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

唯色:读《西康史拾遗》中的赵尔丰


读《西康史拾遗》中的赵尔丰

文/唯色

1990年代中期,我从拉萨去康定——我与家人住过多年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得到了上下两册的《西康史拾遗》,是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的,由名为冯有志的一位旧式文人著述。

在绪论中,冯说:“西康之名,定于清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炢请建立西康省的奏折。……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由此可见,与“达折多”被更名为“康定”一样,“西康”也是一个殖民意味浓厚的地区之名。

此书开篇即承认:“西康古无其名……系藏族聚居地区,语言不同,风俗殊异”。主要叙述清末大臣赵尔丰在康实行“改土归流”的种种“事迹”。所谓“改土归流”即殖民政策的细化,而这个词本身既含有歧视和同化之意。这些称谓都是歧视之称:土司,野番,番人,蛮子。至今在康地,仍可听到“土司”一词,当然是用汉语说的“土司”,而藏语一概说“杰布”,意为王,如德格杰布而不是德格土司。

在“改土归流”前,康区发生两个重大事件。

一是“泰宁事件”。泰宁今日属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当时清官员派人开采泰宁金矿,泰宁寺阻挡,四川提督马维琪率兵镇压。这与2007年在此地开采金矿,引发藏人抗议被镇压,全然是历史重演。

二是“凤全事件”。凤全是帮办驻藏大臣,准备从四川移民开垦巴塘,引起丁林寺反对,凤全拟制寺院权力、减少喇嘛人数,垦区百姓抗议,后凤全被杀,同时被杀的有两个法国传教士。赵尔丰由此上场,即所谓的“经营川边七年”。而凤全所为,如今同样重现。

赵尔丰的军队活煮藏人僧俗的大锅。
赵尔丰是山东泰安人,相似的是,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也是山东人,他被藏人称为赵尔丰二世。1905年,赵尔丰兵抵达折多。之前提出《平康三策》,声称由于驻藏大臣和英国人都将达折多以西“皆为西藏辖地”,故“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他的意思是,这样既可以稳定四川,又可以控制接壤西藏的边境,还可以逐渐将势力伸入拉萨。

1905年6月,赵尔丰率两千军人由南路而上,经理塘,血洗巴塘。“火焚丁林寺,马踏七村沟,将正副土司及喇嘛八角等,概行斩首。”继而镇压得荣的浪藏寺。

1905年11月-1906年4月,围攻乡城的桑披寺,破城后,”拆毁庙堂,掘平城墙,寺内铜佛,亦抬出交收支局铸成铜元,充作军饷。”“斩杀亦众”。“全寺夷平”。“于是赵屠夫之名传遍边境,当时传说,谓小儿啼哭,吓以‘赵尔丰来了’,小儿即不敢哭。”其罪恶,可谓擢发难数。

赵尔丰军队遗留在巴塘的大炮。
接着镇压盐井,“毁庙杀僧”。

赵尔丰在巴塘设立的川边大臣衙门旧址。
德格王多吉僧格的后人。 
而赵本人,被提升为川滇边务大臣,其辖区东起康定,西至藏边,南抵云南的中甸,北至青海玉树,基本上就是今日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范围。

赵尔丰血洗康南之后,驻扎巴塘,实行“改土归流”。首先更改了一系列地名,如将巴塘改为巴安,乡城改为定乡,理塘改为理化,达折多改为康定,皆为殖民侵略之标志。

1908年,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同年11月,带兵进军康北,从道孚、炉霍、甘孜到德格更庆,又是老一套:屠戮不顺从的藏人,招降恐惧的藏王,如德格王多吉僧格就投降,交印献地,被封清廷三品官。德格,我父亲的老家,被改名德化。属于七世达赖喇嘛的瞻对,被改为怀柔县,后改称瞻化县。

1909年,赵尔丰由岗托渡过金沙江,强迫噶厦划界,边藏在江达分界,以西属藏,以东属边。并改察木多为昌都。1910年,赵尔丰率川军往拉萨,宣布剥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他未能进入拉萨,概因中国各地动乱频发,令他最终首身分离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在逼近。

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主要为:

1911年巴塘汉藏通婚的家庭。
1、“安置垦民”:即移民。“都是极贫佃户,自无寸土……”,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乃最早的进藏包工队。如1906年,由四川招垦民800名,有眷属者370余人(也即400多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乡城、稻城、巴塘、河口、东俄洛各200名。1911年,又招垦民1723人,有眷属者600余人(也即1100多名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康定、雅江、稻城、乡城、巴塘、盐井、道孚、甘孜各县。

2、要求汉藏通婚:专门颁发《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1941年,“汉人迁居西康,有行商垦户及军人在康安家者,达到四万五千余户”。

3、兴办学校:从1907年到1911年,在康南和康北创立小学170余所,师范学堂二所,蚕桑学堂一所,游牧改良所一所。要求各学校学汉文,尊孔教,忠君爱国。教材主要有中国儒教的《三字经》、《百家姓》等。赵尔丰称这是“开草昧输以文明”,将藏人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而将藏人汉化、同化、奴化。

4、开矿:“川、滇边地,产金之处甚多……由官设厂……雇夫开采。”随之开路修桥架电线,看上去是引入现代化,实际是为殖民化及掠夺资源打基础。

“改土归流”强迫巴塘藏人女子必须穿旗袍,说官话,取汉名,用汉字,信孔教。
另外还有所谓的“移风易俗”,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野蛮,要求改为土葬。还要求喇嘛娶妻生子。此种种对藏文明的摧毁影响弥深。

对照今日中共治藏现实,几乎就是全盘接受赵尔丰以“改土归流”消失藏民族的手法,也因此中共西藏官员会如此褒奖赵屠夫:“……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1911年,赵尔丰在成都被“保路运动”的举事兵民斩首,大快藏人心!

2014年8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

达瓦才仁口述:流亡:告别家乡父老



达瓦才仁:1963年出生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992年告别家乡经拉萨、尼泊尔逃亡印度,2008年任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


二○一二年,来台湾工作满四年后,我与父亲开始海峡两岸周末热线对谈。父亲常以佛法教诲,直指我的政治作为是因为瞋心仇恨。父亲常说众生如母,作母亲的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总想呵护照顾孩子,而每一个众生,都曾当过我的母亲,佛教徒应该悲悯众生之愚痴,所以希望众生要学习佛法,走上成佛解脱之道。父亲也说,西藏人与中国人共业,所以才有今天的处境。

西藏的一切都是为了宗教,政治手段也是为了服务宗教,求取西藏作为培育佛教的土壤。父亲是典型的西藏老人,因中国入侵西藏被迫还俗。如果父亲没有还俗,也不会有我这个人,从事西藏政治工作。

中文教育历史政治的影响

我离开家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作为一个西藏人,我从小就感受到藏人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很多人讲五十年代战争中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形成几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压迫和屠杀。

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接受过中文教育,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在感受「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之激情,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激昂的同时,很自然地会想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发现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吃、被饮或被逐的对象,由此发现「中华」与我的身分间的距离。另外,一些介绍亚非拉殖民地的人民怎样为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故事,也给我启发。

那个时代,每年春节跳舞是我们最盛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每一个青年和小孩都可以参加,但正式演出时,要经过挑选,好几年我都在被淘汰之列。最后有一年,我被宣布可以参加表演,却为没有跳舞必需的长袖子藏装而发愁,当时整个结古镇只有两个民(族)贸(易)公司,我们半夜叫醒一位藏人售货员,卖了几尺红色和白色的丝绸,才连夜缝出跳舞的衣服。

我们生产队跳舞最好的是一个叫窝瓦的男领队,他长得很英俊,另一个有名的是女舞蹈领队丹正卓玛,他们每次跳舞可以在肩上披哈达,被我们看作电影明星一般。记得有一次,我把海地革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说到革命领袖被殖民者诱捕杀害的卑鄙行为时,窝瓦却说,「五八年我们这里也一样,那些部落酋长和喇嘛也是这样被解放军抓去的,都一样。」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中国解放军和殖民侵略者相提并论。

窝瓦除了英俊和跳舞一流而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因此,他说一些过头的话不会被在意或计较,否则,他说这样的话肯定不能免除吃牢饭的下场。类似这样点点滴滴的影响,应该是我后来离开家乡的基础。

九二年春节青年朋友难忘的聚会

如果说离家的近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共玉树州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上班,他的办公室有中共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有一次刊登了有关西藏的一篇报导,说境外流亡的西藏青年党要组织「康巴勇士团」回西藏展开游击战争。这个消息触动了我,觉得有一种终于动手了的感觉。那时候,我还是非常相信毛泽东的「枪杆子出政权」,认为西藏要自由独立,就必须、也只能通过血腥的战争才能得到。因此我多次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孙子兵法》等书,虽然其中内容,今天几乎都已忘记。也可能年轻,并没有真正看懂。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学了兵法,如果能够加入游击队,应该可以一展身手,并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像《基督山复仇记》一样,为五八年死难的同胞报仇。而且我也是康巴人,青年党应该会收录我。我还看过很多中共有关游击战的书籍,因此对战争、对游击战那种充满浪漫和激情的战斗岁月和生活有所向往。

另一个直接的因素是,一九九二年春节晚上,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烤肉,喝到后来,大家都有一些醉意,兴奋地聊起了民族这个话题。那个在计生办上班的最有文才的朋友,借着酒兴在哪里高喊:「再过几百年,西藏民族就会没有了,那时候,我们的后代只能从课本里读到西藏民族」,接着他又以朗诵似的语气说:

「从青海湖到喜玛拉雅山脉之间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叫做藏族,这个民族曾建立强大的帝国,曾经攻占长安。后来这个民族信仰了佛教,强悍的战士披上了袈裟,连个苍蝇都不敢杀害;刀枪都挂在经堂里锈迹斑斑,然后这个和平民族就注定地走向了死亡,然后就没有了,消失了,哈哈!西藏民族完蛋了,要死了,为藏族的死亡而祈祷吧!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大家念啊,现在,藏民族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这个莫名其妙的嗡嘛呢叭咪吽!那就念啊!西藏民族要完蛋了,念啊,念经啊!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他又哭又叫地在闹,说了很多,我感触很深,至今还是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当时,几个朋友在劝他,我也站起来说:「闭嘴吧,西藏需要的不是哭哭啼啼的女人,而是战士」,然后就离开了。那时,我强烈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所行动,不能再彷徨蹉跎了,想起《参考消息》有关「康巴勇士团」回西藏打游击的报导,我下定了前往参加的决心。

请教寺院仁波切受到鼓舞

十几天后我就动身离开家乡前往印度,投奔自由西藏。当然,过程还是有些曲折。首先,我怎样告诉老父亲我的决定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之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离家出走的尝试,大概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曾和几个朋友密谋离家出走前往拉萨。当时,文革刚结束,宗教开始复兴,常常有青少年突然离家出走前往拉萨。在家乡人们的心目中,拉萨仍然是那个非常遥远而又圣洁的地方,因此,离家出走的小孩从拉萨返回家乡时,都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种行为被视为受到宗教性召唤的朝圣之旅。尤其是一些人逃家后受戒出家,并以僧人的身分返回家乡时,其逃家行为更会成为一种传奇。因此,我们几个朋友也决定出去「闯闯世界」,并偷偷将家中干肉装在袋子里以做干粮。到了约定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爸爸的身旁,心中充满歉意地看着爸爸。结果很奇怪,那天爸爸吃糌粑,他一边吃,一边不断地抓给我吃,这是以前很少有的,我的歉意更强烈了⋯⋯。第二天黎明,当我们几个朋友依约见面准备出发时,我告诉他们,我决定不走了。因为我不舍伤害到父亲,几个朋友气急败坏的情景,我还记得。

现在我要离开父亲,面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情形,也许就此一别,今生再也不会有相见之日,因此我还有些犹豫。两天后,我和一个挚友商量,他强烈赞同我前往印度,他说:「你那么喜欢看书,又有学问,跟我们这群文盲一起做买卖真的是很不值得,你如果去印度,一定可以帮助达赖喇嘛」。他认为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我去印度,但我不这么看。

我们家乡有个习俗,就是新年初一要点燃柏树篝火敬神,因此,过年前我去乡下买柏树,顺便去一个我父亲非常信任的寺院,找寺院的仁波切算卦,我告诉仁波切:「我想去印度,但我不知道我去印度是否会有用,如果无用,我想就留在家里孝敬父母」。仁波切问我:「你到印度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到印度为西藏的自由做出一点贡献。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出贡献,如果能,我将九死不悔,但如果我在印度那边不能为民族做事,这边又失去孝敬父母的机会,人生就会两头落空。」仁波切说:「我知道了」。然后就用骰子算卦,又郑重地拿出一本经典,看完之后对我说,「你去印度,应该能够为西藏民族做出贡献。但是你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吗?」我说:「不知道,父亲应该不会同意」,仁波切说:「那不一定,你跟父亲说一下,也许他会同意你去」。

父亲劝勉因果报应,不要执着

当我把这个过程告诉那位朋友时,朋友就说:「既然仁波切这样讲,那应该是没有错。但你的爸爸真的会对民族的说法感兴趣吗?会让自己的儿子冒险吗?」诚然,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年轻时出家为僧,中共民主改革才被迫还俗,他的宗教情怀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从来不接受人们说的民族问题,也不承认中国入侵西藏让西藏人民遭受苦难的说法。每当谈到这些议题,父亲总是反复地说他的那一套理论:

「这一切都是业力,是我们西藏人造下的共业,那些中国士兵也和我们一样是乡下农民的孩子,他们大老远跑到我们家门口,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砸我们的佛龛,杀我们的人,为什么?就是由于我们在累生累世中所造下的共同的业力,是业缘成熟,才会有那些中国人如地狱的鬼卒一样前来找我们,因此,不要讲中国人的坏话,更没有理有去仇恨,是你自己造的业,业报来临时,你却因无知,仇恨对方,因此而又造下新的恶业和罪孽,不是很愚蠢吗?再说,你的前世就可能是一个中国人,(指我)你那么喜欢看中文书,谁能说这不是前世留下的习气?今天来杀你的敌人,前世可能是你的慈母,一切都是业力,什么民族、官位大小,一切都是表象和幻觉,要相信业力和因果报应,不要执着。」

如此等等,每当我看到父亲唾沫四溅地谈论这些时,曾不止一次地对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产生由衷的信服,觉得爸爸就是最直接的被麻醉的受害人。当然,这样想并不表示对宗教的排斥,实际上,当遇到困难或迷惑时,我还是本能地想到找仁波切或僧人──虽然到印度之前,我找仁波切或僧人的次数非常少,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五次。

父亲终于同意我去印度出家学法

最后,我和朋友决定利用父亲的宗教情怀,演出一段双簧。那天,我父亲正在家里的经堂擦拭供水的碗,我进去后直接告诉父亲:我想到印度去,希望父亲能够同意。父亲吃惊地问我:你到印度去干什么?我说:你不是常常让我学习佛法吗!我到印度去学习佛法,看看佛法讲的有没有道理。父亲说当然有道理,我说你讲有道理没有用,我要自己学习。父亲说那你可以去宗萨佛学院,我说宗萨不一定会接受,而且能够真正学到佛法的地方只有印度。

这个时候,那个朋友走了进来说:你们父子在讨论什么?爸爸说:这个家伙疯了,说要去印度。朋友马上训斥我一顿后,装成很生气地问我:去印度干什么?我说想去学佛法,朋友噢了一声,想想然后对爸爸说:「这很奇怪,你的儿子喜欢看书,有慧根,而且一直都不肯结婚成家,说不定真的有出家利益众生之缘噢。他现在想去印度,也许就是业缘成熟,如果有一天,达瓦像一只孔雀一样地回到家乡的话,那将是多么的稀奇啊!」

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所谓像孔雀一样地回来,指的是穿着袈裟回来,西藏人认为世间最美的动物是孔雀,便以孔雀来形容出家之美。父亲听到这些话,开始若有思索,接着我俩谈了许久,父亲最后决定问转世喇嘛,我告诉他我已经问过,但他还是想自己去问。几天后,父亲找我谈话,又跟我谈了很多佛法的知识和佛教的殊胜之处,我一听他这样讲,就意识到父亲可能同意我去印度了。

果然父亲最后说:「希望圣地印度和在印度之诸圣者的加持,能够让我的儿子放下世俗的执着,尤其是放下所谓民族或国家等无谓的执着,学到佛法,并成为一个披着释迦牟尼法衣的出家弟子,最终走上解脱之路。」我在确定父亲不会阻拦后即感到高兴,又隐隐有一种事情真正来临时的紧张和不安,同时也为欺骗父亲而感到愧歉。

筹措路费告别家乡玉树州结古镇

几天后的一九九二年农历春节正月十五,有一个寺院的卡车要去拉萨,我正好可以搭便车。由于事出突然且是临时决定,父亲手头没有很多钱,他连夜跑去找一些朋友借钱,结果几个平常很要好的熟人都不肯借,反而是一个失联多年的朋友借了几千块钱,加上父亲手头的和几个妹妹凑的钱,共六千元人民币。另外,大妹妹坚持将她唯一值钱的一对耳环珊瑚送给了我。

当天晚上,父亲又跟我长谈到半夜,妈妈则陪在旁边掉泪,父亲谈的都是佛法,一再地希望我好好学佛,殷殷教诲,如今想来实在愧对父母。期间也谈到边界的凶险,因为时常听到一些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时丧生的消息,因此,妈妈泪眼汪汪地乞求我不要冒险,如果可以,就在拉萨那边买个护照等。爸爸则教导我说,如果在途中看到死亡后没人认领的尸体,你就想办法清理掉,不论是埋葬或布施给动物,都会有很大的功德等等。当晚,我把大妹妹送的一对珊瑚交给父亲,请他在我走后还给妹妹。

第二天早上,当我踏进车门时,父亲又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真的会学习佛法吗?如果不能学佛,我们父子最好不要分开。我坐进驾驶室不吭声。父亲看我不会回头的样子,最后就说:「如果你肯听爸爸所说的话,那就记住,在异乡,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干出偷抢或欺骗的勾当,束手无策时你可以去乞讨,乞讨来的食物是最干净的,佛陀也会托钵行乞,没有什么丢人的,去偷去骗才是真正丢人的。要一心向佛,要时时向三宝祈祷,平常要念度母经,听到了吗?如果今生我们父子还能见面,则这是我的教诲,如果此生我们父子无缘相见,这就是我的遗言。」说得我悲从心生,真想大哭,但我还是忍住了。

从地图看,我的家乡玉树州结古镇正好位于西藏的中心,也就是藏人所说的西藏或中共所说的藏区(或大西藏)的中心,而且紧靠西藏自治区,但由于玉树被画入青海省,当时所有的交通或公路都只通向省会西宁市,并没有通往拉萨或西藏自治区的公路。因此,我们去拉萨必须要绕一个大圈子,先向东走八百公里到西宁,然后从西宁向西走八百多公里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回到玉树州所属的北部羌塘——可可西里,从那里翻越塘古拉山,进入西藏自治区。

由于路况不好,我们的汽车整整跑了六天才抵达拉萨。

这是我流亡的前半部。


(开放杂志,转自新世纪

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拉萨“风景”:山寨大黄鸭


在拉萨色拉北路,当看到大黄鸭,一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拉萨新“风景”;一方面当然知道这是“山寨大黄鸭”。




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

唯色:“蒙汉一家亲”

敖包。

“蒙汉一家亲”

文/唯色

发现了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车后,我开始有了警惕。虽然内蒙古也有民族问题,但我们三人都不是蒙古族,我们只是普通的旅行者,不应该被警察跟踪。当然这个跟踪力度,相比我们在藏区的状况根本不算什么。

之前来过内蒙古的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这次打算用二十多天,在整个内蒙古境内走一走。王力雄在二连浩特的书店里买了一张内蒙古地图。还带了德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布克汉森著述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一书。临走前还收到了在日本静冈大学任教授的蒙古学者杨海英即将出版的新书《没有墓碑的草原》电子版。当我们驾车经过而今被称为“兴安盟”一带时,多年前就被移民开垦、现已长满大片玉米的草原正是已被改变的蒙古风景,听着阅读软件在车上朗读杨海英调查、记录的这几十年悲惨史,可知中共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其实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两样。

第二次注意到情形异常,是离开杭锦后旗这个汉人远远多于蒙古人的县城时,被警察拦住,说我们的车闯了红灯,把王我的驾照拿去登记了,却又没罚款,只是问了去哪里,就让我们走了。我们分析这是记录我们的行踪。

途中我们在一个叫吉兰太的小镇吃了砂锅面。让我忍俊不禁的是,王力雄边吃面边认真地问道:“你们这里的民族关系怎么样?”卖各种砂锅的汉人老板立即回应:“蒙汉一家亲。”停了一下,又说:“谁也离不开谁。”这个严肃而宏大的问题,可能让他以为王力雄是上头派来调查民情的干部吧,于是就条件反射似的,用人人熟悉的套话做了迎合。


第二天中午到了阿拉善旗,我们继续吃面。在一个卖牛肉拉面的小馆子,朋友介绍的一个从事环保的汉人农民匆匆赶来。王力雄与他说着话,不外乎是一些过去、现在的事,纯属闲聊。

这位甘肃民勤口音很重的汉人农民说阿拉善旗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来自民勤县。过去有,不多。19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民勤汉人一家、一家地逃过来,蒙古族都收留了。他的声音中充满感情,说:“蒙古族给吃的,给住的,还给地。汉族人来得越来越多,蒙古族的草地被占去的也越来越多。可如果是蒙古族逃荒,我相信汉族人不但不会给地,连吃的也不会给。”

这时候,我发现坐在我们侧面的一个男子很像我熟悉的那种跟踪者。深色衣服,平头,斜挎包。当然不只是外表像,我能从他的神情看出所有的跟踪者都一样具备的阴险。

我们自然起身离开,不能给这位直率的汉人农民带来麻烦。我从后视镜看到,跟踪者也立即起身,匆匆上车。这一次尾随我们的车不只一辆,应该是三辆,都被我们拍下来了。

2014年8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 没有牌照的黑车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8/blog-post_9.html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矛盾加深,政府搬出“香妃”

一名男子在阿帕克霍加墓前拍照,旁边站着一名打扮成香妃的女子(左)。
中国民族矛盾加深,政府搬出“香妃”

杰安迪(Andrew Jacobs)
2014年08月20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喀什——他们是来喀什骑骆驼的,还有机会打扮成所向披靡的清兵,或者在中国西北部地域辽阔的偏远省份新疆历史最悠久的伊斯兰圣地前自拍留念。

但让阿帕克霍加墓(Afaq Khoja Mausoleum)每天迎来的一拨拨中国游客最感兴趣的,是安放在始建于17世纪的高高穹顶之下,耸立于数十座坟墓间的一处凸起的地穴。据说那就是香妃墓。在民间传说中,香妃是一位维吾尔族皇妃,浑身散发着甜蜜的芬芳,令远在2700英里外的北京城里的一位中国皇帝对她青眼有加——她要么是受诏入宫,与皇帝共同生活,要么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押解进宫。

一位向导解释道:“她和乾隆皇帝之间的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她去世后,乾隆派了120人把她的遗体运送到这里下葬。这段旅程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听到这里,周围的人纷纷点头,并露出会意的微笑。

不过,在这群人走开之后,一位当地居民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按照后者的描述,香妃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基本上与性奴无异,在屡屡拒绝乾隆的求爱之后被皇太后杀死。

“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那个故事完全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这位维吾尔族男子说,“真实情况是,她根本就没被葬在这里。”由于担心惹恼当局,他要求匿名。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以来,在重构历史叙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其目的是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通过混淆视听来掩饰败绩。上世纪那场灾难性的大饥荒让成百上千人丧生,其成因却被说成天灾,而非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常常把挑起朝鲜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而非朝鲜共产党的军队,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后者先进犯韩国的。

谈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共产党控制的编史机器会格外卖力地宣扬某些故事情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他版本的叙事远远没这么令人愉快。其中不乏关于征服和压迫的故事;政府通过支持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迁入此地,企图淡化当地人的民族身份。

中国的史学家很少提出与中国官方说法相悖的看法;有些维吾尔族和藏族学者则坚持书写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负面内容,但到最后,他们的书籍遭禁,事业也被摧毁。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众多的边境地区的教授詹姆斯·A·米尔沃德(James A. Millward)说,每个王朝都会大力采取这种做法,从而达到丑化前朝君主以及美化自己的统治的目的。当然,这种重塑历史的欲望并非中国所独有。

不过,共产党也希望能利用历史这个工具来抵制分离主义思想,并为他们对那些可能躁动不安的民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米尔沃德说,“控制历史事件的表述,以及对有问题的真相进行粉饰的能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对历史的有些方面存在不安全感,并希望世界能将之遗忘。”

在新疆,随着维吾尔族对中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发展为流血冲突,这种通过历史来进行宣传的做法也变得更具急迫感。去年,至少有200人在这里丧命,其中有些是被政府所谓的“恐怖分子”谋杀的汉族人,但还有许多则是在不明情况下被安全部队击毙的维吾尔族人。

在此类情况下,香妃似乎正好成了中国所需要的良药。虽然香妃的故事最初流行于20世纪初,但是共产党支持的历史学家对她的故事做了大量修改。大多数这些人都希望能把她变成一种工具,用来表达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维吾尔族的中亚文化、穆斯林信仰和突厥语族语言使他们与汉族存在很大差异。

较早的故事版本称,香妃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在战争中被清兵俘获。她把匕首藏在袖中,直到死时都保持贞洁——她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就是被迫自杀的。

但是,有人用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取代了前述故事版本。新的故事赞颂了乾隆为了赢得她的芳心所做的努力。据称,乾隆在她的北京住所外修建了一座小型的喀什村庄,还给她送来了大量她家乡的蜜瓜和橄榄。

如今,香妃成了诗歌、戏剧和电视剧的主题,还成了一家烤鸡连锁店的名字,有种葡萄干也以香妃为名,还有一种香水也叫香妃——这并不令人吃惊。

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的维吾尔历史教授莱恩·图姆(Rian Thum)称,除了代表汉族和维族长期的友好关系以外,被神话的香妃还强化了维吾尔族女性的某种形象:具有异域风情、性格倔强,而且还有些许危险。他说,“许多汉族人都给维吾尔人附上了一些性特征和异域风情,从而使香妃的故事极具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者一向对女性主人公很感兴趣,她们往往都是皇家的配偶,在宏大的权力斗争中——涉及位于古老的中华帝国边境的那些陷入争战的国家——扮演着小小角色。

在内蒙古——这片广阔的草原是中国和蒙古之间的地区——有王昭君。她是汉朝一名未被宠幸的宫女,据称,为了巩固两个民族的联盟关系,她主动把自己献给了“野蛮的”蒙古王公。西藏则有文成公主。她是7世纪的一名中国公主,根据民间传说,她是献给好战的藏王进行联姻的和平礼物。

让许多藏人感到不满的是,文成公主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给西藏带来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织技术,乃至佛教和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文成公主是否真的存在。

2013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被官方定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一号工程”、投资高达7.5亿元的《文成公主》实景剧正式演出。(唯色补充)

中国年轻人都对文成公主的故事耳熟能详,她的形象在西藏首府拉萨无处不在,还出现在了大型歌舞表演中。宣传资料称,“(她)象征着两族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该演出于去年开演后不久,西藏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就看了表演。她说,那种把藏人描述成需要教化的野蛮人的突出信息让她感到困扰。

茨仁唯色说,“我们曾经认为文成公主的故事很可爱,但是她已经变成了一种过了头的宣传工具,我们不禁对此感到愤怒。”

在许多维吾尔人看来,广为流传的香妃故事也令人厌烦,虽然他们的愤怒往往集中在阿帕克霍加墓,以及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传说的道具的事实之上。他们指出,考古学家很久以前便确认,香妃的墓冢位于北京附近的地区。阿帕克霍加墓是一座神圣的苏菲派神祠,也是曾经统治喀什地区的一个宗族的墓地。

还有人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中国政府决定把这个重要的朝圣之地变成一处抹去宗教意义的旅游景点。目前,这里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要进去还需购买门票。

图姆说,在塑造汉族人和维族人对这座神祠的看法,尤其是它与反抗中国统治的和卓家族(Khojas)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取得成功。19世纪中期,和卓家族的后裔曾对抗清朝占领者,并短暂地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

他说,“中国政府把一个维吾尔族抵抗中国统治的象征,变成了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的载体,真是了不起。”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Patrick Z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

唯色:13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是“俄国间谍”吗?

阿旺多杰,又称阿格旺•道尔吉耶夫(Agvan Dorjiev),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让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厦三品僧官,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

13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是“俄国间谍”吗?

文/唯色

布里亚特藏学家赠我的书。
前不久有幸结识了几位来自布里亚特的藏学家,都是布里亚特蒙古人,有研究图伯特历史的,有研究藏医学和藏传佛教的,有研究藏文学的。很钦佩他们除了母语-布里亚特蒙古语-和俄文外,还会英文、藏文、中文,等等。

交谈间,得知莫斯科也有类似于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最年轻的那位布里亚特学者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比以前更加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布里亚特虽然声称是“自治共和国”,但据说就跟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当然布里亚特共和国得到的权利远多于西藏自治区)。全国一百多万人口,布里亚特蒙古人才占30%,其余70%是俄罗斯人。通用语言是俄语。基本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只是在家里才使用母语。

藏学家Nikolay Tsyrempilov赠送了他与藏人学者Jampa Samten用英文和藏文合著的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著名的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杰的研究著作。其中收录的有十三世尊者与阿旺多杰相互之间的多份信件。

阿旺多杰,又称阿格旺•道尔吉耶夫(Agvan Dorjiev),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让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厦三品僧官,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他受十三世尊者委托,是1912年12月29日签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图伯特蒙古条约》(Tibet Mongolia Treaty)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藏方签约代表,而这份条约旨在宣布图伯特和蒙古的完全独立、脱离满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断绝与中国的一切政治联系。

《图伯特蒙古条约》(Tibet Mongolia Treaty)原件。
旅居日本的蒙古人作家达希东日布在《蒙藏往事》文中介绍:“在此条约中,西藏与蒙古库仑政府互相承认主权独立地位,序言写到:‘鉴于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于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接下来的各个条款里载明着友谊、互助、佛教国家的兄弟情谊丶贸易等等。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到藏文‘让赞’来指称‘独立’。”

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综述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图伯特独立的若干历史事件》一文中,称阿旺多杰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带来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的开创性人物,但是…在图伯特现代历史中的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托马斯所著的《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书中,肯定阿旺多杰“事实上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虔诚的佛教僧侣,并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忠心耿耿。”

而阿旺多杰本人,于1938年被共产斯大林迫害致死,时年84岁。

中国学者张博树书。
中国政府则极其厌恶阿旺多杰(中文称“德尔智”),定性他是“俄国间谍”,“非法签署所谓《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对他极尽否定与诋毁。耐人寻味的是,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在其新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中,用类似中共御用学者的笔法,定义阿旺多杰“是俄国的间谍,以佛教出家人的名义获得达赖喇嘛信任”,并且大段摘抄中共改写西藏历史的社科项目之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的相关内容,用以佐证其与中共同出一辙的观点。

知名国际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对中共及张博树等如此歪曲阿旺多杰的个人历史,不禁笑道:“阿旺多杰如果是某一方的‘特务’,那他就是13世达赖喇嘛的特务。没错,阿旺多杰是在实行亲俄的政策,但他是为了图伯特的利益而非为了实现沙俄的阴谋。当时图伯特正在面对英帝的侵略。亲俄的政策是对付英帝的自然手段,而且达赖喇嘛在蒙古国流亡时也与沙俄官员进行过政治对话。”

诡异的是,张博树这样的国家主义学者,却被流亡西藏政府负责联络华人事务的机构,视为“提高中国民众对西藏问题正确认识”的合作人士,推崇备至。

2014年8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4年8月17日星期日

纪录片《档案》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映


正在瑞士举办的第67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于近日放映中国独立电影人朱日坤摄制的纪录片《Dang An (The Dossier)》(档案)。

这是关于我的“档案”的纪录片,128分钟。同时在洛迦诺电影法节上放映的两部纪录片:美国电影人J.P. Sniadecki的《铁道》、法国电影人Antoine Boutet的《南水北调》中,我各有几分钟的访谈。

以下是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网站的介绍


Dang An (The Dossier)
China · 2014 · DCP · Color · 128' · o.v. Chinese/Tibetan

Tibetan writer TSERING Woeser’s efforts to document and present the reality of Tibet were considered a “political problem” by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nd she was fired from her job. Since then, she has persevered as an independent writer and has continued to speak out for the sufferings of Tibetan people. ZHU Rikun, the director, came into possession of TSERING’s official dossier which then became the main thread of this film.

这是纪录片《档案》的相关信息及导演朱日坤照片:

Director Rikun ZHU(朱日坤)
Cast TSERING Woeser(茨仁唯色)
Cinematography WANG Wo, Rikun ZHU(王我,朱日坤)
Sound LOU Kun(娄昆)
Editing XU Xin(徐辛)
Production Fanhall Films
101118 Beijing
t:+86 10 69598179
Swiss Distributor Primo Films
Zurich
pm@primofilms.ch

这是电影节的相关评论

Destination: Tibet.
Reason of the Travel: Freedom


he Chinese-set films in Locarn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ibetan writer TSERING Woeser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er people’s suffering. A writer and blogger who, among other things, chronicles the number of self-immolations among Tibetans, she appears in The Iron Ministry and Sud Eau Nord Déplacer, and ZHU Rikun chose her as the subject for his first feature-length documentary.

The main thread of Dang An (The Dossier) is the step-by-step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government file of TSERING, beginning with her schooling, leading up to her being fired, considered a “political problem” by the state, and her freedom curtailed. ZHU divided the documentary in two: the first half sees TSERING, amid darkness, read the ponderous official dossier aloud, which ZHU intercuts with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 comparison to WANG Bing’s He Fengming is spurious, as the women miles apart i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ZHU has tricks up his sleeve. The second part “takes the show on the road,” travelling with TSERING to Tibet, tailed by government security. This shift from indoors to outdoors is the most daring formal aspect – confining us in the same space as TSERING for an eternity is a metaphor for house arrest. This confinement suddenly ends, the freedom represented by the sudden exteriors speak more than words.

[Mark Peranson, 15 | 8 | 2014]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给纽约时报的原文:蛮子的舌头

此文由VioletS. Law译为英文,发表于8月14日的纽约时报,标题为《My Chinese Education》。

蛮子的舌头

茨仁唯色

1981年初秋,在藏区东部日益汉化的小城康定(藏语叫达折多)初中毕业的我,恰遇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相当于高中部)招收藏族学生。这个预科部应该是始于1985年,出于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国城市创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学的前身,具有实验性质。当然,官方的说法一概是“帮助西藏培养人才”。

并非父母鼓励,纯属个人意愿我报考了预科。正处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觉得成都是个充满新鲜事物的大城市,并没有意识到汉地与藏地有什么不同,也没有预料到我会与自己的家园、所属的文化渐行渐远。

穿军装的父亲把我送至成都。我们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长途汽车上,翻过了高高的二郎山(藏语它叫什么呢?),这之后,窗外的风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挂满枝头的水果。当我们下车,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街边饭馆前摆放的盆子里,堆满孤零零的兔头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一时发愣,立刻想到的是吃兔肉会变成豁嘴的西藏民间传说,眼前也出现了那穿过高山纵谷的道路上,藏语发音是“Ribung”的兔子倏忽而逝。

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开始吃红烧鳝鱼、吃麻辣兔头、吃青蛙肉。知道吃这些违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这些就是迷信的“蛮子”。成都人似乎爱说“蛮子”,如果你连兔头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蛮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成都是个潮湿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学们都惊讶地发现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一般人将这种“自来卷”看成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于是我们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着长而卷的头发,要把卷发梳成直发,最终剪成齐耳长的短发,虽然还卷,但看似烫过,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妇女。

设在民族学院的预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学校”,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一角的两间大教室里上课。我们从不和成都的中学生接触,根本不知道同龄的他们每天在学什么,但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和他们的课本完全相同,绝不会多出另一本藏文课本或彝文课本。我的同学多数是藏人,其余是彝族,但会说藏语和彝语的没几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后来,拉萨的亲戚们形容我的舌头是“做过了手术的舌头”,因为那些颤音、卷舌音、齿龈音等若干种传统藏音,我不是发不出口就是发成了怪音,甚至连藏语的“拉萨”这个词都发音不准。

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好在我没有忘记拉萨。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岁时随父母迁徙至藏区东部,从此深怀对拉萨的乡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才终于返回,在官方主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任编辑。

但抵达拉萨的最初见闻让我惊讶。童年的记忆并不清晰,而我只能从我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里留下对拉萨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好。现实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布满全城,一辆辆装甲车隆隆碾过大街,这是因为一年前即19893月,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头,抗议1959年中国政府对藏人反抗的镇压,而这一次,北京对拉萨实行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军事戒严。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可是,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啊,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

二十年后重返拉萨的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我。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讲述西藏的故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但万事万物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我之所以被置换成另一个人也是有原因的,正如西藏的一句谚语:“鸟落在石头上,纯属天缘”,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换掉心脏。

至今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去大昭寺的经历,它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由此发生,更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将遭到异化的我重重击中。那是一个黄昏,我被依然保留着藏人传统的亲戚带往寺院。不知为何,泪水从我迈进寺院就莫名涌出。当我见到含笑的释迦牟尼佛像时,不禁失声哭泣,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你终于回家了。”不过我立刻感到痛苦,因为听见旁边的僧人用藏语感叹:“这个加姆(汉人女孩)是多么可怜。”


延伸阅读:

[Nytimes] Tsering Woeser:My Chinese Education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8/nytimes-tsering-woeser-my-chinese.html

[Nytimes] Tsering Woeser :My Chinese Education



My Chinese Education
Learning to Forget Tibet in China

By TSERING WOESER
AUG. 14, 2014

CHENGDU, China — In 1981, the year I graduated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in Kangding in the Tibetan region of Kham, high schools in China’s heartland were starting to recruit ethnic minorities like me. In official parlance,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what was to become a larger “Help Tibet” campaign. Minority students were plucked from their native villages to be “cultivated” in Chinese schools in order to serve their people and the nation.

After several decades, Beijing’s education strategy has suffocated minority culture, serving to unify the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the dominant Han ethnic group.

I enrolled in the preparatory high school for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Chengdu, the ca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A few other Tibetans and I were among the first guinea pigs in Beijing’s grand education experiment. I was eager to get away from my parents and yearned to go off to a big city — and Chengdu was it.

My father and I boarded the bus for Chengdu. We bounced on the wooden seats, meandering through Mount Erlang, descending from more than 8,000 feet above sea level. As a teenager on my maiden journey outside the Tibetan region, I was mesmerized by the lush bamboo forests and orange groves.

Once I got off the bus, I was greeted by an alluring aroma from a sidewalk food stall. I was stunned to see the source was heaps of skinned rabbit heads. Recalling the Tibetan taboo against eating hare meat, all I could remember was the rabbit (ribong in my Tibetan dialect) I saw dashing through the mountain pass during my ride.

Soon enough, I faced more culture shock. The local accent, diet and dress were all different. I stole my first bites of stewed eel, frog meat — and those spicy rabbit heads. I knew full well that I would be cursed by my folks for violating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aboos that I had been brought up with. But then if I didn’t go ahead and try the local food, I would be teased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To them, if I was too scared to eat a rabbit’s head, I certainly must be one of those ethnic “barbarians.”

Chengdu is located in a river basin; it’s hot and damp. My fellow Tibetans and I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humidity caused our hair to curl. To the straight-haired Han Chinese, natural curls are the telltale trait of minorities. So every morning we tamed our long hair by brushing hard and brushing harder. In the end, we had to clip our locks to ear length. We looked like middle-aged women sporting perms.

The school was segregated; we minorities were isolated in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ampus and we rarely saw any of our Han Chinese peers. Our teachers, all Han Chinese, had no experience teaching minorities. Most of my classmates were Tibetans; the rest were Yi people, a minority in the Chengdu region. We all came to the school speaking many different dialects and languages; some stuck to their mother tongues, others spoke Chinese dialects. But soon enough, every one of us mastered the local Chengdu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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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when we were older did we realiz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ng we had left behind a piece of ourselves. I, for one, lost my grip on some traditional Tibetan sounds. My relatives in Lhasa would later say my tongue must have been operated on by the Chinese. Tibetan — my mother tongue — became so mangled that even my pronunciation of “Lhasa” didn’t sound right.

I continued on to college in Chengdu.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oasted students hailing from more than a dozen ethnic groups, with Han Chinese in the majority. Here I was schooled in how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built the Great Wall, but was never taught how the Potala Palace, the historical seat of Tibet’s government, came to be. I learned to recite Tang- and Song-dynasty poems, but was never taught the work by the Sixth Dalai Lama and renowned 17th century poet, Tsangyang Gyatso. I could rattle off the names of the martyrs who died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but knew nothing about the Tibetans who perished in the 1959 uprising, when China took over Tibet.

Brainwashing notwithstanding, I never forgot the city of my birth, Lhasa. In the spring of 1990, two years after college, I returned there to work as an editor at a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magazine.

I came home to a vastly different place from my childhood memory, vaguely and largely conjured from my father’s sepia-toned photographs. It was by now full of heavily armed soldiers, rumbling around in armored vehicles, on the lookout for Tibetans who might take to the streets to protest against Beijing’s rule. Barely a year earlier, in March 1989, monks, nuns and lay people had demonstrated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59 uprising, and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Ever since the 2008 riots, Beijing has called implementing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a major political task” in the Tibetan regions. Chinese officials have now been charged with exterminating Tibetan-language educa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harmon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 also came home as a vastly different person. Because I had broken Tibetan taboos by relishing those rabbit heads and partaking in other Chinese customs, I suspected I would bear a sinner’s looks. I fought the presumption by anyone who met me that my mother tongue was Chinese. It was in fact imposed on me, before I knew better, as a second language.

Yet, I was dismayed that I had trouble mustering complete sentences in standard Tibetan. Rolling off my tongue was Mandarin spiced with a Sichuan accent.

As I struggled to reclaim my Tibetan heritage, I fell into the role of chronicling in books and newspaper articles Tibet’s travails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In writing about my culture, I also found my voice — both literary and political. The irony has not been lost on me that the writing I do on behalf of Tibetans is in Chinese.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poet, journalist and blogger, is co-author of “Voices From Tibet: Selected Essays and Reportage.”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Violet S. Law from the Chinese.

(http://www.nytimes.com/2014/08/15/opinion/learning-to-forget-tibet-in-china.html?_r=0)

2014年8月9日星期六

唯色: 没有牌照的黑车



没有牌照的黑车

文/唯色

直到在内蒙古旅行的第四天,在从二连浩特到满都拉的路上,才发现一辆黑色的没有牌照的小卧车,很有礼貌地跟在我们的吉普车后面。我们慢它也慢。我们停它也停。我们车上三个人。我先生王力雄与艺术家王我轮流开车。

二连浩特和满都拉都是边境口岸。前一天,我们去了“国门景区”,50元的门票,便可见到承载东方列车的铁道伸向近在咫尺的蒙古国,就想起一本关于朝鲜现状的书里描写脱北者逃往蒙古国的情景。王我开玩笑说,如果跳到火车上藏起来,就不需要护照了。可是,无护照的我,怎么才能跳上火车又不被抓住呢?

我们选择的路,用在书店碰见的一位蒙古人的说法属于路况差,没有铺柏油,也不够宽。不过与藏东康区的崎岖山路比较相当平坦。土路的两边是广阔的荒漠,有草但很稀落。天空非常碧蓝,团团白云只出现在天边,这让习惯了北京雾霾的我们心旷神怡,以至于那辆黑车是在拍摄路边矿区时才注意到的。


矿区由分布在道路两边的采油机组成,至少有四五十个或者更多,正在很有节奏地上下运动。后来从网上查到二连浩特有丰富的石油,中石油公司就在这个口岸周围开采多年。

我们走到采油机前拍照。从镜头里看去,无人管理的机器有着金黄的颜色、精确的线条,永不停止的动作仿佛势不可挡,与周遭安静的风景似乎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块刷白的水泥碑矗立着,一面写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一面写着“军企共建,同创和谐”,难道这油田属于军队与企业合作开采?

那辆黑车缓缓驶过我们停在路边的车。前后都没有牌照;车窗也是黑乎乎的,看不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如果这是在我熟悉的藏区,无论是四川藏区还是拉萨,我都会认为车里的人是国保。的确,多数是藏人面孔的国保。但在蒙古腹地,我不太认为我们三个异族人会是这里的敏感人士。

黑车渐渐远去。油田的人却开着小车出现了。我倒不是说他们是被黑车叫来的。虽然他们停在正拍采油机的王我跟前说着什么,让我有点紧张,但看上去气氛是友好的。王我还笑眯眯地跟他们挥了挥手。“他们跟你说什么?”我马上问道。王我满不在乎地说:“是我问他们,这地下的石油到底多不多。”


我们重又上路,没再见到黑车,这让我大松一口气。由于经常被跟踪,我内心无可避免地有了阴影。

抵达满都拉小镇前,路边一座庞大的废墟令我们止步。附近住的牧民是五十多年前因饥荒移民的汉人,只知废墟是个喇嘛庙,毁于文革。但我觉得也可能是1958年中共搞的“宗教改革”灭了寺。我们在汉人牧民家聊了一会。墙上醒目地贴着一张中共新领导班子七常委的画像 ,个个都像做过美容。我以为就像西藏自治区,这画像是“上头”发的,必须挂,但汉人牧民说,是他媳妇自己花钱在市场买的。补充一句,他们不会蒙语,说是“不需要学,蒙古族已经会汉语了”。

2014年8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伊力哈木二次见到律师,他被指控组织“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他就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拍摄于2013年4月27日)

一个多月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公安局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见到他的两位辩护律师李方平、王宇。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披露:“伊力哈木坚称无罪,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他没有任何言行支持分裂,只是希望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更加完善、更加法治化、民主化,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稳定。”

由于当局不断施压,王宇律师被迫退出该案。

之后,刘晓原律师接替王宇律师担任伊力哈木的辩护律师。他与李方平律师于8月3日抵达乌鲁木齐了解伊力哈木案。以下是刘晓原律师(‏@liu_xiaoyuan)8月4日-5日发布在推特上的消息:

8月4日
上午先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答复,让我们下午去递交委托手续。 
8月4日
上午,我与李方平律师到了乌鲁木齐市中院,递交伊力哈木案委托手续。刑一庭称要参加全院会议,让下午再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法院,但联系不上法官和书记员。我只好打纪检监察组电话投诉,副院长接待了我们,副院长说负责案件副庭长出差在外无法给阅卷,过段时间再来。 
8月4日
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8月5日
今天上午十时二十分,我与李方平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伊力哈木,会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至到中午一时二十分结束。法院在7月30日晚已将起诉书送给了他。他认为,指控与事实不符,自己没有组织、策划、成立分裂国家集团。 
8月5日
今天会见伊力哈木还顺利,但进入看守所大门办理登机(登记)时,让我们寄存手机。进入会见大厅办理手续时,又要求我们把随身携带的包寄存。 
8月5日
伊力哈木已收到起诉书。起诉书中引用的是刑法第103条第一款,没有引用刑法第113条。也就是说,如果分裂国家罪名成立,最高刑期只能判无期徒刑,不能判处死刑。 
8月5日
伊力哈木坚称,自己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恐怖暴力,反对煽动民族仇恨。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关注政治时事,关注社会事件,特别是新疆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与分裂国家无关。 
8月5日
起诉书指控伊力哈木组织成立了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认定其为首要分子,应按刑法第103条第一款判处。如果指控被法院认定,依照这个条款规定,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8月5日
伊力哈木的精神状况还好,他说身体比进来时消瘦了很多,同室关押有七人,其他人犯涉嫌贩毒、盗窃。 
8月5日
伊力哈木称,自己选择汉语作为审理时的语言,这让法院感到很惊讶。

另据李方平律师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估计案件可能最快8月底开审,不过仍然要视乎当局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当局也不愿透露。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7月30日当晚已将起诉书送给了伊力哈木,效率十分快,估计当局可能想“速战速决”。伊力哈木最近在狱中没有绝食,精神状况不错,而且十分坚定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看守所的人员不愿意向伊力哈木转交一些书籍,直接退回,只同意转交他孩子的照片。

由于负责处理伊力哈木案件的法院法官表示未来一周都会出差,两位律师只好先离开乌鲁木齐并部署下一轮工作。

又据德国之声对李方平律师的采访,伊力哈木从被羁押起至今已有6个多月的时间,他所穿的看守所囚服从43号变为41号。但此次会见相比较6月底的会见,伊力哈木的精神状态尚好,在收到起诉书后,他正在日夜书写自辩书

李方平律师还透露关键的一个细节,即起诉书中并没有早前乌鲁木齐公安局发布的“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指控。但直到目前,律师依然没有能够阅卷。李方平律师再次强调中共当局对伊力哈木的指控无法成立:“现在看到的情况都是严重的指控,包控伊力哈木自己发表的文章、被转载和翻译的内容等,伊力哈木也对这些指控提出了异议,从目前的证据材料来讲,这是不成立的。”

当局指控的所谓“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这八个人,除伊力哈木外,与伊力哈木几乎同时被捕的七人是:在土耳其留学的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穆塔力浦·伊敏,中央民族大学民社院研究生帕尔哈提·哈力穆拉提,中央民族大学民社院大四学生阿克提木·如孜(女),中央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大四学生阿布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肖合来提·尼加提,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2006年毕业生、在NGO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阿可拜尔·伊明。他们都是维吾尔族。还有一位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他是彝族,名字暂不知。

王藏:为自焚藏人立碑的汉人画家刘毅


深入分析刘毅的代表作,其作具备了“人权艺术”的两大类艺术流派特性或风格:一类是以“真理追求叙事”为主与“当代性”相关的当代艺术;一类是以解构政治禁区为主的“后现代解构艺术”。前者强调“不立不破”,“以立为破”,后者强调“不破不立”,“以破为立”。两种创作理念并行不悖,相互参照成立,在“人权艺术”的范畴得到有效的运用,因内容对象而有机的发挥。刘毅说:“我画自焚藏人,年轻的仁波切,僧人,牧人和女人。每天我在加持中绘画,在黑夜里守望。我内心悲苦,我忍受着人间的无情和冷漠。朋友!请不要用轻松的语言议论亡者。那珍贵的生命,决不是数字,它是藏人的神圣和纯洁。是壁天雪山,靠近大地,扶正人心。”


2009227日至2014415日,在境内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5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2人,境外3人。@degewa 唯色推特


要自焚就尽情自焚吧
让求生的诗句炫耀出旷世的光华
只因匹配这旷世的苦难
——摘自拙作《血色格桑花》,20083-5

自焚,是我长年诗写过程中内在的一个主要情象,也是意象。象形的火焰,如影随形刺激和陪伴着这冷酷的时空,焦热的故土,也将每一场于无诗废墟进行的文字诗性探险从个人对于现实苦难的乏力肺腑,不断焚化成湮灭于尘世喧嚣的灰烬。灰烬之上的缕缕青烟,于我来说就是可意不可及的自由。

2008属鼠年,但在雪域图伯特,我们见证了铁幕之下雪狮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狮子吼。就在纪念回应1959310日西藏起义反抗中共殖民战火的这一吼声响起之后,从未间断的镇压以更为暴烈之势变本加厉,将西藏碾压成为继续往下沦陷的“息萨”之地。我在其间创作了《血色格桑花》一诗,满腔的悲愤喷溅到诗末,深沉的绝望之感再次将情绪点燃,“自焚”复成为我个人的一种精神反抗宣示与此诗的尾声。

一年后,据西藏人民议会《在西藏自由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中共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去年3月份以来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据我们所掌握的最可靠资料,从去年3月份至今至少已有219名藏人遇难,6,705名藏人遭到关押,1,294人受伤,286名藏人遭到不同刑期的判刑。更有无数藏人下落不明。”

鼠年一年后的藏历洛萨第三天,安多阿坝,祈愿法会被取消。格尔登寺24岁僧人扎白,高举起雪山狮子旗和嘉瓦仁波切的照片,点燃油浸透油的袈裟,并裹着火焰冲上街头。让世人没有想到的是,扎白的浴火焚身,拉起了西藏境内的自焚抗议运动序幕。一团团的人火,为抗议笼罩藏地的黑暗,将世界的眼睛刺瞎,如一盏盏酥油灯,向苍天宣誓着藏人拒绝压迫、向往自由的决绝信念。


(图1:境内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刘毅油画,以下图片除最后一张皆为刘毅绘画作品)

藏人女作家唯色长年记述着西藏苦难的同时,我们共同的朋友汉人画家刘毅,也在红尘的浮躁与履带的缝隙之中,艰难举着不与压迫和沉默同流合污的画笔,一笔一笔刻画着那根根心脏的骨头,将没有墓碑的团团火焰,堆砌成一块一块的纪念碑。

我个人的“尽情自焚”仅停留在诗歌的意象上,而藏人的自焚身心合一。今天我为给自焚藏人立碑的刘毅写一点肤浅的文字,一并对化为暗夜酥油灯的藏人同胞及没有对此掩耳闭眼的人们表达一些由衷的敬意。


往昔经幡飘雪山
今日红旗竖血城  
酒吧桑拿满宾客
不是善男和信女
——摘自拙作《血色格桑花》,20083-5

初见刘毅老哥是在去年3月下旬,那时宋庄糖厂艺术区正被强拆,我冒昧首次给同住宋庄艺术村的他发了条短信告知此事。因我和张海鹰、邝老五、吕上等几位艺术家孤零零站强拆废墟上,面对还在增加的强拆流氓,若有其他艺术家过来凑个场,真是雪中送炭。刘毅不久赶来了,光着个亮晃晃的脑袋,从三三两两的流氓中步履缓缓穿行而过,见着我们微笑着,一种久违的慈颜善目。随后不断有各地的访民和维权人士赶来,人权活动家胡佳、外地的艺术家吴玉仁等很多朋友也突破封锁纷纷赶来,大家聚到原住民张海鹰的工作室畅聊及商讨对策。刘毅抽着烟,不时冒出几句话,并接着倾听大家的讨论。

此大家一同参与的“FUCK强拆”宋庄抗拆行为艺术之后,我和刘毅便经常往来。我早知道他画自焚藏人的事,也想找个合适时间去亲眼看看他笔下的火焰肖像,聊聊有关西藏的声音和他自己的故事——因此抗拆事件结缘,这就成了自然之事。关注现实问题的少量人权艺术家,在当局商业化、艺术家附庸化渗透逼仄的大环境下,有的被当局和“艺术同行”不断驱逐出宋庄,有的被驱逐出“中心地带”,散落到艺术村的边缘村社角落。而关注“敏感民族问题”中的“敏感人事”的刘毅,据他所说,他在宋庄偏僻的任庄村独门小院,也少有周围的艺术家光顾,他也不主动与周边的艺术家交往。人家知晓他的创作题材后,加之警方时常登门造访,都对他避之不及,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他和我讲起他和王力雄唯色夫妇的长年友谊,他说这时代很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话语中流露出他为这份友谊的自豪。在他签名赠送我的沿袭唐卡手法创作出一系列诸佛菩萨画像构成的名为《止观》的画册中,唯色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刘毅则说:我既热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受难的世界。刘毅的画或也是一种游历、祈祷和见证。”

某晚,胡佳和我们一行十多人吃完晚饭,与刘毅一起到他的画室参观。刚进门,一只壮实的藏獒迎着我们走来。居于长期形成的藏獒凶猛非常的概念,我内心默念“唵嘛呢呗咪吽”并靠边回避。刘毅微笑着说没事没事,它温和着呢,对藏獒我们有着些误解。我看着它心里想,朋友,你和刘毅是自己人,大家都自己人啊。随后,大伙儿进屋,一起与张张冷峻、厚拙、沉重的笔触雕刻成的因自焚而凝固的脸庞面对着。能说些什么呢?那晚,大家面对着这些黑白的、硬朗的画布,都没有谈及西藏和自焚,刘毅也没有过多介绍。我们心知肚明,有些心事是不用语言多余阐释的。那晚还难忘的是,刘毅将一串红绳送给我女儿并给她戴上,他说,此礼物是王力雄从远方带来给他的,有尊者的加持。还有,我头次与藏獒那么亲近,我楼着它,它温柔地爬在我面前,一起合影。多年前我前往藏地朝圣也接触过藏獒,我知我是异类,还是“入侵者”,从未敢搂抱。我还亲眼所见藏地各种汉人开的大小商铺,还卖一些贴满中文商标的仿名牌食品衣物及假饮料等。还有很多酒吧,里面喧哗着外地游客的各类鸡毛蒜皮呓语琐事,他们还不时将胸前手中的照相机神气十足摆出,对着眼前过往人和物以侵略性的态势任意拍摄。


(图2:自焚流亡藏人图丹欧珠)


(图3:自焚藏人丹增旺姆)

某一天,我们没喝酒,慢慢喝茶。我俩单独处其画室,依然被一个个自焚藏人环绕着。我们谈及目前的西藏早已不是曾经的西藏,各色汉人拥挤而去,拉萨街头愈来愈少磕长头的原住民,多的是凝固的恐惧中与雪域圣地不相容的种种嘈杂,以及层层关卡,各种军警,漆黑的枪口。刘毅说,在西藏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生命,以燃烧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一种令人难以简单去理解的抗议。他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们对他的巨大加持力,使无力的他有力地一幅一幅绘画着。


画的过程中心里特别压抑,他们实际上是为了人的尊严而自焚西藏和内地不一样,他更多地注重精神,不像内地更追求物质西藏精神更多地体现了信仰。
——刘毅的话

连续的自焚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刷新了人类面对强权的反抗方式。不知西藏绝境的人们,很容易将“自焚”看成“自杀”,且会联系到藏地几乎全民信佛教及其教义的文化语境。就算知悉西藏苦难,这么多人的自焚现实,也使旁观者很难以“应该或不应该”来做出个人的价值判断。

毕竟,这是生命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生命,是过百的庞大生命数据,且数据仍有增长的可能。当面对如此众多的用命点燃的抗议之火,如若用“不自由毋宁死”来解说,也会显得有些词不达意——短暂的死的方式很多,偏偏是此种烈火烧焦皮肉细胞痛苦显得分秒漫长实际死亡过程也漫长的极端方式。唯色今年35日刊发于纽约时报新闻网的《藏人的呼声终将被世界听见》文中说:“这几年来,我的记录常常追不上一个个生命被烈火燃烧的速度。至今,共有131位自焚者,其中只有少数跟扎白一样倖存,但数目无法核对,因为他们皆被当局扣押,全无音讯……只要藏人还有进行群体抗议的可能性,哪怕是面对镇压,就不会、也不需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这出于绝望的行为,正如2012104日在那曲县自焚牺牲的网络作家古珠所说‘要把和平斗争更加激烈化’。”

极端的抗议反证极端的压迫,但这极端的抗议是个人自愿选择作为的,和平的,以此形成规模性的自焚运动亦非简单“情绪化”——如此众多生命接连选择失掉生命来抗议决不是个人的孤立的情绪化表现——而是理性的顾全大局的生命终极抉择,且无伤他者性命。我的理解是:这是宁死不屈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与地藏菩萨式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身供养、布施、救苦救难的深沉慈悲。

我们还因此最为真切地体会到:这真正是一个绝不屈服于暴政的高贵民族。也正因此,这被红色铁幕笼罩隔绝的雪域,这些连迁徙走动也被限制且被整体消声的族人,不断让世界听到了他们孤绝的呐喊呼吁,让雪域之外的人们看到了几乎看不见的西藏的真相。

要求图伯特自由,信仰和文化自由,要求民族平等,要求让流亡的达赖喇嘛回图伯特——这些比较明确集中的自焚者遗嘱,表达出了境内外博巴的心声。自焚的藏人们与境内外的藏人们,心肉相连,其所诉求的,并非关乎私人的蝇头小利,而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由,以及存续问题。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在《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自焚》一文中说:“我认为这些自焚者是在使用一种宗教和历史的比喻手法,将一个广阔的政治理想人格化从而使之对普通图伯特民众而言更加简洁明了。我们应该还记得安珠仓•贡布扎西(Andrugtsang Gompo Tashi)曾经成功地通过为达赖喇嘛打造一个黄金宝座作为团结各个图伯特团体的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为图伯特自由而战的抵抗运动……对于所有的博巴、图伯特支持者和流亡政府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领会‘达赖喇嘛必须回归图伯特’这句口号,并且要让世界了解到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们所要求的根本上就是让他们的主权领袖回归他独立的祖国。而这一诉求很明显绝非是仅仅一种修辞手法。”


(图4:自焚藏人索巴仁波切)


(图5:自焚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藏人视自焚藏人为民族英雄儿女,刘毅立碑过程中虽然压抑,但也视其为精神标杆,他为藏人苦痛之时,充满着非同一般的敬意。他为了让更多人特别是汉人了解当下藏人处境,不断将自焚藏人画像上传微博及其它空间。封号了再传,传了复被封号,再接着传,因此,他在新浪转世了多次,国内被称较为“先锋包容”的《艺术国际》网其博客也早被封杀。

刘毅在当局对自焚事件的全面封锁中翻墙浏览相关信息,从唯色的博客里找到自焚藏人的照片,为其画像。他在2013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事实上这个事是很沉重的,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比如说在我身边几乎大家都不谈这个事。在国内,关于自焚的事,从新闻上根本看不着,我基本都是从网上得知的,包括自由亚洲和法广。”对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藏区发生的一些藏人自焚的事件,据我们的掌握,大部分跟达赖集团的煽动有关。”刘毅当然不认同中共当局认为“这是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行为”。他认为:“实际上藏区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觉得还是宗教上心灵上的创伤。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说的那句话特别好,西藏问题就是个道德问题,是文明和野蛮的一种较量。我现在画了40幅,我想还得继续画,我真希望再没有自焚了。”


(图6:自焚藏人旺嘉)

然而希望只是希望,在刘毅与自焚藏人的灵魂继续在画布上对话的时候,西藏的土地上,又传来不断更新的自焚信息。2013121日,我和欧盟人权官员及一些外国友人一起与刘毅在其工作室会面时,他闭关在家许久,已完成了127幅自焚藏人肖像。这些朋友一眼认出了墙上的尊者画像和甘地画像,也看出了刘毅所画的地震现场(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但对于将工作室占据大半个空间的自焚肖像,他们知道藏人自焚,但过半数人都只认识了解几位,有位在国内外企上班的朋友不知道任何一位自焚者姓名。有几位看后表示,他们一直很震惊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震惊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同时也震惊刘毅的勇气,在恶劣的处境竟然不顾其它将这事件一一记录下来,据他们所知,当代中国艺术圈除极少数人外,都不关心本国人权现状更不用说西藏问题,大多是在“模仿西方陈旧的技巧”和“炫耀十分个人化的艺术理念”。

123日下午5点左右,安多30岁牧民贡确才旦呼喊着“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阿坝县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他倒下后被军警和警察抢走,他的妻子及其几名亲属等多名藏人因阻拦被拘捕。他为2009年迄今第128位自焚藏人。

1219日下午245分,42岁的安多桑曲人、阿木去乎寺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镇的街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他为第129位自焚藏人。自焚前他留下这样一份遗书:“雪域斗士次成嘉措为了藏人的团结与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泪 /唉!眼泪,心口疼痛/亲爱的兄弟,你听到了吗?你看见了吗?六百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暴虐的监狱,夺走了我们黄金白银般的宝库,使百姓们处于苦难中,想起这,不禁流泪不止/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的苦难,走上菩提之路/ 佛、法、僧三宝啊,请护佑无助的人们,雪域同胞们,要团结xxxxx (此处字迹不清 )……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根本没有自由
——最近自焚藏人赤勒朗加的遗言

2014新年伊始,25日晚约21时半,27岁的安多泽库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他迅即赶至的警察将重伤的彭毛三智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照常立即严密控制通讯,严防信息外传,因此彭毛三智目前状况不明,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现场已经牺牲。

213日下午约18时半,25岁的安多阿坝贾洛乡人,曾为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在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的阿坝县洽唐街(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处)呼喊抗议口号,双手合十,点火自焚。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大量军警迅即赶至现场,扑灭洛桑多杰身上的火焰后将他强行带走,目前状况同样不明。

3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早上7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夏德寺外,29岁的僧人久美旦真自焚抗议。同日上午11点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1岁僧人洛桑华旦也在英雄街洽唐街点火自焚,伤势严重的他被军警带走,五天后牺牲。洛桑华旦在遗书中有这样的话:“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329日下午3时多,住日登寺的31岁尼师卓玛在巴塘县(330日早晨去世的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藏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她送往当地县医院。医院随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当地通讯曾被阻断,当时与她一起转经的三位尼师被警方带走,后无消息。

415日中午12时多,32岁农民赤勒朗加在康道坞的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 ;“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这是他的遗言。

2014年至今又发生了6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自2009年迄今,共有135位藏人自焚。据唯色记录的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为:

 “男性115人,女性20人。其中有24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侣,7位尼师,共计47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7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图7:自焚藏人巴桑拉毛)

刘毅和我都主要是通过唯色艰难的真相记录了解到稍微详细的自焚藏人信息,更多详尽的自焚者生平及自焚后续情况,因中共政府长期从未松绑对西藏的殖民镇压、精神专制和种族灭绝式的统治及信息封锁,外界很难全面得知。就算是《唯色博客》,其所发布的大量自焚者信息也难免“简要”。在其实时更新的《自焚藏人简况》文末,唯色补充说:

“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35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起与47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3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中共在1949年武装暴力夺取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极权奴役压迫统治的第一天,就开始军事威胁,通过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据史料, 195010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4万多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进攻,大败只有8千余人的西藏军队,两天后侵占昌都。俘去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和其随行人员,打死4千余西藏军人。1959年,中共再次大举派兵入侵,武力镇压藏人,据说,3年间20余万军民遭屠杀。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3 10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强压行为越来越严重,藏人被逼无奈,最终,於1959310日举行了和平抗暴。当时,仅在几个月的镇压中,就有数万藏人被打死,关押、逮捕。同时,我和噶厦及政府的部分公务员,一起流亡印度。十万藏人,也先後被迫流亡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这非同寻常的灾难,即使今天,藏人仍然记忆犹新。”


(图8:自焚藏人多吉嘉)

藏人的抗暴运动自此在从未间断的镇压之中从未间断,反抗压迫,护持佛法信仰和民族文化,以明确的政治抗议言行争取民主自由等权益,成为藏人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的真实主旋律。因为如被圈养的动物一般无自由,如此众多的藏人以自焚形成了自焚抗议运动,来对压迫者表达出强烈非常的抗议和诉求,也在呼唤着境内外各界的关注呼应。无论当局怎么掩埋屠戮真相,如何封锁与此相关的信息,自焚的火焰实在太强烈太刺目且太多,以一种极度鲜明的震撼真相撕破了中共对藏政策的画皮,不断晾晒出外界难以清楚看到或真切体会到的残酷的在目前中国政治生态中无解的“西藏困局”。

藏人的自焚不会白白牺牲,海内外的呼应或多或少总在发生,且会不断增加。我感受到自2009227日僧人扎白自焚抗议以来的与西藏有关的语境——海内外自由界谈起“西藏”,就联系起了“自焚”。自焚,成为“西藏问题”的热门问题,各国各界包括华人团体以不同的形式呼应着这异常壮烈的举动。仅就汉人知识界来说,王力雄、袁红冰、李江琳、朱瑞、唐丹鸿、傅正明、茉莉、盛雪、任畹町、胡佳、魏京生、郭国汀、黄翔、张玲、江天勇、滕彪、唐吉田、张博树、胡平、蔡楚、杨建利、廖亦武、贝岭、曹长青、北明、郑义、张敏、韦石、陈破空、唐柏桥、韩连潮、严家祺、潘晴、刘燕子、心语、陈维健、殷德义、张朴、安琪、冯崇义、遇罗锦、陈泱潮、金钟、张伟国、陈奎德、许志永、朱毅、夏业良、夏明、秦伟平、唐元俊、王荔蕻、吴淦、孟浪、刘德军、肖国珍、张菁、北风、刘轩、丁一夫、荣伟……等等一大批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积极为藏汉交流做出努力的学者,也在艰难的环境以不同形式不断发声。

就算在普遍噤若寒蝉的艺术圈,我们看到了刘毅,以他最擅长的表达方式——绘画来发声。还有几位关注西藏问题或藏人自焚问题的汉人艺术家朋友如严正学(用图片)、艾未未(用言论)、郭盖(用行为艺术)、陈维明(用雕像)、朱日坤(用影像)、王我(用影像)等,也在以各自适合的主要方式表达关切。

在刘毅画室,我们某一次交流谈到:同是极权受害者的大量汉人,面对藏人与中共无异,一种长期形成内化的不思悔改的大汉沙文,以一种或明或暗的火上添油现实,正把西藏的一切包括自身的一切毁灭。我们作为汉人,表达出对外族的关切,实际是一种赎罪,自我救赎——并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有着优越感的同情或引领,相反西藏的文化与抗争,给我们很多必不可少的鼓舞和启示。


没有立场的艺术是无力的
没有艺术的觉醒是无能的
 ——刘毅油画作品《语言的力量》,2004
  
刘毅的自焚藏人肖像油画系列,灰的大背景上,黑白是唯一色彩。在两种单纯明朗的极限色彩的造型中,祭奠、悼念的庄重之意不言而喻。笔触刚硬冷峻,笔法简洁有力,如刀劈电打,没有迂回柔曲,没有暧昧不明,没有苟且余地,每个布面头颅都有着一种钢铁般的厚重,雕刻的效果正是碑的质地。


(图9:自焚藏人才让扎西)

此中无意境玩味之味,只有横竖的锋锐。更无审美的渲染,只有锻造熔炼出的咄咄逼人的平静肃穆。没有艺术思想的贩卖,只有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及惨痛的现实。如果不用介绍,你会看到人物表情的刚正、拙朴。如果告诉你那是死者,你或许会从这张张似乎逝去的面容看到其生前的干净人生。如果你知道是自焚藏人,绘画者的敬畏应该呼应了你的言语,或许会照衬出我们身上或多或少的扭曲,以及与逝者长期缺乏交流或共鸣的那条鸿沟,那段距离,以及自身所不能坚定信念做出类似决绝承担所导致的思行落差。

刘毅选择用黑白色来为自焚藏人刻像,来关切历史社会人生,进行他除了唐卡之外的几乎所有绘画创作,我认为他有这样的用意,或者说表达出了这样的人生(不说艺术)立场和创作信念:一、一种我们拒绝不了的历史感。似是远去的老照片有着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每个沉重的历史事件/影像本身观照着一个时代的罪恶与悲壮,堕落或生长。二、一种我们回避不了的现实感与绝望窒息感。现实的正邪、是非、黑白不容混淆改编,要么睁眼,要么闭眼,或见证/抗争,或回避/沉沦,鸵鸟的埋头和诡异的复杂辩护开脱只能是虚弱的,无耻的,行恶有罪的。现在即历史,即未来,何去何从未来何如,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现实当下。三、与浮华迷惑的尘世做个了断。红尘各种欲望色彩,各种虚伪的色相,一直在迷乱、误导着我们的心智,也干扰着我们对真相的探究,回到简单澄明的生活,真诚的表达。四、与喧嚣泡沫的艺术圈做个切割。各种主义各种噱头各种圈子以逃避现实漠视苦难为生存宣言,或仿制滥作,或故弄玄虚,或以伪解构式的标新立异造作卖点,进而附庸极权力图掌控话语霸权,蛇鼠一窝在铁板下制造泥沙同享垃圾盛宴——表示拒绝,抵制对极权语境的美化,即是捍卫作为一个真正求真求善求美求自由的人的立场和艺术的尊严。

刘毅1963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80年入伍当兵,放过电影,做过美术编辑。退伍后,1986年开始工作于兰州市文联,期间多次深入游历藏区,创作了一些反映藏人生活的作品,也开始了以油画和丙烯颜料来绘画佛像。此时期,他皈依了藏传佛教上师,有个藏名叫喜热布。刘毅说,1989年六四事件震撼了他,造成他一段时间的艺术失语。随后,他用钢笔画过了一系列由无数细小文字或符号组成的圆。1998年,他辞职离开兰州到北京从事当代艺术创作,接着创作了《尊者》、《1989》、《天安门》、《大地》、《圣地拉萨》、《汶川,玉树》、《农民工》、《语言的力量》、《知识份子》等系列组画作品。藏人自焚,再次严重震撼了他,他于是持续投入到了为其立碑之事。


(图10:达赖喇嘛尊者)

89之前,及1998年来京之前,刘毅的绘画大多以精细入微、内观的个人修炼为主,画面呈现为平静的祥和之态。辞掉体制内公职来京“自由发展”之后,他的画作切入当今敏感现实事件,画面同样精细,但充斥了一股被撕裂的粗砺之感,血淋淋赤裸裸的黑灰当下,有了“观内”到“观外”的转变。刘毅承认他内心的焦灼,不计其数的苦难现实给他造成的撞击的伤痛。内是高洁唯美的向往,而外是卑俗受难的世界,而内外正在强硬的抗衡着。幸好他人生有佛法底色,有高僧大德的指引,他才从被撕裂的痛苦中找到了一些平衡,使其“坚定走向坚定”(其一副油画主题)。在我看来,刘毅的艺术人生之旅并不分裂,早期还是近期,他的作品并没有去奉承极权官僚权贵,为罪恶抹粉描红苟合,迎合变态奢靡的商业市场,而是一直在坚守人文人道精神,护持善念,保存艺术操守,为了信仰的承担,主动迎接着更大的风险考验,不断实修实证前行。

或者可以这么说,正因刘毅早期持续至今的虔诚内炼,自然引发他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并身体力行力所能及的担当,而向外的关切投射,又不断促进了他内在的智慧修行——“内”与“外”并不冲突,“出世”与“入世”也并不对立,或说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以入世之行促出世之果。


文学必须干预政治 
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布罗茨基语

在政治蛮横干预文艺、文艺不自由的当下,在一个人权迫害持续65年极其惨烈的非人环境中,任何艺术家(人)都不可能进入“政治与我无关”的现实境地,但可以逃窜到自淫的政治现实与其无关的闲适的不知人间烟火的一亩三分地,并能以铁笼禁锢里的伪自由来为自身放弃人的身份后进行的各类“艺术把戏”作出貌似高尚的辩解,直至不断死拽惯常的原教旨式的“艺术高于现实”的“免死金牌”以投机势利的与艺术“自由——权利”根本价值依据完全背离的“超脱”相变相和极权政治合谋,实在充当党文化霸权战争的帮凶傀儡,在被极权政治奸污的痉挛中享受着官方施舍的市场口粮,并卖弄出“艺术家”身份的虚荣。没有夸张修辞,只是言不到位,这就是当下中国艺术圈的面貌写生。针对这一足够耻辱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同作为一名艺术创作者,我提出并强调“人权艺术”创作理念(或说信念),并会持续考察在此价值标杆下已创作和正创作出的具有自由艺术精神的不凡艺术作品,区分出人与非人,真(珍)品和伪(痿)类,为真正的作为人的中国当代艺术正本清源。

我并不想引经据典抄袭古今中外多少艺术理论或名言来解说刘毅等人权艺术家的作品,我更关注能使作品和艺术家真正安身立命的灵魂现实,及以此相关的人生处境探究,即艺术与人生的相互促成,艺术与现实的相互改善,人权艺术对极权专制政治的干预和反抗,对人权灾难的介入——艺术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物,不是极权政治统战的宣传品,而是与自由人性相关的正常所需,可以成为一种自由意志,干预并能改变现实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艺术不再是罪恶的面具之一,而是与延续人类高贵存活的自由正义良善等黄金品质紧密相关的即入世又超世的精神引领。

多年来大陆所谓的“纯艺术”辩护及演说不过是丧失做人基础批着艺术之皮的伪类艺人们张扬“我是奴狗不是人”的似乎装裱华丽的遮丑底裤。我可以说,在极权专制政治社会,“纯艺术”并不存在,没有生长的任何空间。每一类艺术,每一个艺术家,都在作品表达的时候有着他的立场(无立场或不时变换立场也是立场——默认或纵容极权黑暗政治的立场),作品本身就映照出作者对待自由和人生的态度及道德底线问题。如果其人不在意作为世俗人存在的终极价值——自由——的话,就没必要创作艺术,甚至没必要以人或以艺术家自称。

我以现实社会、人权事件与艺术作品参照阐释和互文解说,是认为内容才是决定作品价值多少的依据,才是艺术家精神高度的试金秤。任何形式再充满“思想”,不过是表达内容的工具,一种再有“思想”的形式创造,如果不是一种信念与情怀的结果,如果是为囚禁自由充当打手,那也形同垃圾,即便打手隐晦得“中性”,它的花招再多,也只是“电脑机器构成”,而非人脑和心灵。尤其是现实的罪恶苦难超乎极限的暴涨,关乎一个民族、国民生死存亡的黑色关口,身处其中不分轻重缓急的自我陶醉式的过多的艺术化解说是种堕落和病态,必有精神麻痹愚弄之嫌,无论其打着什么“精神/艺术启蒙”的招牌——从“形式化撒谎”到“内容撒谎”——以“艺术陷阱”寄生“政治陷阱”。况且,就拿“艺术本体”来说事,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自律”的结构性思维,其范畴很多作品看重形式所导致的形式贫困,对艺术更多向度生发可能的长期禁锢早成世纪病,人性丰富尤其人性良知、人的生命力的张扬在其结构性的塑造玩弄中已面目全非,徒留面貌不同但千篇一律的流水复制。



(图11:汶川,玉树)(更正:这三幅画皆是玉树系列)

刘毅创作的《尊者》、《1989》、《天安门》、《大地》、《圣地拉萨》、《汶川,玉树》、《农民工》、《语言的力量》、《知识分子》等系列组画作品,及近期创作的《自焚》组画(除《语言的力量》外,皆为黑白画),对人权苦难危机现状的关注,对现实真相的记录见证和对极权政治的严肃批判,这样的作品无需过多艺术解释,其中就包含了作者本人的良知和情操,以及灵魂的峰高。我曾谈过:一种繁复、拗口与晦涩的形式玩弄中,或单一干瘪重复的言语模式或琐屑无聊的口水卖弄中,或在往昔经典里捡拾碎语杂感,成为当今伪类诗人/艺术家失去生命脉动与现实感知力后的貌似“高深”或“自我”实则枯死发臭的庇护所或避难所。所谓平庸之恶就是由此类庸人乐此不疲恶心造就。他们不是活在当下,或者说没有能力真活在当下。真诗人/艺术家则是依靠内在的精神之力去触摸活生生的生命和现实,以生命的热情拥抱喜乐悲苦,进而找到一种属于自身的使命感,对当下灵魂介入,以此点贯通古今,启示未来。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作品里没有谈到“计算机”或“智能手机”而否认他们的杰出,我们也不会因为今人作品里有“奇怪的事物”而认为他就超前。能让我们关切到的是,古往今来的人们的作品里有着他的时代,他的理想,他的挣扎、反抗与造创。回到当下,回到现实苦难的考验与生命本能的自由意志——这是人类诗性光辉得以恒久流动、再造的可能与价值所在。


冲刷那种
不痛不痒的空洞形式写作
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写作
无视残酷现实直相的逃避写作
蔑视人间苦难的张扬自我写作和日常无聊的个性化写作
——诗人杨春光语

稍微深入分析刘毅的代表作,其作具备了“人权艺术”的两大类艺术流派特性或风格:一类是以“真理追求叙事”为主与“当代性”相关的当代艺术;一类是以解构政治禁区为主的“后现代解构艺术”。前者强调“不立不破”,“以立为破”,后者强调“不破不立”,“以破为立”。两种创作理念并行不悖,相互参照成立,在“人权艺术”的范畴得到有效的运用,因内容对象而有机的发挥。

《尊者》、《1989》、《汶川,玉树》、《农民工》、《知识分子》和近作《自焚》组画属于以“真理追求叙事”,并与当今现实社会紧密关联,作品对境并非一种虚无或形而上的思想观念,亦非作者假想或营造出的梦境呓语。因为创作对象的尊重,对以对象有关的真理性涵义启示的坚持,此类作品没有复杂手法演绎和作者艺术观念的强加,无渲染,无歪曲,皆采用具象写真,对真相原生态的展示,反馈的是艺术与生命意义问题。记录即揭示,揭示即见证,见证即自然表达着作者对世俗时代人生的真理探求,价值导向以及相关的艺术精神原则问题。

1989》中,屠城坦克聚集天安门广场和四处开进的还原,当时学生和民众等留下的广场剪影:民主女神像,演讲,喊口号,头戴白布,拉横幅,举拳头,挡坦克,运尸体,逃窜,坦克前尸横遍地,满目狼藉,硝烟滚滚……组画中有单张的,也有五联画,有些是许多肖像(遇难者、学生、民众)小画组成一张,中间稍大小画凸显出了毛泽东、邓小平、坦克群、坦克人等影像。组画中其中一幅没有人像,只有一个个遇难者姓名(包括性别年龄)构成一张张小画,块块名字碑组成一块大碑。



(图121989


(图131989

《汶川,玉树》中,两次地震废墟上,难民们深陷豆腐渣废墟,或手捧孩子遗像,或相拥而泣,或无言,或无奈站立,或祈祷。这与当局维稳语境的“抗震救灾”“热潮”,丧失办喜事的“壮举”明显区别。

《大地》、《圣地拉萨》、《天安门》、《语言的力量》等组画,作者没有选择与前述组画相同的表达方式,此类主题光是一度呈现并不能清晰抵达真相。这样的作品主题,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众多红色垃圾作品不必提及,很多“画家”也进行过“大地风情”、“拉萨风情”、“天安门风情”的风景写生或“写实”创作,以此以点遮面,以点代言,标榜“真实”的“幸福或淳朴”的“乡土人情”。而如果社会纪实与人性良知脱离开来,画笔所描绘的,并不能充分或深刻地展示出社会现实。如同同一个古拉格群岛,高尔基选择看不到,而索尔仁尼琴却选择看到。亦如同反右大跃进文革,有的选择看到“社会主义步伐欣欣向荣”,其所画的有的也是当时真实的欢呼喝彩场景,但这“真实的场景”与真实的历史却相去甚远。同样是拉萨,的确是神圣美丽的地方,很多画家以“神圣美丽”的笔触去描绘神圣美丽,并不能说明他们都有着一颗神圣美丽之心,相反很多明摆着不过是怀有迎合中共殖民统战政策掩饰屠杀镇压真相吹捧时政的伪善龌龊之心,与《北京的金山上》、《好日子》、《走进新时代》等无数垃圾红歌无走样。

刘毅的《大地》上,乌云滚滚,土地焦裂,家园倒塌,一片荒芜。画中有画,每一张画中都嵌入一张遗像式的小画,人像小画有佝偻躯干背负柴禾的白发老妪,有背着沉重家当的老头,有无力的残疾人,有半空挥舞和破土而出的手掌。这些人像小画对比灰暗的大风景乍看显得“突兀”,而如果不加入这些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普通的“母亲”、“父亲”形象,没有人物与风景的错位、对接、相应,光是苍凉风景,难免流于庸俗,不具备入骨的“大地性”,也就不能表达出作者内敛的批判,及厚沉的悲悯。正是在这种似乎不合时宜却又与大地风景紧密相连的贫苦小人物出场中,刘毅也以“突兀的错位”和“时空的对接”将如今流行的小清新乡土人情伪和谐写生画解构了一空。其中有两幅《大地》中,大地不是自然风景,而是烈士或受伤学生面孔,画中画出现的是《自由指引人民》和《五月三日的枪杀》。


(图14:大地)

《圣地拉萨》、《天安门》运用反饰,拼贴组合,与上同样,大画中嵌入小画。《圣地拉萨》其中一幅中的僧人牧民直立大地,小画中是飞机盘旋布达拉宫上方。另一幅中阴暗的拉萨城,城上方小画显现的是军人拖藏人行刑的现场。《天安门》其中一幅坦克群布满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上方小画是毛泽东塑像在工厂浓烟中挥手(取材一幅著名摄影图片,寓意精神和生态的双重污染),另一副是俯视视角的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空一群着装一致的人手挽手显得振奋热闹。大画是一种现实,小画也是一种现实,此种拼贴组合,将小画中的历史与大画中的当下相容,真相背后有真相,现实背后有现实,现状与记忆相互唤醒。


(图15:圣地拉萨)

《语言的力量》里,有一幅四联画是以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字体改写的“中国谎言银行”,“中国巨贪银行”,“中国发财银行”和“中国黑帮银行”,字上方是扑克牌上的黑桃、红桃、梅花、方块图案,被黑白二圆圈住。这一切在唯美的彩色背景上。语言与图形既不协调而又有着赤裸的批判关联。这一场政治与经济交媾合一的赌局正在华丽上演。被绑架的“人民”和“银行”被艺术强力解剖。


(图16:语言的力量)

对比刘毅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艺术圈大量存在的另一类看似是“真理追求叙事”和“后现代解构”的当代艺术。此类“真理追求叙事”无关重大现实危机痛痒,只单纯表达臆想或意淫的“真善美”,生活和未来在其作品中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牧歌式”的抒情,容不得掺杂一点有损“艺术纯粹”的内容,他们以高度的“艺术洁癖”拒绝“民主”、“道德”、“正义”、“担当”、“使命”等“杂物”的评判,依然号称“理想追求”和“真理叙事”,有的竟还能演绎出“文革的一种纯洁精神”,也竟还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味。只要翻开美院学院编辑的大量画册,你真能被其“天堂”般的氛围迷倒,不问前路——此实质是一种伪崇高。另一类以“后现代主义”名义喧嚣的“解构艺术”,常被标榜为“先锋性”、“实验性”。以曾经喧嚣一时的“玩世泼皮”为例,对比红色文革样板戏,当时的小幅度绕行擦边球有着一定时代意义,也赢取了邓氏极权伪改革开放中不触及底线的市场份额。但八九至今25年来,新极权并没有回头的势头,只有不断深入的社会严控,随着新极权社会借助信息化的统管升级,虽然底色仍是嗜血,但其吸收教训自我变异更新修复中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化”迷惑性。同一个舞台上,红歌与流行歌同唱,样板戏与艳舞同舞,对于社会的玩世不恭,小打小闹的嘲讽埋怨,它根本不放在眼里,任由你在不触及政治问题核心的伪解构中自我消解,泼皮混世,娱乐至死。如今仍没有长进仍在吃老本对当今层出不穷的重大事件置若罔闻的“玩世”和“泼皮”,可以说已被时代远远甩在了屁股后。推特微博脸书谷歌+等自媒体的风行,加之社会积怨的不断爆发,大量的人们不再是文革后互联网前只满足于一点小伤痕、小嘲讽、小变态、小揭示的“急需被启蒙的一群”,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对变革的期待与行动、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与需求,已远远超越了那些沉醉于“老子当年也异议过”并忙碌于“市场分红”的“艺术家”。 在民主社会,玩世泼皮可以时常拓展些生活自由向度,而在极权社会,玩世泼皮虽一时为当局所抵触,但随着极权党文化的洗刷同化,它的“前瞻性”已早消失殆尽,且只能在铁板下的泥沙中自我消解,背离了冲击铁板铜墙反抗禁锢争取自由的先锋艺术性。

联系此,我还要谈下艺术作品中的“思想观念”问题。对一名艺术家真正的考验,是其在一个黑暗时代或禁锢时代为艺术自由的争取做出多少努力。当然,为艺术自由的努力包括为艺术思想及思想表达自由,多元化艺术精神生态的拓展努力。一些艺术家以自由化的作品言说及思想讨论促进了对民主的争取,坚持争取人和社会的各种空间包括思想空间,以对国家话语霸权全面绑架控制的抗争以达更多的独立自主(私域权)。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自中国当代艺术发端至今三十多年来,当代艺术界对比民运、维权、政治反对派、公民抗争群体及信仰群体等其它社会各界,对国家公权的抗争、人权迫害问题的关注与对自由民主的争取,整体呈现出较大落差,艺术的敏感神经已显得麻木或力不从心——而在“艺术思想探究”上,却从来没有冷场,五花八门,山头林立,甚至有通货膨胀之状。迷恋偏离严峻现实、人生危机的从“文本到文本”,从“艺术本体”到“艺术本体”的嫁接移植改编组装西方艺术理念的看似“新奇观念”的表达,并不断进行不痛不痒的“思想演绎”,扯着“思想”大旗绕道讨巧走天涯,挤出一个“idea”是其创作的全部动力。Idea飞来飞去,绚烂迷眼,可都无关自己所处的活生生的现实社会,活生生的生命之血脉动。在其眼里,这世间没什么重大事、紧迫事、危机事、苦难事,终于也没了压迫、奴役、禁锢、迫害、残酷、惨痛,只有虚无的思想借着形式的造型满艺术圈招摇撞骗,娱人娱己。若稍加批评,马上就甩来“尊重不同的个性和人生选择上的自由” 及“存在即合理”的扭曲歪释。请问:在极权专制霸权压迫的真实处境中,你不反抗,你不关注周围人为自由而悲烈的抗争及惨重的代价,你有何个性可言?你的小个性若不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又有多少价值?当然,选择卑微和怯弱,是一个人的自由。失去道德底线、品质操守与精神道义担当,不分正邪善恶的思想搅和,依赖抽象的观念而不是自己的眼睛和内心感知,至今仍是“艺术身份自负”与“空想自负”的人们的主要招牌菜。

关注具体的人权灾难和民生问题比纯粹思想观念的表达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而对一名艺术家的价值大考验是:在通过思想观念表达争取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能以更宽广的担当,介入急需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作出个人的表达,甚至具体的行动——以知促行,以行为知,知行合一。艺术实践本身就是一场富有生命力的行动。自由,不是靠施舍的,也不是等来的,更不是回避迫害自由的现实而空谈来的——生命与艺术的强大和辉煌,正在于我们为自由的实现所付出的代价中。


我相信作为佛教徒的刘毅
也会在他的艺术朝圣之旅上最终见到佛
并且亲身见证佛的宣示
——王力雄语

刘毅因为自焚藏人立碑,其时常受到当局党保的威胁骚扰,某次竟还要强行没收他的心血之作,还好他强硬抗争,画作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火焰之碑,永不可能在极权铁幕下得到展览,也不能被运送到境外各地展览。今年51日至20日,在台湾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搭起的藏式帐棚内,展出《自焚藏人碑》系列画作的复制图像,算是第一次对外集中亮相,刘毅未能到场。而自焚藏人画作实物,仍处于被当局封杀的孤独境地。


(图17:《自焚藏人碑》台湾画展现场)

我也希望他此系列创作能就此完结,然后进行另一系列的创作。刘毅于我,亦师亦友,既是同修,更是一位亲切的老哥。他温和中的坚毅,不断感染着我。创作于他,是不断的修行,是一场朝圣之旅。王力雄在《刘毅的朝圣之旅》文末说:“他未来的路还遥远,也一定会有坎坷艰难。但我相信作为佛教徒的刘毅,也会在他的艺术朝圣之旅上最终见到佛,并且亲身见证佛的宣示——人人皆可成佛,只要虔诚地修行、修行、再修行。”

刘毅说:“我画自焚藏人,年轻的仁波切,僧人,牧人和女人。每天我在加持中绘画,在黑夜里守望。我内心悲苦,我忍受着人间的无情和冷漠。朋友!请不要用轻松的语言议论亡者。那珍贵的生命,决不是数字,它是藏人的神圣和纯洁。是壁天雪山,靠近大地,扶正人心。”

此时,我再次一张张翻看自焚藏人碑的图像,他们曾经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乃至顶梁柱,虔诚、善良、简朴地生活着。如今,他们主动选择离开温暖的家庭,践行舍身利他的教诲,成了画布上黑白的影像,暴政的牺牲者——一个民族的英雄。

在此,我愿再次与刘毅一起,念出他们的姓名,将其永远铭记:

扎白,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西绕次多,博楚,江白益西,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图丹欧珠,拉巴次仁。

唵嘛呢呗咪吽!


20144月初稿 724日晚删改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