动幅度令人瞠目。今日中共变成了官僚集团机器。机器只有程序和惯性。对西藏并举的强力镇压和经济收买，二者都是官僚的暴利产业，绝对不会超越。

境内藏人身受高压，没有自由的信息和空间，无法组织起来，能做的只是单枪匹马或临时聚众的抗议。自焚已经是这种抗议的顶点。

唯一可能超越的，是境外西藏。那里有组织，有基地，有资源，有自由，有知识，有精神领袖和高僧大德，有社团和媒体、还有国际支持……如果仅仅跟在境内藏人的后面发声明，示威支持，祈福超度，也好，也需要，却算不上超越。

境内藏人更需要的，是清晰的方向，实现目标的方法。

（二）

黄河边的老人讲：早年黄河上游没有路，伐木者只能利用河水输送原木。黄河峡谷有些地方很窄，礁石林立，有时卡住原木，挡住后续的原木，越堆越多，架成封住水道的木垛。那时得请出最好的把式，从错乱交织的木头中找出一根关键木头——那是木垛的“支点”，只要把“支点”砍断，木垛就会轰然倒塌，一泻千里。

摆脱西藏的困境，就看能否找到这样的“支点”。

我相信那必定是一种方法。主义着眼应该怎样，方法却着手能够怎样。不同的社会形态，归根结底是不同的方法——封建、共产、三权分立、代议制……无一不是方法。没有方法，主义只是空喊，而能够改变社会的方法，主义一定已在其间。

世界需要方法。解决西藏问题，首先需要方法。

（三）

我谈过，达赖喇嘛要求的民族区域自治，可以从村庄自治做起。如我预想，质疑围绕“汉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会以分裂罪名进行镇压”等。问题在于，这是不做的理由吗？上街抗议不也被镇压？除非什么都不做，否则总会有镇压。还是那句话，连自焚都不怕，还怕镇压吗？

有人说，“乌坎模式要求的是一个村群体的勇气，自焚只需某个个体的勇气”。然而，参加抗议的人成千上万，不是群体勇气吗？那是要面对枪口的，比在村庄搞自治的勇气大得多。村庄自治符合中国法律，名正言顺，比自焚和上街抗议的风险小得多。以大的勇气对付小的风险，何乐不为？

另一种疑虑是，当局不会承认藏人的村庄自治。这倒没错。但是要搞清楚，村庄自治到底是谁承认谁的问题？村庄的权力，归根结底在于村民的承认，而非当局的承认。只要村民能将自己的承认坚持住，最终退步的就会是当局（如广东乌坎村）。村民自治不涉及大的民族议题，符合中国的法律，用村民自治替代街头抗议和自焚，对当局也并非无利，不一定拒绝到底。

的确，自治是日常的，不似街头抗议激动人心，不似遭遇开枪耸人听闻，问题是推动任何事都要考虑下一步——有没有能够走下去，且不断接近目标的下一步、再下一步……？街头抗议的下一步是什么？——暴动？起义？革命？更换政府？可能吗？自焚的下一步是什么？——成为世界热点？引起国际施压中国？西藏问题由此解决？会吗？

而村庄自治的下一步很清楚，就是保持自治。自治就是目的，已经是村民自己掌握无需他人恩赐的成果。一个村实现自治，可以在本村范围保护文化、宗教和生态。这样的村庄多了，保护范围不断扩展。从村庄自治到地方自治只是规模不同。一个乡镇的多数村庄实现自治，就由当选村长组成乡镇委员会，进行乡镇自治；一个县的多数乡镇实现自治，就由当选乡镇长组成县委员会，进行县的自治……直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达兰萨拉如果真要号召什么，不该是境内藏人早就在做的不过年之类，也不是老调重谈的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标志之类，那都是形式，以前做过多次，反而成了与中国政府为敌，被指责是从海外操纵境内。在我看，以这样的号召——实现西藏境内每个村庄的自治，可以摆脱目前的各种纠结。达兰萨拉尽可以对此研究方案，进行实验，培训人员，向西藏境内推广，无论怎么做，都是在帮助中国落实自己的法律，是与中国政府的合作而非不合作，是对北京和藏区当局的配合而非反对，因此不必再受那种左右为难的掣肘，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也由此起步和落实。

当然，没人期待中国政府会对此感激，但是中国人民一定会同情和支持，因为他们也在争取同样的自治。而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人民。

若在2008年后就开始这样做，今天将不会是重复的局面，但是如果今天仍不开始，下次还会继续重复。

2012年2月8日

延伸阅读：

王力雄：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14.html

王力雄<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藏文、英文译本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875.html

王力雄、吕邦列：从乌坎的起点再进一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4314.html

“拉嘎”之日，康囊谦藏人开展“拉嘎”活动

2012-02-09T00:16:00.011+08:00

“拉嘎”之日，康囊谦藏人开展“拉嘎”活动

昨天星期三，“拉嘎”（Lhakar）之日，境内藏地的藏人纷传手机短信，呼吁穿藏装、去寺院点灯以纪念民族英雄，为此各地当局高度戒备，军人、武警进驻各藏地，在各路口设卡、严查；各藏地各单位分段包干路段，于“拉嘎”期间在各路段值班。据悉哪个单位负责路段有事发生，哪个单位的官员会受惩罚。

在康囊谦（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尽管已进入被军警和干部严密防守的状态，但在2月8日上午，有四五百名藏人来到县城中心的体育场，基本上都是俗人，男女老少，居民商贩和牧民，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全都穿着藏装，并携带干糌粑和藏香，盘坐在体育场内念经祈祷。同时他们吞咽干糌粑，以表示一无所有、内心痛苦，或念诵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或呼喊“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需要自由”，或念诵其他佛经。

有持枪军人和武警围拢体育场，但藏人发出“咯嗨嗨”的喊声，之后军警退去，但在不远处观望。又有公安和当地干部来到体育场周围。但体育场内的藏人并没有散去，一直在念经祈祷。

与此同时，还有数百名藏人来到囊谦县城内的大经堂（属于噶举派），也是穿着藏装，一边吃干糌粑，一边环绕大经堂转经。许多藏人还依习俗向空中抛撒糌粑，并燃香祝祷。少数藏人戴口罩，多数藏人无遮无拦，充满勇气。

县城内的大经堂和附近寺院，都被公安和军警严密防范，禁止僧侣去体育场、大经堂参与这次“拉嘎”活动。也有便衣混入民众中，对民众进行拍照。

据悉囊谦藏人的“拉嘎”活动当即被报告玉树州和青海省，州和省的指示已经下达，要求严防出现更大抗议，否则将会责成处理囊谦当地官员。

直到北京时间下午7点半左右，天黑了，而且极度寒冷，囊谦民众的“拉嘎”活动方才结束。军警一直在周边紧张防范，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令人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最终没有发生冲突，但之后会不会“秋后算账”呢？这很难说。

****

拉嘎（Lhakar）：神圣的、洁白的，是对尊者达赖喇嘛诞生之日的赞美。在每个星期三，藏人要从服装、语言、食物、习俗等细节来践行属于西藏的文化与传统。内容包括“讲纯正藏语、穿传统藏装、吃传统藏食”等。

“拉嘎”（Lhakar）是属于西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语言、服装、食物等方面来凝聚藏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精神。

总而言之，“拉嘎”（Lhakar）是指藏人为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权利而实践的一种运动。“拉嘎”之日，即每周星期三，已被境内外藏人认为是西藏日。

In Nangchen in Khams, even though the military, police and cadres have been placed on a high state of alert today (Feb. 8), in the afternoon, about four or five hundred Tibetans came to the stadium in the center of the county seat. All were basically lay people: men and women, old and young, residents, merchants, and nomads, the greater part being young people. They all wore Tibetan clothing and carried dry Tibetan tsampa and incense. They sat inside the stadium, reci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pray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e dry tsampa,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had nothing; that they were suffering inside. Some recited prayers for the Dalai Lama’s long life; some cried out “May the Dalai Lama abide in the world forever!” and “Tibet Needs Freedom!” and some recited other Buddhist scriptures.

Troops and armed police carrying weapons closely surrounded the stadium, but when the Tibetans let out shouts of “Kyi Hi Hi” the troops and police pulled back. However, they kept watch from places not too far away. In addition, public security personnel and local cadres came to the perimeter around the stadium, but when dusk came there had been no clashes. Nevertheless, the Tibetans inside the stadium had not dispersed and continued reciting scriptures and praying.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hundred Tibetans went to the great temple (which belongs to the Kagyu Sect) in the Nangchen seat. Wearing Tibetan clothing, they ate dry tsampa.and circumambulated the great temple, turning prayer wheels. Many Tibetans tossed tsampa in the air according to custom. A small number of Tibetans had surgical masks; most Tibetans did not cover or hide themselves.

The great temple in the country seat and neighboring monasteries were already under tight watch by the military and police. Monks were forbidden to go to the stadium and the great tem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Lhakar activities. It is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many plainclothes operatives mingling with the protesting populace and taking photos.

It is reported that news of this sort of protest by Tibetans in Nangchen has already been reported to the Yushu Prefecture and the Qinghai Province governments. The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 authorities have already instructed those below to strictly prevent any larger protests, otherwise they will hold the local officials managing things in Nangchen responsible.

Only at approximately 7:30 Beijing time, when darkness fell and it became extremely cold, did the Lhakar activity break up.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ce remained tensely on guard around the periphery. The tense, hair-trigger atmosphere had people on edge. Fortunately there were ultimately no clashes. But will there be a settling of scores afterwards? Arrests of peaceful Tibetan protesters? Hard to say.

（致谢英文译者E。）

漫画家疯蟹：两幅西藏漫画（二）

2012-02-08T18:31:00.005+08:00

漫画家蟹农场·疯蟹，在“漫画运动”网站连续登出四幅有关藏人自焚、藏人抗争的漫画之后，最近又画了两幅作品（点击显示大图）：

Nailed the Prayer Whee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pression in Tibet.

Emergency Only

Since March 2009, at least 20 Tibetans hav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against Beijing's rule.Recently, more troops are sent to Tibet to maintain stability.

第二幅漫画在今天发表。

疯蟹（@hexiefarm）在推特上说：守护、抗争和暴力镇压。

延伸阅读：

疯蟹：四幅西藏漫画（一）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27.html

法王噶玛巴之于西藏示威活动的公开声明

2012-02-08T00:53:00.004+08:00

这篇声明，转自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官方中文网。

法王噶玛巴之于西藏示威活动的公开声明

时间：2012年02月06日

地点：印度菩提迦耶

据报导又有三名藏人在同一天中于东藏点火自焚，这是在今年一月西藏示威活动中四名藏人自焚与其他人员伤亡后没多久所发生的事情。在紧张情势攀升之际，中国当局非但没有表示关切并试着了解事情的起因，反而回应以更多的武力与镇压。每传来一个藏人死亡的消息都让我悲痛锥心；一天当中三条性命的消殒实非我心可以承受。我祈愿这些人的牺牲没有白费，能够带来政策上的改变，让我们西藏的兄弟姐妹们释下重负。

我被赋予“噶玛巴”的名号，隶属于一个有着九百年历史的传承，史上向来回避涉及任何政治活动，于此传统，我无意改变；然而做为一个藏人，我对西藏同胞有着强烈的同情与关爱，在他们受苦时保持缄默令我感到非常犹疑，毕竟他们的福祉是我最关切的事情。

藏人的示威与自焚是深刻且未受承认的不满所表现出来的病征。如果能给藏人一个真正的机会，让他们过着如其所愿的生活，让他们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与文化，他们就不会去示威，也不会去牺牲自己的性命。自1959年以降，藏人遭遇到的损失无法想象，然而我们在困顿中还能找到益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寻回了自己做为藏人的真正身份，在西藏三个省份的民众当中，我们重新发掘出一种国家的团结感，我们开始珍视一个能凝聚人心的领袖，并团结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之下。这些种种因素在在给予了我们所有人希望的宏伟基础。

中国声称已经为西藏带来进步，我居住在西藏期间，物质生活还算舒适。但是，繁荣与发展并没有以藏人认为最有价值的方式来利益到他们；若没有内在的满足，物质上的舒适也不具有太大的意义。藏人长久生活在疑虑之中，担心会被迫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谴责。中国当局始终将达赖喇嘛尊者描绘为敌人，断然拒绝尊者多次寻求和平谈判解决西藏与中国问题的努力，无视于西藏人民普遍对尊者由衷的虔信与忠诚。即使是那些在达赖喇嘛尊者流亡数十年后才出生的藏人，他们仍然视尊者为导师与皈依，不仅此生如此，生生世世也是如此。因此，经常以仇恨的言辞来形容达赖喇嘛尊者不仅是公开的侮辱，而且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事实上，打击藏人信仰的核心危害到的是在将来如何赢得藏人的信任，因此此举无效亦不智。

我呼吁北京当局看穿当地官员粉饰太平的假象；认清西藏境内藏人实际老百姓的悲苦，并且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样才能建立起藏人与中国政府培养互信的明智基础。中国当局与其把这个问题当做是政治冲突来处理，还不如以基本人类福祉的问题来处理更为有效。

于此艰困的时刻，我劝勉在西藏境内的藏胞：要持续地忠于自己，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平静并且保守长远的眼光。心中要永远记得：做为一个人以及做为一个藏人，你的生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我祝福藏人、我们中国的兄弟姐妹、我们全印度以及全世界的朋友与支持者们：愿您找到持久的喜乐与真正的平静。愿此新年开启一个以关爱和敬重来对待彼此与我们共同的家——地球而著称的和谐新纪元。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

唯色：那时康的事儿

2012-02-07T15:34:00.003+08:00

图为2008年甘孜州公安局给甘孜州18个县发的通缉令——中文通缉令：35人；藏文通缉令：36人。其中，7名僧人，29名农牧民。其中，31个男人，5个女人。其中，1940年代生人：1人；1950年代生人：5人；1960年代生人：11人；1970年代生人：10人；1980年代生人：9人。其中，甘孜县: 5人；炉霍县：3人；色达县：28人。

那时康的事儿

文/唯色

⊙ 赛马节没有了

北京的奥运会开始了，藏地的宗教法会被取消了，因为有人害怕僧侣与信众聚在一起，于是许多老人带着念珠和转经筒环绕寺院，一边转经一边哭。

许多民俗节日也被取消了，像在青海湖边，牧人不准祭祀山神、纵马踏青了；像在安多农区，男女对唱的“拉伊”[1]也被禁止了。

康地传统的赛马节自然不能幸免。望着空旷的草原，一个高大的康巴汉子惆怅地说：“奥运会可能就像我们的赛马节吧，可是我们的赛马节没有了。”

⊙ 红旗下的噶陀寺

“3•14”之后，被当局豢养的噶陀寺[2]活佛[3]直美信雄，从长期安居的成都给佛学院堪布打电话，要求僧人必须听政府的话，必须在寺院插五星红旗，必须签名反对达赖喇嘛。堪布回话道：“我以前没有在五星红旗下的寺院呆过，现在也不想在五星红旗的寺院呆下去。”直美信雄怒道：“不听话我就赶走你”。堪布仍不从，于是被逐。

据说噶陀寺下属有三百个子寺，遍布康和安多，故有四百多僧人从各子寺到噶陀寺求学。堪布一走，佛学院的学生们也纷纷弃寺而去。为了表示决绝的心意，他们亲手拆除了自己僧舍的门窗，故意留下一片狼藉。当局得到消息，派干部和警察在山下设卡阻拦。僧人们就折返上山，连夜四散。有人因天黑不见路，加之心里有气，摔了腿脚。

工作组急上噶陀寺，见几无僧人，惨状如被劫掠，只好无功而返。噶陀寺本有汉人信徒众，辗转朝觐寺院时颇为讶异，各种猜疑不胫而走。顾及面子的直美信雄，可能是被比他更为顾及面子的当局催促着，不得不打电话给堪布，道了歉，答应不挂五星红旗，堪布这才重返寺院。于是陆陆续续地，散布在各地的学生也回到寺院，不过，他们得费钱费力，重修僧舍。

⊙ 卡萨活佛

几乎从不穿袈裟的卡萨活佛，本是康北炉霍[4]和甘孜[5]之间觉日寺与哦格寺的祖古（藏语，化身，转世者），前几世籍籍无名，但这一世名声很大。其名不在于宗教上的成就，而在于政治上的地位和生意上的成功。没错，他是炉霍县及甘孜州的政协官员，而他的卡萨商贸集团在炉霍、甘孜、康定都开的有“卡萨宾馆”，他还经营客运公司，发的班车在民间得名“卡萨班”。多年前，他在拉萨帕廓街还开的有卖佛具和绸缎的商铺。

藏历土鼠年三月间，觉日寺有两百多名扎巴（藏语，普通僧侣。），哦格寺有两百多名阿尼（藏语，尼师），再加上数百名村民，要徒步到县城去抗议，当局急忙派军警阻拦，开了枪，打死了一名僧人，打伤了许多僧俗。也有一名武警被反击的石头击中要害而亡。随后，寺院的主持、堪布及百多名僧尼被抓，村民更多。一些人被通缉，许多人在逃亡。

驾着机枪的装甲车一辆接一辆地，轰隆隆地驶过县城。卡萨活佛的饭店成了军队的接待站，楼上楼下住的全是头戴钢盔的军人。从成都附近调来的特警，后来将他举着新式冲锋枪的照片贴在网上，得意洋洋地写到：“百米内，可以一枪打爆暴徒的头”。藏人们纷纷议论，这卡萨活佛为了钱，把房子腾给杀人强盗住了。

不久，寺院和附近乡村再次爆发抗议，当局派卡萨活佛当说客，而卡萨活佛呢，以为扎巴、阿尼和百姓会给他面子，却没想到他刚站在他们的对面说了几句话，就有几块石头呼啸而至，径直打在他的身上，他又痛又恼，顾忌众怒难犯，只好悻悻而去。

⊙ 吉度呢颇

吉，是幸福的意思。度，是痛苦的意思。颇，是驱逐的意思。在藏语中，从来就盛行“吉度”的说法，意思是休戚与共。而“吉度呢颇”，乃藏地民间由来已久的传统，但很少实行，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意味着无论幸福还是痛苦，都被出局了。从此以后，被惩罚者再也不能得到具有宗教意义的任何照顾，当然这只对信众有效。又称“吉度呢比热”。

藏历土鼠年三月间，最先把“吉度”写在白布上的是西北民族大学的藏人学生，他们通宵静坐，呼吁所有的藏人要休戚与共[6]。到了五月间，道孚灵雀寺的权威僧侣在寺院和民间郑重宣布，鉴于奉令在寺院大搞“爱国主义教育”[7]的工作组中，有两个本族干部行为很过分，从此将对这两人及其亲属“吉度呢颇”，也即是说，寺院再也不会为这些人举行任何宗教仪轨，包括丧葬大事。

听说炉霍县也这么做了。某乡的乡长等一帮干部，奉命去给镇压僧侣和村民的军警献哈达，之后，有两个藏人干部悄悄跑去寺院，忏悔出于无奈，做了对不起寺院的事情。寺院喇嘛纠正道：“不是对不起我们寺院，而是对不起我们的民族。”又说：“既然你们做得出这么令人寒心的事情，对不起啊，我们只好遵循传统了。”不日，其中一人的家中失火，家人被烧伤，财物亦受损，他请寺院做消灾法事，喇嘛再次致歉说：“对不起，已经对你们‘吉度呢颇’了，好自为之吧。”

听说甘孜县也这么做了。有几个表现特别积极的藏人干部，传言被寺院实行了“吉度呢颇”，结果他们哪怕是随便进个茶馆，周边的藏人也会立即起身离去。总之，只要谁被“吉度呢颇”了，这人连带所有亲属都会被视如瘟疫，当地的说法是就像躲避麻风病一般，今天的说法是就像躲避艾滋病一般。甚至连其影子投射在地上，也要回避。

有人批评寺院的做法违背了佛教的慈悲，我倒不以为然，难道这不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吗？何况乎，有古书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8]

⊙ 签名就给钱

“3•14”之后，当局在藏地搞了好几次签名。最早签名，是干部们风尘仆仆地拿一摞文件来，以诱惑的口吻对老百姓说，这跟低保[9]和退耕还林[10]有关，只要签名就会得到好处。文件是中文，没有藏文，百姓不认识，就信了干部的话，都签了名，还按了手印。

干部们还骑马去了山上的寺院，也让僧人们签名了，按手印了。一直忙碌到天也黑了，只能留宿寺院，听说干部们将这些文件放在头下，枕着睡觉，生怕被反悔的僧人给抢了。

后来得知，这文件的内容是拒绝达赖喇嘛返回图伯特，而且充斥辱骂尊者的言论，许多百姓都气哭了，要抗议。

于是干部们又来了。这次拿来的是藏文，百姓看懂了，没有一个人签名。干部拉下脸来，威胁说，不签名就扣低保，就不给发退耕还林的补助金。可还是无人顺从。

再一次来签名时，干部们带来了钱。一摞摞印着毛主席脑袋的百元大钞就放在桌上。干部指着钱说，看啊，签名的话，当场就给两万元。有些穷人忍受不住这么现实的诱惑，签名了，可是最后得到的钱不是两万，而是一千，因为干部说，你们不会花钱，由我们来帮你们保管吧。

但是，像色达县果青寺的僧人们，还没等那些带着签名信和钱的干部们抵达寺院，就匆匆地弃寺而去，沿着陡峭的小路上山了。曾被林业工人砍伐的森林余剩不多，到处积雪未化，他们吃着糌粑，念着经文，藏身在高高的山上，几十个日日夜夜。

⊙ 我的田地我不种

在康地江达[11]县，因为不愿意在批判嘉瓦仁波切的文件上签名，寺院的僧人都跑了，跑到山上去，跑到江那边去，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政府很生气，派兵去抓。年轻力壮的士兵们终于有了释放精力的机会，漫山遍野地搜来搜去搜不着，索性就把藏在山洞里正闭关的喇嘛给抓出来了。这都是一些短则三年、长则多年静心修行的喇嘛，面色苍白，发须很长。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3•14”，还以为文化大革命又降临了。他们的懵懂无知反而激怒了士兵，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羞辱，就以凶狠的暴力予以了惩罚。

山下的村民们见到素来尊重的闭关喇嘛像受伤的猎物被押送回来，心痛难忍，大放悲声。几个村的村长联合去军营求情，以为凭着党员村干部的身份可以说服，孰料被扒光了衣服，像足球那样被兵们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着。

不久，到了春耕的时候，但村民们宁肯饿死也不愿种地。只能这么做了，我自己的田地我不种，就像这一年的洛萨是以哀悼的方式度过的，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不合作。据说，眼看大片大片的耕地成了荒地，官员们着急得又是开会又是给钱，连带威胁，但收效甚微。一些态度尤为坚决的村民被记录在黑名单上，属于秋后算账的对象。

⊙ “他吼了‘嘎嗨嗨’[12]”

退耕还林的政策，因地方官员贪腐，产生了许多遗留问题。比如在康地贡觉[13]县孜荣村，早在2004年，当时的县长赤列，现已升为地区林业局的局长，在与村民签署退耕还林的协议之前，答应给每户的条件是一亩地赔偿300斤青稞和20元；并许诺这些条件会在每年送到每家门口。村民便同意了。

当时青稞每斤0.7元，现在已经涨到每斤1.3元。本来政府答应按当时青稞价格给予赔偿，但整整四年过去了，不但没见一粒青稞，也没见一分钱。

2009年元月的最后一天，孜荣村每家派一人去县里上访。当几十个村民向县委书记陈军递交报告时，陈军把报告扔在地上，用脚踩，还吐口水。他会说几句藏语，大骂村民“加巴索”（藏语，吃屎去吧，是骂人的话），训斥道：“你们为什么拿给我的是藏文报告？你们想干什么？我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不准给我藏文报告！”

这一场景并非我漫画，而是村民们的描述。用他们的话来形容，这个书记生气的样子，“就像是看见了杀父的仇人”。

书记还说：“你们有本事的话就去北京告状，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

村民们不解地说：“你们四年不给赔偿不说，我们是向书记你汇报来的，怎么你反倒气成了这个样子呢？不要说北京，我们连自治区都不敢去，鼓足了勇气上县里，还被书记你这么骂，你们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啊。”陈军一听，竟然要冲上去拳打脚踢，被其他干部给拉住了，他就伸出手指说：“我非把你们都抓起来不可，你们这些‘分裂分子’，等着瞧。”

这莫须有的罪名让村民们瞠目结舌，“3•14”的阴影浮现眼前，只得忍气吞声地回去了。没过多久，他们中的一位，名叫斯朗巴觉，果然被抓走给判了三年的刑，理由是工作组下乡的时候，他冲着他们吼了“嘎嗨嗨”。而“嘎嗨嗨”早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被定性为“藏独分子”发出的狼嚎。相信吗？在斯朗巴觉的判决书上，还真的写着这几个字：“他吼了‘嘎嗨嗨’”。

注释：

[1]拉伊：藏语，山歌。主要歌咏爱情，广泛流传于安多藏区。

[2]噶陀寺：Kathok，全称噶陀多吉丹。藏语意为“噶字上面的金刚座”。藏传佛教宁玛派宗师古汝仁波切（莲花生大士）为噶陀寺开光加持十三次，故被称为印度佛陀圣地之后的“第二金刚座”。位于藏东康地，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境内。始建于1159年，毁于文革，1980年代重建。

[3]活佛：“活佛”是一种错误的中文翻译，正确的称呼是“仁波切”或“朱古”。而在此使用“活佛”一词，为的是表示所指代的人并非真正的转世僧侣。

[4]炉霍：藏语称“章戈”，意为山岩石上。清朝光绪年间被置屯驻兵时更名“炉霍”。位于藏东康地，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

[5]甘孜：藏语，意为洁白美丽。位于藏东康地，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

[6]2008年3月16日，在甘肃省会兰州西北民族大学，数百名藏人学生在校园游行并在操场静坐。静坐从下午4点开始，学生们点燃蜡烛以悼念死难藏人，直至第二天上午。西北民族大学藏人学生的抗议活动，率先揭开藏人大学生有理性地与底层民众相呼应的序幕。

[7]爱国主义教育：1990年代中期，中共西藏当局决定“在全区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概括地讲：一是要求所有僧尼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要求所有僧尼承认对达赖喇嘛的四个指控，即“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扰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教育”覆盖全藏地所有寺院，且增添了新内容，即必须悬挂中国国旗。

[8]此句出处为中国宋代小说集《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

[9]低保：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简称。据2009年7月5日《四川日报》报道，“甘孜州享受城市低保的有28493人，农村低保223254人，农村五保8302人。其中城市低保累计补助水平为每人每月175元，农村低保累计补助水平为每人每月65元。”

[10]退耕还林：为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由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于1999年，在藏地实行。

[11]江达：藏语，意为江普寺沟口。位于藏东康地，即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

[12]嘎嗨嗨：一种纯藏式的呼啸，通常是藏人放牧时习惯的呼啸，在2008年西藏抗暴事件爆发时，被中国媒体形容为“狼嚎”。

[13]贡觉：藏语，含义颇为深奥，大概的意思是行“十善”的如意之宝地。位于藏东康地，即今西藏自治区东部、昌都地区东部的贡觉县。境内并存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尤以宁玛为多。

（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5566）

延伸阅读：

那时拉萨的事儿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21.html

那时安多的事儿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2/blog-post_13.html

境内藏人自焚20人，纽约时报报道19人的理由

2012-02-06T13:47:00.013+08:00

昨天（2月5日）中午，我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电话采访，是关于2月4日在西藏东部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发生的3位藏人自焚事件。我并且强调了，迄今，自焚的境内藏人已达20人！

我也告诉记者的翻译，我在博客上记录了这最新的消息。

但看到 纽约时报的报道 时，我发现，关于自焚的境内藏人，纽约时报写的却是19人，而不是20人！也即是说，依然忽略了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依然是从去年境内藏人的自焚算起，可这是为什么呢？！

我向记者翻译询问了原因。回复说：“编辑们讨论了很久是写‘2009年以来20起’还是写‘近一年来19起’，最后认为后者更能表达出事态的严重，是编辑们投票的结果。”

虽然新闻报道是要突出事态严重性，但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忽略2009年发生在境内藏地的第一起自焚。其实报道中如果多写一句话，介绍境内藏人的第一起自焚发生于2009年，那么富含的意义会更多。要知道，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其实意义很重要，在境内藏人的系列自焚中是开端，是率先。

另外，如果只从2011年说起，可能会有歧义出现，比如已经有评论认为藏人自焚是受了引发中东“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小贩自焚（时为2010年12月17日）的影响，显然并非如此。当然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并没有如是说。

在以身自焚这么大的生命事件面前，是20人就是20人，多一人少一人都不应该。独裁者斯大林说过一句冷冰冰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20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不是可以减少的数字，而是一个一个、直至二十个原本活生生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方面在知道我的意见之后，显然是重视的。很快我得到翻译的回复：“已经按照你的意见修改了。请在晚上七点以后再看一下网站的报道。”据说要在这句话——“过去一年中藏人自焚总数增加到19起”——后面，将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补充进去。如果是这样，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应当致谢。

不过，直到此刻，我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还没有看到修改，也许会再晚些时候吧。。。

以下为纽约时报的原文：

3 Tibetan Herders Self-Immolate in Anti-Chinese Protest

By SHARON LaFRANIERE
Published: February 5, 2012

BEIJING — In a fresh illustration of growing turmoil among ethnic Tibetans in Sichuan Province, three livestock herders hav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what they saw a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pression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a Tibetan rights group and an ethnic Tibetan living in Beijing.

The latest cases bring the total self-immolations by ethnic Tibetans over the past year to 19. They were also apparently the first by lay people, rather than current or former members of the clergy, suggesting that self-immolation may be gaining popularity as a form of dissent. The self-immolations took place Friday in a remote village in Seda County, once a center of Buddhist teaching, but reports did not surface until the weeken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d cut off Internet and telephone connections to the area, said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poet in Beijing.

She said that one of the three men had died and that the two others, believed to be about 30 and 60 years old, were severely inju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aled off a number of counties in the region and intensified security in an attempt to curtail the largest outbreak of unrest among ethnic Tibetans since the 2008 riots in Tibet’s capital, Lhasa, and elsewhere.

Protests in late January turned deadly in Seda, which is on the border of Gansu Province, and in Luhuo County, known in Tibetan as Draggo, about 80 miles, to the south.

Human rights groups that track the repression of Tibetans have given varying accounts of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who died in clashes with the police last month. Some say that two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the police fired into crowds; other estimates ranged as high as 11, with dozens wound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laming Tibetan separatists for inciting the violence, assert that security officers fired in self-defense, killing two rioters, after mobs stormed police stations and smashed store windows.

Two dozen police officers and firefighters were wounded while trying to subdue the disturbances, the state-run media reported.

The latest reports suggest that self-immolation as a form of protest is spreading beyond the Tibetan clergy, Robert Barnett, director of the 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aid by telephone. Until Friday, the 16 self-immolations from the past year had involved monks, nuns or former clergy members, he said.

Judging by the names given for the two injured men, Tsaptai Tsering, and Kyarel, Mr. Barnett said, the latest protesters appeared to be lay people. Ms. Woeser, the poet, said that the three had herded sheep and cows and were not members of the clergy. Unlike the others, they lived far from the larger towns and monasteries where past protests had occurred,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There is a lot of frustr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Mr. Barnett said. “People are saying they aren’t being listened to; the government didn’t respond constructively to the protests in 2008 and didn’t respond constructively to the whole year we’ve seen of self-immola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particular,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have blocked off monasteries and adopted other aggressive measures that have raised tensions.

Michael Wines contributed reporting and Mia Li contributed research.

中文译文：三位藏人牧民以自焚向中国抗议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北京 - 一西藏人权组织与一位住在北京的藏人指出，四川藏区又有三位牧民自焚，以抗议中国当局对其政治宗教的压迫，这是当地藏人动荡不安愈演愈烈的最新例证。

最近的案例使过去一年中藏人自焚总数增加到19起。这也似是首次非僧侣人士自焚的案例，表明自焚作为异议形式越加普遍。这几起自焚事件上星期五在也是佛教教学中心的色达县的偏远村庄发生，在北京的藏人诗人茨仁唯色说，由于政府切断了当地的互联网与电话联系，直到周末才有消息传出。

她说，三名男子中已有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年龄约为30岁和60岁，则受伤严重。

中国政府已经封锁了该地区的几个县份，并加强了安全措施，试图阻止自2008年在西藏首府拉萨及其它地区的骚动以来在藏人中发生的最大动乱。

一月下旬在与甘肃接壤的色达以及在南面约130公里的炉霍（藏人称章戈）发生的抗议中均有人死亡。

在上月发生的示威中，对在与警方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关注藏人的人权组织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有的说，当警察向人群开枪后，有两人身亡。其他估计不等，最高达11人死亡，并有数十人受伤。

中国当局则谴责“藏独”分子煽动暴力，并称公安人员是在暴民冲进警察局，砸碎商店窗户之后，为了自卫开枪，并打死两名暴徒。

官方媒体报道在平息骚乱过程中，有二十多名警察与消防队员受伤。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计划主任罗伯特·巴尼特在电话采访中说，最新报告显示，自焚作为一种抗议形式，已经不仅限于僧侣。他说，直到星期五，过去一年中发生的16起自焚事件仅限于僧人，尼姑或还俗的僧尼。

巴内特先生说，从两名受伤者擦才次仁、嘉日的名字来看，最新的抗议者似乎是俗人。诗人唯色女士说，这三位都是牧民，而不是僧人。根据媒体报道，与其他自焚者不同，他们住的地方远离大城镇以及发生过抗议活动的寺庙。

巴内特先生说，“藏区中有极大的不满情绪，那里的人说他们的话没人听。政府对2008年的抗议没有建设性的回应，也对一年之内所见的自焚没有建设性的回应。”

他说，特别是在四川省，当局封锁寺院，并采取其他过激措施，使局势更加紧张。

泪！色达县3位藏人3日自焚！境内藏人自焚数字升至20位！

2012-02-05T15:47:00.005+08:00

包括西藏之声、自由亚洲藏语节目、西藏快报等报道，并也得到境内藏人证实，2月3日，在多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有三位藏人自焚。其中一人牺牲，尚不知名字和年纪；两人重伤，是60多岁的擦才次仁，普吾一带【1】雪桑村（音译）人；30多岁的嘉日，普吾一带本旭村（音译）人。

仅在2012年的三十四天之内，在境内藏地就发生了七起自焚！而境内自焚藏人已达20人！

20位自焚的境内藏人的基本情况为——

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

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

2012年2月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发生3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3位，康7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州阿坝县12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色达县3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

其中男性18位，女性2位。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7位，尼师2位。另外10位是俗人，是农民或牧民，其中多人有出家为僧的经历，有的属于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僧人中，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

而他们，不都是中共总是挂在嘴边的、早已被解放的“翻身农奴”吗？

……我揪心地痛！揪心地痛！！揪心地痛！！！

注【1】：
普吾一带，又称是普吾部落，或帕巫部落（今西藏牧区依然沿袭部落之称），今日划为泥朵乡。

中国：图伯特人民在自焚，而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在哪？

2012-02-05T01:30:00.009+08:00

以下帖子转自 全球之声（请译者见谅，我将译文中的“图博”改为了“图伯特”）。但我还想补充一句，图伯特人民在自焚，而这个世界在哪？为此将脸书上的图片也转到这里。

中國：圖伯特人民在自焚，而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在哪？
翻譯發表日期 3 二月 2012 16:14 GMT · 閱讀原文 [en]
作者Oiwan Lam
譯者Nico1106
地區 China 中國
議題 Governance 政府治理, Human Rights 人權, Protest 抗爭, Religion 宗教, Politics 政治, Ethnicity & Race, Citizen Media, Digital Activism
語言 Chines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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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 中国：图博人民在自焚，而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在哪？
English · China: Tibet Burns, But Where Are the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s?

2009年迄今，中國至少已發生17起圖伯特人民自焚事件。其中最近一次的報導 [zh]是在2010年1月15日。社會大眾對圖伯特人民抗爭行動的討論受到由國家控制的媒體所操控與壟斷，該媒體將事件歸咎於達賴喇嘛以及西方媒體對暴力與恐怖的煽動 [zh]。
向七位自焚的圖伯特僧人致敬- 達蘭薩拉，印度（2011年10月14日）版權所有© Demotix
相較於其他自焚事件，例如宜黃縣迫遷案，中國公共知識份子與網友們對圖伯特人民自焚的反應顯得特別冷漠。一些網友質疑，這些公共知識份子到哪去了？
@degewa的檔案照片
圖伯特詩人唯色(@degewa)一直是Twitter上最快傳送圖伯特新聞到中國社群的人之一。1月15日，在她讀完一位圖伯特僧人在四川省阿壩縣格爾登寺附近自焚的新聞後，她寫道 [zh]：
今晚，我們都在哭泣。。。先是我，與一位喇嘛說起同胞自焚，不禁落淚，他也哽咽。。。這麼晚了，你欲言又止，終於哭出了聲。。。
是因為悲傷所以人們不談論它嗎？住在中國境外的Twitter使用者@lotusseedsD質疑，所有的中國網友到哪去了？而且為什麼漢人不協助散播相關訊息？[zh]漢人是中國最大的種族族群。
中國漢人為自焚的藏人做了什麼？@wh_z @old_wine 相較國外的呼籲和翻牆出來的少數聲音，除了會罵人傻逼互相掐架互相瞧不起，中國網民對藏人自焚的冷漠讓人背脊發涼，讓人不屑，讓人引為齒。
藏人頻繁自焚，請問中國民間輿論做了什麼？ @wh_z @old_wine 我的意思是，中國網民有沒有像烏坎動車追尾校車事故512地震等各種事件發帖，被刪了又發，各個論壇刪之不及製造輿論壓力？中國漢人為自焚的藏人做了什麼？？？？
她要求中國網友將視野超越民族情結 [zh]並且伸出援手幫助一群活在痛苦中的人類[zh]。
換個方式：把 “藏漢”二個字從民族情結裏去掉。17個生命用一種驚天動地的，在你居住的土地上以自焚方式求救呐喊想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您和您土地上的人，能為這17個寶貴的生命做些什麼？繼續要聽不見呢還是用您微小力量把他們的求助聲傳播出去？
關注自焚不是渲染鼓勵。同是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人，都被欺壓。你漢人或無法對藏人伸出援手，然而於人類最本能的感情上，是不是應該做到最起碼的關心，讓他們知道你們聽到他們的求助呐喊痛苦？
同樣在1月15日，@cecilcoe指出 [zh]網路上的公共空間高度受到網路監控者的操控：
我可以作證：自焚者照片在新浪上一貼就刪，快得無法形容。後來我改成貼臺灣自焚者照片，在文字中提到西藏自焚，就比較慢。在哪短短時間裏有12個評論。當然，總人數沒烏坎多，但說漢人不關心，也不儘然。
人權運動者@tengbiao同意 [zh]公共知識份子對圖伯特的鎮壓默不作聲：
藏人自焚這件事上，除了極少數幾個例外，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們集體啞火、裝聾作啞。房間裏的大象，沉默的共謀。他們和行兇者一樣無恥。
知名部落客@yanghengjun同意[zh] @tengbiao的說法：
他們點燃自己，照亮黑暗。怎奈我們在黑暗中太久，甚至變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上述討論確實收到一些正面回應，異議份子@zhaoyang8964也在Twitter上指出[zh]：
藏人自焚是源於對中共暴政的憤怒和絕望，也是以死明志的反抗！我身為漢人而為這個無恥的政權感到羞愧。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純粹扯淡！尊者一向表明願留在中國版圖內但希望獲得真正的自治，而無賴政府根本不尊重尊者，也從來不把藏人的訴求當回事。
在看過@degwa的推文後，Crazy Crab畫了一幅漫畫嘲諷中國政府：
中央政治局滅火常務委員會。Crazy Crab分享於CartoonMovement.com
然而，政治言論無助於挑戰有關自焚事件的官方論述。到目前為止王力雄是唯一對圖伯特自焚事件提出 [zh]詳盡、反官方觀點的中國知識份子。以下為他在1月12日為圖伯特自焚撰文的部分節錄：
施暴於自我，除了是出於絕望的抗議或對尊嚴孤注一擲的捍衛，若有對實效的企望，就如甘地所說：“通過我們所受的深重苦難，可以影響政府”；或馬丁•路德•金所說：“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耗盡你們的仇恨…喚醒你們的良知”。
這種企望的實現，前提是需要存在良知。專制政權的機器只有剛性結構、冷酷邏輯，以及官僚利益。當年幾千孩子在天安門廣場瀕臨死亡地絕食，有誰看到過它的良知？
以往非暴力抗爭的局限就在此——結局不是取決抗爭一方，而是政權。抗爭方只能起壓力作用，權力不讓步就不會有進展，因此目前的西藏落入困境是必然。
走出困境，方向在哪里？我覺得是目前首要回答的。沒有方向就只能盲目。哪怕是自焚的壯烈獻身，也讓人感覺更多是絕望。而各方面對自焚，除了情緒動盪，也是就事論事的茫然。
說自焚者有勇氣沒有智慧，是不公平。智慧不是苟且偷生的技巧，是能夠帶領西藏走出困境的高瞻遠矚。那不是普通民眾應該和能夠承擔的。而把已退出政治的達賴喇嘛當作一切智慧的來源，則是不負責。達賴喇嘛確定了非暴力原則和中間路線，如何實現應該是政治家們的智慧。
目前還看不到這種智慧。中國方面只有一手鈔票一手屠刀；西藏方面——假如流亡政府是代表的話，也看不出除了發表聲明，還知道該做什麼。請告訴勇敢的藏人，他們可以做什麼。知道了應該和能夠做什麼，他們就會活下去，而不是用慘烈自焚僅換來媒體的短暫一瞥。

色达抗议藏人遭镇压照片传出

2012-02-03T12:38:00.008+08:00

1月24日，在藏东康地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藏人抗议被众多持有武器的军警镇压。一些现场照片已传出，见西藏时报。

据 境内藏人岗扎记录色达、炉霍抗议及被镇压 一文中所写：

24日当天，中国军警开枪镇压色达藏人的情况如同2008年藏历土鼠年的镇压，一位名叫达瓦扎巴的农民和一位名叫博波的牧民被枪杀，很多藏人受枪伤……在色达县城被军警杀害的那位藏人是色廓旭日（音译）部落的年轻人，名叫达瓦扎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年龄在20岁左右……博波，年为35岁左右，父亲已过世，母亲叫格仲……达瓦扎巴的遗体没有归还给家人，也没有交给色达五明佛学院，而是在27日，按中国当局的安排在达孜多（康定）进行了火化。

让我们来分析这些现场照片（点击显示大图）。从照片上可见遭毒打的藏人手无寸铁，一人穿藏装，一人未穿藏装。

穿藏装的藏人是死是活？要被警察拖往何处？他是谁？是达瓦扎巴吗？

注意看，当穿藏装的藏人被拖走的时候，左边一堆警察（特警？）的盾牌与电棍中，一个警察（特警？）举着手枪瞄准着，而在他们的对面，是谁？

大概数了一下，在这里围殴藏人的军警有四十多个。这里，是色达县的金马广场。

穿藏装的藏人被警察拖走时，有穿军装的军人在一旁摄像。

另一位被打倒在地的藏人头上有血迹，腰上有血迹，左臀上一片黑色印迹，那些警察用的是电棍？藏人身后的警察，他手中的枪是怎么回事？而照片右侧那手持电棍的警察还蒙面，是“反恐”特警？

被打倒在地的藏人的名字是什么？博波吗？而蒙面的“反恐”特警，你杀人了，你们杀人了！你们杀的是手无寸铁的藏人！

更多的军警。而满街的“隆达”（风马），意味着在这里，抗议刚刚发生。而照片上的这些藏人，会被怎么样？是不是，会像那两位藏人，被毒打被枪击被拖走？

特警也出动了。

2月1日，色达县的僧侣、民众悼念被杀害的藏人达瓦扎巴。镜框内有达瓦扎巴的遗像，藏文写着“今年1月24日，为西藏自由而牺牲的多康色达的爱国英雄达瓦扎巴...”。

在 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 一文中写到：“……‘糌粑革命’正在进行。引用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于斯蒂芬•比科在南非狱中死后写的歌词：‘你可以吹灭蜡烛，但你吹不灭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风将吹它更高。’”

延伸阅读：

境内藏人岗扎记录色达、炉霍抗议及被镇压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2/blog-post.html

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29.html

隆达，隆达，请带安追回家……

2012-02-01T22:34:00.016+08:00

说起来，我与安追只见过两次，但一直想写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写他和他的基金会THF是怎么被当局赶出拉萨的，他说先别发，因为他还想有一天回到拉萨。

常常翻看他送的那本厚厚的画册《The Temples of Lhasa》，作者就是他，Andre Alexander，里面有他眼中的拉萨，今日却已变样。很多拉萨人都记得他，都叫他安追，都记得他瘦高的个儿、卷曲的金发，喜欢穿藏式的氆氇上衣。

我很喜欢THF做的那本小画册：《拉萨八廓街区历史古建筑物简介》。手绘的黑白地图，折叠的书页，宛如藏纸的原生态纸张。像一个小小的、隐形的博物馆，展示的是画在纸上的帕廓。在其精细而质朴的描绘之间，我寻找着拉萨人的生活，它提供给我无穷尽的想象力和怀旧的思绪，怎么看也看不够。然而，已然残缺的形状、斑驳的痕迹、颓倾的阴影，映射的是拉萨让人喟叹的现状。

最早是1980年代末，这位德国人在平生第一次到拉萨的旅行中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于是反复再来。可是某年夏天，他亲眼目睹一座座老宅土崩瓦解，惊觉在追求“现代化”的口号中，拉萨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三万飚升数十倍，而在“旧貌换新颜”的速度中，每年平均有35座老房子被拆除，持续下去，剩下的老房子将在几年内消失殆尽。

安追开始在拉萨修复老房子，但一天天让官员们心烦。有一次，他对联合国评估文化遗产的专家说，这座商场的原址是有三百年历史的贵族宅院……2002年被赶出拉萨后，他和THF为保护北京胡同做了很多事情。后来好像也不能做了。听说他去了喜马拉雅山区的拉达克等地，在那里修复历史民居、寺院等等。我在脸书上见过那些照片，他总是在废墟或正在修复的建筑当中。

两个月前，我与安追通过信。由于在拉萨老城边上，修建一座由官商合作的巨大商场“神力•时代广场”，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使拉萨人心惶惶，我向安追请教，这么做是否会造成破坏。安追痛心地说：“水在西藏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到处都在兴建水电站。而拉萨本身的环境已被严重地破坏与污染，贪婪的开发商在贪婪的政府官员的支持下，使得拉萨河谷变得像一个大工厂。如果拉鲁湿地开始变得干燥，那么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本来还有问题想请教他的，我本来还想告诉他，在我去年出版的《西藏：2008》书中写到了他。可是才过了47岁生日的安追，却因心脏病突发，于1月21日在柏林去世……我在他的脸书上一张张地打开他的照片，看到他当年在拉萨时的青春样子，最为美好。

安追曾经的恋人Lharigtsho是我们见面时的翻译，悲痛万分的她给我写来安追的动人故事：
安追对西藏的建筑文化和自然文化迷醉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温情。他可以天天穿梭在大昭寺、小昭寺、许多小寺院。他说拉萨街边的炸土豆是他最喜欢吃的，但是后来的炸土豆越来越不好吃了，他悄悄说：“加米”（汉人）做的不好吃。

他对拉萨地理环境的熟悉，实在让我钦佩，每次我们转老城的时候，我总是跟着他，而他迈着轻快的脚步，总能寻到很多小巷、小道，让我惊奇万分！

2003年到现在，他对拉萨环境的变化，是一种欲哭无泪的状态。在帕廓走着，有时他突然止步，右手捂住下巴，不停地摇头。我看见他蓝蓝的眼睛里泛起浪花……

他后来去过拉萨几次。2008年他带着他的父母去了安多，然后坐火车到了拉萨。2010年，2011年，还有一个月前他也刚去过拉萨。

安追喜欢吃糖，喜欢看电影，有时候他会为卡通片里的情节，难过地哭……他从十四、十五岁就开始就吃素了，不过他喜欢咬指头，为此我会说，你吃你自己的肉啊，哈哈……还有，他最喜欢拿自己的瑞士小刀里的小剪子，修剪他的头发，那时他是最放松、很享受的样子……
有朋友在安追的脸书上写了一段话，也正是我想对安追说的话：“喜马拉雅山地保护建筑遗产的工作再也不同以往，因为Andre已经离开了我们。西藏的隆达（风马）将撒满喜马拉雅群山，带他走在宁静的山谷，遇到印度和西藏的许多神灵，保护他并分享他的故事。我的朋友，一路顺风，一路顺风，你温柔的灵魂……”

隆达，隆达，请带安追回家……

也为此，我将四年前写的文章贴在这里，以表达对安追的怀念。下图为安追当年在拉萨时。

修复拉萨老城的西方人

文/唯色

谁也不知道“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是怎么触怒了西藏当局。2002年，他们被驱逐出拉萨，从此与拉萨一别五年。这个基金会是一个民间的、非赢利性的国际组织，缩写是THF，由德国人安德烈•亚历山大和葡萄牙人萍萍•阿泽维多等于1996年在拉萨成立。他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研究和保护历史名城拉萨”。迄今拉萨老城的许多藏人，有喇嘛也有普普通通的居民常常怀念他们，都说从没见过这么珍惜拉萨老房子的人，每次工作的时候比我们还认真、还心疼，让我们感到惭愧，可为什么政府就非得赶走他们不可呢？

有的说法是他们的工作太出色了，让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当局自惭形秽。从THF的网站上了解到，自1996年启动对拉萨老城的修复计划，“基金会在拉萨彻底修复了12座历史民居和1座寺庙，基本修复了3座民居，对18座居民楼进行过紧急抢修，为老城区内1000多居民改善了供水和卫生设施，修建了2座公共厕所，铺设巷道，重建和维修佛塔各１座，加固了拉萨南部一座古寺内的十五世纪壁画。以上项目总投资近八十万美元，为300多个藏族人提供了就业和培训机会。”事实上，他们一共拯救了拉萨以及附近76座历史性的传统建筑。

有的说法是他们在出版物和网上，披露了拉萨老房子的真实情况，让宣称很好地保护了西藏文化的当局恼羞成怒。如《拉萨八廓街区历史古建筑物简介》这本画册上说，帕廓街“于1980年始，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使老城区的古旧建筑和街区遭到了不断的破坏。”从一张张主要由当地画家手绘的帕廓地图上，那些建筑物残缺的形状和斑驳的痕迹仿佛在述说随之消失的不仅是老房子，还有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THF的网站上也指出：“从1993年起，每年平均有35座历史建筑被拆除。如保持这种速度，剩下的历史建筑将在不到４年的时间内消失殆尽。”

有的说法是他们只知带着藏族工人埋头干活，却不使用在拉萨乃至全中国盛行的“潜规则”。修复城市建筑乃是“肥肉”工程，从上到下有很多腐败官员都盯着这一块块“肥肉”。可是这个基金会从来就没有给他们送过红包，那还不如把工程转交给来自内地的浩浩荡荡的“包工队”，官员们也就好分食“肥肉”了。但要这么做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在西藏，最严重的处罚自然是与政治有关，于是2002年的某一天，国家专政机关把他们送上了离开拉萨的飞机。

多年来，我对这个基金会的工作怀有深深的敬意，曾将THF网站上的所有文字和图片都下载了，也曾多方打听他们离开拉萨之后的状况。前不久看到英文版的画册《The Temples of LHASA》，更增添了对这个基金会的感佩之情。如果不是出于对西藏文化的真正尊重和真正热爱，绝不会有如此仁慈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坚持至今。他们是西藏的传统文化面临中国化和全球化的冲击，艰难保存却难以保存的见证人。就像安德烈•亚历山大先生伤感地说：“每去一次，老房都在明显减少——一石一砖，一巷一街，连狗也在‘失踪’……”

（写于2007年12月）

境内藏人岗扎记录色达、炉霍抗议及被镇压

2012-02-01T02:05:00.010+08:00

1月23日，中国新年春节初一，在藏东康区章戈（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见图一），因抗议逮捕张贴传单的藏人，当地数百至上千藏人举行抗议，呼喊口号，抛撒“隆达”，军警开枪镇压，藏人死伤多人。1月24日，中国新年春节初二，在藏东康区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见图二），数百名藏人连日来在县城金马广场举行抗议，呼喊口号，抛撒“隆达”，军警开枪镇压，藏人死伤多人。

而“隆达”是印有佛经经文和图案的纸张，抛撒“隆达”本是藏文化的仪轨之一，表达祈祷的愿望。但因藏人抗议时抛撒之，被视为罪状之一。

以下是来自当地藏人（化名岗扎）的一份记录，原文为藏文，由作家更特尔、桑杰嘉翻译。（更特尔翻译部分：1月16日——1月25日，1月29日；桑杰嘉翻译部分：1月26日-1月28日）需要说明的是，中文译文在我的博客上为首发，而藏文原文早已由VOA藏语节目、RFA藏语节目逐日报道。

境内藏人岗扎记录色达、炉霍抗议及被镇压

1月16日：

色达县吉日村的两位僧人迪巴和尼囊满怀真诚和勇气，在色达县金马广场的金马雕塑前大声呼喊：“拉加洛（神必胜）！”、“祈祷尊者达赖喇嘛长久住世！”并抛撒“隆达”，在广场上空飞舞。他们还散发了传单。

两人很快被警察抓捕。警察还对着周围人群向天鸣枪进行恐吓，激起周遭围观民众的公愤，硬从警察手里将两位小僧人抢夺了回来。据了解，僧人迪巴16岁、尼囊约21岁。

但从那以后，色达县增加了很多全副武装的武警和公安，到处设卡，完全剥夺了地方民众的出入自由。

1月18日：

在色达县普无部落（音译）村里到处抛撒了“隆达”，在“隆达”背面都写的有：“祈祷尊者达赖喇嘛长久住世”、“喜欢中国人的人不知羞耻”、“博加洛（西藏必胜）”等等。

1月22日：

昨晚，中国人在喜庆洋溢的气氛中迎接新年的时候，藏人民众所遭遇的苦难却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残酷。今天，在色达县金马广场附近雪朵马（音译）村的敦云尼玛和雪麦玛（音译）村的更登，两人刚喊出“博加洛”，就遭到布满周围的武警、公安的毒打和抓捕，听说敦云尼玛的手臂当场被打断。在此提供的照片是当时拍下的证据。

另外，在色达县的一个三岔路口，有位不知名的青年散发了大量传单，这张照片是传单的一角。

1月23日：

色达民众又聚集在色达县金马广场进行和平抗议。现场录制的影像片段无法在此附上，将想法再寄。

而这天，在炉霍县，一位藏人被军警枪杀，另一名藏人因中弹，生命垂危。确切得知已被枪伤的有32名藏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许多遭枪伤的藏人惧怕被正在满街大搜捕的军警抓获，不敢求医疗伤。

1月24日：

这天中午，在色达县城又有两名藏人被军警枪杀，其中一位是博波，年为35岁左右，父亲已过世，母亲叫格仲，他们家中的长子叫贡桑。另一位是杨各乡的塞瓦也中弹，听说伤势严重，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另外，秀塔（音译）村的一村民也中了六七发子弹，伤势也很严重，奄奄一息。沟扎（音译）村民贡嘎的肩膀中弹。一位妇女的大腿被子弹炸裂后已断，流血不止，惨不忍睹。

在色达县公安局长的亲自指挥下，武警部队和大量公安从抗议民众中抓捕了四十多人，其他人被全副武装的军警围困，没有任何行走的自由。

又听说这天下午又有三名藏人被军警用乱枪射杀，傍晚时也有一名藏人被军警枪杀。在现场的目击者证实说，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血迹斑斑，街道两旁弹痕累累。仅从那么多的弹痕来看，很难相信抗议者中有多少人能幸存下来，听说很是恐怖。

许多人都听见抗议的藏人民众在恐怖中发出呼救声——“祈求尊者达赖喇嘛保佑！”“我们博巴（藏人）没有自由！”这些都是通过电话得知的消息。听说更加恐怖的事情还在接连发生。

1月25日：

从今天早晨起，在家乡的很多亲戚朋友的电话都打不通了。我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往色达和炉霍两地拨电话，但一直都不通。我虽然知道很多关注境内情势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消息，但除了给自己的内心增加很多忧虑之外，没有获得一点消息。

但打不通电话的并不是整个县城，县公安局和政府部门的重要单位的电话都能打通。还有以县长为主的主要官员、政府相关人员的电话也打得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有意拨打了几位县领导的电话，都很轻松地拨通了，但我没有同他们说话。除此之外，整个县城所有的家庭座机电话和个人手机都不通，网络也被断掉，网吧都被关闭。很多商店和餐馆也被强令关闭。

目前，甘孜州以及阿坝州已紧急下达命令，取消了春节放假，要求全州各县所有工作人员限期28日之前，必须回到自己所在单位、岗位工作，否则后果自负。许多在各地回家过春节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否情愿，都在匆忙地从各地赶回去上班。

目前就处在如此严重的情势之下，用一句话来概括，仅从关闭所有家庭电话和个人手机、网络和网吧的手段来看，境内藏人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事实已很显见。

我在这里替家乡人民向国际社会呼吁：我们同样也是肉身肉长的人，我们也需要人权，请严重关注为西藏的事业而自焚的那些爱国男女勇士的下落。

另外，我要对昨天发生的事件重新说明。昨天在色达县城被军警杀害的那位藏人是色廓旭日（音译）部落的年轻人，名叫达瓦扎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年龄在20岁左右。这件事是这位遇难同胞的朋友亲自告诉我的。

而博波是色达昂萨（音译）村的年轻牧民，与他的哥哥博玛都被军警枪伤，伤势相当严重，见过他们当时情形的人都说肯定无法生还，但他俩的生死究竟如何，目前无从知晓。

而昨天下午被枪杀的三名藏人已被证实。但当时他们被军警枪击之后倒地，随即被军警拖走，是生是死也无从了解。

很多人被军警抓捕、很多民众被军警枪击受伤等都被证实，很多被抓捕的藏人遭到酷刑也属事实。当然，还有很多事实真相现在无从了解，一旦获得详细的情况，我会尽快告知媒体。

1月26日：

一位了解色达事件的人于24日接到从家乡色达打来的电话，得知的情况有：24日当天，中国军警开枪镇压色达藏人的情况如同2008年藏历土鼠年的镇压，一位名叫达瓦扎巴的农民和一位名叫博波的牧民被枪杀，很多藏人受枪伤。随后，当局对色达实施严格管制，禁止当地信众去寺院朝圣，也禁止当地民众之间的来往。

24日晚上8点多，再次接到色达县卡雪（音译）牧区藏人的电话说：“当天受枪伤的藏人不敢前往县医院治疗，更不能到外地求医，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所以急需与政府无关的医疗人员，他们正在寻找可以进行急救的医生。”

显然情况非常严重，对方说完后立即挂了电话。之后电话再也打不通，信号已经中断。

以上是事实。

为西藏事业遭枪杀的达瓦扎巴的遗体并没有交还给家人。据消息来源说：达瓦扎巴遭枪杀的那天晚上，他家乡色廓旭日的民众在路上堵截了专程从省里来色达指挥镇压的数名官员，要求归还达瓦扎巴的遗体，不然不会放他们走。当然最后顾虑到当局的镇压将会加倍，而且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放他们走。那些官员答应把达瓦扎巴的遗体交给五明佛学院处理。但由于电话信号被中断，很难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所有事情中阴谋与政治都无处不在，就算把达瓦扎巴的遗体交给五明佛学院，这后面也一定隐藏着巨大的恐吓等阴谋。之后发生任何问题都要由佛学院承担，这个压力太大。

总之，各方面局势非常严峻，所以要用自己的真理之眼看清楚。

1月27日：

据家在炉霍的藏人说，在23日起义（没有用抗议）时，中国军人任意开枪扫射，在这次镇压中被枪杀的英雄诺布云丹的遗体由炉霍寺收藏，并举行了祈祷法会。还有其他几个寺院也自愿为诺布云丹等在西藏境内外牺牲的藏人举行了嘛呢祈颂法会。而炉霍附近的道孚县和色达县的民众们，准备去炉霍朝拜、顶礼诺布云丹的遗体，但在路上遭到了阻止，所以未能到达炉霍。

我们都知道了1月26日，阿坝州壤塘县也遭到了如炉霍和色达同样的血腥镇压，中国军人向抗议者进行了开枪扫射，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另外，刚刚获悉的色达情况是：现在的色达已被中国武装部队内外严密包围，禁止藏人外出，同样禁止外人进入，色达处在非常悲惨的情况中。

比较详细的情况如下：

达瓦扎巴的遗体没有归还给家人，也没有交给色达五明佛学院，而是在27日，按中国当局的安排在达孜多（康定）进行了火化。消息来源说不知是被强迫还是自己愿意去的，总之火化遗体时，死者的部分家人在色达县官员和军人的监控下去了火化遗体的现场。其中有一个官员叫朗卡，是甘孜人，现任色达县教育局局长，民众议论说他虽然是藏人，但对西藏文化恨之入骨，是个恶官。以上说法应该属实，因为现在中国政府信任的藏人很少。

至今色达县除了政府和一些高级官员外，通讯信号都被切断。而且每天都禁止与其它地方进行联系。甘孜县和道孚县的通讯信号也被切断了，所以及时地向国际媒体提供这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困难。

另外，2012年1月27日，西藏康区的部分作家在中国成都聚会，对最近在炉霍县和色达县发生的事件表示强烈关注，对境内外自焚的英雄们的伟大勇气给予了支持和赞赏。并准备征集签名向国际社会发表呼吁书，主要诉求即每一个生命的价值都是同等的，制止任意开枪屠杀和践踏每个人的权利。这是西藏的知识分子们，向国际社会发出有关苦难藏人的情况及争取自由、公平等普世价值的急切呼吁。

1月28日：

色达遭到镇压和切断通讯四天之后的情况：今天，甘孜州的炉霍县、色达县、道孚县和甘孜县等地方，除了政府和高层官员外，继续中断电话和网络等通讯。虽然用电话联系上一位官员，除了谈论一般的事情外，有关当局镇压的情况一字不敢提，这证明了当地的严峻状况并没有任何放松。

另有消息来源证实：在色达县，不管是不是色达人，统统禁止走出色达，而返回家乡的色达人一路上遭到汉人军队一次次的严格检查、审问和登记。

另外，每天都从中国四川的成都军区和德阳、绵阳等地，有大量的武装部队以及镇压藏人的现代武器运往藏地。在成都的藏人聚集区武侯祠的路口和大街上的军警也日益增多，监控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藏人上街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

1月29日：

被中共军警镇压的色达和炉霍两地的民众说：如今色达和炉霍两地到处布满了从中国多个地方特别调来的军队，包括街道和路口都布满了岗哨，甚至禁止行人往来。在甘孜州的各县交界地段，也已被全副武装的国家正规军隔离、防守，监控、检查所有往来行人。

以色达和炉霍两地为主，甘孜州各县工作人员被严令24小时轮流值班，并配合军警在官员的带领下赴各地召集民众开会，进行恐吓，防止民众再次抗议政府。

另外，在成都的藏人聚集区（武侯祠一带）的四周和街道路口，近来也突然增加了很多巡逻军警和很多神秘的警车，24小时蹲点，严密监控，严阵以待。对此，很多汉人议论：奇怪啊！为什么这个区域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真枪实弹的军警呢？

路过这里的时候拍了一些照片，从正面不让拍照，再说内心也很恐惧。

补充：

以下照片记录的是1月23日在炉霍县的抗议中被枪杀、枪伤藏人。第一张照片为被枪杀死亡的藏人云丹。多张图片见自由亚洲藏语节目。

唯色：献给被枪杀的云丹

2012-01-31T13:33:00.001+08:00

献给被枪杀的云丹[1]

唯色

若没看到这张照片，
你的名字：云丹
不过是几十年来，
被各种手段消失的族人之一。
且是常见的图伯特[2]名字，
因与色拉贡巴[3]叫我阿佳[4]的僧人同名，
才不至，被我遗落在逐日叠加的死者名单当中。
那个叫云丹的热贡[5]僧人，在土鼠年[6]的深夜，
与不计其数的同修，被金珠玛米[7]的枪，
赶出了依托今生的寺院，
不得不游荡于险象环生的尘世

可是面对这张照片，
你的名字：云丹，
化作滔滔的泪水，
也填不满沦陷的故乡山河。
卷曲的黑发、赭色的面颊，
因与我有着同为糌粑[8]养育的因缘，
刹那间，让我回到往世今生的祖先与手足之中。
这个叫云丹的章戈[9]牧人，在龙年[10]春节初一，
与更多无名的族人，被金珠玛米的子弹，
击中了系在胸前的嘎乌[11]，
是不是已被白骏马送往雪山之巅？

注释：

[1]云丹：藏语，意为学问、文化。通常用作人名。诗中的“云丹”，指2012年1月23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爆发藏人抗议，军警开枪，打死打伤许多藏人，现已知死者之一名为云丹，牧人，49岁。照片来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 http://www.savetibet.org/。

[2]图伯特：藏语，即汉语的西藏。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之说。分布在现如今行政区划的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以及西藏自治区。又称安多、卫藏和康三区。

[3]色拉贡巴：藏语，色拉寺，位于拉萨，著名的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之一。

[4]阿佳：藏语，姐姐。

[5]热贡：藏语，地名。指今天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6]土鼠年：属于西藏藏历算法，即公历2008年。

[7]金珠玛米：藏语，指中国军队，即汉语的解放军。

[8]糌粑：藏语，藏人特有的粮食，青稞磨制而成，成为西藏的一种象征。

[9]章戈：藏语，地名，指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

[10]龙年：属于中国农历算法，指2012年。

[11]嘎乌：藏语，装有佛像等圣物的护身盒。

写于2012年1月26日

再改于2012年1月31日

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译文）

2012-01-29T18:10:00.006+08:00

这篇文章转自让赞联盟和Phayul 。

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

作者：克里斯托夫•白苏且Christophe Besuchet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Saturday, Jan 28, 2012
发表于2012年1月28日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我反正一看到媒体和流亡藏人总用“绝望”这个形容词，来描述在西藏自2009年以来发生的自焚抗议，就非常不安。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自焚已发生了17起，像“真正的绝望举动”、“绝望的自焚”这样的说法已成为日常词汇，自动重复，好像作家、政府官员及政治家不觉得有必要去分析这些行动背后更广博的志向。

从词源上看，“绝望”来自拉丁语“desperatus”，意为“被剥夺了希望”，用到形容抗议行动时，带有痛苦和沮丧的意味。阿富汗妇女和少女的自焚（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有103例）也许可以被称为“绝望举动”，自焚者以此来表明她们宁可死，也不愿生活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与虐待之中。当被问及她们的动机时，自杀未成后幸存的阿富汗妇女总说，她们感到“没有出路”。其中之一，当问及对其他妇女有无忠告时，甚至答道：“不要焚烧自己。如果你想找出路，用枪，痛苦要少些。”

西藏自焚事件则完全不同。首先，所有可得的证据都表明，他们的动机是更伟大的事业，而不是因为抑郁、社会压力或财务负担。正如今年1月8日在果洛达日自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喇嘛索巴朱古所写：“我自焚不是因为我的个人利益与问题，而是为了六百万没有自由的藏人，为了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其次，虽说藏人的自由被剥夺，他们的希望没有被剥夺。自从藏人先驱图登欧珠1998年4月在新德里自焚以来，从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来看，所有自焚者都健康、快乐，除了为反抗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而牺牲，他们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去死。再次引用索巴朱古在其政治遗嘱中清楚地表明没有绝望：“藏人不应对未来失去希望，幸福的一天终会到来”。这种乐观态度甚至表现在亲属身上；22岁的洛桑嘉央在1月14日自焚，他的母亲表示家人“对他的死没有遗憾”，因为他是“为了西藏的事业而牺牲”。

从这种无畏的抗议中引发的希望，也对那些在被占领的西藏抵制中国压迫的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监狱因莫须有的间谍指控被关了6年的民族音乐学者与制片人阿旺曲培最近指出：“1997年［原文如此］，我还在监狱里，听到了图登欧珠在印度自焚的消息。（…）与所有在西藏的政治犯一样，我受到了鼓舞和激励，因为我们感到会有事为西藏而发生。”他进一步说：“我相信大多数听说过图登欧珠历史性牺牲的在西藏的藏人，一定会受到启示并为之感动。”

在这些抗议行动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绝望的意味，也没有信心的失去。从这些自焚事件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与其它任何一例在西藏的抵抗行动一样，是充满信心、坚韧顽强的突出范例，是崇高的希望，是坚定的决心。这些牺牲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梦想与道德力量，绝不能随便地或冷漠地贬低为悲壮有加，却完全无用的个人行动。

对“绝望”这个词的滥用，虽然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意的，有损于这些英勇的行动，这是必须指出的。首先它损害人的记忆：它显示了对他或她的动机、决心和愿望令人不安的缺乏尊重。去强调那些毫无根据的苦楚与绝望，一个英勇的行动会被人记成一种逃避的方式，或者更糟，一种软弱与怯懦的标志。在大众心理中，这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中国当局很清楚需要贬低对自焚者的记忆，并且很快地指责索巴朱古是因为秘密恋情而自杀，虽然这种指控不大成功。而且这样还有损于这些自焚事件标志着反抗中国占领斗争复始的信念：把这些行动标为绝望，并视为无望的抗议，我们在冒着将一个潜在的革命希望扼杀在萌芽之中的风险。在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至少对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领导者来说是更为敏感的问题。

在自焚者付诸行动时，他们心中肯定会有几重目的，他们大概不想只是完成一次性的演示行动，而是认定他们的牺牲会成为点燃更大规模抵抗运动的火花。他们的目的常被解释为引起世界对中国在西藏镇压的注意，但这种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不论在西藏境内或流亡在外，很多藏人已不再对其他国家为他们而作出实质的政治参与抱有信心。而且，没有一个自焚者在他们的遗言中提到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外国政府。这些自焚行动更广的目标，可能不是有意设计，但肯定是有所预料，是为了唤起藏人团结一致、抵抗中国的占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蔑视强权的行动的确鼓起了抵抗者的勇气，这些率先殉身的人肯定料到了明显会发生的这种连锁反应。索巴朱古自焚后在果洛地区，或洛桑嘉央的阿坝县发生的要求独立的抗议，明确展示了这些行动如何成为催化剂——即使第二个抗议更直接的原因是警方非人道地殴打火焰中的洛桑嘉央。

不能想像这些自焚的藏人，特别是在因果业力中有过长期修行的僧尼们，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可以产生巨大后果，可以体现他们同胞的不满与挫折。他们可能（也可能没有）听说过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他的自焚引起了去年在突尼斯发生的革命并启发了更广泛的阿拉伯之春，但他们肯定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将引发抗争的巨大潜力。看一看中国的武警、警察以及特警在西藏不安地区人数上不成比例的部署，没人会怀疑北京意识到了这些抗议活动的激烈性，并且对由此而来的威胁极度重视。那么，为什么达兰萨拉不去充分利用这个局势呢？

西藏流亡政府，固执其不能自脱的中间道路，确实有其充分的理由尽量减少这些自焚的影响范围。首先，这些对抗性行动与官方的绥靖政策相抵触，而那些高级官员认定那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关键。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自焚者之中有些人要求独立，也有些人称西藏为“国家”（rgyal-khab），显示了对“真正自治”微不足道的支持。

由此看来，不必奇怪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在《华盛顿邮报》称这些自焚为“绝望的行动”，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称“僧人的自焚是出于无助”。也不必奇怪在宣读所有在西藏将自己焚烧者的名单时，同一位噶伦赤巴，面对近20万聚集在菩提迦耶参加时轮金刚法会的藏人，不知何故遗漏了扎白的名字，20岁的他在2009年2月成为第一位在西藏的自焚者。

但是，尽管达兰萨拉不情愿认同自焚者的真正目标，以及外国媒体拒绝描绘藏人奋争的实质，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不要让这些（自焚）行动无休止地发生。终止自焚——并使之服务于其真正的目的——是不会仅仅在解除对寺院的封锁并将武警部队从不平静地区撤出后实现的。坦克与机枪只是中国残酷压迫中可见的一面。无论要求中国“克制”（美国政府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用词）能给当地居民多少解脱，都只有短期的效果。总有一天，抗议活动再会出现，很有可能会有更加激烈的程度，造成更大的伤亡。

然而，复兴的抵抗，如有组织并更具对抗性，会驱使西藏内的有志人士采取强迫将自己点燃之外的各种行动。自2008年以来，在西藏的藏人已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反抗中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在这四年中不断发展壮大，并达到了19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层次。以前总是避免采取立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现在坚决支持，要求独立以及展示西藏国旗比以往更频繁，以鼓舞人心的“拉喀运动”为标志的不合作行动越来越多地在整个西藏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新的国家意识在不断增长，新的抵抗方式在发明；不满情绪在全国都在沸腾。这种合流之势很少出现过。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达兰萨拉发出一个正式呼吁来整合并参与重要的非暴力行动，会在西藏发生多大的影响。比如，号召一个全国范围的不合作运动，无疑会受到欢迎，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得到大部分在中国统治下生活的藏人支持。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措施会赋予新选出的流亡政府以坚实的合理性，这个选举在西藏境内被热衷地追随，在西藏的藏人对其仍寄予厚望。然而，我再次表示我对西藏流亡政府领导这场斗争意愿的疑惑。中间道路方案，不仅是自治的主张，也被证明是不行动与投降的呼吁，它从未为在西藏的藏人指引方向（也许除去提倡与中国占领者合作）。根据噶伦赤巴的陈述以及他对来自中国的无情制裁的担心，达兰萨拉肯定不会在近期内鼓励在西藏的政治抗议。

但我坚信一件事：不把西藏抵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自焚及类似的极端行动将不会停止。回到以前的状态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藏人现在正在走向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地点。由晋美乌金总结的“糌粑革命”正在进行。引用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于斯蒂芬•比科在南非狱中死后写的歌词：“你可以吹灭蜡烛，但你吹不灭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风将吹它更高。”

这些自焚者是真正的自由战士，他们用的是非暴力行动的最高形式——也是最痛苦的——来为他们的国家摆脱压迫。至少我们也该做到的是还他们的牺牲以本来面貌，而不要以我们的短视，来加上他们原本没有的意愿。这些男男女女不是在中国极权之下绝望的受害者。他们不是向中国强权屈服的“被剥夺了希望”的人。他们牺牲自己是为了他们国人的利益，是为了恢复国民的骄傲，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会有所作为。因为他们秉承希望，西藏总有一天会得到自由。他们是指引继续对中国暴政反抗的灯塔，鼓舞着数百万藏人团结一致，争取独立的斗争。愿这些自焚的藏人标志着共产党中国垮台的开始。

作者介绍：

Christophe Besuchet：克里斯托夫•白苏且是一位导演和西藏独立运动的长期活动人士。他是《Lungta》（风马旗）杂志的前发行人，是瑞士TSG组织的合作创办人并且曾经绘制了若干拉萨和西藏地图。1994年至1999年，在达兰萨拉担任“阿尼玛卿研究会”的平面设计师。目前是瑞士让赞联盟副主席。

Beacons of resistance, not desperate acts
By Christophe Besuchet

I do not know if you are like me, but I find it extremely distressing to see how commonly the adjective “desperate” has been used by the media and Tibetans in exile to describe the self-immolation protes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ibet since 2009 — seventeen cases so far as I write this. Phrases such as “truly desperate acts” or “desperate self-immolation”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usual vocabulary and are repeated automatically, as if writ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oliticians do not find it necessary to analyze for themselves the wider ambitions behind these actions.

Etymologically, the word desperation comes from the Latin desperatus, or “deprived of hopes”, and carries a sense of misery and dejection when it is applied to protest actions. Self-immolation by women and girls in Afghanistan (103 cases reported between March 2009 and March 2010) [1] can probably be referred to as “desperate acts” as those who carry them out prefer to die rather than to live under constant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When questioned about their motives, Afghan women who survived their suicide attempts usually replied that they felt as if they had “no way out”. One of them, when asked whether she had a message for other women, even replied: “Don't burn yourself. If you want a way out, use a gun: it's less painful.” [2]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irst, all availabl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motivated by a greater cause, not by depression, social pressure or financial burdens. As Sopa Tulku, a revered high-ranking lama who immolated himself in Golok Darlak on 8 January this year, wrote : “I am not self-immolating for my personal interests or problems, but for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 who have no freedom and for th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o Tibet.” [3] Secondly, if Tibetans are deprived of their freedom, they are not deprived of hope. Starting with Thupten Ngodup [4], the first Tibetan known to have set himself on fire in April 1998 in New Delhi, those instances of self-immolation about which we have an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happy and healthy people, who have no reason to die apart from offering their lives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China’s occupation of Tibet. Sopa Tulku, again, was very clear in his political testament about not being desperate: “Tibetans should not loose hope in the future, a day of happiness will surely dawn”. This sense of optimism extends even to relatives; the mother of the 22-year-old Lobsang Jamyang, who immolated himself on 14 January, declared that her family “has no regret for his death” as he had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Tibetan cause.” [5]

The hopes derived from such fearless protests have also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ose who are resisting China’s oppression in occupied Tibet. Ngawang Choephel, an ethnomusicologist and filmmaker who spent six years in a Chinese jail on fabricated spying charges, noted recently: “In 1997 [sic], when I was in prison, I heard news of Thupten Ngodup's self-immolation in India. (…) I was encouraged and energized, like all other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ibet because we felt that something would happen for Tibet.” He further added: “I am sure that most of the Tibetans in Tibet who heard about Thupten Ngodup's historic sacrifice must have been inspired and moved.” [6]

There is definitely no sense of despair that we know of in any of these acts of protest. Nor any hopelessness. As far as we can tell, these self-immolations are, like every single act of resistance in Tibet, a striking example of confident resiliency, of high hopes and of unflinching determination. These sacrifices carry the dream and the moral strength of an entire nation and cannot be, carelessly or sarcastically, reduced to some tragic but useless individual acts.

This abuse of the word "desperate", unintentional as it may be for many, is damaging to these valiant actions and this must be pointed out. It is firstly injurious to the person’s memory: it shows a troubling lack of respect for his or her motives, determination and aspirations. By emphasizing some unsubstantiated anguish and despair, a heroic act will be remembered merely as a means of escape or, worse, as a sign of weakness and cowardice. In the collective psyche, this could have detrimental consequences. The Chinese regime understands very well the need to demean the memory of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and was, for example, quick to accuse, albeit without success, Sopa Tulku of suicide because of a secret love affair. But it is also harmful to the promise these self-immolations can represent for a renewed struggle against China’s occupation: by branding them desperate and viewing them as hopeless protests, we risk nipping in the bud any hope of a potential revolution. And here we are touching a much more sensitive issue, at least as far as the Tibetan leadership in Dharamshala is concerned.

When committing self-immolation, these people certainly had several objectives in mind. They probably did not think of just carrying out a one-shot dramatic action, but considered their sacrifices as sparks that would set off a larger resistance movement. It is usually explained that their aim was just to draw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Chinese repression in Tibet, but this is not entirely true. Many Tibetans, in Tibet and in exile, have indeed become disheartened about meaningful political engagement on their behalf by foreign countries. Besides, not a single reference was made by the self-immolators to the United Nations or to any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ir messages. The wider goal of these self-immolations, probably not consciously planned but definitely anticipated, was to serve as a wake-up call for Tibetans to unite and stand up against the Chinese occupation. There is little doubt about this. These acts of defiance have indeed inspired courage in those with the will to resist, and their authors must have carefully considered the obvious eventuality of such a chain reaction. The pro-independence protests that broke out in the Golok region following Sopa Tulku’s self-immolation, or in Ngaba county following that of Lobsang Jamyang, clearly demonstrate how theses actions acted as catalysts — even if the second protest seems to have been triggered by the inhumane beating of Lobsang Jamyang, still in flames, by the police forces.

It would be very surprising if Tibetans who set themselves on fire, especially nuns and monks trained in the field of causality, were not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ir actions can have tremendous consequences and can capture the discontent and frustration of their compatriots. They may (or may not) have heard of Mohamed Bouazizi, the man whose self-immolation sparked last year’s Tunisian revolution and inspired the wider Arab Spring, but they definitely realize the immense potential of unrest triggered by their actions. Looking at the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Chinese paramilitary troops, police forces and SWAT teams deployed in the restive areas in Tibet, it leaves no room for doubt that Beijing realizes the explosive nature of these protests and is taking the threats posed by them very seriously. Why, then, does Dharamshala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obstinate and a prisoner of its own Middle Way Approach, has actually every reason to minimize the scope of these self-immolations. First, these confrontational actions go against the official policy of appeasement which, high-ranking officials are convinced, is the only key to resolving the conflict. But more importantly, demands for independence by some of the self-immolators, and references to Tibet as a “nation” (rgyal-khab) by others, clearly show the meager support for “genuine autonomy”.

It should come therefore as no surprise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Lobsang Sangay refers to these acts of self-immolatio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as “desperate acts” [7] or declares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at "monks are self-immolating out of helplessness". [8] Nor should it comes as a surprise when, reading the names of all those who set themselves on fire in Tibet, the same prime minister, in front of nearly 200,000 Tibetans who had gathered in Bodh Gaya for the Kalachakra teachings, somehow omitted the name of 20-year-old Tapey, the first person who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in Tibet in February 2009.

But despite Dharamshala’s reluctance to acknowledge the true ambitions of self-immolators and the foreign media’s refusal to portray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what it is, something urgently needs to be undertaken to ensure that these actions do not happen indefinitely. Putting an end to self-immolations — and making certain they serve a real purpose — will, however, not be achieved simply by lifting the sieges of monasteries and withdrawing paramilitary forces from restive areas. Tanks and machine guns are merely a visible symptom of China’s ruthless domination. No matter how much relief Chinese “restraint” (the word used by the US Government’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9] would provide to local residents, it would represent no more than a short-term fix. One day or another, protests will break out again, most probably on a more radical scale and involving greater casualties.

Renewed resistance, on the other hand, organized and more confrontational, would most probably drive dedicated people inside Tibet to undertake actions that do not forcibly involve setting oneself on fire. Since 2008, Tibetans in Tibet have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ir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China’s occup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growing in that four-year span and has reached a stage unknown since the 1950s.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who had previously avoided taking a stand are now firmly on board, calls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use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flag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than ever, and acts of non-cooperation, embodied in the very inspiring Lhakar movement [10], are increasingly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ibet. All over the country a new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growing, new forms of resistance are being inven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discontent is boiling. Such a conjuncture occurs only rarely.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hard to imagine that an official appeal by Dharamshala to unite and engage in major non-violent actions would have a tremendous effect in Tibet. Calling for a country-wide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for example, would undoubtedly be hailed and, as much as conditions allow, embraced by the majority of Tibetans living under Chinese domination. Such a step would also, it is worth noting, confer solid legitimacy on the new leadership in exile whose election was enthusiastically followed in Tibet and in whom Tibetans in Tibet have still high hopes. However, once again I have to express my doubts about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s willingness to lead the struggle.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s not only a claim for autonomy, it has also proven to be a call for non-action and surrender, and it has never served to provide direction to Tibetans in Tibet (apart, maybe, from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hinese occupiers). Based on the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s and on his fear of ruthless sanctions from China [11], Dharamshala will definitely not encourage political protests in Tibet anytime soon.

But I am convinced of one thing: without taking Tibetan resistance to a new level, there is little chance that self-immolations and similar extreme actions will stop. Going back to the prior status quo is not an option and Tibetans are now approaching a point where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The “Tsampa Revolution”, as coined by Jigme Ugen, is on the move. To quote lyrics by the British singer Peter Gabriel, written after the death of Steven Biko in a South African jail: “You can blow out a candle, but you cannot blow out a fire; once the flames begin to catch, the wind will blow it higher." [12]

These self-immolators are true freedom fighters, who use the ultimate form of non-violent action — the most painful one — to free their country from oppression. The minimum we ought to do is to view their sacrifices for what they are, not for what our myopic approach wishes them to be. These men and women are not desperate victims of China’s totalitarianism. They are not people who gave in to Chinese might because they were “deprived of hope”. They are sacrificing themselv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countrymen and women, an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a nation’s pride, because they know their actions can make a difference. Because they are carrying the hope that Tibet will be free some day. They are the beacons of a renewed struggle against China’s tyranny and an inspiration for millions of Tibetans to unite and fight for their independence. May the sacrifices of these Tibetan self-immolators mark the beginning of Communist China’s downfall.

Christophe Besuchet is an art director and a long-time activist in Tibet's independence movement. He is currently the Vice President of Switzerland's Rangzen Alliance.

Article submitted by the author.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iece are that of the author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iece on this website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ir endorsement by the website.

Notes

[1] Abigail Hauslohner, "Afghanistan: When Women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ime, 7 July 2010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02340,00.html

[2] Martin Patience , "Afghan women who turn to immolation", BBC, 19 March 2009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7942819.stm

[3] ༢༠༡༢ལོའི་བོད་ནང་གི་མེར་བསྲེགས་གནས་ཚུལ་ཐོག་མ། Tibet Times, 9 Jan 2012 http://www.tibettimes.net/news.php?cat=49&&id=5385

[4] Jamyang Norbu, "Remembering Thupten Ngodup", 12 May 2008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8/05/12/remembering-thupten-ngodup/

[5] "‘No Regret’ For Loss: Mother", RFA, 18 Jan 2012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mother-01182012151811.html

[6] Ngawang Choephel, "Are we ignoring self-immolation?", 2 January 2012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0150452176846793

[7] Dr Lobsang Sangay, "Chinese repression to blame for 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Washington Post, 4 November 2011 http://bit.ly/vGyddB

[8] Vishal Arora, "World will regret its neglect of Tibet: Tibetan PM", IANS, 18 Jan 2012. http://bit.ly/xprV5X

[9] "Statement by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Maria Otero", 24 January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1/182424.htm

[10] http://lhakar.org/

[11] "Tibetan PM Discouraging Political Protest In Tibet?", Tibettruth.com, 2 Nov 2011 http://tibettruth.com/2011/11/02/tibetan-pm-discouraging-political-protest-in-tibet/

[12] Peter Gabriel - Biko (198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gM-1r0X5Zc

索巴仁波切自焚前录音的遗嘱

2012-01-28T21:30:00.011+08:00

【注：以上第一个视频是索巴仁波切本人录音的遗嘱，第二个视频是他的遗嘱被译成英语，并由RFA记者用卫藏语念诵。】

2012年1月8日，索巴仁波切在安多果洛达日（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自焚。他是2009年以来境内藏地自焚的第16位藏人，是2012年境内藏地自焚的第3位藏人。迄今，已有17位境内藏人以自焚来表达决绝的抗议。

在索巴仁波切自焚牺牲之后，当局立即制造谎言来对索巴仁波切污名化（见
中评网），企图遮蔽真相。但是，索巴仁波切在自焚之前录制了长达9分钟的遗嘱，用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自焚献身的缘由。这段录音已于近日送出藏地，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播出。以下是索巴仁波切录音遗嘱的中文译文。

提供录音遗嘱者的说明：目前对于索巴仁波切的死因有不实传言，一种声称他是因男女关系而走上绝路；另一种声称他是因患有严重的传染病而走上绝路，许多来自各地的藏人在慰问索巴仁波切的家人、参加他的火葬及四十九天超度时，被如是告知，传言甚至说他的家人也可能患有传染病，试图以此阻止各地的吊唁者。

事实上，许多认识索巴仁波切的人，了解他的人，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为人。他牺牲前身体很健康，是一位授过圆满具足比丘戒的出家人，谁都没有听说过他曾违背戒律。索巴仁波切的所作所为对雪域藏地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的离去是整个雪域、特别是果洛地区僧俗的重大损失。如果世人能明辨是非、黑白，请听他最后的告诫。以下内容是索巴仁波切最后的遗言。

录音整理成藏文者：堪布阿旺多杰 http://www.khabdha.org/?p=24588

藏文译成中文译者：东宗

索巴仁波切声音：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amdolaytsen/amdo-stringer/%20%20statement-recorded-by-sopa-rinpoche-before-his-self-immolation-01202012115218.html/t012012sp.mp3/inline.html
索巴仁波切遗嘱全文如下：

国内外六百万藏人兄弟姐妹们，在此，我向为藏人的自由而牺牲的以图丹欧珠[1]为主的英雄们、为六百万藏人的团聚和藏地的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们，表示无比地感谢和钦佩。我已经四十多岁，一直没有勇气像你们那样做，以致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地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扬做了一些贡献。

在21世纪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许多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年，我也愿贡献自己的血肉来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一切众生未有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无边的众生由于业际颠倒，做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业，我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清净业障。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诸香涂地缤纷雨妙花
严饰须弥四洲并日月
观想变现供养诸佛刹
修习愿达诸佛清净刹
（译者注：以上是曼札偈）

自他身语意三世善法、珠宝、妙善、曼札、普贤诸云供意幻供养上师三宝尊，慈悲摄受赐予我加持：“俄当，格热，然那曼札拉，康呢尔亚，答亚么”。（译者注：此为曼札偈咒语）

再次说明，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事实上临终之际，若有嗔恨心很难得解脱，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引导者，愿以此供养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佛的果位；并为国内外诸多高僧大德长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了雪域政教永世长存：

雪山绵延环绕的净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丹增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住百劫
（愿事业如日中天）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

愿恶缘毁坏教法者
业际颠倒有形无形
思想行为入恶劣者
三宝谛实加持永断除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所著的雪域祈祷文）

（愿此等善法等两偈，略）

殊胜之最发愿王
利益无边诸众生
圆满普贤行愿力
三恶道众尽解脱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成就所愿咒，念诵了三遍）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年轻的藏人要努力、勤奋地学习十明等藏人的文化及理论知识，年老的藏人也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融入到善法之中，大家要共同弘扬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大家都要力所能及地，为了藏人的幸福和一切众生暂时获得世间圆满以至究竟获得佛的果位而多做善事，这非常重要，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我还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译者注：提到一个名字但听不清楚）：我身无分文，我的一切财产早已布施在佛法方面，请你们不要说这里有我的财产、那里有我的财产，或者这里那里有我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施主们请记住这一点。还有，希望我做担保的一些乡亲、喇嘛、祖古的物品，你们要按约定的时间如数交还。

自他三世一切善法回向给一切众生等，特别是在地狱等三恶趣的众生。

（殊胜之最发愿王等一偈，略。）

（此生三世一切功德一偈，略）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译者注：

【1】图丹欧珠：1998年，在印度德里举行的绝食抗议中国的活动中，流亡藏人图丹欧珠点火自焚牺牲，年约六十多岁。

疯蟹：四幅西藏漫画（一）

2012-01-27T17:45:00.013+08:00

漫画家蟹农场·疯蟹，在“漫画运动”网站连续登出四幅有关藏人自焚、藏人抗争的漫画。

他（ @hexiefarm）在Twitter上说：自2008年以后，国际上关于西藏的漫画很少。尤其对于藏僧自焚，目前国际漫画界几乎保持可怕的沉默。我希望这种情形会很快改变……这组漫画一共四幅。西藏主题也将是蟹农场漫画的主题之一。

我深为之感动的是，对于第四幅漫画，疯蟹在Facebook上留言：“这是一幅向僧侣和历史致敬的画。”

转帖的四幅漫画图说中的英文由John Lee @johnlee1021 翻译。点击显示大图。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re
Since 2009, there have been 17 Tibetan monks who set themselves alight.

火焰上的政治局常委
自2009年2月以来，已有17名藏人自焚。

Tears of the Buddha
17 Tibetans who have self-immolated in protest since February 2009

佛陀的眼泪
自2009年2月以来，已有17名藏人自焚。

Untiled-03
Chinese troops fired on Tibetan protest on 23rd Jan 2012, at least one was killed

舞台上方写着：和谐西藏
中国军队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至少一人被杀。

Propaganda Strategy
Before this Lunar New Year, the Tibet Regional government had distributed more than 1 million portraits of the four-generation central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to places including temples, schools and rural households.

宣传策略
春节前，西藏自治区政府在西藏各地分发了100多万面（张）国旗和“领袖”画像，去悬挂张贴在寺院、学校和农村家庭。这些肖像漫画描绘了中国四代中央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玛赤林说，“悬挂领袖画像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感谢。”

关于第三幅漫画的推文：
hexiefarm：他沾着藏人的血 @degewa 遮盖真相的血色大幕，露出的眼镜男。。。

关于第四幅漫画的推文：
hexiefarm：这幅漫画不仅仅展示强权暴力，也展示僧侣抗争的勇气和历史。

“漫画运动” 网站是一个政治讽刺漫画社区，理念是真理并非唯一，目前汇集了100多位漫画家向世界展示不同的声音。漫画家蟹农场·疯蟹说：“我会把我的这组西藏漫画发到cartoonmovement网站（即“漫画运动”），以期引起更多漫画家的注意。”

藏地高僧或被酷刑或被失踪之案例

2012-01-25T00:51:00.010+08:00

在此记录这三个人的名字和简短的、令人焦虑的故事。
但我知道，现在所记录的，只是许多同样命运的人当中的三个人。

许多人，是的，他们都是我们的文化中，被尊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僧宝”，都是我们的绛红色的珍宝，却一个个地，在今天，不但被贬低，被仇恨，甚至被肉体消灭。

当然，如此对待我们的仁波切、格西、堪布、喇嘛以及所有僧侣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政府。

我曾在记录2008年全藏抗暴事件时写过：“有许多事情，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有许多真相，是没有多少人清楚的。从康地传来的消息称，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如色达县和石渠县的牧区草原，发生过类似于战争中的屠杀。”

而这些天，在阿坝县、在炉霍县、在色达县，又发生了屠杀。
境外媒体已经艰难地在报道，世人啊，请不要说不知道。

不过我在这里记录的是这三个人简短的、痛苦的故事。
一位是格西（藏传佛教最高学位），一位是堪布（佛学高僧兼主持），一位是喇嘛。

有两位是安多藏人，一位是康藏人。在以下的记录中为便于了解，我采取了今天的行政区划。

恳求关注他们被迫害的命运。他们以及众多藏人僧侣的苦难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个别的。

一、青海高僧次成嘉措受酷刑折磨而死

2012年1月22日上午，一位备受尊敬的格西喇嘛次成嘉措因遭当地警方酷刑折磨，溘然去世，终年51岁。

他出生于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镇的牧人家庭，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支扎寺（藏语德查贡巴）出家为僧，因佛学上的成就而成为格西喇嘛。

2011年7月的一天，次成嘉措在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的一所学校做讲座时被捕，并被关押在青海省海东地区的监狱。

据告知，他被捕的主要原因是：1、2006年，他去印度参加尊者达赖喇嘛主持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回来之后成了当局的怀疑对象。2、2008年3月10日，支扎寺（即德查贡巴）60多名僧人高举尊者达赖喇嘛法像、呼喊要求自由，进行了和平抗议游行。次成嘉措发表了演讲。3、他一直在家乡、寺院及多个地方，开展保护藏语言文字的“纯正母语”工作。

据消息人士报告，次成嘉措在监狱中遭到酷刑折磨，于去年年底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数日前被送回在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镇的父母家中，最终在极度虚弱中离世。

二、昌都噶玛寺堪布洛珠绕色被失踪，传可能被害

2011年10月26日凌晨，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发生了一桩蹊跷的爆炸事件，当局锁定是噶玛寺僧人所为，自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噶举派寺院蒙受灭顶之灾。

噶玛寺两百多名僧人，数十人被捕，数十人逃往高山避难，为此41岁的村民（曾是噶玛寺僧人）丁増朋措，于去年12月1日在嘎玛区政府门口自焚，高喊“我的上师和噶玛寺堪布都被捕了，我无法忍受”。在他自焚牺牲后，留下的四份遗书辗转送出，其中一份写到：“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蒙难的噶玛寺堪布名为洛珠绕色，于去年10月底在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的一个闭关修行山洞被捕。他在当地威望很高，深得民众崇信。

因为他的被捕，当地民众多次向当局递交为他呼吁的请愿书。去年12月26日，嘎玛区等地民众两百多人去区政府、去县城请愿，要求当局施放堪布洛珠绕色，但在路上被荷枪实弹的军警阻拦、驱逐，并被警告不准再有任何请愿，否则后果自负。

堪布洛珠绕色被捕之后，曾有消息传来他被酷刑折磨得非常厉害，但到现在已无任何有关他的消息。许多藏人都说他可能已被酷刑折磨而死，又一轮抗议风暴蓄势待发。

三、甘肃拉卜楞寺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至今被拘押

喇嘛久美，1966年生人，今年45岁。拉卜楞寺僧人。法名久美江措，身份证名久美，别名久美果日。他出生于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九甲乡录堂村的农家，13岁到拉卜楞寺出家为僧，曾经担任“喇嘛乐队”队长、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校长、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

然而，从2006年至2011年，五年间，喇嘛久美历经四次被捕（我在博客上有过记录），而第四次被捕发生于2011年8月20日，迄今已整整半年，仍未获释。

据分析，他的这次被捕与他在2008年以视频方式向全世界公开作证、披露藏地被压迫真相有关，属于秋后算账。当时他在秘密摄制的视频中，一人面对镜头诉说长达20分钟，用真的面孔真的声音真的名字，对2008年3月以来的西藏事件提供了完整的证言，表达了身为普通藏人僧侣的希望。这个视频 被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Kunleng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

据可靠消息，半年来，喇嘛久美一直被拘押在甘肃省甘南州州府合作市的某个酒店。而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在他被捕第二天就被搜查过，他的电脑、手稿以及他保存的达赖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没收。

藏人自焚的数字为何说法不一？

2012-01-23T11:19:00.006+08:00

图为漫画家蟹农场 @hexiefarm 为藏人自焚而作的漫画《佛陀的眼泪》，选自cartoonmovemen 网站。

藏人自焚的数字为何说法不一？

文/唯色

今年1月6日，在安多阿坝，又有两名藏人自焚。境外关于西藏问题的Phayul网站做了报道。但在叙述境内藏人连续自焚时，Phayul网站也忽略了2009年境内最早自焚的阿坝僧人扎白。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Kunleng在转播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上噶伦赤巴念诵境内自焚者的名单时，也未提及扎白。

当境内藏地连续发生了那么多次自焚事件，如果我们自己不说得清清楚楚，世界上其他人更不可能一一记得。这对我们提出了最起码的要求，当我们用数字计算和表达那些生命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漏掉和遗忘。至少一旦发现错误，必须立刻纠正，对此绝不能碍于情面或人云亦云。否则，一开始的小错，就可能变成后面难以澄清的混乱。

目前，这种混乱已经形成。在诸多国际媒体和海外网站上，关于境内藏人自焚的报道和评论，人数总是说法不一。多数从2011年说起，忽略了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即便是从2011年说起，也会在人数上出错。这可能跟自焚的事件多，且不断变化有关。但更是因为流亡西藏的政府、组织和媒体自己没把数字说清楚，外界才会跟着一错再错，就像是在这个话题上，所有人都不会算术了一样。而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对藏人自焚事件的关注时，也是从2011年说起。

为此，我不得不与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较真。其实事情本来可以很简单，如果一开始知道遗漏了扎白，立刻改正，后面的混乱完全可以避免。但不知为什么，似乎是领导人说错的，改正好像就成了问题，就得把错误坚持下去，以致成为导致如今混乱的根源。

在我的经历中，永远把自己说成“伟大、光荣、正确”（简称“伟光正”）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遗憾，我没有在民主社会生活过，但是以我对民主的了解，我相信民主社会应该没有“伟光正”，尤其是，民主首先该做的就是监督领导人。民选领导人随时可以被民众批评，领导人则不敢傲慢只能谦卑，媒体不是迎合领导人的，而是会用放大镜找他们的毛病……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是民主？

实话说，作为生活在专制及殖民统治下，没有尝到过民主甘露的境内藏人，我很害怕境内藏人寄予无限期望的流亡西藏的领导层中，出现我们熟悉并且厌恶的专制特征——吹捧造神、逢迎权势、打压批评等。为此，恭请境外同胞原谅，如果流亡西藏政府、组织和媒体，坚持继续省略2009年境内第一位自焚的阿坝僧人扎白，那么，我会在这个话题上持续发声，直至事实被还原。

最后，我要再讲一遍扎白的故事。自焚时年为20岁的扎白，是安多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高举雪山狮子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遭军警枪击致残并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而他的率先自焚，其实影响很大。

2012/1/11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王力雄、吕邦列：从乌坎的起点再进一步

2012-01-20T22:52:00.004+08:00

王力雄在文章《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中，写到：“突破西藏困境应该就是从村民自治开始……广东乌坎是最新榜样……西藏的村民和村庄能不能获得同样成功呢？乌坎村具有的条件，西藏村庄都不少。一个村成功，西藏就有了旗帜；十个村成功，暗夜就燃起黎明的曙光；一百个村成功，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就会从天边走向眼前……”

而在这篇对话里提出的是：如何从乌坎的起点再进一步。

王力雄、吕邦列：从乌坎的起点再进一步

王力雄：作家，学者，现居北京，长期从事政治体制研究，推动基层民主，著有《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等著作。

吕邦列：湖北人，农村基层民主实践者，曾在家乡启动罢免村主任后当选村主任，并以独立身份竞选，当选枝江市人大代表，现从事村民自治的研究和推动。

1、乌坎成功的关键

吕邦列：日前乌坎村的维权吸引了各方面关注，普遍对乌坎村民的和平、理性、智慧的表现给予肯定，甚至认为乌坎村将成为另一个小岗村，开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对此您怎么看？

王力雄：乌坎村的情况还不是全部了解，从能找到材料看，意义肯定重大。跟以往农村基层抗争维权比，这次取得了成果，是成功。能否说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还要看。2005年广东太石村也得到过同样期待和赞誉，可是现在没有声息了。

几个月时间，乌坎村原有书记主任跑掉了，由村民自己选的“临时代表理事会”自治，管理的井井有条。当局制造的困难使情况比平时更复杂，包括缺粮少吃，断水断电，军警围困等。在这种困难情况下，都能顺利渡过。村民集中资源进行分配，富有人家拿出生活用品，支援给紧缺人家，这都表现得很好。不过，一个短暂的特殊期间，不一定能说明长期的日常状态。

从以往经验可以看出，当民众进入一种集体抗争状态时，面对压力，往往在一定时期表现出高度团结和较高的道德水准。经历“六四”的人可能记得，那时北京的公共交通瘫痪，大部人骑自行车。路上一些行人，可以随时拦一辆自行车，要求带一段。骑车人几乎都会同意。我自己也这样带过好几次人。那的确挺令人感动，双方感觉都挺好，但是那种状态绝对不是常态。你想想，日常生活中你能在街上拦人家自行车要求带你吗？肯定被当成神经病，是不是？难道民主实现了，满街自行车你就可以随便搭了吗？显然不可能。还有传为佳话的“六四”期间小偷罢偷。我跟小偷没打过交道，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即使有一段时间小偷也被感染了，暂时不偷了，难道他从此就改过自新，变成良民啦？我有一个朋友在宁夏青铜峡开游戏厅，跟黑道有来往，他说青铜峡的小偷们那时都在串联，说北京乱了，警察不管事了，正是到北京去作案的好时机，已经准备往北京集中了，北京开枪镇压才作罢。所以，对乌坎村，一方面要看到成功，一方面也要知道短期的表现不是常态。这中间的问题、存在的弊病、不完善之处，都要在长期实践中才能充分检验和展现。

吕邦列：一些相关文章、视频证实乌坎村民在9月29日推选理事会之前，也就是没有组织化之前，砸过村委会的办公室和当地企业，推翻了警车，使用了暴力。而在9月29日组织起来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维权没有计划，面对镇压无计可施，本能地以暴力抗争发泄不满保护自己；而在组织化后，维权活动都有周密计划和安排，却没有使用暴力。同样的村民，组织化前后表现完全不一样。可以说，这次乌坎村取得突破，与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关系。

王力雄：是。乌坎村突出的向所有维权者证明了一点：组织是关键！有组织，就有前景！没有组织，先不要说维权抗争能不能取得成功，首先就可能把自己带向末路，比如打、砸、抢，这种激愤的暴发，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形成一个正义的运动，而且也会导致镇压。镇压也不能说不合理，因为发生了打砸抢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型状态——暴民和暴政的循环。暴政压迫使人民不满，用暴民方式去反抗，又给了暴政镇压的口实，反反复复。

为什么总是暴民呢？不是因为老百姓残暴，而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组织就是有序化。汽油在发动机里燃烧，由气缸和活塞导向，才能有序化，使活塞运动，变成驱动汽车的能量。如果没有发动机装置控制方向，汽油点燃就是一把火，轰一下就没了，把周围的东西都炸掉。

乌坎村的实践也显示，组织化之前是暴烈的，无序抗争必然走向暴力，因为没有其它的表达方式。打人、砸东西可以出气。我砸一下，出了气，他打一下，也出气，大家一块上，有人再趁机抢点，不就成了打砸抢事件吗？而在组织起来后，就有了秩序、计划、安排、领导，以及集体协作，才能保持理性，做事情，乌坎村才得到后面的一系列的进展。

吕邦列：我想提一下2010年12月的钱云会事件。钱云会2004年因政府征地带领村民上访，2005年村民把他选为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也是一个组织啊，但是钱云会当选之后，这个组织好象也没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连村委会这种合法组织都无法用来为村民维护权益呢？

王力雄：这就要看究竟是什么形式的组织。大家都知道需要组织，偶然事件中有自发的挑头和聚集，社区里有历史形成的威望核心，也有通过抗争（比如象钱云会）而受到群众拥戴当选的领导人，还有人们私下串联，也是一种形成组织的方式，但是这些或松散或紧密的组织都没有达到乌坎村的效果，这就提醒我们去分析，乌坎村的组织和上述几种组织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更优越的特点保证了乌坎的成功？

吕邦列：通过权威核心形成的组织，没有选举，是一种自然认同，或是靠一种勇气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这样的组织，村民非常松散，领袖也可能偏激……

王力雄：是。挑头者或者是天然领袖，在一次性的群体性事件中，可能很有作用，可以把事情闹得很大，只是这种闹除了表达不满，没有建设性，往往只有破坏性，通过堵路、围攻、打砸抢等表达不满。但是如何建设，怎么取得进展，就不如乌坎村了。乌坎村的不同在于有建设性，体现在能够保持秩序，进行协调，冷静而有理性，然后通过选举的代表，集中民意，代表民意，跟当局有理、有据、有节地谈判，最终取得成果。

2、多中心的优势

吕邦列：以前的村民自治，就是一人一票选举村委会，选举结束下面就散了，让当选者自己去干。群众的心态就是，选了你，你就去给我维护权益吧，钱云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被选出来，但是村民仍然是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团结起来，也没有共同行动，因此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护。

这次乌坎村的组织方式与以往有区别，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临时代表理事会”，他们村有47个姓氏宗族，每个宗族有自然形成的理事会，可以视为是由宗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推举形成的；宗族理事会推选出宗族的代表（一般都是宗族理事会成员），再由宗族代表推选“临时代表理事会”。也就是说，乌坎的选举是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宗族理事会”，上面再搭建第二个层级。村民们首先团结在各自的“宗族理事会”周围，是多中心的，再由宗族理事会推选出代表，进一步选举管理全村的“临时代表理事会”。“临时代表理事会”架构在宗族之上，是把所有的宗族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叫“宗族联合理事会”也许更恰当。这和现在通行的一个层级的选举方式不一样。乌坎村获得成功是不是与这个特点有关系呢？

王力雄：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你提到多中心，说到了要害。以往的组织架构，不管是临时挑头的，还是自然权威，还是通过选举形成的村委会，如钱云会那种，都是一个特点——中心化，由一个中心发出指令，进行动员或者处理事务，自上而下地操作，推动整个组织的活动。那么首先，一个中心的能力、能量是有限的，而这种组织中，人们往往会有一种“搭便车”的意识，我们选了你，就看你干了，大伙靠你领着。而大伙往往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如乌坎村有一万多人，一个中心发指令，让大家参与，可能有很多人不参与、不出头，也不会有人知道，发现不了。可是多中心的结构，像乌坎村那样，47个宗族理事会相当于47个中心，平均属于每个中心的只有几百人。这种中心发出动员，几百个人，都是一个家族，谁去谁不去，谁缩头了，马上就看出来，哪个总是“搭便车”，一遇到事就逃避，等到你有什么需要大家的时候，谁还愿意帮你的忙？从这个角度，乌坎村的模式在防止“搭便车”，鼓励共同参与这点上，比以往模式就强了很多。这貌似不是大事，却是大家能够齐心参与的关键。

几百人的范围，还是有“搭便车”的机会，如果变成几十人的范围，那时不光是露不露头，每个人在参与过程中卖不卖力，是不是真心实意地参与，别人都会非常清楚。这种清楚不光是道德上制约，将来分配胜利果实时，账目也很清楚，谁做的多，谁做的少，每个人心里都有账，动员效果因此会更加不同。

另外，以前人们为什么不一定愿意参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可是如果乌坎一万三千村民，只有一个层次，怎么表达意见？表达不出来，多数人也听不到。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当头的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你觉得他能代表我，愿意跟他干。稍微有一点分歧，就会觉得自己的意图没有被表达，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参与？所以，“搭便车”也不全是偷懒占便宜，还可能源自没有“当家做主”的感觉。

大规模民主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个人在大规模群体中只是一个渺小数字，没有发言权，作用也体现不出来。可是如果变成多中心，情况就会不同。每个人在所属的较小群体中提出诉求，能够充分发表意见，相互讨论，进行修正，如此反复，然后把形成的决议交给推选出的人去执行。这种过程，会让每一个参与者有“当家做主”的感觉，比在大规模群体中强很多。

乌坎村的第一个层次为什么是宗族呢？因为宗族本身就认同感很强，又是血脉相同……

吕邦列：而且宗族长期为族民调解纠纷，做好事，红白事都是他们牵头操办，认同感自然高。

王力雄：是，宗族除了血缘以外，就靠红白喜事联系在一起。历史上，商业社会不发达的时候，还有很多互助，如大家一块盖房，帮这家收割，帮那家插秧什么的。市场化以后，大多消失了，都包出去，但是红白喜事还是需要大家送人情，凑热闹。这也是一种文化，成为宗族的纽带。宗族的认同感使每个成员觉得这是自己的家，所以要当家做主，大家都要出力。正是因为家族内都的认同感，推选出来的宗族理事会就有代表性。

这种宗族体制是乌坎村的优势，也是乌坎村的特殊性。如果中国的其他农村，也都是乌坎村这种家族结构，也许可以按照乌坎经验如法炮制，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很多农村没有这种宗族结构……

吕邦列：包括我们家乡，宗族整个散掉了。

王力雄：听广东人自己说，广东也只是南部宗族势力强，多数北方农村，宗族要弱很多，而且越来越散。市场化之下，人们出去打工，常年流动，家族观念也淡了。

吕邦列：对宗族的认同反而没有对亲朋好友的认同高。

王力雄：其实这也是社会的必然趋势。宗族结构和现在的社会潮流不一致，不是普遍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让每一个村民有参与感，有当家做主的感觉，能够体现自己的意志，进入到决策过程中呢？就要考虑在家族结构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多中心结构。

越小的群体，成员的参与份额越大，参与感越强，投票，表达意见等等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说过大规模民主的问题是没有参与感。人们为什么对这种民主表示冷漠？美国一半人是从来不投票的，被称为最大的党——“不投票党”，远比共和党、民主党大。选州长，州议会时就更是只有20%、30%的人投票。这种冷漠在于，他觉得他投不投票，没有意义，不差我这一票。虽然理论上任何一票都有用，最后结果是由每一票积累起来的，然而只能作为亿分之一，那种感觉就容易让人放弃。多中心化是解决没有参与感的一种方法。

3、分层的作用

吕邦列：我仔细看过乌坎村的相关报道，研究乌坎村民组织的架构，感觉乌坎的村民组织和您提出的“递进民主制”有相似之处。在它的两个层级——“宗族理事会”和“临时代表理事会”中，递进民主制的两个部分——“逐层递选”和“递进委员会”都得到了体现。如果按照“临时代表理事会”的本质，称它为“宗族联合理事会”，就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是通过递进方式选出的两层理事会，是吧？当然，和“递进民主”也不全一样。按照“递进民主”的方式，每个宗族出一个代表就可以了，乌坎是让每个宗族出1-5个代表，然后去选理事会。

王力雄：谈到乌坎村的时候，可以把宗族概念放在里面，因为它就是以宗族为基础组织的，但是不要强化宗族概念，比如称呼“宗族联合理事会”，这对乌坎村是准确的，如果要推广乌坎经验，跟其他地方的村民讲，他们可能说，我们没有宗族，这种方式是不是我们无法用呢。其实乌坎村的方式，可以用“自由组合”的概念。自由组合的可以是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也可以是家族，对不对？都能包容进去。

乌坎村自治结构，你可以说它是两层，也可以看作还有更多层，因为宗族理事会的选举不一定需要所有宗族成员都参加吧，一般每个家庭出一个人就可以了，可以称作家庭代表……

吕邦列：其实农村一般都是一个家庭出一个人参加村里的活动，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推选村民代表，也是由家庭代表来推。

不过，我跟乌坎的村民通过电话，很多村民并不知道宗族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反正让宗族理事会主持就是了。家族比较小的，只有几户人家，也许还可以聚在一起推选一个。乌坎的方式是，每个宗族出1-5个代表，47个家族加起来是117名代表。由这117名代表选举13个理事会成员。一人发一张纸，各自写13个名字，只能从117名代表中挑选，而且每个姓只能写一名。所有写出的名字，分布在38个姓氏中，再从每个姓氏里面取一名得票最多的，这样就有了38名正式候选人。最后再由这117名家族代表对这38人再进行秘密投票，由得票最多的13个组成临时代表理事会。

王力雄：除了宗族理事会和临时代表理事会两个层次，我觉得那117个家族代表也可以算一个层次，相当于一个选举团。等于先推选出一个选举团，再由选举团去选举村理事会。

虽然乌坎人不知道“递进民主”的概念，但是他们自觉采用了一种多中心、分层次的组织结构。这是因为，只要是多中心，就得有层次。如果多中心只有一个层次，会乱套。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村有5个中心，10个中心，47个个中心，怎么行？所以一旦采用多中心，就会自觉地分层，让多中心逐层集中，凝聚在一起。但是这种凝聚不意味又成了一个中心，新的中心（乌坎的临时代表理事会）——是由下面的多中心（家族理事会）推举和整合出来的，因此要代表和服从下面多中心的意志。

吕邦列：这也有选举的需要，让一万三千人的乌坎村民直接选举村一级理事，都无法召集在一起。

王力雄：对呀，乌坎人就是通过推选一个选举团。这个选举团跟“递进民主”有相似之处，他们被推选上去当选举人，又在他们这些人中推出候选人，再由这些人选。这个过程就是把下面的多中心，提高一个层次进行集中，每提高一个层次就进一步集中。

吕邦列：不过，乌坎村通过分层次虽然有了明显改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比如推出的117名家族代表，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开个会，都是很麻烦的事。哪怕按照递进民主制，一个宗族推一个代表，也得有47个人，讨论和沟通都会不方便。是不是还应该再分层呢？

王力雄：乌坎村的层次应该还不够，但比一万三千多人和两三千个家庭直接搞选举要好很多了。第二层是宗族理事会成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交道，互相帮忙，或是交涉、谈判，处理家族之间的纠纷等，彼此的熟悉比一般村民高很多，清楚哪个好，哪个有能力，更公正。再者，他们都算乡村精英，见多识广，头脑的灵活、文化水平、社会经验等都较高，因此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有基础的。乌坎村的民主分两层，效果已经好了很多，如果再多分一些，有助于更好的交流，更好的整合，取得的效果就会更好、更大！

4、递进民主

王力雄：可以说乌坎的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已经有了“递进民主”的结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结构是行之有效的。由此看到，递进民主不是头脑里的闭门造车和纸上谈兵，不是凭空设计，更应该是一种规律，只要想达到充分的组织化，想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实现功能，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贴近这样的规律行事。

真正的民主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才能体现民众意志。从多中心的角度看，在递进民主的最基层，每个社会成员就是一个中心。但是这么多中心，不可能做出决策，所以要把这种中心不断地凝聚，从家庭推出中心，再到家族推出中心，家族再推出村庄的中心，这样一层一层上去，才能有效地实现组织功能。

吕邦列：一个层次的普选制，大家一起选举一个中心，选完了大家还是一盘散沙，用“递进民主制”，每一层都有中心凝聚，一层一层地团结起来，就好比梳辫子，几个人梳成小辫子，几个小辫子编成粗一点的辫子，几个粗辫子再编在一起，越来越粗，就把散漫的民众捆绑在一起了。

王力雄：单一的中心非常容易被击破。以往很多基层的抗争维权之所以不成功，也是因为单中心的脆弱。破掉单中心是非常容易的，类似美军打伊拉克那种“斩首行动”，中国化的说法是“抓黑手”，只要破掉了单中心，整个就散掉了。乌坎村也曾经被抓了村民代表，不但没有挡住抗争的行动和步伐，反而使村民更加团结和努力，取得更有效的成果，这和乌坎村的多中心组织结构，不能不说有关系。

吕邦列：薛锦波是理事会的副会长，被抓致死后，激起了村民更大的愤怒。

王力雄：以往领导者一旦被抓，下面的人会更怕，但是乌坎村没有，就是因为乌坎村的组织还有下面的层次，每个家族仍然是凝聚着的。抓走村一级的领导者，村民不会散，仍然有凝聚，上层的中心被抓了，下面的中心分分钟可以推举新中心。如果抓下一层中心，再下面的中心又会推举。这就是“递进民主”的特性，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中心被破坏，就垮了，散了。多中心的机制使得主动权始终在民众手中。

吕邦列：钱云会的死是教训，他为村民做事，却没有人保护他。他是单中心，其他人都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多中心的体制不一样，上面的中心是下面中心选举的，是执行者，下面一定会把他当做保护对象。而且下面的中心都有资源和人力，因此也有能力进行保护。

5、递进民主和人大结构的区别

王力雄：递进民主的结构，看上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构相似——人大首先是选民选举乡级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代表，然后由县级代表选地区代表，地区代表选省代表，省代表再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自下而上分层的，为什么结果却会成了一个橡皮图章呢？对此，要清楚二者的不同在哪里。

“递进民主”的两个点是人大没有的。一点是每个层块的规模都在可以实现充分沟通的范围。所谓层块由选举者和被选举者构成。村民代表选举小组长，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就构成一个层块；小组长选举村委会主任，他们之间构成又一个层块。这时的小组长既是下面层块的当选者，又是上面层块的选举者。人大选举，顶多最基层的人们熟悉一些，因为是按社区选举的，能够有一些沟通……

吕邦列：一个社区也太大呀！在农村选乡镇人大代表，一个村几千人选一个或是两个代表，也因为范围太大无法充分沟通。现在村委会都选不好，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选谁好嘛。

王力雄：毕竟还能相互知道一些，所以对人大的基层选举，当局控制起来往往有点头疼，一些独立候选人可以获得成功。但正如你说，基层沟通已经不易，再往上层，代表分散在不同的县、地市或省，就更缺少沟通了。到全国人大那个层次，二千多代表，互相之间谁认识谁呀。何况还会有意识地进行分割，切断代表之间的自由沟通，这是人大制度和“递进民主制”的一个很大不同。

乌坎村的方式和人大方式相比，每个层块的沟通充分了很多。农村的家族几乎是全天候相处，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祖祖辈辈相知，相互底细都清楚。哪怕家族有几百人，也可以算比较充分了解的范围，而人大代表几乎和选民不相干，是不管事的，是虚的。

“递进民主”第二个特点是随时选举。当选者如果被认为不合适，马上可以罢免换人，这是人大绝对没有的。当然乌坎现在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乌坎的自治机构还有临时的性质，称作“临时代表理事会”，机制也没有完善。

吕邦列：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

王力雄：乌坎的自治主要是为了这次抗争，所以没有对机制进行仔细思考，选举也没有严密的程序和规则。就象你了解到的，很多人根本没参加选举；怎么罢免，没有相应的机制。入场机制不明确，退场机制干脆没有，所以只能算临时性的，几个月，半年，可以带领村民维权抗争，可是一旦变成正式的、常规的、主持整个村子日常运转的机构，一定会暴露缺陷，产生新的矛盾。所以说，一方面看到乌坎的成功，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够完善之处。

6、家族是不可靠的

吕邦列：大家抗争的时候，利益一致，将来一旦有利益了，那些在台上的当选者、宗族代表就可能变质。而下面的村民不一定清楚，或是农村人情观念浓，不好意思；没有完善的机制，村民对变质的当选者就会没办法，又回到以前的状态。

王力雄：宗族之间的一个特点就是信任，因为大家是一家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在利益面前，兄弟能成仇，父子能反目……

吕邦列：这个问题在乌坎村也比较明显。有一篇文章写到了这个问题，吴丽玮写的《乌坎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乌坎村书记是薛昌，村主任是陈舜意，薛家是村子里的大宗族，陈姓在当地也是一大家族，另一个大的孙姓，薛、孙两大家族有联姻关系，关系紧密。文章里写了小宗族都被他们欺侮嘛！薛昌、陈舜意能执政几十年，与背后的宗族支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事实证明，即使同一个宗族推出的人，有了利益也会背叛。

王力雄：乌坎在抗争期间，变质的可能性小，掌权就不一样了。权力只能掌握在很少几个人手里。当年的洪秀全造反，不也打着为农民、为穷人，均田分地什么的吗？一旦当了皇帝，比原来的还腐败。乌坎书记是薛姓大家族的，主任是陈姓大家族的，不都是一家同姓的吗？实际上他掌握权力以后，就不再跟你是一心了。最后，人们也就不信任他了。乌坎的抗争，薛家人陈家人应该都是主力。被打死的薛锦波不也是薛家人嘛。

吕邦列：这在农村是普遍现象，觉得是一个家门嘛，对本家最起码要照顾一些吧，事实上这样的人一旦变质之后，哪还管你家族不家族啊，谁都欺侮。

王力雄：原来你在老家动员村民罢免原来的村主任，那主任不也是你们吕姓的吗？家族在共同对外的时候，可以抱成一团，到掌权的时候，不可能全家族几百人都掌权，这时就分出层次来了。哪怕是掌权的人还是继续为家族谋利，也只是为一个家族说话、办事，去欺压别的家族，难道能说就是一个好的权力吗？肯定也不好，也不能长久。所以我认为以家族为基础的机制，不会是真正的民主。民主一定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吕邦列：以家族为单元推出代表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乌坎有七个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家族并不属于一个自然村，大的宗族有500多人，100多户，分布在不同的自然村里。每个宗族都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自然村里。这样如果要选举、罢免什么的，召集困难，沟通也麻烦。还有农村土地都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每个自然村情况不一样，家族推选出的代表如何去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呢？用家族代表来进行村庄治理，长期看的确是有问题的。

王力雄：由家族办红白喜事，当然没问题。一招呼，甚至生活在别的城市、别的省份的家族成员都可以来参加活动。但是日常生活，财政怎么定，土地怎么分，大家合作项目怎么办？哪怕是打扫卫生，也得是以前街后院，左邻右舍来划分，如何由分在不同自然村的家族来管理呢？所以，还是应该回到社区的概念上。

吕邦列：家族方式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是相违背的。《组织法》要求村民代表必须由在一个小组内的5-15户农户推选产生，家族代表超出了这个边界，和法律是相冲突。

王力雄：是，临时靠家族的凝聚力进行抗争维权是可以的。作为长期的自治组织，进行社区管理，协同合作，生活互助等，家族组织既割断了自然村的现有区划，又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因此不可取。

7、民主不能仅仅选举

吕邦列：看到乌坎模式中的“递进民主”因素，使我想到用“递进民主”模式来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的效果会更好。

王力雄：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5-15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用自由组合的方式，只要在一个村民小组内，农户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组合，推选代表。这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区划，同时自由组合包容了各种方式，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包括按照家族组合都可以，要求只是在一个村民小组内就行。

吕邦列：不必固定在一个家族内，跟谁组合你觉得合适，就跟谁组合。

王力雄：家族也可以，其它组合也可以，全按自己的需要。自由组合推选的代表，去推选村民小组长，小组长再推选村主任。不过，“递进民主”不仅仅是只有选举。我们现在的村民自治往往落入这样的误区——只有选举那一刻，好像才有民主，民主权力似乎只有选举，只要不选举了，大家就无从参与了，既没有权力，也无从参与，甚至难以实行监督和制约。有人用“选主”的概念描述这种现象，就是选了一个主子，平时全是他做主，民众的权力不过是过三年或四年，换届时间到了，再去选一次，以前选上的人干得不好，可以否定他，选另一个人。可是新选上的人，你又管不了他了。那些当选的人，能当几年，捞够了，换届下台他也无所谓。

民主可不应该是这样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民主最重要的是参与。“递进民主”就是给每个人参与的机会。除了“逐层递选”的选举外，还有“递进委员会”——就是每一个选举层块同时构成该层块的管理委员会，层块的大政方针都由委员会制订。比如村民小组的大政方针，就由小组内各组合选出的村民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制定，选出的小组长只是本层块的执行者。小组长进入上一级层块（也就是村委会）的时候，又组成了村的管理委员会，选举村主任。村的大政方针都是由这些小组长们一块做出决定，村主任只是执行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随时参与所属层块的管理，并把自己的参与通过递进民主的架构传递上去，这是递进民主和现行民主的区别所在。

8、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

吕邦列：乌坎村的“临时代表理事会”开始被政府说成非法组织，因为在法律上，这样的组织不合法，名称上也给了地方进行打压的口实，今后各地还会产生维权组织，为了不给打压任何口实，应该尽量采用合法名称。其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条规定，村民可以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用这个名义做事是合法的。如果乌坎村的“临时代表理事会”成立时就叫“村务监督委员会”，现在有关部门就无法说它非法了，可以维持下去。其实只是一个名称变化，组织的实质是一样的。我想今后在农村成立维权组织，可以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名称。

王力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路子。这是2010年10月人大常委会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修订增加的新条款。“村务监督委员会”是从法律角度给乡村民主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为打破村民自治目前所处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手段。因为“村务监督委员会”不是执掌权力的机构，不足以成为乡镇政府的必争之地，也不会是乡村恶势力争夺的目标，因此反而可以为最无权势的村民利用。运用得当，也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其成为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的契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没有做细节规定，这给借这个壳进行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之所以长期以来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发挥制约村委会的作用，就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做了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共同组成，村民代表会议由村委会召集等规定，村民代表会议就在实际上被村委会控制了。

不过“村务监督委员会”一样需要好的机制，否则又会变成走形式，叠床架屋，增加了一个机构而已。

吕邦列：现在有关部门开始积极在乌坎村恢复村党支部，准备由党支部主持推选正式的村委会。再过几个月，乌坎村应该就会按照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新村委会。我看到很多的反应，例如在微博上，说村民非常害怕政府又来操纵选举，再选出一些不能为村民办事的人。那么，村民如果用“递进民主”的方法，是不是能够避免对选举的操纵？

王力雄：当然可以。之所以以前的村委会选举可以被操纵，就在于前面说的选举范围太大，村民之间不能充分沟通，这是关键。而如果没有选对人，能够通过随时选举换人，也是可以的。现在的《村委会组织法》虽然没有随时选举这一说，可是它有罢免条款，用罢免方式也能达到实际上的随时选举。然而怎么才能实现罢免呢？在一个大规模群体中，由于沟通不畅，很难动员和协调，罢免会相当困难，往往进行不下去。有了“递进民主”这样的结构，一方面选举程序和结果可以真正掌握在村民手里；另一方面，即使当选者不合适，利用递进民主的方式，也可以很容易地罢免更换。

吕邦列：村务监督委员会应该有这个能力，因为新的《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主持对村委会的民主评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村民委员会成员连续两次被评议不称职的，职务就被终止。村务监督委员会可以利用这个权力，进行罢免村委会或主持村委会换届。

王力雄：村务监督委员会如果能够运用递进民主的机制，去获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罢免村主任或村委会的有效票数，会方便很多。那就不需要像你过去一个人做那样，一家一户地说服……

吕邦列：我一家一户去说服，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被打了三次。

王力雄：你是有抗争意志的，一般人早就说算了，不弄了。可如果用递进民主那种分层体制，下面是多中心结构，每个中心只需要动员下属的成员，人数有限，因此成本低，效率高，很快就可以解决。

不能指望靠照搬获得乌坎村同样成果。乌坎有它的特殊性，如说过的宗族因素等。其他村庄不能简单地说我们就像乌坎那样，把原有村支书和主任赶跑，然后实行自治，去跟政府谈判，那不现实。乌坎村是一个特例，它得到了全国乃至国际的关注，政府作了让步，其它村庄对此是难以复制的，因此需要考虑把乌坎经验和普遍现实结合的方式。

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步骤：

1、先用递进民主方式建立起村务监督委员会；

2、用这样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约应届村委会。约束它为村民办事，否则就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启动罢免机制，更换村委会；

3、更换村委会的过程，要完全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又要以递进民主的机制建成新的村民自治组织；

4、对于大多数村庄，最方便的是等到下次村委会换届时，由已经具备递进民主运行经验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持，按递进民主的机制，组织村民进行换届，形成递进民主的村民自治组织。

至于如何做到既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又能以递进民主的机制建成新的村民自治组织，我们以前关于《乡村自治组织方法》的对话，已经对此讲得很充分，这里不必再重复，需要的话，可以把以前的讨论拿出来。

2012年1月8日

【转自我在中国论坛】

17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已知12人牺牲

2012-01-20T14:07:00.005+08:00

本月14日，阿坝藏人Lobsang Jamyang（洛桑嘉央）在阿坝县城自焚，遭军警毒打，16日去世。也即是说，境内藏人的自焚人数已增至17位，而今年伊始，短短14天之内就有4位藏人自焚、牺牲。

17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基本情况为——

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一起。

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3位，康4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州阿坝县12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

其中男性15位，女性2位。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7位，尼师2位。另外7位是俗人，但都有过出家为僧的经历，其中多人属于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

17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中，已有12人牺牲；4人当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1人重伤留在寺院。

补充：

洛桑嘉央（见上图）：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21岁。于2012年1月14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呼喊“祈求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遭到军警毒打，引发周围民众抗议，又遭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多人受伤和被拘押。而洛桑嘉央于两天后（16日）牺牲。他曾是阿坝县阿迪寺僧人，作为当地母语继承协会的主要成员，2011年曾在阿坝县举办“纯藏语民间学术研讨会”而遭当局警告。

延伸阅读：

16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已知11人牺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1611.html

地區	China 中國
議題	Governance 政府治理, Human Rights 人權, Protest 抗爭, Religion 宗教, Politics 政治, Ethnicity & Race, Citizen Media, Digital Activism
語言	Chinese, English

polski	· Chiny: Tybet płonie, gdzie podziali się chińscy intelektualiści?
Français	· Chine : Le Tibet est en feu mais où sont les intellectuels chinois ?
Έλληνικά	· Κίνα: Το Θιβέτ καίγεται, πού είναι όμως οι Κινέζοι διανοούμενοι;
Español	· China: El Tíbet arde, ¿dónde están los intelectuales públicos de China?
Italiano	· Cina: il Tibet brucia, dove sono gli intellettuali cinesi?
Svenska	· Kina: Tibet brinner, men var är Kinas intellektuella?
简体中文	· 中国：图博人民在自焚，而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在哪？
English	· China: Tibet Burns, But Where Are the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