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

伊力哈木·土赫提: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作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转自:http://bianjiang.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html

2014年2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是境内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自焚五周年

境内西藏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城自焚,迄今五年整。但直到今天,扎白从未能返回家乡与寺院。据悉他仍被禁闭在军队的医院,除了母亲和妹妹,禁止其他人去探望。

扎白(བཀྲ་བྷེ།,Tapey,法名洛桑扎西)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4岁。

2009年2月27日下午1点40分许,扎白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举有西藏国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抬走。目前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他家在格尔登寺附近的村庄。父亲名叫热旦,母亲名叫美戈,还有27岁的哥哥策波,18岁的妹妹才让吉。

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报道,两次提到他在自焚前留下遗书: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扎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新华社2009年3月5日英文电讯报道称扎巴自焚后送往阿坝县人民医院,否认军警开枪。

中国中央电视台2012年5月[1]和12月[2]、2013年5月[3]播的官方宣传片,称他自焚是因2008年没有参加抗议被寺院僧人们嘲笑,他为赌口气而自焚,并称他表示后悔。其中有扎白在医院的镜头,但未告知后来下落,事实上之后情况不明。

拍下扎白自焚现场两张照片并发送外界的格尔登寺僧人江廓,后被判刑6年半。

注释:

[1]CCTV于2012年5月7日凌晨2时20分,在其英语新闻台播出41分钟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并在5月8日,在CCTV的法语频道、西班牙频道、阿拉伯语频道、俄语频道,各三次播出,是中国官方解释藏人自焚的宣传片。

[2]CCTV于2012年12月23日晚9点半播出31分钟专题片《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是中国官方解释藏人自焚的宣传片。

[3]CCTV于2013年5月16日晚9点半播出25分钟专题片《从<自焚指导书>看达赖集团怎样操弄自焚事件》, 是中国官方解释藏人自焚的宣传片。

(——以上文字,摘自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我的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

以下图片记录的是2008年3月16日阿坝僧俗藏人街头抗议被当局严酷镇压,多人死伤、遭捕被判刑(图1、图2);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当街自焚并遭军警枪击(图3、图4、图5、图6);最后一张照片是CCTV专题片中有关扎白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事实上,扎白迄今仍被禁闭在军队医院中。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他就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拍摄于2013年4月27日)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8158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执行逮捕”……


古再丽努尔·艾力:

经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我局于2014年2月20日23点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2014年2月20日



延伸阅读:

2014年1月15日 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与母亲被警察带走,并遭抄家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15.html

2014年1月16日 伊力哈木昨天被新疆、北京警察从家中带走经过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16.html

2014年1月17日 The Process of Ilham’s Being Taken from His Home Yesterday by Xinjiang and Beijing Police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the-process-of-ilhams-being-taken-from.html

2014年1月18日 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附首日联署名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18.html

2014年1月20日 《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签名总数已近千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20.html

2014年1月24日《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第三批签名名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1256.html

2014年1月26日 警方称伊力哈木“涉嫌分裂国家” 伊力哈木接受外媒采访摘选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26.html

2014年1月27日 16日-27日,推特叙述伊力哈木家人状况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16-27.html

2014年1月29日 万延海:处理维吾尔在线案应该依照法律,避免扩大化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29.html

2014年1月29日《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第四批签名名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1/blog-post_1724.html

2014年2月1日 关注科学家协会致习近平公开信,呼吁释放伊力哈木·土赫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blog-post.html

2014年2月4日《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第五批签名名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blog-post_4.html

2014年2月12日《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第六批签名名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blog-post_12.html

2014年2月15日【旧文重发】伊力哈木·土赫提: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吗?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blog-post_7732.html


所谓十世班禅喇嘛“致电毛泽东、朱德求早日解放西藏”

1949年的十世班禅喇嘛刚满11岁。
1951年3月19日在塔尔寺。中为13岁的十世班禅喇嘛,左为时任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的范明。
1951年5月1日,13岁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所谓十世班禅喇嘛“致电毛泽东、朱德求早日解放西藏”

文/唯色

在中共讲述的所有西藏故事中,有一个故事是不厌其烦地讲了又讲,说得就跟真的一样。我随手在网上一搜,就能轻易找到,如《十世班禅主动致电毛泽东、朱德求早日解放西藏》一文,冠名“历史网”的写手写到: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同一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塔尔寺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代表全藏人民‘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相信‘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毛、朱复电勉慰。”

对这个故事信以为真的人一定不在少数,但有一位当事人终于吐露了实情,为的是表明自己乃“解放西藏”的功臣。此人即六十多年前,中共开进西藏军队中的“西北进藏部队司令员”范明,因为与另一支进藏军队的头头谭冠三、张国华争夺头牌功劳产生了激烈矛盾,但对外,却说成是因为“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的矛盾”,而产生了“西藏内部之争”。

当年斗不过谭、张等人的范明被整得于1957年惨淡离开西藏,甚至被关押13年,1975年才从秦城监狱放出。但他幸亏很长寿,比对手们多活了三十多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写一部厚厚的《西藏内部之争》,并于2009年由其孙女交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与当年在仕途上打败他的对手最终打了一场不战而胜的胜仗。

话说范明在书中回顾个人重要性时,写他最初与十世班禅喇嘛的工作人员(即“班禅堪布会议厅”)接触,便提议“班禅先生既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他对祖国和共产党的热诚应该使全国人民都了解才好”,对方就问,“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使全国人民得到了解呢?”范明就循循善诱:“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要宣告成立了,让他是否趁这个机会向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一个电文,以表示你们的立场?”

于是,古老中国的伟大发明——“三十六计”便运作起来。正如范明所述,“电文的初稿是由计晋美和曾任过九世班禅的汉文秘书的宋之枢先生共同商量起草的”,因起草者不擅”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的电文”,“电文起草后,又拿到联络部来向我征求意见……我同他们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了一遍,又送给张德生同志看过。”

当然,范明声称这两份经他修改、定稿的电文,是“按照班禅的旨意”而写,又“经过班禅审定发出”,可当时的班禅喇嘛才11岁,难道就已经具备了这么高的政治觉悟?深深了解班禅喇嘛的阿嘉仁波切在刚出版的自传《逆风顺水》中对此评论,“更深的政治,他恐怕是不懂的,甚至连共产党是什么概念,怕是他都不知道”,“班禅大师还在小小的年纪,就被卷入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

实际上,这电文出自中共的旨意,并由中共自己发给自己,可范明却称,“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班禅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发出的那两份举世瞩目的致敬电”,范明更是毫不脸红地盛赞这“是两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

伪造者就是伪造者,电文中破绽分明。比如,11岁的班禅喇嘛怎会说出“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1岁的班禅喇嘛怎会哀求“恳率领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不过呢,既有了致电,就会有复电。11月23日,毛泽东令新华社发布了他、朱德、彭德怀给班禅喇嘛的复电,称“西藏人民……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双簧戏演到这里,终于揭底了。

2014年1月29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

唐丹鸿:《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


采访者:唐丹鸿 @DanHongTang
翻译:桑杰嘉 ‏@Sang5449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转自: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年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途中。图前骑马护卫者为热珠阿旺,图中为尊者。(图片由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资料中心提供)

尊者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就逃至边境即将过境时写到:“……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斗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他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了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跟这些人含泪作别后,有人帮忙我躺在母犏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1.好日子即将不再

我1927年出生在理塘热钟啦。我母亲叫卓玛曲尊,父亲叫平措仁钦。父亲是这个地方的头人,这个头人头衔是国民党给的哈哈。之前我父亲并不是头人,但在村子里有一些影响,比如调节纠纷,冲突双方都听他的,他的人品得到了公认。我九岁那年听人说,父亲被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和巴塘的一个师长任命为了“甲本”(译注:百户长)。

我父亲主业是做生意。我家在牧区和农区都有产业,父亲也管理在牧区和农区的事务。我母亲操劳很多:我们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母亲照料孩子、在农区照料田地庄稼,到牧区关照放牧牛羊等事。尽管那么忙,但母亲每天坚持磕五百个长头。我九岁左右时,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她人好,当时村里的人都哭。母亲去世后,我妹妹每到晚上就哭着要妈妈,整夜整夜地哭。虽然有保姆,但几个月来都是这个样子,让父亲辛苦了很久。

我童年时的家务是去山上放羊。村里孩子们都喜欢从家里带一些食物,到野外野餐。小孩子还偷村里人的木柴,晚上点一堆火玩,不回家。这些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事。另外我还喜欢念玛尼(译注:经咒),没有人特别教过我,我是自己学会的。

九岁那年,我去理塘寺出了家。我是自己要去当僧人的。在我们家乡,如果你逗小孩:“你是想出家呢?还是想嫁人或者娶老婆?”小孩子都会说:“我要出家!我要出家!”如果你再逗,说:“不不,给你找媳妇儿或老公,”小孩子就会哭闹。所以,出家既是小孩子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我父母有五个儿子,四个都出家当了僧人。慢慢长大后,也有还俗的。比如我哥哥还俗了,我还俗了,我弟弟也还俗了。我们兄弟几个只有一个坚持没有还俗,他最后考上了格西,利益了家乡的寺院!

在去理塘寺出家的路上,我平生第一看见了汉人,他们是国民党的驻军。以前就听父母说过:“‘筷子’是汉话,‘馍馍’也是汉话,汉话和藏话是不同的,汉人和藏人也是不同的。”所以看见汉人驻军时我心想:以前父母说汉人跟藏人不同,现在亲眼见到,果然不同啊。汉人连衣服都跟藏人完全不一样!

我出生以前,赵尔丰、国民党,都在我的家乡打过很多仗,所以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汉人砍过很多仁波切(译注:转世高僧)和僧人的头,以前被汉人杀死的人,转世后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一些印记。我们那儿有一个人,年纪比我小一点,他脖子上有一圈胎记,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前世被砍头的印记。听过太多这类故事,所以在见到汉人前我就不喜欢汉人。

就在我出家的那一年(译注:1935年),共产党被国民党追赶,红军到过达孜多(译注:中国更名为康定)、理塘、甘孜等地,跟当地藏人也发生了很大的武装冲突。当时共产党从郎仓到了理塘,那些红军是沿着娘曲河来的。理塘的僧俗民众守候在河边阻挡,与红军打了惨烈一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理塘人最终未能挡住红军,民众退回了寺院和家里,红军就直接开进了理塘寺,强行占领理塘寺十多天,抢了粮食和钱财,但没有摧毁寺院。然后共产红军去了甘孜,一个也没有留下。我们还听说毛主席也来过甘孜,后来才知不是毛主席而是周恩来(译注:应该是朱德)。他们经德格、甘孜等返回中国去了。

我从九岁到十八岁都在理塘寺学习。十八岁那年我被选为了寺院的“雪仓”。“雪仓”要为寺院经商,挣钱提供僧人们的日常开销。“雪仓”必须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人,不然生意做亏了没法赔偿。我生意做得很好,职位节节迁升,差一点就当了理塘寺的最高长官哈哈。理塘寺有一个“雪巴果仓”(译注:寺院的财经办公室),一共有六个人。我有一个搭档叫达热曲杰,也是“雪仓”,他与我一起负责寺院的贸易事务。我们的大多业务是在达孜多(康定),以经营茶叶为主,有时候也去云南。

在达孜多,我们跟那里的国民党官员都认识。他们说:“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如果共产党打赢了,你们藏人和我们汉人都没有好日子过。共产党打赢的可能性很大。”这些人还说:“你们如今还做什么生意啊?赶紧及时行乐吧,以后没有好日子了。”我们听了后,也没有做生意的心思了。

2.杀了那么多人

1949年,我二十一岁,在寺院的职位迁升了,除了做“雪巴”,还担任了“贡松朵旦巴”(译注:寺院的一种高级管理)。那年国民党战败时,我正在达孜多收账,有些国民党汉人欠了我们很多钱。还有些茶叶没发货,我是去办这些事的。我到达孜多时,共产党也到了达孜多。当时达孜多的民众欢迎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也没有抵抗,所以没有打仗。共产党进达孜多不久,国民党的“田师长”又来了(译注:原国民党军田中田师),共产党就撤走了,田师长又挂出了国民党的国旗。一周后有一天,田师长通知民众不许出门。那天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空投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很多。空投的第二天,田师长拿了这些东西往木雅方向去了。后来听说田师长他们从木雅去了理塘,还去了察隅。田师长的真正目的是去西藏,想与噶厦政府联合抵抗共产党,噶厦政府没有答应他。田师长他们只好从察隅去了缅甸。田师长和其他官员最后去了台湾,而他的大多数部下却在察隅被共产党歼灭了。

这边共产党又进了达孜多,把田师长没能带走的东西都分给了穷人,富人们不敢去领。在达孜多,共产党开始清查国民党残部。凡是给国民党做过事的人都被抓捕了,每天抓四到五辆军车的人,把他们拉到达孜多的一个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条河,共产党在河边把他们捆起来,插上一个牌子,用机枪枪毙。每天拉四五辆车的人去枪毙,众人可以走近去观看杀人,但我和我的同伴没有近看,远远的看。当时我们异常吃惊,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魔鬼,杀这么多人!虽然杀的不是藏人,是国民党的残部。他们每天就这样杀上百的人,杀了十五天左右。另外还有很多汉人自杀。在达孜多的阿曲河边,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国民党残部的家属自杀。跳河没有死成的妇女,在河边抱着大石头哭泣。共产党人看到后就把他们给抓走了。后来有一天,突然停止屠杀国名党残部的人了,据人讲是因为联合国指责毛泽东杀人太多,毛下令让停的。这些事情使我们看清了,将来绝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达孜多的藏商们都丢下商店跑回家乡了。

3.代表理塘与汉人见面

汉人到达孜多不久,就以平措汪杰和另一个藏人的名义(译注:平措汪杰,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E%AA%E6%B1%AA%E6%9D%B0 ),给理塘寺写了一封信,说共产党要去理塘,劝说理塘寺不要组织抵抗。理塘人认为,以前红军来理塘时与我们打过仗,所以这次这些汉人是要回来报复。理塘僧俗做了充分准备,派了人在娘曲河边防守。结果共产党知道了这个情况,解放军没有直接进入理塘,而是改从木雅到了道孚,从道孚去了德格岗托。共产党给理塘当局发来电报,请理塘派代表与他们会面。共产党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不是以前的共产红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接到这个电报后,理塘方面也派了探子去道孚观察。探子回来说:“那些汉人对一路的民众很好,的确不是以前那个共产红军了。”

理塘寺也给我来了电话,让我去见一下达孜多的共产汉人。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就决定回理塘去问个究竟。路上我也看见解放军,是十八军,正从道孚、甘孜、木雅等地向岗托开进。我抵达理塘时,遇到了那些沿娘曲河防守的理塘人。他们问我路上是否看到汉人了?我告诉他们汉人从道孚走了。回到寺院,高僧们和僧众、理塘所有的头人和民众、还有那些从道孚等处回来的探子,正在理塘寺里开会,讨论是否派代表去达孜多与汉人会面。我就是这样知道上面那些情况的。这期间平措汪杰他们还派人送信到理塘寺,劝我们不要跟解放军打,说如果打的话,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益。

究竟要不要派代表去见汉人?理塘寺这个会开来开去确定不下来。人遇到麻烦时就问神,理塘寺喇嘛多,就让喇嘛们占卜看看。喇嘛们占卜后说还是去好,主要是去对共产党说明:请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自由、尊重当地风俗。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可以与你们合作。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接受。

接下来派谁去,又决定不下来。喇嘛们又在班丹拉姆像前占卜(译注:班丹拉姆,藏传佛教护法神,汉译吉祥天女):把六个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纸上,包在糌粑团里,供在班丹拉姆前,然后僧人整夜念经。第二天由寺院堪布把包着名字的糌粑团放在一个盘子里,端着盘子晃圈,嘴里念着“觉沃仁布且”,转着转着盘子里的糌粑团跳了一个出来,打开看是我的名字,我就成了寺院方面的代表。我的名字之所以在这六个人中,一是因为我是寺院的“贡松朵旦巴”(高级管理),二是寺院的大喇嘛和其他负责人都不敢去。另外还有一个理塘民众代表,也是这样占卜出来的。我们两个就是理塘派去达孜多与汉人会面的代表。

我们骑着马,带了随从帮夫就去达孜多了。解放军派了两辆车在达孜多外的宗嘎迎接我们,到达孜多后给我们安排了很舒适的房子。康区其他各地的头人代表,德格、木雅、娘荣、霍则等部落的头人们都已经到了达孜多,僧人俗人代表共约上百人。那时,十八军已经从达孜多进入木雅,开到了岗托渡口。(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为攻打昌都战役的主力。1950年10月中国发动昌都战役,解放军三万余人很快打败了仅有八千余人的西藏军队。1951年5月签订城下之盟《十七条》)

4.汉人进入了理塘

我们一到达孜多,就把理塘寺和理塘民众分别写给毛泽东、十八军和达孜多汉人的信转交给了共产汉人。在理塘寺和理塘民众事先写好的声明上,主要表达的是:“请尊重我们的宗教和当地风俗。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可以与你们合作。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共产汉人在我们的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同意,什么都同意了。我们把理塘寺花很多钱买的见面礼给了那些共产党,礼物是用红丝绸做的锦旗,大小和唐卡差不多,上面写了扎西德勒等字。我们给十八军的礼物是一顶帽子,当然,我们说是因为天气寒冷,其实每个藏人都非常清楚,这是非常不好的礼物哈哈哈(译注:可能按当时当地的风俗,送帽子不是好礼物)……共产党也很有礼数,给我们寺院回赠了五十砣茶叶,三十多匹丝绸等。

到达孜多第二天就听说平措汪杰也要来开会。汉人已给平措汪杰封了很大的官,他在达孜多那边已经很有名了。几天后汉人通知我们去欢迎平措汪杰,让我们站在路两旁夹道欢迎他,就像迎接达赖喇嘛一样哈哈哈……与平措汪杰一起来的还有十来个巴塘小伙子,汉人对他们的保护非常严密,前前后后都有卫兵。随后共产汉人在达孜多召开了一个大会,召集所有文武官员,包括在岗托渡口的十八军的头头们,加上我们这些各地头人和部落代表,参加会议的有近千人。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在会上平措汪杰发表了讲话,主要讲的是共产党的好处。

平措汪杰是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讲话的。在藏语的讲话中他说:“我是一个藏人,我为了藏民族的利益去了汉地学习。我听说,有藏人责怪我把共产党从中国领来了。这不是事实。以前因谣言所害,我被驱逐出了西藏,谣言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想推翻噶厦政府。事实上不全这样,我们确实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并没有推翻噶厦政府的想法……毛泽东不是要共你们的产,而是要建立红色政权,是为了各民族的发展而来帮助大家的。你们不必担忧,也不必怀疑。以前国民党政府欺压人民,毛主席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最后毛主席胜利了。毛主席走到哪里,都是为了帮助人民的,有非常完整的计划……”等等。他用藏语和汉语分别讲了两次,都很长。

平措汪杰讲话完毕后,会场里放鞭炮庆贺。我并没有相信平措汪杰的话。我是这样想的:他和汉人在一起,肯定要说汉人想说的话,为了他将来的地位和利益,他肯定要这样说,他当然会赞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我认为共产红军之前已经与我们发生过冲突,他们是同一个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我当天也讲了话,为我翻译的是一个巴塘小伙子。我说我们是理塘寺的信使,首先重申了理塘寺和理塘民众信中声明的内容,提醒汉人应该遵守的原则。我并且强调:“你们已经在我们的声明要求上签字同意了,请必须按照已经签字同意的那样坚守承诺。特别是十八军,你们将要去与噶厦政府军作战。噶厦政府实力强大,他们有可能会派遣三大寺的僧兵出战。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破坏寺院,那我们藏人不分男女,18岁以上的人都会加入反抗的,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杀光!你们自己的承诺必须要遵守。如果你们口是心非,我们会认为是非常可恶的!”我故意说得很夸大哈哈哈……我这样演说后,那些亲汉人的藏人对我和同伴说:“朋友,再不要说什么大话了,说这些没有用的。”也有的藏人说:“说的好!说的好!”

开完会后,平措旺杰从理塘去了巴塘,然后也去了岗托渡口。我拿着那些汉人签完字后的声明,返回理塘寺,交给了理塘寺堪布。汉人就这样进入了理塘。由于理塘藏人放弃抵抗了,所以共产党没有派大部队进来,只来了五十多人。理塘这边国民党的旅长什么的就投降了,他们在理塘当地没有被杀,被押送去了达孜多,押去后什么结局就不知道了。理塘和巴塘的国民党残部就这样投降了。

后来1980年我回理塘探亲时,还见到了当年我讲话时的那个巴塘翻译。他在成都,大家叫他扎西主任。我们一起吃过饭,还一起去见了班禅喇嘛。

5.汉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

1950年,汉人从岗托渡江攻打噶厦政府的军队(译注:昌都战役)。当时噶厦在昌都的最高官员是阿沛.阿旺晋美。不到一个月,他就投降了。听说噶厦政府派了僧兵下来,可僧兵还未到,阿沛就已经投降了。那时汉人在理塘已经建了广播站,每天都在广播昌都的情况、岗托的情况,所以理塘人都知道。那时我在理塘,对噶厦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们认为噶厦有军队、有武器,军队受过军事训练,至少可以抵挡汉人一、两年。没想到汉人几天就把噶厦政府军给打败了!当时我还年轻,心想:噶厦政府太无能了!

接下来,汉人从康区、从北边等各路开进了拉萨!汉人不仅在广播里说,还在理塘寺召开了大会,宣布噶厦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十七条》:什么“解放”、什么“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意思是说噶厦政府不能与外国联系什么的哈哈哈……得知噶厦与中国人签订了这样一个协定后,我对噶厦政府所抱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我认为藏人民众将面临进一步的困境,更担心三大寺会遭到汉人的破坏。

其实,那时达赖喇嘛担心被中国军队抓捕,转移到了亚东。噶厦政府派了包括阿沛等几个贵族官员去北京谈判。在北京,西藏代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十七条》就是毛泽东的意志,如果西藏代表不签字,统统会进监狱;如果西藏代表签字,实际上又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批准。而没有达赖喇嘛的批准,西藏代表是无权签字的。阿沛是个很聪明的人,在这种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没有噶厦政府的印章,就在北京现做了一个赝品,然后用赝品盖章,签了字。中国是先武装占领了昌都以后,才“和平解放”了西藏。

共产党刚到我们家乡时说了很多好话,什么“宗教自由”、“尊重当地风俗”、“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因为你们至今未能发展,落后于世界,所以毛主席派我们来帮助你们”等等好听的话。他们没有与民众发生任何冲突,连买木柴都会给大洋;不仅在我们理塘,在康区其他地方和安多等地也是如此。总之,所有说的都是好听的。

共产党还召开头人会议,给各地头人和大德等封官:封县长、主席什么的。他们不但给毛垭土司雍热奔封了官(译注:毛垭土司世系来自巴颜喀喇山,迁徙康区后,世袭七代。雍热奔.索朗旺杰,末代毛垭土司。1956年初,他率领理塘民众起义,抵抗中国统治。3月30日,解放军包围理塘寺,并在大经堂浇上汽油准备焚烧寺院,以逼迫寺内僧众投降。已经突围的雍热奔又返回理塘寺,要求解放军释放被困民众。最后他宁死不屈,向一名解放军军官开枪,中国军人乱枪齐发,雍热奔倒在了理塘寺的大经堂,时年25岁),还给理塘寺堪布和其他僧人也封了官。封官以后,让他们去理塘县上班。

虽然我父亲拒绝参加头人会议,汉人还是给他封了一个官,要给他发工资。我父亲不要,他说我自己有吃的。他说要是我拿了工资,就得按照他们的话去做。这是我无法做到的。后来共产党又给了我父亲一个什么“主席”的头衔,他仍拒绝接受。他说:“我是老人,我不需要这些头衔。如果你们到我们地方来,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因为以前国民党到我们地方来,我也提供过帮助。”共产党就对我父亲说:“你必须接受。”而且每个月按时派人给他驮来大洋,说是工资。来人有汉人,也有藏人。可我父亲从来没有接受过。有时我和我哥哥对父亲说:“收下吧,人家理塘寺的堪布都收了。”我爸就呵斥道:“闭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收吧!我知道什么钱该收什么钱不该收!”

偶尔会有十几个汉人来住在我家。临走时要留下很多大洋,说这是柴米钱。我父亲不收,说我家有柴米,不是用钱买的,你们不需要给钱。见我父亲坚决不收,汉人又说:“您自己不要没有关系,您可以发给穷人,或供养给理塘寺。”我父亲回答说:“你们自己去给穷人,或者自己去供养给理塘寺吧。”几个月后,那些汉人又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走时仍要给钱。我父亲坚决不收,汉人就把钱分成两半,一半发给了穷人,一半给了寺院。我父亲就是这样,他的脑袋壳很硬,没拿共产党一个大洋。

我们没有,也不愿跟那些汉人交朋友。虽然他们嘴上说得像抹了蜜,但我们一直对此有疑虑。一方面,汉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不仅是共产汉人,包括以前的国民党汉人,还有更早时候砍过大喇嘛和僧人头的满清汉人;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见识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让人恐惧。汉人来到藏地本身就是很讨厌的事,我们对他们根本没有好感。当然,我在达孜多做生意时,有私交很好的生意上的汉人朋友。

6.毛主席说“宗教是毒药”

由于《十七条》里汉人说得那么好听(译注:参见百度《十七条协议》http://baike.baidu.com/view/1096095.htm?fromId=1419307 ),藏人提起的心放了下来,又开始做生意了,还有白花花的大洋进帐,大家也发了财(译注:指中国为了笼络藏人人心,付多于市价数倍的银元,雇用藏人差役,驮运军队物资等)。1951年到1953年,大家都在做生意。1954年,汉人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时候,有些人还挺高兴的,认为汉人并没有绑架达赖喇嘛,而是“邀请”他去的。

理塘寺堪布等三十多人也受到共产党的邀请,去了中国的天津、北京等地参观。出面邀请他们的是达孜多的“梅主任”(译注:此为音译),长得很精神。受邀的头人中,势力最大的是毛垭土司雍热奔。我父亲拒绝了封官,也拒绝去参观团。他的理由是:我是老人了,如果非要去,就让我儿子代表我去参观。这个条件汉人没有答应。毛垭土司雍热奔,第一次的邀请他没拒绝,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接受任何邀请。他若实在推脱不了,就派一个人代替他去。后来其他很多头人也都不接受共产汉人的邀请了。

1954年,达赖喇嘛被汉人邀请去中国以后,大家又开始担心起来,怕汉人不让达赖喇嘛回来(译注:1954年7月,达赖喇嘛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人代会,并在中国各地参观,一年后返回拉萨)。因为中国是武力占领了昌都以后,才“和平解放”了西藏,等各路解放军抵达了拉萨后,才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我们因此产生了种种担忧。当时我们想,如果不让尊者回来,那我们就只能跟汉人决一死战了。后来幸好回来了。1955年尊者回拉萨的时候没能来我们理塘寺,因为那会儿理塘还没通公路。理塘寺的僧人们是去木雅热纳卡机场拜见和供养达赖喇嘛的。当时机场周围聚集了上万信众,我也在这里拜见了达赖喇嘛。我们不知道达赖喇嘛在北京具体跟中国人谈了什么,但听人们议论说:“毛主席对达赖喇嘛说了:宗教是毒药”(译注:见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最后他靠近我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这时候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我们觉得毛主席说得很奇怪,因为达赖喇嘛是我们的佛,而毛主席却对达赖喇嘛说这样的话!这种话与毛主席之前说过的话很不一样。

随后我返回理塘寺,交接完我的工作,也动身去了拉萨。我有五十五匹驮马和帮夫,去拉萨的时候驮了一些货。那时没有公路,从理塘去拉萨大概要走两个多月。

7.“理塘是康区第一个起来抵抗汉人的地方”

四水六岗护教军总指挥
恩珠仓.贡布扎西
1955年11月20号左右我到了拉萨。恩珠仓.贡布扎西是我老乡,我到拉萨后就一直与他在一起(译注:恩珠仓.贡布扎西,西藏康区理塘人,四水六岗护教军创立者和领导人。四水六岗护教军是西藏抵抗中国占领和殖民改造的起义武装组织)。到了拉萨后,我卖了带去的货。有一天,恩珠仓.贡布扎西收到了一封电报,说在1956年1月16号那天,理塘寺与解放军打起来了。我是从贡布扎西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

打起来的原因是,当初解放军进入理塘前,理塘僧俗在声明中对汉人进入理塘提出了要求,共产汉人都是签了字的(译注:参见热珠阿旺在“4.汉人进入了理塘”中的回忆)。可是共产汉人违背了当初的承诺,开始在理塘实行“解放”(译注:指“民主改革”。当时很多藏人对“解放”、“共产”、“改革”等外来语汇非常陌生。康区将“民主改革”通称为“解放”,安多称为“时世反转”)

共产党召开穷人大会,给穷人们发劳动工具,每人十个大洋,对人们说:“你们不富裕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头人、喇嘛和僧人剥削了你们。” 其实虽然贫富差距是有的,但我们那里并没有太穷的人。接着他们让民众交出武器,说什么“毛主席说过:解放有两种,一种是和平解放,一种是武力解放。如果你们要和平解放,就得交出武器。你们不用担心小偷土匪什么的,我们会管,会保护你们的。”对藏人来说武器是宝贝,一听上交武器,大家都觉得不是好兆头。有理塘人私下说:“如果交了武器,汉人会摧毁寺院、枪杀头人们,还会抓捕我们的。与其如此,不如我们拿武器跟他们死拼了。”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因此理塘僧俗没有上交武器。共产汉人在理塘宣传上交武器,宣传了好几个月后,理塘的僧俗民众开了大会,讨论是否交出武器。讨论的结果是,大家仍然一致认为不能交枪。

在理塘地区,理塘寺的影响力最大。当时理塘寺有一百多个子寺,都听从理塘寺。而且理塘寺的决定很多其他的寺院也会听的。而理塘的民众都听从和忠于头人们,比如毛垭土司雍热奔、沃图本、郡巴本等,这些土司头人可以对自己管辖的民众发任何命令。如果头人们让民众交枪民众就会交。当时康区其它地方的头人都被召集到达孜多(康定)开会去了,而理塘的头人和理塘寺的堪布却没有去。不去开会就是直接表明:无论后果怎样,不服从汉人的命令。而且理塘方面也派人到吉塘等地区(译注:吉塘,藏语“舒适美丽之地”,今云南藏区),与当地头人联系,向他们表明理塘是要抵抗的。

康区其它地方的土司头人们都在达孜多(康定)开会,比如德格夏克刀登、喇嘛库日、嘉绒土司、巴塘格桑等。巴塘格桑以前跟汉人关系很好,他去过中国,汉语也很好。在达孜多的会议上,汉人要求这些土司头人命令民众交武器,说如果不交武器的话,就要武力解放。德格王的总务大臣夏克刀登举手答应了交出武器,其他没有任何人举手。夏克刀登这个人很聪明,他同时派人回德格报信说:“如果不交武器的话,中国人绝不会放过我们,因此我已经答应了交出武器。如果你们不想交的话,就自己看怎么办吧。”因此,德格的那些大头人,比如夏克.南捷多杰等,全部跑到拉萨去了。但是德格地域很大,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跑。

而理塘这边,由于理塘的头人们没去开会,都在本地,所以能够组织民众反抗。理塘是康区第一个起义抵抗汉人的地方。1956年1月16号,解放军和理塘寺打了起来。连续打了27天。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寺院。理塘的民众把吃的都搬到山上,如果有解放军来搜山,他们就打(译注:参见“5.汉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中关于毛垭土司雍热奔的注释)。吉塘、巴塘随后很快也起义了。就此,起义从理塘蔓延到整个康区。当时我的家人都在理塘,也上山抵抗共产汉人了。后来我父亲和我兄弟经羌塘到了澎波,我们在澎波才再见面。

8.“我们没有得到噶厦的支援”

理塘商人恩珠.贡布扎西十八岁时就去了拉萨。1949年汉人到达孜多的时候,他已经在拉萨了。当时他家是大商户,也是三大寺(译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施主,在拉萨有一定的影响力。1949年共产汉人一到达孜多,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威胁。解放军进驻拉萨后,在中国开了一个商人大会,共产汉人点名让恩珠.贡布扎西去参加这个会议,恩珠.贡布扎西推辞说病了,派了一个亲戚去参加了会议。恩珠.贡布扎西不但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而且非常有头脑,他那时就看穿了毛主席的计谋。他说:“汉人不会容忍我们的宗教存在;他们要‘解放’很多人。” 他一直坚持不与汉人合作,成了汉人眼中的“黑人”,但他在藏人中很有威望。

我在拉萨得知理塘打起来了的消息后,心里很难受,也无法回理塘了。当时在拉萨大概有100多名理塘商人,包括恩珠.贡布扎西,另外还有500多名理塘的僧人、朱古等(译注:朱古,转世化身,汉译活佛)。我们立刻在恩珠.贡布扎西家里做了很多法事,为家乡理塘祈祷。恩珠.贡布扎西放弃了经商,专心考虑抵抗的问题。理塘的商人们停止了做生意,开始买马、买枪,准备一起返回理塘参战。

同时我们也向噶厦政府请求援助。那时达赖喇嘛还年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噶厦的各种事务由很多贵族掌管。尽管大多权力已被汉人掌握在手中,噶厦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很弱,但尚有一点权力。噶厦里面分成了两派:亲共的和亲达赖喇嘛的。阿沛.阿旺晋美他们是亲汉的,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亲达赖喇嘛的,特别是三大寺、上下密院等是亲达赖喇嘛的。然而由于有阿沛这些亲共的人,若被汉人发现谋划反抗的话非常危险,噶厦里亲达赖喇嘛的人尽管也想反抗却不敢。

最初聚集在恩珠.贡布扎西领导下的都是理塘人,后来巴塘人、吉塘人等也纷纷前来,聚集在恩珠.贡布扎西周围了,都是康区有影响的人物。恩珠.贡布扎西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还因为,康和安多已经遭受了解放军的地面和空中打击,大批难民逃到了拉萨,难民们非常清楚发生在康和安多的事情。在拉萨的康巴人和安多人对家乡的事态非常担心,根本没有继续经商的心思,大家都想反抗汉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大家都希望噶厦政府支持,为康和安多人的起义提供援助。然而我们没有得到噶厦的支援。由于没有噶厦的支持,康和安多人起义的武器都是自己买的。有的大户人家有上百条长枪,当然没有大炮等。康和安多民众就是拿这些武器反抗的。

9.“在拉萨,我们在汉人眼皮底下活动……”

汉人的实力、武器都是我们无法比的,我们没有任何希望把康和安多的侵略者赶走,但康和安多各地的头人们仍然带领着属民反抗。我们希望藏、汉分开,至少使达赖喇嘛能够与毛主席对话;希望能把被控制的达赖喇嘛从汉人手中夺回来,如果我们没有了达赖喇嘛,那一切都完了。我们在拉萨成立了一个组织,可谓“四水六岗”的前身。那时在汉人眼皮底下活动,做事很艰难,若被发现会立刻被抓捕,但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努力。例如:

我们曾前后两次向噶厦申请成立民间组织“人民会议”,都被汉人取缔了(译注:“人民会议”主要是以在拉萨的商人和普通民众为主组成的反抗力量,宗旨是维护西藏独立,保护西藏宗教,推动西藏民主。成立于1951年11月,主要负责人是藏巴拉秀·扎巴成列、洛卡人蚌塘秘书坚赞洛桑和康巴阿洛琼泽。四个月后被取缔,其成员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停止,并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四水六岗护教军)。汉人对噶厦强力施压,“人民会议”里的人被抓的抓、关的关。恩珠.贡布扎西以闭关为名躲到了甘丹寺。半年后被抓的阿洛琼泽等负责人,在三大寺的担保下被释放。一释放出来,恩珠.贡布扎西就安排阿洛琼泽经不丹去了印度。阿洛琼泽到了印度后,在噶伦堡建立了“西藏福利协会”,并成为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的主要助理之一。

1956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时候,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恩珠.贡布扎西联系了嘉乐顿珠,希望他寻求国外的军事援助。嘉乐顿珠回答说可以寻求援助,但是千万不能泄露消息。如果泄露消息,会对达赖喇嘛造成很大困境。当时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布切,也参与了这事。CIA培训我们的抵抗人员,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也派人与理塘方面联系,告诉他们我们会援助。当时理塘各地都在打,每天都有一两百人被打死。理塘人也给解放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理塘人没有好武器,没有大炮;好一点的枪也是从汉人那里抢来的。同时有大批康和安多的难民涌入了拉萨,里面有很多理塘人。我们在拉萨选了一些人,派他们去噶伦堡,由嘉乐顿珠再安排他们接受CIA培训。除了阿塔、洛才(译注:阿塔、洛才是第一批接受CIA培训的抵抗人员。并在受训结束后,跳伞进入西藏境内搜集情报),最初受训的人员中,还有来自我们理塘的6、7人,CIA也尽力培训了他们。那时我们这个组织里的成员都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很大期望。

拉萨这边,当时汉人还不能公然限制宗教活动。那么在拉萨的巴塘人、理塘人和吉塘人开始联合起来,祈请达赖喇嘛举行宗教法事活动,祈请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1957年在恩珠.贡布扎西组织下,拉萨僧众为达赖喇嘛献上了黄金宝座。这些活动中国人认为是以宗教为名进行的,没能阻止。通过这些从来未曾举行过的宗教活动,康巴人、安多人都联合了起来(译注:恩珠.贡布扎西等以祈请尊者施时论金刚灌顶为名联合各地人士,又以向尊者供奉黄金宝座为名募集资金,各地商贾倾囊捐助,拉萨、山南等地无论贵族、百姓都踊跃捐献,许多贵妇人当场取金耳环、金手镯以及康巴妇女取下金纽扣等。四水六岗组织一方面打造黄金宝座,一边暗中购置枪支、刀矛和战马,招集来自图伯特各地,特别是来自康和安多等地的民众,最后组成了四水六岗护教军)。

当康和安多藏人在拉萨联合起来以后,恩珠.贡布扎西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到了每个人都听他的地步。亲达赖喇嘛的贵族官员们也与恩珠.贡布扎西建立了密切联系,噶厦政府的藏军代本们,也和恩珠.贡布扎西有了来往。那会儿如果中国人抓捕恩珠.贡布扎西的话,所有人都会反对,包括藏军(译注:当时藏军已编入解放军编制)。

当时康和安多各地各自分散混乱地抵抗中国人,没有多大效果。我们认为对汉人的反抗应该有一个总体规划,如果能团结所有力量打一场大战争的话,印度的尼赫鲁就会出面调解藏中问题;另外,美国方面也会给中共施加压力。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是西藏三区今生来世的怙主,我们不能让他落到汉人手中,否则我们藏人就全完了。

因此恩珠.贡布扎西召集三大寺的堪布等重要人物,以及康和安多的商人们,对他们说:“共产汉人首先会消灭康和安多,之后也不会放过卫藏。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等所有的寺院都跑不掉,而且达赖喇嘛也会有危险。如果达赖喇嘛有什么闪失,我们就会变成瞎子……所以我们的三大寺、民众、贵族官员、藏军和各地抵抗游击队应该联合起来,保护达赖喇嘛不落入汉人手中。” 三大寺和商人们都说:“请您决定吧,您说什么我们都服从。”

1957年藏历四月,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时,恩珠.贡布扎西、吉索等我们六人去拜见了尊者的经师赤江仁布切,请求他赐给我们这个组织一个名字。赤江仁布切说:“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四水六岗’是整个康和安多的总称,我认为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叫这个名字吧。不过你们也再去请教一下林仁布切。”(译注:指的是第六世林仁布切,尊者的老师)起完名字以后,我们还占卜了一下,占卜结果也显示这名字很好。这就是四水六岗护教军成立的的主要目的和大致经过。

10.正式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

当康和安多藏人在拉萨联合起来以后,虽然噶厦里亲达赖喇嘛的贵族官员们支持我们,但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他们担心,如果与汉人对抗,则会形成汉人对达赖喇嘛的更大威胁。所以这些亲达赖喇嘛的官员不可能发挥大的作用。噶厦政府已经分成了两派,那些中国人的走狗,比如阿沛他们则很有权力,汉人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四水六岗成立后,噶厦政府甚至发布公告限制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来自汉人的压力,非常清楚噶厦政府的能力就是给汉人献媚。我们除了对达赖喇嘛身边的人还有一点点信任以外,对噶厦政府已完全失去了信任。

我们四水六岗的人当时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很大希望。而美国方面更想知道噶厦的态度,尚不清楚我们已经成立了四水六岗这个组织。1958年,CIA培训的抵抗人员阿塔和洛才先空降到桑耶,随后辗转来到拉萨。阿塔和洛才的任务是:与噶厦政府建立联系,搜集噶厦政府与共产汉人关系的情报;以及了解如果西藏方面决意抵抗,需要哪些方面的援助等。阿塔和洛才藏身在山上,托恩珠.贡布扎西帮助与噶厦联络。恩珠.贡布扎西与噶厦政府里的亲达赖喇嘛派联络时,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帕拉(译注:西藏贵族帕拉.土登维登)却考虑到亲共派的势力,担心若被汉人发现了,会招致更多麻烦,就没同意洛才和阿塔与噶厦有关人员见面。因此,洛才和阿塔与噶厦建立联系的任务就没能完成。后来阿塔和洛才跟随四水六岗去了山南。

在阿塔和洛才空降到桑耶的同一天,另有CIA培训的抵抗人员加多旺堆等4人,空降到了理塘。加多旺堆他们的发报机出了故障,与CIA方面失去了联系。我认为,如果当时CIA知道我们成立了四水六岗这个组织的话,美国就很有可能援助我们。

在拉萨,倘若我们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个组织,共产党不会答应;小范围内宣布,也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四水六岗护教军集中在拉萨,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会对达赖喇嘛很不利。所以我们决定离开拉萨,前去山南。虽然很多康巴和安多商人在拉萨有妻儿,可是仍然决定离开家,去山南加入护教军,而且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当时,中国军队在西藏的实力还不是太强,尽管知道我们去山南,也没有阻挡。

1958年6月16日,我们在山南孜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

四水六岗护教军不是随便凑合起来的,而是有组织的。护教军总部是整个护教军的灵魂,康巴人的主要负责人是恩珠.贡布扎西,安多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晋巴嘉措,他们俩是四水六岗的最高头领。他们下面有七个部门:指挥部,给养部,宣传部,安全部等等。宣传部的工作是向民众介绍,我们为何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我们是放弃财产和离开家人来参加护教军的等等;安全部主要负责调查和发现汉人的特务。七个部门下面是按藏文字母顺序编制的队伍,一共有18名战斗指挥官。每名指挥官都是由七个部门联合认定的。护教军中理塘人人数最多,故而有两名负责理塘人的指挥官,我是其中之一的右路指挥官“玉如”。

恩珠.贡布扎西当时已经五十六岁,安多人头领的年龄也很高。护教军里有很多六十岁左右的人,最大的是一个芒康人,叫洛采,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十四、十五岁。安多、嘉绒、哲霍康巴这些人里面,有人以前跟国民党打过仗,特别是嘉绒人,曾经跟国民党打得非常凶,现在又跟共产党打。我以前从来没有打仗经验,一打仗就是跟共产党打。

11.投诚护教军的中国军官

离开拉萨去山南的护教军中,还有一名投诚四水六岗的中国军官姜华亭,我们叫他汉人洛桑扎西。他是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一名高官。他所在的炮兵部队以前在工布,后来换防到了拉萨。在拉萨,解放军如何对罗布林卡、甲波热(药王山)、布达拉宫等部署炮兵和炮位,他投诚后都对我们讲得很清楚。

姜华亭最初是到噶厦藏军扎什军营投降的。他投降过来的原因,一是他与一名藏人女子相好了,这名女子以前是跟汉人做生意的;二是当时姜华亭的父亲在家乡被批斗而死,得知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悲痛。第三他曾对部队的同伴说过,共产党的有些做法是不对的;另外,在部队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都应和民众搞好关系等,这使得解放军的官员们对他很不满。会后有一个解放军军官对他说:“你今天的发言有很大错误。”当天夜里,姜华亭就骑马跑到扎什军营投诚了。他之所以选择扎什军营,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告诉他,扎什军营的人对解放军最反感。他骑来的那匹马还能听懂人话,叫它趴下就趴下,叫它站起来就站起来。

姜华亭到扎什军营的时候,军营的藏兵们都在睡觉。他对士兵们说:“我是真正背叛汉人来投诚的。”当天晚上藏兵们让他睡在了军营里。第二天带他去见代本等军官,军官们说:“把他留在军营里没有什么用,但恩珠.贡布扎西肯定用得着他。”然后那些军官便与恩珠.贡布扎西联系。他毕竟是汉人,恩珠.贡布扎西也不知他的真假,就降神问卜。降神占卜的结果是收留他,有百利而无一害。再加听了他的经历也非常令人同情,这样恩珠.贡布扎西就接受了姜华亭。我在恩珠.贡布扎西家里时,姜华亭被带来了,但我们也不能把他留在恩珠.贡布扎西家,就安排他住在拉萨郊区的一户人家里。二十多天后,四水六岗要去山南,就把他一起带走了。

走的那天晚上,恩珠.贡布扎西派我和洛桑项巴等四个人去接姜华亭,拿了藏袍给他换上。然后送他去然麻岗渡口,对岸有两个理塘的四水六岗成员等着接应,由他们送姜华亭去了山南。

那次降神占卜的结果虽说姜华亭会利益我们,我们也相信他,但很多安多人和康巴人没有轻易放过他,他们怀疑姜华亭会暗杀恩珠.贡布扎西。为此恩珠.贡布扎西专门为他开了会,公开讲对他的信任;我也常常向其他人介绍姜华亭的情况。我对姜华亭印象不错,他也很喜欢我。姜华亭有军事知识,他尽力帮过我们。而且姜华亭也说他相信三宝。恩珠.贡布扎西送给他的护身符,他也带在身上。有一次解放军的子弹打中了他的马,子弹打穿了马鞍却没有伤着马。他说:“马活着,我就不会死哈哈哈……”而且每次打仗前他都会念:“嗡嘛呢呗哞哄”哈哈哈……

12.噶厦政府要四水六岗军解散

护教军在山南宣布成立后,噶厦政府对各宗的命令是:不许参加四水六岗军;不得为四水六岗军提供粮食和衣物;如果四水六岗欺压民众,立刻上报噶厦政府等等。另外,噶厦还派政府代表和三大寺的代表到山南来,要求面见恩珠.贡布扎西。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贡布扎西在哪儿。” 没让他们见。他们便见了护教军别的一些头头。他们带来了噶厦政府的命令:“在‘博’的土地上(译注:藏语“博”,即Tibet,包括多卫康三区和嘉绒、羌塘),不能成立军队,不能欺压平民。噶厦政府决不容忍违法行为。”由于没能将噶厦的命令直接交给贡布扎西,噶厦代表就要求向全体四水六岗成员宣读这份命令。这是噶厦第一次派代表来的情况。

噶厦第二次派来的代表主要是说:“噶厦要调解共产党与四水六岗的矛盾。你们不要与共产党对立,你们建立护教军是不对的。”这些代表也要求见恩珠.贡布扎西,问我们对上次代表带来的噶厦的要求有什么意见?四水六岗方面说:如果噶厦政府要让我们和共产党和解,那么共产党首先要停止对康区和安多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军事行动。我们都是康和安多难民,逃到拉萨后都还被共产党抓捕和追杀,所以我们才跑到山南的。我们并不愿意打仗。

噶厦后来又派来一次代表,坎穷堆旺和朗色林,他们是噶厦第三次派来劝说护教军的代表,结果他们来山南后留下不走了,也加入了四水六岗军。

13. 去甘丹钦科寺取武器

康巴和安多人一般都会打枪,因为他们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打过猎,防御土匪要用枪,玩乐的时候也喜欢玩枪。可是四水六岗护教军成立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武器。

恩珠.贡布扎西在拉萨时,就请求过噶厦政府提供武器,可噶厦政府不敢。护教军到山南后,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帕拉给恩珠.贡布扎西捎了一封密信说:“噶厦政府在甘丹钦科寺有一个武器库。我派人去看了一下,那里有部分武器还能用。甘丹钦科寺的武器库没有军人守护,你们自己设法去取吧。”恩珠.贡布扎西便带领了一千人,我也是指挥官之一,到甘丹钦科寺去取武器。一千人当中,只有32个安多人。

去甘丹钦科寺的路上,在宗嘎宗多(译注:地名),我们遭到了解放军的伏击。他们在那里设了九道埋伏,当我们进入了第三层埋伏时,才发现遇到伏击了。随后就打了起来。第一、第二、第三层的解放军全部被我们打死了,我们甚至还缴获了很多武器。我们这边死了3个指挥官,加上士兵,总共死了49个人,另有114个人受伤。我们不能继续往前走,就返回了一段,绕过秀谷拉山口,在这个山口我们碰上了三辆解放军的军车,我们摧毁了这三辆军车,继续往甘丹钦科寺去。

快到甘丹钦科寺的时候,恩珠.贡布扎西命大部人马扎营,他亲率两百名骑兵先抵甘丹钦科寺。可寺院的僧人们拿着枪不让靠近,说这是噶厦政府的武器,没有噶厦的证明,我们不会让你们拿走。

护教军另有30多人去了甘丹钦科宗(译注:甘丹钦科地方行政总府),宗本不在(译注:宗本,地方行政长官)。我们把四水六岗的军旗升上了宗府的房顶,拿走了宗府里的30多条英制卡丹枪。这期间有当地老百姓来给我们报信,说在离宗府不远的一个小寺院里有五十多个解放军。巴塘的指挥官遂带领五六十个骑兵冲了过去,解放军看到护教军后骑上马就开跑,巴塘骑兵们一直追到山脚,那些解放军丢下马跑进山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汇合时,恩珠.贡布扎西说:“甘丹钦科寺不让我们拿武器,我们好好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不听。现在怎么办?”随后恩珠.贡布扎西决定:第二天天亮时,强攻进入寺院拿武器。接到这个命令后,我去找恩珠.贡布扎西,对他说:“身为护教军,向寺院开枪是非常可耻的事!”恩珠.贡布扎西说:“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难道不拿武器,空手回去吗?”争论了半天,最后恩珠.贡布扎西决定:只要甘丹钦科寺的僧人们不开枪,我们就不许开枪。

甘丹钦科寺共有八个门。晚上我们靠近了寺院各个门口。第二天天亮时,我们破门而入,僧人们没有开枪。我们向僧人们问了堪布和大喇嘛的住处,并找到了堪布。经过谈判,寺院方面给了我们武器:共有四门小型炮和两门大型炮、491条英制卡丹枪、20条布朗枪、18条“征甘”枪(译注:此为音译)以及子弹若干。我们找了一百匹驮马来驮运这些武器。

14.尼木的惨烈之战

取到武器,返回山南的路上,有来往于拉萨和日喀则方向的解放军的军车。我们先后设埋伏一共袭击并摧毁了10辆军车。有两辆军车运的是军马,马全都被打死了;还有一辆车里全是女兵,都是年轻女孩子,看起来在15到30岁之间,而且都很漂亮,胸前戴着大红花。听说那些女孩是发电报和放电影的,而且都是有职位的。其中有几个女兵当时还没死,我的同伴说要杀了她们。我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她们已经受伤了,会死的。”我有点可怜她们。虽然这些女兵有徽章,职位也高,但毕竟是女人,还是有点让人心疼,所以我就没让开枪。其他那些男士兵,他们曾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打死他们我们感到很高兴,根本不认为有什么罪孽。有四辆车的司机被我们活捉了,我们自己有三、四个人受伤。后来远远地见有解放军大队伍过来,我们就准备撤离。问恩珠.贡布扎西怎么处理那四个军车司机,他说杀了也没用,放了吧。就放了那四个司机。然后我们去了尼木。

刚到尼木不久,民众来报信说:“有很多解放军向尼木开来。”在尼木渡口,护教军看见解放军已经把渡口的船支全都给掌握了。向护教军开来的解放军有三路:达珠康阿一路,唯玉宗方向一路,曲水一路。于是护教军也兵分三路去伏击他们(译注:达珠康阿、唯玉宗、曲水等都是地名)。

第二天天快亮时,从达珠康阿来的解放军到了。设伏迎战达珠康阿一路解放军的,是巴塘、芒康、擦荣三地的人编成的护教军。达珠康阿这路解放军大概有一千多人,他们不要命地往前冲,第一次冲来时,护教军抵挡住了;第二次冲来的时候,芒康的7个人被打死了,其中有一名指挥官,还伤了我们16个人。

其中有一拨解放军打到了尼木村,占据了两户大户人家的房子。护教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了那两户房子,却半天无法攻下,恩珠.贡布扎西甚至说他要亲自去攻。我当时正在另一路打仗,接到了恩珠.贡布扎西的命令,让我到他跟前。我到达他那里时,解放军正躲在那两户人家的房子里,我们开枪没用。姜华亭开了两炮,然后用汉语喊话:“投降!”有一个解放军回喊说要投降,我们就喊:“出来吧,”那个解放军刚带着人走出房子,没想到我们设在另一方向的人却开火了,开火的人不知道出来的解放军是要投降的。这个领头的解放军受了伤,他回头往屋里喊:“不要投降,他们是骗人的!”他喊的汉话,只有姜华亭和我等几个人听懂了。紧接着两座房子里的解放军又开始向外开枪……我们派人冲到那个房子外的墙脚下,把墙脚挖开了一个洞,塞进了干草和木柴。但是房子里还有那户主人,解放军自己不出来,也挟持了他们,不让他们出来。最后,我们只好点火把房子给烧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让我心碎的事。因为解放军不让他们出来,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攻下,所以只好都烧了。后来听人讲,这个村子里的人都说,当时四水六岗的人确实别无选择,只好烧了房子,没有一个人谴责四水六岗的。我们是早上9点左右烧的房子,到下午撤离时,那房子还在发出爆炸声。另一栋房子也这样被我们烧了。下午我们撤离了这个村子。

我负责抵抗唯玉宗的那一路解放军只有三、四百人,我们打了一会儿,他们就掉头撤了。所以没怎么打,我们也撤离了,我们是打游击,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我们也派了人护送伤员去四水六岗总部,那些伤员都安全地到了山南总部。

另有两百名护教军分去迎战从曲水方向来的解放军。打了一天一夜,具体打死了多少解放军不知道,据这路护教军自己说打死了两百人,我们这一方死了4、5个人。

尼木一战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很多解放军被打死,是一场惨烈的战斗。解放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而我们是在尼木设伏,等着他们。由于解放军是列队过来,我们则是躲在各处分别伏击,所以这次我们算是占了便宜。我们不知道究竟打死了多少解放军,后来听尼木当地人说,大概死了一千人。我们自己也伤亡不少。尼木的民众对护教军很好,给我们送了食物。

15.姜华亭开炮救了我的命

我们往嘎贡方向转移。走了一天劳累过度,骑在马上都会睡着掉下马来。第二天早上到了嘎贡,爬到山口时,遭遇了一支从羊八井过来的解放军,大概有七、八百人,他们用机枪和大炮打我们。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炮,汉人洛桑扎西(姜华亭)和安多人格桑嘉两人会开炮,他俩动手架炮,我带了几个人冲下山口去打,解放军的火力非常猛,打得我们抬不起头,同时解放军还在向我们推进,我想这次我完了。正在这时,姜华亭开始向解放军开炮,他开了很多炮把解放军打退了。姜华亭和恩珠.贡布扎西在一起,由于我们炮弹有限,恩珠.贡布扎西还骂了姜华亭:“你怎么打了这么多!”但姜华亭的炮帮了我很大的忙,虽然用了很多炮弹,可救了我的命哈哈哈……由于有炮,这一战我们占了便宜,把解放军打得很惨。

这一战护教军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理塘人森格多朵。之前我们叫他不要冲,可他不听劝拼命冲,结果被打死了。他身上背了三支枪,我们不能扔下,于是我带了四、五个人一起去找他的尸体。在一个坡上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我让同伴们把尸体拖到一边,我在原地掩护。当时我还朝解放军的方向开了十几枪,那边没有反应,原来解放军已经走了。我们把森格多朵身上的枪和嘎乌护身符取了下来,把尸体扔进了河里。

然后我们去追赶护教军大部队。追到一牧场时,四水六岗军有一百来人在那儿等我们,吃了饭后我们继续一起追赶大部队。我们要经过羊八井去纳木措方向,因为只有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有解放军追剿。在羊八井,远远地看到解放军的车队,车灯像星星落到地上一样多。继续赶了一段路后,我们遇到了几个四水六岗护教军的成员,我问他们护教军大部队在哪里?他们说:“大部队已经走了。”我又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回答:“我们在等你们”。其实,这几人是看见前面有那么多解放军后,准备往回逃跑的哈哈哈……随后我们一起继续追赶护教军大队人马,而身后有尼木的那支解放军部队在追赶我们。

16.转战羊八井-纳木措

终于追上了护教军的大队人马,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会合了。我们提议:由于物资很多,驮马队伍庞大,队伍行动不便。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由我带领一批战士在前面开路,恩珠.贡布扎西等核心领导和驮马队伍走在后面。

当地牧民告诉我们前方有解放军。我带领一股先遣战士先行往前。走着走着听到了枪声“嗒嗒,嗒嗒嗒……”停下来观察,看到了远处的解放军。等天黑了后,我们摸黑继续往前走,直到解放军的车开到我们面前,我们开火打了起来。正在打,又来了两辆军车。我安排了几个人继续打第一辆军车,我带人直接冲到后面那两辆军车处,还未靠近,这两辆军车就转向开跑,不料跑的方向有我们的人,这样两辆军车就被端了。接下来,有一辆吉普车朝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就地等着,等它开近后我们开了火。吉普车停了下来,我们继续朝它猛打;这时我们的大队人马到了,在我们的掩护下从后面过去了。

大部队过去后,我们当中攻打吉普车的战士想走近吉普看看。我劝他们别去,因为如果车里还有人活着会很危险。可他们不听,坚决要上去看看,结果我也去了。吉普车里有一顶军官的帽子,一张女人的照片,以及一些有关工资的文件。车里全是血,血迹一直滴到公路旁。我们沿着血迹走了一段后,发现路旁全是修公路挖的大坑。这时我坚决阻止我们的战士继续搜寻了,怕那个伤员躲在哪个坑里开枪。后来听人说,这个军官是从日喀则来的,那照片上的女人是他老婆。他那天受伤后不久就死了。

第二天天亮时,我们赶到了一个牧场。牧民们给我们烧了茶做了饭。我们吃完饭后,继续朝着大山里头走。虽然没有路,但可以走。上山时我们看到了从羊八井方向来的军车,但我们所在的位置,军车是开不过来的。我们安排了一百多人在队伍后头防守,但解放军没有过来。翻过这座山,来到了羊八井的另一片牧场。这里没有汉人,所以我们停下休整了三天。牧民们赶来了一百多头牦牛,他们说不要钱,送给我们吃。但他们要我们给一个证明,证明他们帮助过四水六岗护教军。他们还送了很多酥油、糌粑、奶酪等食物。三天后,我们继续往纳木措去。

沿着纳木措湖边走时,飞来了一架飞机。我们马上派了几个枪手爬上山顶,其他人原地不动。飞机在头上盘旋一阵后飞走了,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的枪手也没开枪。那些枪手说,飞机太高打不着。

走了三天来到纳木湖的另一端,在角咀拉(译注:地名音译),从北面开来了三辆军车,从羊八井机场方向开来两辆军车。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去袭击这两路军车。一开火,羊八井那两辆车里的解放军就钻到了路边养路站的石头房子里,继续向我们开火,我的一个手下被手榴弹给炸伤了。养路站的房子很坚固,我们攻打了很长时间,但躲在里头的解放军死守,未能全部消灭他们。从北面来的三辆军车都被我们摧毁了,除了几个伤员躲在路边的坑里,没被打死外,其他解放军都死了。端掉这三辆军车的护教军,全是安多人。我走过去时,这些安多人说“别过来,坑里的汉人会开枪的。”这些安多人也有人受了伤。

17.“有些人抢了牧民的东西”

热振是热振寺的属地。到热振时,我们的马已累得无法继续赶路,我们就和当地牧民交换了马匹,也要牧民给我们提供了食物。我们没有直接去牧民家中,而是叫牧民到我们营地,向他们说明我们需要食物。他们就按我们的所求提供了很多食物。

继续赶路,打前站的人们已经出发了,我和恩珠.贡布扎西等总部人员在一起。正走着,有一只乌鸦落在我们前面哇哇叫个不停。恩珠.贡布扎西认为这是护法神在告诉我们走错了路,叫我通知前面的护教军返回来,换了个方向朝另外一座山走了。后来才知道,解放军早就在先前我们打算走的路前方等着了,而且路的四周也无处可逃。

由于吃穿匮乏,打前站的护教军在返回大部队途中,有人抢了牧民的东西。恩珠.贡布扎西得知后,带话给那些牧民说:“如果你们的东西被抢了,请到我们这里来领。”随后来了三十多个牧民老人,他们报出了被抢物品的单子。贡巴扎西命令各个指挥官和甲本(释注:甲本,藏军编制单位,相当于一个连),让他们把手下抢的东西通通交出来,放在地上,让牧民们认领。我看见只有一些衣服、食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牧民报上来的单子里有藏币、黄金嘎乌护身符、两条枪,却没有交出来。我们再次询问谁抢了这些东西,没有人说话承认。那些牧民就说:“既然没有人承认,那我们也没办法了。”他们就回去了。

老牧民们走后不久,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又掉头回来报信:“汉人追过来了,你们快做准备吧。”我们马上让总部人员撤走,留下二百多人设伏阻挡。天下着雪,很冷。等了很久汉人也没有来,我们就追总部人马去了。路上遇到两个骑马往回走的护教军战士,他们问我们是否看到一匹驮着藏枪的马,我们说没见到,如果见到了会牵过来的。后来才知道,这两人就是抢了牧民的钱、黄金护身符和枪的人。他们当时没有交出来,把赃物全驮在一匹马上,赶路时这匹马走失,被放牧的牧民得到了。后来,这些东西的主人来见我,把枪送给了我。

18. 遭伏击恩珠.贡布扎西受伤

爬上山后,我们发现从羊八井机场方向大概有一千多解放军在追我们,曲多方向也有,而直贡牧区那边没有解放军。我们继续往山上走,去了直贡。到直贡稜色时却碰上了解放军,一百多名骑兵和两三百步兵。我们打死了两百多名解放军,抢了五十多匹军马。直贡稜色不能久留,我们必须设法赶回山南。

玛兴山谷是去山南的必经之路。有牧民报信说:“好几天都有解放军出入玛兴山谷的谷口,你们要小心。”恩珠.贡布扎西就派了两路探子前去查看。探子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有一个甘孜的老头就开始降神,神附体后说:“继续朝山谷里走,我带路,我会保护你们。” 其实我们不太相信这老头能降什么神,但还是决定按老头降的神所说的那样走。一百多名先遣人员受命先出发,这些先遣人员都是甘孜人。他们走后不久,我们在路上见到了探子们,他们在路两旁喊话:“不要走了,前面有汉人等着!”我们马上派人去追先遣人员回来。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望远镜,从望远镜里我看到山上有一排汉人站了起来,就对恩珠.贡布扎西说:“看样子汉人好像要开炮。”于是我们让所以人员往回跑。

这时大炮响了,山左边约有一百来门大炮,山右边也有一百门左右大炮,一起向我们开炮,看来是要把我们全部消灭在玛兴山谷里。射程太远,我们开枪也没用,只听见炮弹在头顶嗖嗖飞过。我是指挥官,不能跑,正在指挥我的人马回撤时,一颗炮弹落到了恩珠.贡布扎西附近,他的马被炸死了,恩珠.贡布扎西也受了伤。混乱中,我碰到一个甘孜人热拉,他真是条汉子,他的脸在流血,坐骑也没了,我问他:“你的马去哪儿了?”他说:“阿旺,现在马没有用了,我索性成仁了吧!”我又问:“恩珠.贡布扎西在哪里?”他说:“恩珠.贡布扎西被炸了……”我就对他说:“现在去拼命没有意义,你去找一匹马来,我去看看恩珠.贡布扎西的情况。”找到恩珠.贡布扎西的时候,首先看到一个甘孜的老头,受了伤躺在地上。恩珠.贡布扎西也倒在地上,身体被泥土埋了一半。我上前抓住他的手,把他使劲往外拽出了泥土。他的头在流血,我马上取下他脖子上的围巾,给他擦去脸上的血。他睁开眼睛,对我说:“哦,是阿旺啊,别担心,我有护身符呢。”我用给他擦血的围巾把他的头包扎了起来。恩珠.贡布扎西的部下几乎全都受了伤。一个帮夫跪在地上,鸡啄米似的磕头念叨:“神保佑、神保佑……”哈哈哈,这时恩珠.贡布扎西说:“水、水,我要喝水……”我叫一名手下去取水,他用帽子打来了水,给恩珠.贡布扎西喝了。喝完水后,我问他:“你站不站得起来?”他说能。他站了起来,我们把他扶上了马,往山上跑去。

爬到山顶时,另有几个指挥官也赶到了。这时恩珠.贡布扎西命我:“阿旺,我没事的。你带人守住这个山顶,要是解放军过来的话,我们都会死。”我说:“如果解放军来这个山顶,我阿旺就死在这儿!”我一边喊“跟我来”,一边布置我的人马守住山头。我对这些四水六岗的战士说:“今天守住这个山头非常重要,如果汉人占领了这个山头,我们都会死,恩珠.贡布扎西也性命难保。大家好好打吧!”

这时,解放军已经在往山上爬,我们就开枪了。解放军退了一下,我们往前冲了一点,又继续打。我和一个同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很快,解放军来了更多增援,有一支解放军从后面抄来,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我还以为后面的自己人会打解放军,但没有动静,回头一看,后面压根儿就没有自己人,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下我慌了,我问同伴:“其他人呢?”他说:“他们没有跟来。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俩已经被打死了?” 原来我俩只顾冲到了最前面,趴在一个坑里射击,后面的人看不见我们,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他们就撤离那个山顶了,连我的马都牵走了。这样我俩就跟护教军大队人马走散了。

19.我和群培成了孤军

解放军人那么多,我俩被包围着,同伴群培是个甲本,理塘人。我俩商量该怎么办?如果往后跑,后面的解放军会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俩决定往前冲。我让群培把地上的弹药收拾好,抽出藏刀,大喊一声就冲下去,估计解放军不会轻易开枪,因为他们要观察我们后面是否还有人,人数多少等。群培也觉得在理。于是我们就抽出藏刀,大喝一声冲了下去。解放军果然没有开枪。冲了十来米后钻进了灌木丛,跑到先前恩珠.贡布扎西受伤的地方时,看到那里还有十几匹马,我们就抓了一匹马和一头骡子,骑上骡马往刚打过仗的山头跑。

到山头时天已经黑了。忽然遇到了解放军,我立刻下马,解放军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枪的。开火不久解放军打了照明弹,借着照明我看到前面有三、四个解放军的尸体,趁着光亮我赶紧连续开了几枪。这时我的马和群培的骡子被打死了,群培的腿被压在骡子下面,我以为他也死了,刚跑过去,他却站了起来说:“打!打!”解放军继续向我们开火,我们也拼命还击。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解放军又打了一颗照明弹,我们趁着光亮往附近的河边跑,顺手还捡了一挺转盘机枪。跑到河边,我架起转盘机枪,发现上面的转盘弹匣丢了,无法用,只好把枪藏到河边了。然后我发现手受了伤,幸好护身符保佑没有伤着骨头,我取下围巾绑好了手。解放军掉头撤了,没有追来。

我和群培都受了伤,步行非常困难。我们沿着河走了一段,凌晨两点左右,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下来过夜。第二天天亮时,我用望眼镜察看四周,没见四水六岗的踪影,也没有解放军,什么也没有。我刚对群培说:“这地方很空……”,就忽然见远处山脚下,有一处地方在冒烟,一看大概有两三百解放军正在做饭。我对群培说:“我们可以再睡一会儿,只要解放军不来搜山,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得等到解放军离开后才能走。睡一会儿吧。”

坐下来解开藏袍时,发现我竟中了16颗子弹!除了手上的那颗以外,其它的都没打进皮肉。这种子弹是“改造枪”的子弹。之前我还不相信护身符,这下我信了。稍后,解放军开始动了,大部人马沿着山沟走了,另有一百来个士兵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俩当时想,如果被发现我们就打,若没发现就不动。我俩就躺在那里,那支解放军沿着山路过去了,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我们才离开。受了伤,我们走得很慢,也走不了多远,白天睡觉晚上走路,每天大概走两三里路。一路上也没有吃的,我俩就打开嘎乌护身符,吃里面的甘露丸聊以充饥,但又不敢全都吃了,怕吃完了,护身符就不管用了哈哈。山上有一种红色的土,是咸的,我们就吃那种土。就这样在山上走了六天,一直没有碰到四水六岗的人,也没有遭遇解放军。我想:我们肯定要饿死在这儿了……

20.汇聚成了一支人马

从山口下来了两个人,看装束是牧民。我和群培坐下来祈祷,希望这两个牧民在我们附近休息一会儿。他俩沿山梁下来后,果真在附近停下来升火烧茶。我俩就走过去,我还可以走,群培在后面踉踉跄跄。我靠近那两个牧民时,他俩害怕极了,因为我背着枪。我对他们说:“你们别怕,我们是四水六岗的人,跟大队人马走散了。你俩不用怕,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请给我们一点吃的吧……”那个老一点的牧民说:“那自然、那自然。你们俩这么多天没吃饭,那先别吃糌粑,会噎死的。你们先喝一点糌粑汤吧。”另一个年轻的牧人去搀扶群培,过来后为我们做了糌粑汤……闲聊中这两个牧民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解放军和四水六岗打仗,躲战乱跑来这里的。

忽然,牧人之一说:“远处有人来!”我拿望远镜一看,有一个穿藏袍的人,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头骡子,正向我们的方向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是四水六岗走散的人。那人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下马。于是我就喊:“你是谁?下马过来!”那个人也喊:“你是谁?”我说:“我是热珠阿旺。”他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我听不清楚,我喊你先过来再说,他过来了。他确实是四水六岗的人,我们一起喝了茶。

那两个牧民有一匹很彪悍的母马。我们请他们把马卖给我们,两个牧民哭了起来,说:“这匹马是直贡仁波切的神马,不能卖的。”看他们的确不想卖,我就说:“那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到那边山口?我的同伴伤势太重了,走不动。”两个牧民说:“当然、当然。”他俩就把我们送到了山口。骑马来的那个四水六岗的人有很多藏币,揣在腰里。他拿出五百元给了他俩,两个牧人高兴地拿着藏币走了,把母马也留给了我们。

走到直贡龙秀时,我们看到了被打死的解放军的尸体,大概有一百来具,就扔在荒野里。由于尸体太多,臭味很大,马不愿意走,我们只能硬拽着马走。一般藏人不当心杀了一只虫子,都会念六字真言。可那时杀了那些汉人,我们连一遍六字真言都不念。看到解放军的尸体时,我很高兴。因为杀解放军不是很容易的事,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有的人说他杀了十多个解放军什么的,那都是吹牛。不过我还是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心想:他们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在直贡寺附近遇到了一支解放军,我猜他们是去收那些尸体的吧。

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我们三人到了雅热寺。寺院好好地接待了我们。先前有四水六岗的人牺牲后,马和财物等遗物我们都供养给了雅热寺,所以互相已经认识了。雅热寺的人说:“前几天还来了几个像你们这样的四水六岗的人,我们叫他们去牧民家住了。”于是我们便请寺院派人去把那几个四水六岗的人叫过来,与我们汇合了。

雅热寺是直贡仁波切的寺庙,是个小寺庙。直贡仁波切当时还年幼,11岁左右,直贡仁波切的经师年岁很高。我们请老经师占卜,问恩珠.贡布扎西的伤势怎么样?占卜显示说很危险。我们说:“只要能保恩珠.贡布扎西平安无事,任何法事我们都愿意做。”老经师便开了一个须做的法事名单,包括放生一百头羊。我们又占卜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只要完成老经师说的那些法事,恩珠.贡布扎西的生命就会像拴在柱子上那么牢固了,哈哈哈……

我们不知道大部队的去向。从这里有三条路去山南,我们无法决定走哪一条,且这事又不能让太多人知道。我们就找来一个白石头、一个黄石头、一个红石头,各代表三条路,拿到直贡仁布切面前,请他抓一个。11岁的仁波切胡乱搅合了一把,抓出了那个黄石头。这个黄石头代表的路是:经澎波去热振,再去山南。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走这条路。

走的时候,我们从寺院牵了两匹以前供养的马。寺院有很多法事活动,来来往往的信众很多,我们就骑马混在信众中走了。第一天路上遇到了解放军,有二十多个骑兵和两百多个步兵,正迎着我们走来。如果我们掉头的话,解放军反而立刻会知道,所以我们马上把枪取下,塞进藏袍的长袖里,迎着他们继续走。由于来往的民众很多,解放军没有起疑。此后就没再遇到解放军。第二天在途中看到两只公岩羊,我们拿枪打死了这两只岩羊,驮着肉继续赶路,碰到一户牧民,就在牧人家煮了岩羊肉吃。

走到雅热寺的牧场时,遇到了我们理塘郡达家族的老妈妈,以前我们就认识。老妈妈一定要让我们留下来,她说:“你们一定很累了,留下来吃饭过夜吧。”我们在老妈妈家住了三天。老妈妈看到我们身上的伤,又见袍子上都是弹孔,又哭又笑地说:“我的这些孩子们,是铁打的还是铜做的啊?”她还想留我们多住几天,可是我们要赶路。老妈妈家里有一个芒康人,他也决定跟我们一起走。

现在我们一共有八个人了。我们去了澎波,在澎波又碰到四个跟大部队走散的四水六岗战士,接着又遇到了刚从理塘逃亡出来的十二个新难民,一共二十多人了。走散的护教军身上带的武器好,子弹也多;新逃亡的难民武器不好,也没有多少子弹。一个叫潘贝的人和我商量认为,应该把这二十多个人组织成一支队伍。澎波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色拉寺的属地,色拉寺有很多来自理塘的僧人,老乡之间都认识,所以人们对我们很好。我把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先安排住在澎波待命。队伍中有人的家人在拉萨,我就给了他们七天休假,让他们潜回拉萨看望家人。我和潘贝也去了拉萨。潘贝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住在小昭寺附近。那时是1958年10月,如果身上没有武器,进出拉萨一般没有问题。

21.在拉萨:请雄天护法
 
去拉萨的计划是这样:先去色拉寺,因为我弟弟在色拉寺,潘贝的一个亲戚也在色拉寺。在色拉寺把我们带的长枪藏在那里,再带着手枪去拉萨城(译注:藏人拉萨的概念指的是大昭寺一带)。潘贝是僧人,我也刚还俗,所以还是光头,因此计划穿袈裟,去拉萨城里见恩珠.贡布扎西的朋友;派人去拉嘉日(译注:地名)与四水六岗总部联系,再派人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联系。

我们按计划出发了。晚上12点左右到了色拉寺我弟弟的僧舍。弟弟开门一见是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我去打仗了。弟弟给我们烧茶,我告诉弟弟:“我们要去拉萨,要把马和两条长枪留在你这里,你好好保管;另外帮我们准备两套袈裟。”我们还叫了一个亲戚索南罗布一起去拉萨。

天快亮时就动身了。我们仨穿着袈裟,身上藏着手枪。我的手枪是“加拿大”。早上7点左右到了潘贝妈妈的住处,他们住在小昭寺上密院附近。他妈妈见到我们也非常吃惊。我们进了屋子,告诉他妈妈和他女儿:“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俩在拉萨有事要办,你们也不要害怕。”这天我们就住在潘贝妈妈的家里。

恩珠.贡布扎西以前做生意时的助理叫确扎,现在在拉萨帮恩珠.贡布扎西看家。第二天,我们派人去请确扎过来见我们。确扎来了,我们告诉他:“恩珠.贡布扎西受了伤,直贡仁波切占卜过了,要我们做很多法事。别的法事在直贡仁波切的寺院都做完了,只剩下放生一百条生命这事还没做,你看看你能来做这事吗?”确扎说:“没问题,这我可以做。”后来他放生了一百头羊。我们也嘱咐确扎不要走漏风声,还让确扎去请噶厦藏军的甲本格桑占堆、甲本旺丹扎西过来(译注:那时噶厦政府军已被编入解放军编制)。

以前四水六岗在拉萨筹建的时候,这两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其实他们当时是噶厦的探子,来打探我们的行动的,只要恩珠.贡布扎西开会,他俩准在场。这两个甲本也是扎什军营的,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扎什军营总的来说是同情理解四水六岗的。

确扎请来了两位甲本。两位甲本见到我俩很高兴,连连问:“一路上怎么样?辛苦了……”我们给他们讲了,恩珠.贡布扎西怎么受了伤,我们一共打了十次仗,我们与恩珠.贡布扎西走散了等等;也告诉他们,我们目前已经召集了一些脱队的护教军战士、以及一些新难民,安顿在澎波。请他们先把这些情况分别转告给帕拉(译注:帕拉.土登维登,当时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达赖喇嘛警卫团的代本(译注:警卫团团长)以及其他代本。然后再请告知我们,帕拉和代本们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几天后的晚上他俩来了。帕拉托他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吃的,还请他俩转告我们:“你们要当心,不要被人发现你们在这里。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后会通知你们的。”我们对两位甲本说:“我们要祈请雄天护法,你们能否安排一下?”两位甲本爽快地答应了。(译注:多杰雄天,曾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1996年达赖喇嘛颁令,因雄天鼓励暴力与不宽容,格鲁派禁止尊奉雄天护法。详情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D%B0%E9%9B%84%E7%99%BB

我们约好了请雄天的时间和地点。弟弟和另外两个僧人从色拉寺来一个小寺庙与我们汇合。作法降雄天的是一个老头,住在附近农村里,也被请到了这个小寺庙。随后我们祈请雄天。当老头的身体颤抖起来时,说明雄天附体了,我冲了过去,揪住被雄天附体的老头子的胸襟,怒吼道:“怎么回事?以前我们祈请你时,你这个护法神说过,决定和我们一起努力抵抗。为何事到临头,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保佑?特别是恩珠.贡布扎西,他是我们的头领,他遭大炮袭击的时候,谁也没有保护他!护法神在哪里?什么狗屁护法神!”

骂完我放开了手。雄天说:“你们等等,我有点忙……”然后他跳起羌姆(神舞)来,一边跳一边射箭。跳了一阵后,他坐了下来说话,这时他说的话没有人能听懂了,必须得由一个人专门翻译。雄天通过翻译说:“玛贡嚒!人不是铁打的,不是铜做的,所以各自当心很重要!”哈哈哈……雄天接着说:“恩珠.贡布扎西受伤是个小灾,他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不要担心……”说了一堆。降完雄天后我们回到了拉萨。

弟弟他们非常信雄天,所以弟弟一路指责我是“疯子”,数落我怎么能这样对雄天?我顶他:“那又怎么样?那个降雄天的老头子不过是肉身凡胎,也有老婆孩子,他降了雄天附体,却没有任何用处!”

22.在拉萨:“局势非常严重”

在拉萨这段时间,中国人给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找了不少麻烦,欺负达赖喇嘛。比如有一天,解放军拿了一个嘎乌护身符,这个嘎乌是从战死的四水六岗战士身上取下来的,解放军打开嘎乌后,发现里面有“觉钦玛耶”。解放军把这拿到达赖喇嘛面前,指责达赖喇嘛给反动土匪发了“觉钦玛耶”,让解放军死伤不少。达赖喇嘛说:你们这么说没道理。“觉钦玛耶”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信众用来朝拜的,送了很多。剩下的是我送的,我并非专门给反动土匪,我给所有的信众。如果“觉钦玛耶”真的那么有用,我还有少量的,也可以送给你们……

帕拉派人来问我和潘贝:“汉人实力很强,达赖喇嘛能否继续呆在拉萨都难说,对此你俩有什么看法?” 帕拉曾说过要安排我们见达赖喇嘛,而我俩却没有见尊者的打算。因为我们在谋划打仗,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去见尊者,若是被汉人发现,反而会给大家都带来不便。但听到帕拉关于达赖喇嘛处境的那番话后,我俩非常担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对抗中国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像藏人的眼睛和心脏一样的达赖喇嘛。如果他安全不保,或者落入了汉人之手,那一切就完了。帕拉猛地问我们的意见,我能说什么呢?我俩手下只有二十多个人马,我俩本人也在拉萨,这些贵族官员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我只好说:“请你们这些噶厦官员们做好一切准备,把达赖喇嘛交给我们,我们负责把他接走。”帕拉他们对此没有回话。

没过几天,帕拉他们又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俩就说:“我们可以组织康区的僧人加入护教军,但是他们没有武器。因此我们需要武器援助,希望你们给与武器援助。”

帕拉和其他官员听了我们的要求后,开了一次会。出席会议的有帕拉、达赖喇嘛警卫团代本和扎什军营的代本们。会议之后,他们又派人来问:“如果我们同意提供武器,你们怎么取得武器呢?”

我们说:“你们可以告知我们武器在哪里,然后我们派人去假装偷走。”帕拉认为这个办法好,然后又问:“需要多少武器?谁来运武器?”我们回答:“我们组织理塘僧人来拿武器。请提供英制卡丹500条、布朗枪20条、11条‘振戈’枪、6门炮等。”

帕拉派来的人说:“藏军士兵手中的武器,现在由解放军和桑颇共同管理,桑颇是亲汉人的。每周他们都要清点武器,所以藏军手里的武器我们拿不到。我们只能设法拿武器库里的武器。武器库的钥匙在桑颇手中,帕拉已设法弄到了钥匙。但当甲本和热本进武器库察看的时候,发现没有一条枪可以直接用,都需要组装。也不可能让很多人去组装,这样会泄露秘密,所以每天只能组装3条布朗枪。”(译注:桑颇·丹增顿珠,1924年-1961年。西藏拉萨人,桑颇家族成员,噶厦官员。1951年作为藏军二代本参加西藏和平谈判,是“十七条协议”签字人之一。1959年拉萨事件后被逮捕,两年后去世)

我们认为每天组装3条枪也行,我们可以等。于是就告诉理塘僧人们等一等,过几天我们就会拿到宝物。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将要拿的是枪。这些都计划周全了。可是有一天,甲本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带来了两千多发子弹,五百多察藏银和食物等(译注:察,藏银计量单位),还有达赖喇嘛送的“觉钦玛耶”和护身结。他们带来帕拉的话说:“本来要安排你们见达赖喇嘛的。但现在看来不行了。提供武器一事也实现不了了。请你们不要失望,你们俩今晚就赶紧离开拉萨吧,局势非常严重。”我们问:“什么局势那么严重?”带话人说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甲本们说:“你们在外多保重!我们在拉萨也会多当心的。”随后我们马上通知那些在拉萨探亲的四水六岗的人,让他们当晚立刻离开拉萨。而我和潘贝决定留下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们让恩珠.贡布扎西的助理确扎去见噶厦政府的兹仲格桑隆。格桑隆在噶厦官位很高,与帕拉同级,而且他是康巴人,与恩珠.贡布扎西关系很密切。我们请确扎通过他打听“局势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确扎去后带了一千多发子弹回来,却没有打听出“局势严重”是什么意思。那是1958年11月间,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哈哈哈……

23.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我和潘贝也返回了澎波。我们落脚的那户人家的老头子说:“最近从理塘来了一个老头子,他讲了很多理塘的情况。他有一个儿子在色拉寺,另一个儿子参加了四水六岗。有人说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也有人说是走散了。”我一听,怎么像是我爸?

于是我叫潘贝去召集那些四水六岗的人。我带了一个小伙子一起,去找那个从理塘来的老头。找到他住的那户人家时,听说理塘老人已经走了,说他们当晚要在不远的山脚下设营。我便叫小伙子和我一起去追。追了不久,远远的看到几个骑马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家亲戚,他是僧人,我老远就认出了他,便确定了那些理塘来的人是我父亲他们。觉察到有人追赶,他们停了下来回头探看。走近时我见父亲骑着一匹白马。还没等父亲下马,我就到了跟前,父亲立即下马与我们相互问候。

父亲说:“我们今晚在附近这个村子住下吧。”当晚我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整夜没睡觉。父亲讲家乡理塘的事,我讲四水六岗的事。父亲从1956年起,在理塘开始抵抗中国人。那晚父亲对我说的是:“我们在理塘杀的解放军不计其数,按道理解放军的数量应该减少了,但却反而增多了,杀一个会来一百个,杀一百个会来一千个。我相信你们四水六岗是有计划的,你们按计划行事就是了。但你要知道,杀汉人无法削弱他们,汉人是杀不完的……现在你们兄弟几个都在为人民和达赖喇嘛做事,我就放心了。你们也要各自保重,无论走到哪里,千万不能胡乱造孽。就像我家本来有钱财,是本地的大户,汉人来后,家乡的所有财产都被汉人拿走了,连一根针都不属于我们了。我是经历千辛万难到这里的。对于各地的民众来说,一根针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随便抢劫民众的财物,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抢劫。钱财是没有用的。当然吃的、枪支、马匹等是必需物资,不得不想办法,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好事、做坏事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

第二天,父亲一行要继续赶路去拉萨。我对父亲说:“你们在拉萨朝拜完后,就去山南吧,哪里是干净的,没有中国人。”父亲说:“我和你大哥会留在拉萨天天朝拜,你不必担心我们了。我本来可以死在家乡理塘的。我想拉萨不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我也会选择死在拉萨。往后假如听到我被抓了,你不要相信。我不会让汉人活捉的,我的手枪是不离身的。我若死在拉萨了,我的儿子们也活不成的,所以你们不要考虑我了。你们按四水六岗的计划做事就是了,不要担忧和考虑我。”

父亲和大哥他们去了拉萨。后来色拉寺打仗时(译注:指的是在1959年3月拉萨事件期间,色拉寺僧人抵抗中国军队的镇压),我父亲曾指挥僧人们战斗。父亲从家乡理塘一路打仗打到拉萨,最后病逝在拉萨。我的大弟弟和幺弟跟着了我,我们兄弟几个后来都到了印度。

24.在贡嘎袭击一个大车队

见过父亲后,我们返回了澎波,这时我有了一支共62个兵的队伍:包括与主力走散的护教军的人,还汇聚了一些从康和安多逃出来的新难民。

那段时间,汉人往澎波、热振等地派遣了很多“假康巴”,来离间护教军与百姓的关系,因为护教军中大部分是康巴人。这些汉人伪装的“康巴人”骚扰民宅,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砸碎佛像、撕毁唐卡、砸碎民宅中的水缸等。我便对民众解释:“那些不是康巴人。不是说康巴人中就没有干抢劫财物或强奸妇女这类事的,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康巴人绝对不会干摧毁佛像和唐卡等事情。所以那些‘康巴’是汉人伪装的‘假康巴’,是来破坏康巴人声誉的。”我还安排了部下严加防守,以防“假康巴”在该地区捣乱。因此当时没有一个“假康巴”闯入彭波地区。

藏历10月25日是传统节日“阿曲”,我们三四十人去了甘丹曲克寺朝拜。在拉萨的格桑占堆和我哥哥他们,派了一个信使与我们见了面。他带来的信中说:“得到消息说,共产汉人有一队百多辆车的大车队最近要去山南。你们最好赶回山南总部。”

我们马上召集部下开会,通知要去山南,警告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并做好了如何去山南的计划。我们是晚上出发的。每天晚上赶路,白天藏起来。经林周县,三天到了楚布寺,几天后到了曲水。那一天是藏历11月5日,曲水没有解放军防守,晚上我们就在曲水的一个村子过夜。当晚有人报信说中国人的车队来了,我们派人去查看,却没有发现车队。

第二天我们安排人留守村子观察汉人动静,其余人渡河到对岸哲蚌寺下属的一个村子,在那里过夜。村里有很多四水六岗留下来的食物,但是没有一个四水六岗的人。据村里人说,四水六岗的人几天前刚离开。这里有吃有住,我们便打算在此休整几天。我正在房子里休息,我幺弟到屋顶用望远镜四处看,见曲水那边尘土飞扬,解放军的车队正向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立刻开跑,跑到一座山梁上观望。只见解放军的车队在刚才那个村庄停了下来,架起炮和机枪什么的,而且把村子里所有的村民都聚在一处,分成三组,男人、女人、小孩各一组,分别询问。这个车队就是格桑占堆和我哥哥带信提到的那个车队,是运送武器和士兵的车队。

我们就地开了个会讨论对策。会上一部分人提议,先在这里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然后再去山南总部。我当时想,在这里袭击车队杀不了多少解放军,而且如果没能抢到武器,我们的弹药反倒会消耗很多。会议最后让我做决定,我认为应该在另一个地方设伏袭击车队,这样抢到武器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我们马上出发了,在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地方设伏:我们分成七个小组,在七个点埋伏,还破坏了公路。天很冷,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解放军过来。第二天天亮后,我通知各组撤下来,只各留一人放哨。大部的人撤到贡嘎宗,放哨的人以我们的枪声为信号,听到枪声后就撤下来。

到贡嘎宗后,我们去找了宗本,向宗本打听是否知道四水六岗总部在什么地方。宗本不太清楚,他听说是在拉嘉日,也有人说是在羊卓雍湖那边。我们请宗本派人,去那些风闻有四水六岗总部的地方送信。我在信中写到“我是热珠阿旺,现在在贡嘎宗与解放军打仗,你们马上派人马过来。”宗本向四个地方派了信使。我们还让宗本安排人晚上放哨,我们很累需要休息,如果汉人来了就叫我们。

第二天麻亮麻亮的时候,放哨的人喊“汉人来了!”我当时想,解放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到,因为路多处已经断了。我马上命我幺弟拿望远镜到贡嘎宗城堡顶上去查看,幺弟传话说:“你快准备,汉人拿着木板铺好了路,正向我们开来了。”我马上召集我的各位甲本,分成七个小组。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山口,这个山口非常重要,如果山口失守,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幺弟在家乡时打仗很有名,因此我派他带人去把守那个山口,他们的枪好是好,但没有布朗枪。我的大弟弟在家乡时也跟解放军打过多次仗,因此我也派他带了七、八个人去设第一道埋伏。当时我们人不少,但只有37条枪。

解放军的车队继续向我们开来。我在望远镜里看见,有29辆军车,后来汉人的资料里说是27辆。我当时在第三道埋伏线上指挥。有两辆车已经靠近我们了,这时我听到从第一道防线那边传来了枪声,我们也马上开了火,同时第四道防线也开火了。解放军士兵们跳下车钻进了车底,没有立刻还击。我弟弟他们从理塘来时带了四颗汉人的手榴弹。我们的队伍里有几个人没有枪,他们曾受汉人邀去过中国,我们尚不敢信任这几个人,但还是允许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译注:当时有不少受中共威逼利诱的地方头领或“翻身农奴”参加了起义)。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们扔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扔过去没有爆炸,其它三个都爆炸了,扔到车上炸得解放军的身体飞了起来。我们开火的时候是8点左右,到11点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能有效还击。

有一辆军车里有一个军官,他带着一帮人往山口方向冲,而且用布朗枪猛烈扫射,打得我幺弟他们头都抬不起来。看到那个情形我有些紧张了,起身回到后方,那里有我们的十几个没有枪的人。走了一段后,我看到一辆军车的司机被打中了,车掉进了河里,我方开枪的时候,血水都在往车外溅。地面上也有很多解放军的尸体。我又想去捡武器,但不远处的一片平地上,有一个军官在猛烈地扫射,我没法去捡武器。我就想,一定要先把这个军官打掉,于是我爬到一处,见那个军官身上在流血,可他仍然在射击。我拿出我的英制卡丹枪,放了一枪,那个军官倒下了。我立刻转头喊那些没有枪的人“快来捡枪!”那些人就跑下去捡武器,这时车上有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啪、啪、啪连开了几枪,打中了我们一个人的手,其他的人又跑了回来。那个受伤的解放军又扔了一颗手榴弹,我冲上去朝车上开了几枪打死了他。车上其他的人都死了,我们上前把解放军的武器都拿走了,每条布朗枪配了五百发子弹,我们立刻拿上这些武器往幺弟所在的山口那边冲。到了山口,我们马上架起布朗枪,向解放军扫射,把那帮向山口冲过来的解放军全杀了。然后我们又返回车队那边,放火烧了那些军车。

这个车队有29辆车,士兵死的死,伤的伤。有几辆没有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他们架起大炮轰我们,可炮弹没有打中我们,而是飞到我们后头的寺院里去了。

在贡嘎这次袭击中,我们的潘贝战死了。我请了僧人们把他的尸体搬到寺院里超度。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伴受了伤,以前打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过弹,听说他的护身符很厉害。这次他中弹了哈哈哈……后面还有七、八十辆解放军的车跟进过来,我们人少,我就下令撤离了。我记得那是1958年11月8号。贡嘎一仗我们打了出名,因为我们的人很少,但是战果不错。

第二天,还发生了一起袭击解放军车队的战斗。我们此前由贡嘎宗派往各地寻找总部的信使中,有一组在路上遇到一支三、四百人的四水六岗军,他们是总部派往贡嘎堵截解放军的。他们的指挥官是:贡嘎桑丹、曲多博、雄日拉嘉。信使把我的信交给了这支队伍的人。这支队伍有接受过美国CIA 训练的人,还有美国空投的武器,有炮。

由于解放军的车队在贡嘎遭到我们袭击,泽当的解放军前往贡嘎增援,他们派了四辆军车。在扎西玛,这四辆军车与总部派出的这支四水六岗军遭遇了。四水六岗军的战士一看到军车,马上设伏袭击。头一辆军车当场着火燃烧,另外三辆还没有进入埋伏圈,马上退到一边,解放军立刻从军车上下来还击。这时四水六岗的人用炮击中了一辆军车。能用炮打中解放军,这在当时成了出名的一仗。这一仗他们缴获了一百来条枪,其中也有布朗枪(译注:音译,据描述是一种机枪)。1958年11月8号、9号连着两天对解放军的袭击,使解放军大吃一惊。

25.必须把山南“弄干净”

从贡嘎撤退下来,我带着人马去了琼结,在琼结遇到了一百多名四水六岗的人。这一百多名四水六岗的人,纪律非常涣散,骚扰民众,还有人强奸了妇女。我们路过一座寺院和一座小村庄时,那里的民众向我们告这一百来人的状,哭诉说:“连四水六岗军都这样的话,那你们打汉人有什么意义?”对此我非常失望难过。我们与这一百来人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说:“如果你们不遵守四水六岗的军纪,那我就带着我的人马自己去跟解放军拼命,而不与你们合并。军队不能没有纪律,按照四水六岗军纪的第一条,别说强奸妇女,哪怕通奸也是犯死罪的!”我当时流泪了。这一百来人的指挥官在会上表示了愧疚和歉意,他说:“我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从今天起,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们不要撇开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会上重申了军纪。

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四水六岗总部,并陆续整合了从四面而来的新难民和走散的四水六岗人员。由于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处境已经非常严峻,四水六岗在茸乐岗召集了一次指挥官的会议。会上明确了必须把山南 “弄干净”,如果尊者出走的话,确保从这里能够安全出走。在会上,我们分别部署各路人马,从贡嘎到尼塘、到曲水……一直到拉萨河的然玛岗渡口,都部署了四水六岗的人,每名指挥官有一百多名部下。我们没有在拉萨布置队伍,因为达赖喇嘛在拉萨,我们不能在拉萨打仗。

山南重地泽当的指挥官就是我。因为泽当及周边的泽普、空布、曲库(译注:音译地名)有几处解放军的军营,解放军把这几个军营作为总部,负责清缴山南地区的四水六岗军。这些军营的战备都很充分:军营有引水系统,木柴堆得像小山一样;营房里没有士兵,他们在山上挖了洞和地道,士兵都躲在地道里。四水六岗的人曾两次袭击这些军营,反而被解放军打退了。会上的人一致要求我担任泽当指挥官,降神占卜后的神谕也说应该由我担任。因为我一路打过来,当时已经很有名,成了“恩珠.贡布扎西第二”,所以比较受人敬佩。做泽当指挥官是非常艰难的任务,我只有三、四百名士兵,部署在离泽当不远的琼结,主要任务是包围这几个军营。1958年藏历12月10日,我们在泽当开了战……(译注: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中如此记载:1958年12月 1日,留守部队各部军官在茸乐孔朱喀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百余人,会上决定围攻泽塘,有关指挥人选请神谕决定,神谕言:“军官中的军官热珠阿旺去”。随后开始布置,汉人洛桑扎西亲自前往泽塘侦查……)

我在拉萨时就有预感,达赖喇嘛无法呆在拉萨。1959年3月5日,我在泽当打仗的时候,从拉萨罗布林卡来了两个信使。信中写道:“如果你能来罗布林卡的话,达赖喇嘛将会非常高兴。另外,第十六世噶玛巴将要离开楚布寺出走,若有需要,也会请你们安排卫队护送。”

这封信是以甲本格桑占堆的名义写的。从信的内容我看出,达赖喇嘛无法继续呆在拉萨了。我当然愿意带人去拉萨接应尊者,但我认为山南泽当这个阵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泽当这几个军营里的解放军出来追剿,将对达赖喇嘛的出走造成严重威胁。而目前山南除了这几个军营外,其他地方是干净的。军营被我们包围着,白天解放军都躲在地洞里,我们不会有枪战。我们总是在晚上开战。

我召集所有的指挥官开了个会,告诉他们:“我有事要去拉萨,希望你们好好防守。”他们说:“你派任何人去拉萨我们都接受,但你不能离开阵地。”我的想法其实跟他们一样。所以我立即点了恰珠希热、扎雅阿旺两名指挥官,命他俩各带30人马,连夜赶到拉萨河然玛岗渡口,渡口那儿有我们的人员。然后他俩先去罗布林卡见甲本格桑占堆。

我另派了两名信使去拉萨,并回了一封信给甲本格桑占堆:“由于泽当的情况所需,我本人无法前去拉萨。我已派遣两名指挥官各带30人马前往拉萨了。不用担心山南地区的解放军,这里很干净不会有任何问题……”

26. 护送尊者去隆子宗

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的民众爆发了反抗中国人的起义。3月17日晚上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出走,与尊者一起的有扎萨功德林、帕拉等官员。他们要经然玛岗渡口前往山南。在然玛岗渡口有噶厦政府的军队和四水六岗护教军的人员护卫;在拉萨至山南的路上,我们也早已安排了人员护送和防守。

我的信使在然玛岗渡口遇上了达赖喇嘛一行。信使正要把信交给甲本格桑占堆时,达赖喇嘛说:“谁的信,快拿过来我看。”按常规,信应该先交给尊者的总管帕拉,再由帕拉呈给达赖喇嘛。但此时此刻也没顾那些规矩了。达赖喇嘛还让我的一个信使牵着他的马带路。另一个信使立即返回泽当,向我汇报了消息:达赖喇嘛已经过了然玛岗渡口,正在前往山南。我立刻带领三名指挥官、一名朱古(译注:转世化身)共十人,骑马向拉萨方向赶去。

1959年3月20日中午,我们到扎西玛时,达赖喇嘛一行也刚好到达。达赖喇嘛在扎西玛的一户大户人家里休息,他和帕拉等少数随从,以及甲本格桑占堆和二三十名四水六岗的护卫人员住在这户人家里,他的经师、家人等人住在村里其他人家里和寺院里。我到了村子,先见了帕拉,然后我要求拜见达赖喇嘛,帕拉同意了。

觐见的时候,我们把武器都放在屋外,达赖喇嘛在里面说:“快进来,快进来。”我们走进屋去,磕了三个头,献上哈达。我对达赖喇嘛说:“感恩尊者来了!”想到尊者被迫放弃首都离开,又为尊者从汉人手中脱险庆幸,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达赖喇嘛对我们说:“请坐,请坐,大家请坐。”

达赖喇嘛又马上问:“有没有准备好护送噶玛巴?”

我回答:“没有任何问题,山南一路上都是我们的护教军。”

达赖喇嘛说:“你们辛苦了,也有了成果。目前在拉萨极有可能发生战争。噶厦政府和三大寺曾经对四水六岗实施了最严厉的限制(译注:见前述),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伤心。恩珠.贡布扎西清楚整个过程和真相,我们是在汉人的压力下,被迫对你们说了最难听的话,做了最难为你们的事。”

我们虽然都是指挥官,可个个泣不成声。

达赖喇嘛又说:“帕拉,我们不是带了一些‘觉钦玛耶’吗?送给他们吧。”帕拉立刻给了我们“觉钦玛耶”。达赖喇嘛又对帕拉说:“你们一起商量一下明天的行程吧。” 觐见完达赖喇嘛,临出门时达赖喇嘛特意问我:“热珠阿旺,你会和我们一起走吗?”我说“是的,尊者。”然后我们退出,去了帕拉的房间。

达赖喇嘛最初的想法是,在山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帕拉向我们了解山南的情况。我们认为整个山南都是安全的,除非中国人派飞机来才会有危险。山南最安全的地方是隆子宗。隆子宗地方很大,周边也安全,噶厦对这些地方也很熟悉,且隆子宗离印度不远,离不丹也很近。所以当时的计划就是护送达赖喇嘛去隆子宗。我和达赖喇嘛的那张照片就是护送尊者去隆子宗前,在扎西坝拍的。

达赖喇嘛安全经过山南,到达了印度。中国人的大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派往山南,增援山南的清剿部队,解放军从各个方向围剿我们,我们再也无力抵挡,1959年的4月1号,我们开始从泽当撤离。

(译注: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的记载:“叛乱武裝 2000余人从 1月 25日起,向我山南工委和两个守备连再次发动猛烈攻击,我三百多名干部战士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激战到 27日,敌进攻不能得逞,遂采用挖坑道的办法,向我实施围攻。牺牲分工委财贸部副部长王一平、社会部副部长赵克俭等干部战士十余人。直到 4月 8日,平叛部队进抵山南,叛匪逃跑 。”

据《血祭雪域》中热珠阿旺提供的数据:在泽当的三个月中,护教军阵亡 36人,伤 160余人,中国军队死伤不详。)

27. 我没有背叛图伯特

我从来没有杀过藏人。我第一次杀人杀的就是解放军。除了解放军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杀解放军是从多嘎琼朵开始的,解放军在多嘎琼朵设伏,我们进入埋伏圈以后,吃了很多苦头。从此后我就三三俩俩地杀了。战场上我们能把汉人的脸看得很清楚,他们和我们家乡的那些汉人一样,个子很短小。打仗时我们彼此是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都很愤怒,都设法置对方于死地,解放军除了想杀我们,也设法抓捕我们。本来杀了人以后,应该想到这是在造孽,杀了野生动物也会念六字真言,何况人?可是杀解放军不管杀了多少,我连一遍六字真言也念不出口。杀解放军是一桩让我骄傲和兴奋的事,因为我把共产汉人当作敌人里的敌人,我从心底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他们不信佛法,所以我杀了他们以后很高兴,没有想到在造孽,不会流眼泪的哈哈哈……

我对共产汉人的愤怒在于,他们嘴上说得好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穷人大会”就让我们知道了,共产汉人说话是没有诚信的(译注:“穷人大会”意指“民主改革”)。共产汉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永远无法消除我的愤怒。

流亡印度后我只有两种想法,一是西藏独立,一是和汉人死拼。我做好了在印度长期呆下去的准备,当时恩珠.贡布扎西、嘉乐顿珠和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希望在美国等找到援助后,返回西藏去打仗。

1986年我和太太回理塘探访过一次。班禅喇嘛访问理塘时我在理塘。那次汉人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达孜多、成都、北京等地,安排住在各大酒店里,对我很好。他们对我这么好,也许是希望我投靠他们吧。哈哈哈……

我非常高兴有汉人朋友们来采访。我相信他们把我说的事实情况写出来,而且是用中文写出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还在世,他们读后就会发现我知道详细的情况。他们也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虽然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好,但我要坚持说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今天的中国有喜欢共产党的人,也有追求民主的人士,信仰佛教的人也很多。事实写出来后,很多汉人就会知道真相。共产党会非常恼火,但是,他们也会看的。

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是中国政府,都是政府官员让人去做的。对藏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与中国人民大众商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一样的,希望平安幸福。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都是中国政府官员。

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达赖喇嘛!没有背叛理塘头人和喇嘛!我不是叛匪。

(热珠阿旺的采访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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