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星期日

《杀劫》藏文版电子书问世 免费赠送 欢迎下载



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杀劫》是我父亲的西藏文革图片和我做的调查评述。《西藏记忆》是西藏文革当事人的口述史。两本书被评价为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之后,《杀劫》被翻译为日文版(2009年)、藏文版(2009年),《西藏记忆》被翻译为法文版(2010年)。

《杀劫》的藏文版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版本。赞助藏文版《杀劫》出版的,是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以及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

正如《杀劫》藏文版的译者——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所言,她在看到中文版的《杀劫》时,意识到作为一名藏人,我必须得告诉我们藏人,因为有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

也正是怀着同样的想法,我希望《杀劫》藏文版能够制作成电子书,得以借助网络,更广泛、更方便地在藏人中传播,尤其应该让境内藏人看到。恰如因缘际会,一位远方朋友侠义援手,主动承负起《杀劫》藏文版电子书的制作。而译者卓嘎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再次倾注心力。日日夜夜,三人反复调试,尽力完善,最终将此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为此,容我用文字,向三位朋友献上洁白的哈达,以表由衷感激。

《杀劫》藏文版电子书完全免费下载,可以自由传播,其中图片皆可放大,展现的细节超过纸版,检索能力更是纸版所无。最重要的是传送方便,每个读者若在自己读后还能转发他人,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那一段历史属于所有藏人,我们把这本书献给藏民族,并希望我们的后人也会铭记。
 
尊者题词:“信仰和忠诚 洁白无瑕 利他的勇气 始终如一的唯色啦 祈愿三宝 不论现在或未来 让你的所有愿望 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 达赖喇嘛 2009年12月16日”。

需要说明的是,《杀劫》藏文版电子书第一次呈示尊者达赖喇嘛的珍贵题词,这是四年前第一本印出的纸版《杀劫》藏文书敬献给尊者时,尊者当场所写。此乃莫大福报,顶礼再三。

《杀劫》摄影者、我父泽仁多吉。
并且,我父亲——这些历史图像的拍摄者——的肖像照也是第一次公诸于世。我思忖,他将照片一直保存并遗传于我,如今可以让更多族人得见,或是他深藏于内心的愿望。


《杀劫》藏文版电子书的网址
https://itunes.apple.com/us/book/forbidden-memory-written-in/id598586184

在浏览器里打开后,点击书封面图片下的蓝色按钮(英文文字“View in iTunes”),打开iTunesiPadiPhone上点此链接,会直接打开Books里的下载页。若在苹果电脑上的iTunes store iPadiPhone里的Books搜寻,直接输入藏文“གསར་བརྗེ།”书名。

(由于iTunes Books在日本除外的亚洲地区尚未投入服务,若是您所在国家或无法查找到,请点击iTunes页右下脚的地图图标,更改国家选项。)

Books抓图如下:

iTunes store抓图如下:

杀劫》藏文版电子书是目前苹果iTunes Books唯一一本藏文版电子书,也是iTunes Books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藏文版电子书。有专家认为,从推广藏文电子出版物的角度,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开端。

此处提供的《杀劫》藏文版电子书,目前只能使用苹果器材iPadiPhone下载阅读。欢迎任何下载者将其放到其他系统(如AndriodPC 使用者也能下载和阅读的网站上,即时请通知,我会将相应网站链接到我的博客上。谢谢。

【补充】

1、苹果方面已把我的名字加入作家数据里,现在直接在iTunes 和iPad 及iPone Books里搜寻“Tsering”或“Woeser”或全名“Tsering Woeser” ,都可以查找到《杀劫》藏文版电子书。

2、《杀劫》藏文版电子书不需要转换,直接放到安卓设备上就可以看,只需要到google play store 下载一个Iron Rabbit的藏文font,如Tibetan Pad 里的jomolhari.ttf. 需要把这个文件拉到reader的font文件夹里,如Aldiko,即可。




2013331日-4月4日

漫画:【开发】#西藏矿难背后


就7世纪的西藏伟大君王松赞干布的故乡、拉萨河上游的拉萨墨竹工卡县,被财大气粗的中国黄金集团特设的“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在日夜不停地、热火朝天地开采矿石长达六年之后,两天前发生了大面积的山体塌方。官媒承认:塌方长3公里,塌方量约200余万方,有80多名工人被埋。

这个塌方面积有多么大,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对于号称要“进军500强,建成世界一流矿业公司”的中国黄金集团,其最重要的龙头矿区“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据知有上万名工作人员。连普通私营矿老板在西藏开矿都要上千工人,何况央企领导下的大矿区!

但自发生矿难起,从该央企到所有官媒,都无例外地,统一口径是“因自然灾害”造成“山体自然塌方”。最新关于矿区状况的新闻则报告:“西藏矿区滑坡山体发现多处裂口 正严防次生灾害”。什么是“次生灾害”?从“自然灾害”到“次生灾害”,这当中的学问太大了,太深奥了,是不是说,这一切灾难都是反复无常的大自然造成的,完全与人为无关?

一位在西藏的网友 @拉萨河一号发微博说: “不知道,不是学矿业的,只知道那里是松赞干布的故乡,只知道那里出了阿沛这样的大家族,只知道是一个朋友的老家,只知道开矿时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有人离我们而去,只知道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时是拉萨副市长敲的铜锣,只知道那里有山神,我们应该懂得敬畏。”

与此同时,辗转收到的讯息是一则最高指示,难怪他们的口径被统一得如此一致:
“对西藏拉萨一矿区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一事,要以新华社通稿和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稳妥握管,客观准确报道灾情,及时充分报道救灾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对相关敏感问题一律不作报道炒作,不派记者到事发地采访。”
那么,就将推友 @badiucao的漫画“【开发】#西藏矿难背后”转帖到这里吧。因为这是——
关于“自然灾害”或“次生灾害”等学术问题的漫画注解: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藏王松赞干布故乡被疯狂开矿,山体塌方却被统一口径是“自然灾害”

新华社图表称“中国黄金集团甲玛矿区因自然灾害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3月29日甲玛矿区发生山体塌方,官媒称80多人被埋。
昨天,CCTV、新华社等中国官媒报道:3月29日凌晨6点左右,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斯布村的中国黄金集团华泰龙公司甲玛矿区内,普朗沟泽日山发生山体塌方,塌方长3公里,塌方量约200余万方。据初步统计,83名工人(藏族2名,其余均为汉族、多为云贵川等内地职工)被埋。

而“山体塌方”的原因,官媒报道是“因自然灾害”造成“山体自然塌方”。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又会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呢?“山体塌方”属于“自然塌方”吗?

我从2007年就关注拉萨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及周边乡村被开矿,写了多篇文章,拍摄或转发当地人拍摄的照片多张,如:

在西藏开矿的故事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89 
山河破碎的西藏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297 
西藏的水污染与具有中国国情的“气候变暖”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1794.html 
松赞干布的故乡快被挖空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6/blog-post_13.html

是的,位于拉萨附近墨竹工卡县的甲玛乡,是图伯特伟大的君主松赞干布的故乡。我在文章中强调:“汉文化中把历朝皇帝的出生之地视为风水宝地,称为‘龙脉’,除非改朝换代才有可能破坏前朝帝王的‘龙脉’,通常都会精心维护,定期祭祀,为的是以求护佑和好运。依照此说,甲玛这个有着许多殊胜之处的美丽之地,恰是图伯特的龙脉所在,不应遭到如今犹如开膛破肚的厄运。”

然而,事实上,早在数年前,甲玛一带就有至少6个以上的私营矿区疯狂作业,使得当地生态被破坏,当地民生被殃及。从2007年起,一个有着国家背景、属于中央企业、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淘金者,即中国黄金集团成了甲玛的新主人。它一举吞并各个小矿区,由其下属的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专事开矿,每日开采量高达12000吨,甲玛成了目前“在青藏高原日处理量最大的地下开采矿山”,而被定名为“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

疯狂的开采,使得水被污染,牲畜死亡,农牧民生病,牧民被迁移,如今造成山体大面积塌方!而这些年,当地农牧民百姓多次上访,也曾因矿区抢用农牧民的水与矿区发生冲突,却被当局政治化,说成是“闹分裂”,派防暴警察和武警抓捕村民,至今当地一村长还在狱中服刑。

2011年9月,中外对话刊物发表文章“西藏面临大规模矿产开采威胁”,其中就甲玛矿区写到:
温哥华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下属的甲玛矿已经进行开采。其所处的位置恰好位于拉萨河上游,因此给西藏最为神圣的城市的水源带来了威胁。与西藏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地质不稳定,地震多发。2010年进行的一项针对甲玛矿地下水质的研究发现,“河谷上部/中部地区地表水及河床重金属浓度的升高对当地环境⋯⋯以及下游居民用水带来了相对严重的风险。气候变暖以及愈加频繁的开采行为所带来的环境改变有可能会增加这些重金属的迁徙。” 
西藏当地群众已经对此提出抗议,并向中央当局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关闭矿山。据报道,采矿作业已经耗尽了泉水,污染了饮用水,导致1000多头家畜的死亡,使该地区的动植物群落受到破坏。尽管如此,2011年8月,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宣布,该矿产量增加了400%,并且该公司还将进一步扩大该项目的规模。 
甲玛矿已经小规模开采了很多年。之前的各个业主由于缺乏资金,因此,在健康及安全保护措施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出于对人体健康,尤其是拉萨当地儿童大脑发育的担忧,甲玛矿中的铅矿不会被开采出来,而是被永远地留在矿下的废矿区。 
然而,不论是对矿业公司而言,还是对中国政府而言,这都是西藏地区第一个获利颇丰的项目。矿业公司将在矿山开采期内获利456亿元人民币(72亿美元),而中国中央政府则通过税收获得49亿元人民币(7.67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数字是根据2010年的铜、金价格得出的。如果根据2011年中期价格,那么收益还会高出很多。
就昨天的拉萨矿难(哭笑不得,拉萨竟然也出矿难了!),新浪微博上有很多讨论,但很快就被删除或屏蔽,显然表明新浪微博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禁止讨论由于央企疯狂开矿,致使拉萨附近发生山体大面积塌方。我的二三十条有关在拉萨和其他藏区开矿造成环境破坏的微博均被加密,等于是被删除或被屏蔽。但在这之前,我对相关微博基本上都做了备份,这里登出有关了解塌方情况的微博如下:
边坡开采过度,且边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没做 
这矿区我还去过,也有同学师弟们在这里工作。里面的情况我比较清楚的,从画面上看,是尾矿塌了,说是被困,应该没有生还的迹象了。祈福吧!中国黄金、华泰龙、西藏矿业、中凯集团、中盛矿业、华钰矿业等西藏的大型矿业公司应该警醒了! 
西藏是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方,政府会放过这块宝藏吗?早上出的事故为何连拉萨都下午四点多了才知道消息,可以想象是不是因为事故太大实在没法瞒报了才公开的?事发地点离拉萨90多公里远,请问这又会耽误多少救援时间? 
不是滑坡是塌方。山体被挖空,塌方成必然 
那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但现在被挖的我们也认不出以前的山,采挖极其严重,所以… 
在这里驻过村,溪水不能喝。 要去松赞干布纪念馆附近泉水取水。他们是在帐篷中被埋…感觉确实希望渺茫。祈福 
塌方地是华泰龙公司在加麻乡与扎西岗乡的交界处(斯布)新开发的一个矿点。就在前些日子,该公司刚把现塌方山体的山头已经推平。护法神醒了。 
我在来藏区的山路上就看到过“黄金集团”的牌子,还有因开矿变得满目疮痍的山体 
昨天真心恐怖,各种车子从门口路过,我们达孜县的各种民兵都去支援了,不过我觉得…这就是因果报应吧 
没有强降雨 地震的诱发因素下山体滑坡而且从图片来看应该属于尾矿塌方
以下22张照片,全都是由拉萨藏人拍摄于2011年,地点正是拉萨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展示的正是被中国黄金集团下属的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疯狂开采、山体破碎、山水污染的惨况:


延伸阅读: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http://www.chinagoldgroup.com/index.html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碌曲僧人贡确丹增三天前自焚牺牲的消息才传出;藏人自焚118人!


在自上而下、杀气腾腾地开展“反自焚运动”、“严厉打击自焚违法犯罪行为”的全藏地,继3月24日在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四个孩子的母亲格吉自焚牺牲;3月25日在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43岁的护林员拉毛杰自焚牺牲;最新传出的消息是,3月26日在安多碌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28岁的僧人贡确丹增自焚牺牲,由于当地被严密封锁,这位僧人的自焚消息三天后才传出。至此,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8人,其中在境内藏地自焚的藏人人数为114人。

目前得知的是,2013年三个月内,有17位藏人自焚:1月3人,2月9人,3月5人。

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定性“自焚违法犯罪行为”,并实行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倒使火焰还在燃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114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

图为毛日寺僧人贡确丹增自焚牺牲后,寺院僧众与当地民众为他举行法会和葬礼。(图片来自Facebook)
贡确丹增(Kunchok Tenzin):

安多碌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毛日寺僧人,28岁。

2013年3月26日傍晚约7点,贡确丹增在毛日寺附近三岔路口自焚牺牲。他的遗体被藏人僧俗人抬回寺院,恐被当局军警抢走遗体,当晚举行了火化葬礼。

当局派军警包围寺院及附近村庄,封锁路口和通讯。以致贡确丹增自焚消息在三天后才传出。

贡确丹增出生于碌曲县双岔乡毛日村牧民家庭,父亲名拉阔,母亲名拉姆措,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属最小。贡确丹增从小出家入毛日寺学法,完成了佛法仪轨和读颂等程序,现正在学习包括其他文化在内的佛法知识。毛日寺(亦名格登向巴林寺)有三百多年历史,是格鲁派格尔登寺属寺。

贡确丹增的自焚,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8人,其中境内藏地的自焚人数为114人。

贡确丹增是碌曲县第6位自焚藏人,是碌曲县双岔乡第4位自焚藏人(2012年11月29日自焚牺牲的才让南加、2012年12月8日自焚牺牲的白玛多杰、2013年2月25日自焚牺牲的才松加都是双岔乡人)。

另,与当地寺院相关的自焚藏人是:去年11月22日自焚牺牲的西仓寺原僧人丹知杰、去年11月26日在丁果寺前自焚牺牲的牧民贡保才让、去年12月8日在西仓寺前自焚牺牲的牧民白玛多杰、今年2月25日在西仓寺前自焚牺牲的牧民才松加、今年3月26日自焚牺牲的毛日寺僧人贡确丹增。

就在碌曲县僧人贡确丹增自焚牺牲的前四天,中国甘肃网发表文章“甘肃碌曲县藏传佛教寺院依法管理和社会管理工作实现全覆盖”,很有必要摘录其中内容,可作为分析当地牧民及僧人何以连续自焚的参考。

文章中称:“碌曲县委统战部把寺院僧侣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年度重要工作议程,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组织各寺教工作组进寺入舍…”“宣讲活动中突出 ‘三讲’…讲述自焚事件既违背佛教教义、又违背于国家法律的不良性质,有力确保了所属区域的社会稳定…”请注意“各寺教工作组进寺入舍”这种说法。了解藏区情况就知道,工作组“进寺入舍”会给僧人带来怎样的压力和恐惧。

而这些“进寺入舍”的各寺教工作组,文章中称:“多次深入8座藏传佛教寺院,1个活动点…宣讲场次70多场次,参加人数达1200多人…深入开展了新旧对比、爱国主义、知恩感恩和法律法规宣讲教育活动,并发放了藏汉双文宣讲材料。”了解藏区情况就知道,这是“人人过关”的“教育”方式,必须当众表态、签名按手印等等,若不从轻者被开除,重者甚至被入狱。

碌曲县8座藏传佛教寺院为:郎木寺、西仓寺、丁果寺、毛日寺、拉仁关寺、硬化郎木寺、旺藏寺、吉扎寺。1个活动点:尕海至日朝活动点。中国官媒新华网去年3月14日报道:“从2008年至今,该县8座藏传佛教寺院的1075名僧人全部完成造册登记,建档立卡……”了解藏区情况就知道,所谓“建档立卡”即给每一位僧人撒下了天罗地网。
114位境内自焚藏人照片(Gurbum Tibet Gyalo制,转自Facebook。)
以下,是118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3月26日,在境内藏地有114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18位藏人自焚,包括17位女性,已知其中98人牺牲(境内96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8位自焚藏人(境内36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3月,17起自焚(境内藏地16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4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7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5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6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5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1人,女性17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30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1位是萨迦派僧人;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60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4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18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8人牺牲(境内96人,境外2人),其中71人当场牺牲,2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还有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说他已回到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养伤,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还有1人,即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农民彭毛顿珠,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中被当局控制,目前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竹泽朱古,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此后他的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泽朱古的遗体轻率火化,连骨灰都被清洗处理。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14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1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5位试图自焚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

延伸阅读:

图片回答“为什么在阿坝有这么多的自焚事件?”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3/blog-post_4.html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藏人行政中央确认朱古图登念扎和尼师阿泽为自焚牺牲!

 
 
唯色注:下午得知藏人行政中央终于确认去年4月6日在康定塔公乡自焚牺牲的朱古图登念扎与侄女阿尼阿泽为自焚牺牲,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快一年了,由于中共当局的严密封锁、软硬兼施,两位自焚者的家人与寺院出于恐惧而闭口……现在得到流亡西藏的认可,也算是可以告慰朱古与阿尼在天之灵了……

朱古图登念扎:康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丈卡寺朱古(活佛),曾任佐钦五明佛学院法台堪布,现为塔公佛学院堪布,45岁。

阿尼阿泽:康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龙古一村人,色达五明佛学院尼师,朱古图登念扎的侄女,23岁。

2012年4月6日(藏历2月15日),朱古图登念扎与其侄女、尼师阿泽在自家木屋为所有自焚藏人供灯祈福后,以身浴火,遗体呈打坐状。

中共军警及干部随后赶到现场,立即定性为“意外火灾”,禁止自焚消息外传,而丈卡寺寺管会为免于寺院和佛学院被关闭,只得认可此说法。迫于压力和恐惧,朱古图登念扎与阿尼阿泽的家人不得不接受当局现金1万元及几袋大米,对外三缄其口。因更多情況不詳,自由亚洲等媒体只是称“疑自焚死亡”,未能有十分明晰的报道,直到该年7月4日,有当地藏人在微博发布二人生前照片,披露自焚详情,才证实他们的死亡并非因为“意外火灾”。

数月后,来自境内的信函(西藏快报于 2012年12月2日发布)指证:

“堪钦仁波切生前曾对其家人说,近期他要对那些为西藏共同事业自焚献身者举行一个大供奉,并去买了很多酥油灯,拿到自己僧舍内点燃后进行供奉。从当月藏历十号起,堪布就点燃这些酥油灯,同时让师徒们进行了广泛的放生积善活动。当月藏历十五号下午十点左右,堪布向他的家人们打电话说:‘今天是藏历十五号,我为那些为藏民族的政教事业舍弃自己生命的英雄儿女们点燃了很多酥油灯,我也要在今天让心灵积累伟大的福田。’”这句话应该是朱古图登念扎的遗言。

2013年3月27日,藏人行政中央终于确认朱古图登念扎和尼师阿泽为自焚牺牲。至此,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得以改变,趋于一致。

事实上,鉴于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上百天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并且,还曾出现了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于113起(2009年2月27日-2013年3月25日),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

正如Twitter上有藏人披露:“……12年11月左右在青海大学内广场发生了一起藏人自焚。消息封锁的很厉害,我也是在罗萨的时候听别人说起的”。而这个消息,与之前听说的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藏人自焚,但因当局的封锁和掩盖,无法确认,不知是否属实,可能需要旷日持久的查证甚至难以查证得到。

延伸阅读:

今年4月6日自焚牺牲的两位康定僧尼被确认,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人被确认,自焚藏人人数47人!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7/4662747.html

唯色:为何境内藏人自焚人数说法不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2.html

境内藏地来函证实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的两位自焚藏人——图登念扎仁波切与阿尼阿泽。96位自焚藏人简况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2/96.html

西藏之声:藏人行政中央宣布朱古土登念扎和尼姑阿泽为自焚牺牲http://vot.org/cn/?p=24085

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自焚藏人的家人说:就这样,还会有多少人离去?

班旦加的博客截图。
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记者班旦加(Palden Gyal),前天在他的博客上写了这篇短文,由美国之音藏语部记者才让吉(Tsering Kyi)译成中文,并由唯色修订。

班旦加是一位自焚藏人的家人,去年11月15日,他的侄女、23岁的当增卓玛(Tangzin Dolma)在村里的转经堂自焚牺牲。当增卓玛是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扎毛乡果盖里仓村人,父亲名叫普洛,母亲名叫扎西卓玛。

才让吉也是一位自焚藏人的家人,今年1月12日,她的侄子、22岁的才让扎西(Tsering Tashi)放牧后走到镇上点燃了自己。才让扎西是安多拉卜让(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牧民,父亲名叫都嘎嘉,母亲名叫才让卓玛,妻子名叫玉措吉。



就这样,还会有多少人离去?
图中,前排左二是班旦加自焚牺牲的侄女当增卓玛。
后排中是班旦加。

文/班旦加(Palden Gyal)

在安多藏区,昨天,3月24日,一人;今天,3月25日,又一人;自焚了。

他们喊着“西藏要自由”,喊着“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然而中共会回应这些自焚者的要求吗?

流亡西藏政府表示只要中共政府改变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就会停止。可是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并且变本加厉,还诸于更强硬的方式。那么,藏人还要继续自焚吗?

前不久,我与一位自焚族人的母亲见过面。那位母亲抱着我哭了。哭了几分钟才想起问我 “你回来了呀”。我拥抱着她,双手捧着她的脸庞,只说了声“不要哭”。我没有再说更多的话,因为说不出口。我也没有流泪。从她那被泪水淹没的眼里,我看到了痛苦、创伤、恐惧、疑惑,就像一片混沌的画面。

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焚身的火焰还会猛烈地燃烧吗?就这样,还会有多少人离去呢?

在火焰中高喊着尊者的法名!

在倒下时呼唤着民族要自由!

这么多生命的灵魂,像火焰上升,在天上看着雪域藏地……

写于2013年3月25日

才让吉(Tsering Kyi)的留言:

才让吉。
读了你的文字。我的心,情不自禁,就像今天华盛顿的天气一样,哭泣起来。早上还下着大雪,现在已是黑云压城。每次听到自焚的消息传来,我总忍不住哭泣,沉痛低语:怎么办?怎么办?谁能安慰自焚者的家人?谁会体会到这么多家人的痛苦与打击? 家人们啊!真的是不堪忍受。

该怎么办啊!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族人自焚了。特别是今天自焚的拉毛加,当地的人说他自焚后连遗体都不全,仅剩下头骨。可是连这些骨骸也被警察们抢走了。

现在我已经不正常了!心理有了问题。每次看到或听到旁边的人没感觉似的,高高兴兴地说着“我家的狗狗病了,我家的猫猫不见了”,我真的不能自已,就生气,为境内的同胞们!自焚者的家人们!

自焚藏人才让扎西。
我本以为,今天的这座城市里,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哭泣着。现在读了你的博文,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伤心的不只我一人。尽管我不是孤独的,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经常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地流着泪,怕别人看到了,可能会不解、会取笑,就把所有的伤痛都放在心里。但从你的博文上看到你与一位自焚者的母亲见面的场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作为自焚者的家人,我告诫自己不可以把情绪带到工作的岗位上,但今天还是在工作室不能自已地哭了一个小时。

关于自焚的新闻报道了。我们与他们的政府也表示了各自的态度。渐渐地,所有的波澜似乎也平静了。可是,对于自焚者的家人来说,失去亲人是一辈子的痛苦,无可替代,无法忘却。

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儿子与女儿的痛苦,我们拿什么来换取?然而又有什么,可以拿来换取?!


一位护林员自焚牺牲;自焚藏人人数增至117人!


在自上而下、杀气腾腾地开展“反自焚运动”、“严厉打击自焚违法犯罪行为”的全藏地,继3月24日在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四个孩子的母亲格吉自焚牺牲,3月25日在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43岁的护林员拉毛杰自焚牺牲,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7人,其中在境内藏地自焚的藏人人数为113人。

而2013年三个月内,有16位藏人自焚:1月3人,2月9人,3月4人。

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定性“自焚违法犯罪行为”,并实行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倒使火焰还在燃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出现了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于113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

令人发指的是,当局就百多位藏人自焚所做出的解释,除了是因精神病、偷盗、抢劫、不正当男女关系、家庭不和或被他人煽动唆使等等而自焚,最新编的故事更是惊悚,声称3月13日自焚牺牲的若尔盖县妇女贡觉旺姆,是因“夫妻感情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结果被丈夫卓玛甲掐死后焚尸,而其夫“已被抓获归案”!可以预见,因拒绝接受当局编造自焚是因夫妻不和而遭捕的卓玛甲,将有可能被重判,此类事例已太多。


拉毛杰(Lhamo Kyab)

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吉仓乡护林员,43岁。

2013年3月25日早晨,拉毛杰在吉仓乡一处存放木柴的空地自焚,当场牺牲。当地人透露他是坐在堆起的木柴中间,倒上汽油后点火自焚,被发现时几乎烧成灰烬,仅剩下头骨等骨骸。随即军警抵达现场,将骨骸抢走,并封锁现场和通讯。

拉毛杰为单身,家人情况目前不详。他是勒秀部落康玛旭(今夏河县吉仓乡,原名麦西乡)人,生前是洮河林业局下属林场的护林员。

他的自焚,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7人,其中境内藏地的自焚人数为113人。

拉毛杰是夏河县第15位自焚藏人。

日本画家井早智代(Tomoyo Ihaya):献给拉毛杰,43岁……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照片是在一片空地上留下的篝火余烬,和背后的群山。
在这里,
在干枯的柴枝
和冰冷的土地上
有鲜花
正在绽放
愿你生长、生长
如同所有那些
历劫不死的
花朵
以下,是117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3月25日,在境内藏地有113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17位藏人自焚,包括17位女性,已知其中97人牺牲(境内95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8位自焚藏人(境内36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3月,16起自焚(境内藏地15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3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7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5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6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5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6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5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0人,女性17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29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1位是萨迦派僧人;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60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4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17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7人牺牲(境内95人,境外2人),其中70人当场牺牲,2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还有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说他已回到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养伤,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还有1人,即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农民彭毛顿珠,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中被当局控制,目前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竹泽朱古,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之后,至3月27日,他的遗体仍未被尼泊尔政府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13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15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5位试图自焚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日本画家井早智代绘画说明由更桑东智译为中文)。

延伸阅读:

图片回答“为什么在阿坝有这么多的自焚事件?”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3/blog-post_4.html

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116盏灯,在暗夜里燃点信仰”——壤塘县年轻母亲格吉自焚牺牲


在杀气腾腾开展“反自焚运动”、“严厉打击自焚违法犯罪行为”的全藏地,30岁的牧人、四个孩子的母亲格吉(སྐལ་སྐྱིད། Kalkyi)于今天下午,在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自焚牺牲,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6人,其中境内藏地的自焚人数为112人,其中17位自焚藏人为女性。

而2013年三个月内,有15位藏人自焚:1月3人,2月9人,3月3人。

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定性“自焚违法犯罪行为”,并实行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倒使火焰还在燃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出现了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于112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而知。

令人发指的是,当局就百多位藏人自焚所做出的解释,除了是因精神病、偷盗、抢劫、不正当男女关系、家庭不和或被他人煽动唆使等等而自焚,最新编的故事更是惊悚,声称3月13日自焚牺牲的若尔盖县妇女贡觉旺姆,是因“夫妻感情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结果被丈夫卓玛甲掐死后焚尸,而其夫“已被抓获归案”!可以预见,因拒绝接受当局编造自焚是因夫妻不和而遭捕的卓玛甲,将有可能被重判。此类事例已太多,如六天前,青海省海东地区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循化县藏人尕藏当智6年刑期、久买谈克5年刑期、落桑4年刑期。理由是,久买谈克的弟弟旺青诺布(又名黄尖)于去年11月19日自焚身亡后,三人为他设置灵堂,并将灵堂照片、他生前照片和自焚信息提供给境外媒体,结果三人因此获罪入狱。


格吉(སྐལ་སྐྱིད། Kalkyi)


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牧人,女,30岁。

20133月24日下午约3点半,格吉在壤塘大寺附近自焚,以抗议中共当局压迫藏人,当场牺牲。她的遗体被僧人和信众送往寺院佛殿,数千人聚集,为格吉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当局要求当晚立即火化。但格吉自焚牺牲的消息已传出。壤塘县其他寺院和乡村也为她举行了法会,表达哀悼。

格吉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名叫珠白。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约5岁,分别是德南、布琼和索布三个儿子及小女儿普姆琼。格吉的父亲名叫却旦,母亲名叫巴日。

格吉的自焚,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6人,其中境内藏地的自焚人数为112人,其中17位自焚藏人为女性。

格吉还是壤塘县第5位自焚藏人。之前有:2012年2月19日自焚牺牲的中壤塘乡18岁牧民朗卓,2012年4月19日自焚牺牲的中壤塘乡25岁学生曲帕嘉与24岁学生索南,2012年5月30日自焚牺牲的中壤塘乡牧民、33岁的母亲日玖。

转微博:“116盞燈,在暗夜里燃點信仰——离开领地我心已凄惶 必走的命运已注定 雄狮要归天界去 愿领地部落人人平安 请不要悲伤要欢乐……”

以下,是116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3月24日,在境内藏地有112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16位藏人自焚,包括17位女性,已知其中97人牺牲(境内95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8位自焚藏人(境内36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3月,15起自焚(境内藏地14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2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4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7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5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6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5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5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4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5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99人,女性17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29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1位是萨迦派僧人;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60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4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1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7人牺牲(境内95人,境外2人),其中71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还有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说他已回到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养伤,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还有1人,即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农民彭毛顿珠,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中被当局控制,目前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竹泽朱古,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之后,至3月24日,他的遗体仍未被尼泊尔政府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12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14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5位试图自焚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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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4日星期日

嘉央诺布:帝国暮色

Imperial Twilight
A Tibetan Perspective on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来源:《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
转自:更桑东智的译文博客“说,还是不说?

为便于发帖,原文中以脚注出现的注释现改为尾注,序号以阿拉伯数字标注;译者所加的注释以罗马数字标注。——译者

大约公元七世纪时,在唐朝都城长安,有一个吐蕃使团向中国朝廷索要一些中国典籍。一位忧心忡忡的中国大臣恳求皇上:

 “今西戎,国之仇寇,岂可贻经典之事?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迴。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I]

这些书籍是否真的提高了吐蕃人的军事技能,《旧唐书》(Tang annals)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相比于后来的漠不关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的吐蕃人对中国事物的好奇心。按照我们自己史书的记载,吐蕃国王不仅派遣学生去印度,也派遣学生去中国。很多派往中国的学生和那些在印度学习的学生同样出类拔萃。公元672年,有一位以中文名字“仲琮”( Zhong-Zong[II]行世的吐蕃大臣,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让中国的皇帝都感到震惊。

但是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图伯特人一直令人费解地对中国一无所知并且毫不关心对中国的研究。和我们敏锐的先辈们不同,我们没有费心思去研究中国典籍《孙子兵法》——这本书可能就包括在那位大臣带回吐蕃的典籍当中——里的一个重要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尽管有个别图伯特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在国家和官方层面上,对研究中国令人担忧的漠然则相当普遍。

从过去若干年图伯特政府制定的所有各种中国政策的接连失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漠然带来的后果。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针对中国的研究部门,但是这些研究依然是散漫无章,而且政府对这些项目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和资金支持。

当然,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政权持久性的误判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心理。在1960和1970年代,我们和西方世界有一个共同思想弱点,即假定无法在最近的将来预见的事情便是不存在的。而在苏联、东欧,甚至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说明了我们是何等的错误。

历史的变迁

中国人自己传统上从来不以静态的和直线的观点看待他们的历史进程。相反,在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三国演义》的一开头,便以一个现在几乎已经成了谚语的句子概括了小说的主题,同时也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历史中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相: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么,中国现今正在发生什么?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邓小平和其他的中共老人一旦寿终正寝,中国是否会像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年轻异见人士相信的那样出现民主?或者,中国是否真的像过去的王朝和帝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陷入动荡和内战,同时还伴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饥荒、屠杀和流离失所?

传统的中国史学认为,绝大多数王朝崩溃是源于“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尽管后者的出现似乎无法预计,而前者的出现则往往有自然灾害、奇异天象或是出现类似千禧年信仰以及出现“救世主”( messiahs)等等先兆。

在四川省的一些偏远的乡村,有一个教派迅猛发展,它宣称将有一位救世主成为新的皇上。这使得有关当局非常担心,在沱江沿岸众多村镇的行政中心内江,当地警方拘捕了被查禁教派的若干“首领”和成员。警方弹压的主要目标是一个自称为“一贯道”的团体,这个教派团体在1949年以前也一直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头疼不已。尽管政府宣称已经粉碎了这个组织,但其实这个教派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而这个教派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迹象,预示着即将出现新一轮全国范围的各种宗教信仰、古代教派和稀奇古怪民间艺术的狂热复兴。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准宗教运动往往出现在王朝的危机时期,有时甚至会导致王朝的崩溃:西汉末年的赤眉军、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反抗元朝的白莲教和红巾军、明代末期的白莲教东山再起、清代晚期的太平军和义和团等等。即便除开这些历史上著名的起义不算,各种奇异的教派所激发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比比皆是,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这种现象。

各种神秘教派和秘密社团在1951年遭到无情取缔,取而代之的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当今,由于中共那有目共睹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破灭,不难预见为什么尽管官方不遗余力地同“反革命封建迷信”做斗争,在中国民众当中依然可能出现各种教派和宗教的狂热,而且可能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1

现代化的极限

随着中国领导人试图实现现代化和中国部分地向西方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幻想已经日渐破灭。同西方和日本进行的对比给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也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怨气。这种对比还让中国民众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除了巨大失败之外一事无成,而遭受苦难、暴力和道德沦丧则都是民众需要为党的惨败所要付出的代价。

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还迫使中共面对一个复杂而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局面:中共最近决定要禁止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创新自由进入中国,同时又要创建一个本质上依赖于所有各种思想观念自由流动的经济结构。中共为了应对这个两难悖论而编造了一套意识形态解决方案,从而可以在接受西方技术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套方案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科学发展源自西方的哲学,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巨大进步发生在一种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氛围中。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连真理都有“阶级性”(或者是执政者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任何特性)的社会里,毫不奇怪西方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真理的客观性”,会成为一种对当政者具有危险性的病毒。像方励之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在中国成为要求人权的领军人物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每一项技术进步,尤其通讯领域的进步,都可能让这样的两难局面更加尖锐。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用传真机传播来自香港的异见人士的宣传,或许暗示了一些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网络图片)
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迫使相对落后的中国作出妥协让步。像张之洞这样的儒家学者和康有为这样的乌托邦主义的维新派,都倾心于当时广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说,试图以此扭转困局。这一通常简称为“体用” 的学说,在那个前途未卜同时还时常面临痛苦转变的时代,在文化上有抚慰人心的作用。这个学说确信存在着一个建立在中国道德和哲学价值观基础上基本结构,此一结构赋予中国文明以连续性和存在意义,在此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嫁接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成果。但是,这个学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实际作用,现在也难见其成,尤其是由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体”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共产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整个国家的能量都花费在一系列野蛮的“破四旧”运动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取而代之的是最为冷酷无情和毁灭灵魂的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其“成果”连斯大林自己都望尘莫及。这难道就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所寻求的用以抵挡“西方腐朽思想”的“国粹”?

社会与经济崩溃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这个国家回到“更加纯净”的意识形态道路上的种种努力,注定会遭到失败。过去,中共对民众的掌控主要是由于民众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以及他们宁愿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多么虚妄不实。但是这层精神上的“竹幕”早已被挑开。中国的民众已经看穿了中共的谎言,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地被愚弄,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被中共所利用而变成了奴役他们的工具。

犬儒主义成了当下的社会规则,而党对社会的控制正在慢慢衰落。当然,关于这一点最为引人注目和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19895月学生和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对中共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以及后来在六月份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即便是在没有如此戏剧性的层面上,中国各地数量庞大的流动工人的出现也显示了“单位”体系的崩溃,因为这一现象明显违背了中共有关非法迁徙的禁令。“单位”体系是传统的“保甲制度”的共产主义升级版,这套体系植入了城镇、街道、办公室、工厂和大学等等各级团体。这是一个包罗万象而近乎完美的系统,监控和规范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单位”不仅限制个人的人身活动不得超越所允许的区域,以及工作分配、住房、教育和旅行的机会,甚至还包括结婚和生育的权力。这一套由4800万党员组成的体系,是世界上最为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网络。

活动人士柴玲在逃出中国之前,曾经在中国各个不同地点躲藏了将近一年。类似的这些活动人士的成功出逃,也是这个近乎完美的相互监督和控制体系崩溃的另一个迹象,尽管其崩溃的程度我们尚不能确定。

甚至在农村,也开始出现藐视官方权威的明显征兆,近来发生的税收员遭到人身袭击的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一年以前,有5名税收员被杀,有超过3000千人在履行职务时受伤。这些袭击相当暴力,受伤者中有353人因伤终身致残。有关当局也只好承认这些事件,从而暴露了整个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人民公安报》最近报道了在福建省的两个村子之间因一条狗被盗而发生的一起暴力械斗。这似乎只是更大范围的未经报道的中共官僚体系崩溃和社会动荡的冰山一角,而在中国农村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征兆。所有这些冲突的起因往往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例如,在四川省发生的一起骚乱的起因是为了一些西瓜),这似乎不仅显示了中共权威的衰败,同时还显示了个人社会秩序感的丧失。

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样相当严峻,甚至连财政部长王炳乾在去年都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由于从1988年末开始实施的意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的影响更加雪上加霜。而沿海地区相对的经济成功导致了这些地区同中央,以及内陆贫困省份之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裂隙。去年秋天,“五年计划”的起草甚至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和过去无法想象的拖延,原因是某些省份的领导人拒绝接受一个提议,其内容是由比较富裕的地区去补贴中央企业部门形成的巨额亏损,从而避免中央自身面临破产。这样的分歧只会日益扩大,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试图掌控权力,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掌控经济。每一个能感觉到的挑战其权威的苗头都会让这样的企图更加强化,无论这样的苗头是如何地无足轻重。

同它岌岌可危的“苏联老大哥”相比,中国的经济在此刻看来或许还算光彩夺目,但是其优势从根本上讲都是短期的,正如在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有力说明的那样。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只能同因根本的和充分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而形成的稳定与信心相伴而行,这或许正是苏联做对决策的地方,尽管目前他们正为此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领导权力继承的危机

同很多中国异见人士的预计相反,中国的问题或许会因为邓小平的离世而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独具特色的缺陷——无法形成领导权的有序继承。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中共实际行使权力时的“线状”安排,即高层领导团体被划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领导人是指定的权力继承者,负责党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而“第二线”领导人则是永远不会真正退休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只参与有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议题。这种理念的形成部分地是源自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早期对权力继承问题的考虑,部分地则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结果。

很显然,这样的安排势必会在这两线领导人之间造成摩擦。作为第一线领导人,他们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却得不到同他们的责任相应的充分的权力;而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第二线领导人,享受着真正的权威并时常干涉第一线领导人的决策。这种体系还会让新领导人承受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要建立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是这样做的人又势必要冒得罪和疏远第二线领导人的风险,而这些第二线领导人过去又曾经是自己的靠山。

这正是在中共历史上为什么所有事先安排的领导权继承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毛泽东的头两个正式制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不仅没有成功地继承权力,而且被赶下台遭受羞辱、监禁,甚至死亡。邓小平的两位门徒,胡耀邦和后来的赵紫阳也经历了类似的厄运,虽然赵紫阳要比他的前任幸运一些,至少人还活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在最后时刻选择了相对默默无闻的江泽民,正如毛泽东在临终时最后选择了另一个无名之辈华国锋。

复仇的政治

存在于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危机不仅局限于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这一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自毛泽东死后便已经出现的体制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中国有时会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而被掩盖。

然而我深信,中国的政治行为若想取得任何进步,必须面对的决定性的难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特性。早在毛泽东掌权之前很久,中国人的民族和个人精神世界已经开始腐朽溃烂。不幸的是,就我目前所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乐意承认这一点。然而,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和中心枢纽的作用,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长安街边有一幢灰沉沉四处漏风的混凝土建筑,是北京一处主要的剧院[III]。今年一月,在这里连续三个晚上再次响起了《红灯记》尖厉的革命唱腔,这部戏是由江青在充当中国文化最高代表的巅峰时期所推出的几部“样板戏”之一。演出的结果超过了下令上演这部戏的官员们的预想。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得到的似乎不是革命热情和服从命令的教育,相反,他们从中听到了更具颠覆性的讯息,一种呼唤复仇的讯息。当戏中的主人翁唱到“你杀不光中国人民,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时候,观众一片欢呼。

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便是痴迷于复仇。这一顽症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和民众无法抓住任何可以重建社会和匡正不公的机会,他们总是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从而将针对过去做过错事的人或是压迫者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暴力复仇行为合法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革命—镇压—再革命”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妥协和常识成为了第一受害人。

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汉学家曾经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这一特性做过评论,其中包括像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IV]白杰明(Geremie Barmé[V]和卢西恩•W•派伊(Lucian W. Pye)等人。2 派伊感觉当今的中国每个人都“有一笔帐要算”( scores to settle)。在领导层,强硬派人士想要报复那些在前些年羞辱过他们的改革派,说这些改革派不懂如何管理中国的经济;反过来,那些改革派人士也寻机报复将他们推到一边的强硬派,说这些人会将中国引向混乱。当然,异见人士们也要报仇雪恨,而那些曾经蒙羞受辱的官员们也有帐要算。

白杰明指出,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复仇情绪的泛滥将肯定会破坏中国的社会结构。他注意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称,截至到19897月底,他们的举报热线共收到大约16000次来电举报“反革命分子”,其中有4000起举报涉及到举报人的邻居、丈夫或妻子,他们试图利用警方来相互“算账”。在过去允许个体经营发展的十年里,那些输钱亏本的人想要报复那些发家致富的人。实际上,在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大学,那些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飞黄腾达的人成为了“新道德”的卫道士,因为他们“是一帮除了背叛一无所长的庸才。”

恐怖的循环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把所有这些可能肢解帝国的力量看成是一种新现象,或是一种对天安门大屠杀的反应,甚或是因“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突变。这些力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刚一掌权时的种种政策,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那些仅仅知道(或者假装仅仅知道)天安门大屠杀和“文革”的人应该了解,这两个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恐怖和大屠杀罪行中的两起而已。

大规模的屠杀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首先是“土改”,然后是1950 “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有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大清洗,1957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3年到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到1978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导致了数万甚至数十万民众被杀害,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

由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717月发布的《沃尔克报告》(Walker Report)估计,自1949年以来的死亡总人数在3225万到6170万人之间。这个被害人的天文数字使得臭名昭著的纳粹大屠杀(Nazi Holocaust)和柬埔寨的“杀戮战场”( Killing Fields)都至少在规模上相形见绌。在其统治并没有遭遇真正威胁的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谋杀自己国家的公民要比死于“二战”的中国平民和军人的总数都多。

 “改革派”与“强硬派”

尽管中国领导人极力显示中国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但是很难预计当前这种维持光鲜外表的努力能持续多久,即便是通过举办亚运会这样精心设计的铺张华丽的公关展示。共产党领导人操控中国公众思想的高明手段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正如1989年的事件所揭示,这两者都存在自己的局限。

中国文化本身憎恶个人表达、理想化集体意志还“死要面子”,尽管这些特性或许可以避免那种正在苏联发生的嘈杂、混乱和不知遮掩的“家丑外扬”,但是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遗憾了。一旦中国人最终打破沉默而诉诸“控诉”和“革命”,这种愤怒和绝望的爆发势必是惊人的,也肯定是暴力的。而中国没有任何有效的宣泄手段可以缓解这种爆发。

无论多少中国人是多么地希望那种渐进的改革和变化,哪怕是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苏联模式,也很难想象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地平线上,还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在未来的很长时间我也看不出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很多西方分析人士看好上海市长“一刀切”朱镕基和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等“改革派”官员或许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一旦稳操大权,“改革派”的业绩记录实在让人无法安心。

直到最近,甚至像费正清这样比普通人会有更多了解的著名学者,都还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尽管邓小平在我们眼中现在只是一个恶毒的矮个子老人,但是我们一定还记得,在1976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敢于直言的“改革者”邓小平遭到贬黜。当时“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民兵”暴力镇压了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和平群众。时隔仅仅13年,邓小平对另外一位“改革者”赵紫阳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用更加致命性的武力镇压了又一群参加和平示威的民众。

但是,同样无需为赵紫阳浪费眼泪。尽管他在示威者面前痛哭流涕并且被赶下台,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一旦他大权在握并且受到示威者同样的挑战,他会和邓小平做出同样的反应。19893月发生在拉萨的屠杀事件是由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直接下令的。屠杀之后,他致信拉萨方面表彰武警“勇敢顽强”。那些指望中国出现改革者的中国的朋友,当然还有中国民众自己,应当牢记鲁迅对这种模式说过的话:“掌过权的人希望复辟,正在掌权的人赞成维持现状,还没有掌权的人号召改良。情况大抵如此。”

民族性

鲁迅对中国人政治性格上的弱点的绝望,在当今得到了一位台湾中文作家柏杨的回应。在他所写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1986年出版)中,他谴责了中国人的冷酷无情和目光短浅,他相信中国人的这种失衡的人格会体现在两个极端上。“在他自卑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奴隶;在他自大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暴君。这两种极端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成为一种个性分裂的奇怪的动物。”甚至那些身居西方的中国民主人士似乎也不能免俗。他们希望为自己争得自由和正义,却不愿意将其延及他人,比如博巴。

去年我曾经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谈到,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他们都直言不讳地反对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讨论回到图伯特问题上的时候,那种“分裂人格”便表露无遗。这一分钟还在强烈谴责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种种谎言,下一分钟又把共产党最赤裸裸的谎言拿出来名正言顺地为中国占领图伯特做辩护。这些中国学生当着我们的面,夸夸其谈各种在种族和文化上对图伯特和博巴进行总体性恶劣歪曲的言论,类似的言论若是说给犹太人和黑人听,他们或许早就昏倒了。

在苏联军队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青年帕维尔•李维诺夫(Pavel Litvinov)和他的几位朋友在莫斯科红场打出一条横幅,表达他们对一个大国压迫小国感到羞耻。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同样谴责了苏联对捷克的侵略,并且同李维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因为他们的勇气而遭到迫害。从来没有中国人在中国曾经抗议过对图伯特的侵略,更不用说为此蹲监入狱。

至于数百万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中国人,也无人表达过对他们的祖国犯下的罪行有任何道德上的关注和担忧,很多人在内心实际上是赞成这些罪行的,而像台湾的国民党这样的政权则是试图利用图伯特的悲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被说成是遭到镇压的民主运动幕后主使的王军涛指出,中国人不能对不公正的事情仗义执言是一种失败。在最近偷偷带出北京的一封来自最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的信件中,他说这反映了一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不仅是中共领导人,所有中国人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在我听到方励之在爱丁堡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之前,我一直认可媒体将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和天体物理学家比作萨哈罗夫。方励之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者,他的讲话带有一种嬉笑怒骂而又吸引人的幽默感,这种风格在他自己的国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的有力抨击也不像很多其他中国异见人士通常发表讲话时那样拐弯抹角,这些人还要给自己带上一副扭曲的爱国主义面具。但是当有人问到他一个关于图伯特的问题时,方励之回答说,他对图伯特的了解非常少,但是他觉得博巴们应当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就是这样。他的回答让我很震惊。如果中国政府是如此地愿意接受谈判,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就自己的处境同政府谈判而是选择逃亡西方呢?

在其最近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心理上不知在什么地方接受了某种特殊的切断手术,因而除了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之外就感觉不到真正的痛苦、屈辱和苦难。除非中国人“民族性”上的这一病症得以纠正,否则很难看到任何真正的和平、自由和幸福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

帝国的终结

由于,正如人们通常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诸如基本人权这样的问题反应迟钝是由于他们对集体意志的尊崇,因此我相信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只能是出现在“超级集体”,即帝国的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劝告俄罗斯人(在他最近发表于《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我们必须如何重建俄罗斯》)放开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还有四个中亚共和国。他的劝告同样适用于中国。索尔仁尼琴说:“我们不需要帝国,是帝国毁了我们。”

在历史上,中国的边疆从来没有扩张到现在这样的范围,而“中央帝国”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生活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如此贫瘠和无情的地步。在中国的帝国野心和残酷无情之间、疆域与幸福之间设想存在某种关联,是不是有些简单化?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朝代,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地放弃了帝国主义,而且因为它的统治效能和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宋朝的统治以公众认同和法治为基础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从未试图将自己的疆土扩张到长城以外,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严重的国内叛乱的威胁。宋朝的外交策略有意识地鼓励,有时甚至资助边疆地区很多的缓冲国的发展。这些国家为中国有效抵御了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骑兵势不可挡的进攻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文明在这段时期也到达了一个巅峰,很多艺术领域,尤其在绘画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朝代可以比肩。宋代也是科学和技术取得伟大进步的时期。中国的传统医学似乎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

在宋代,另外一个重要而显著发展的领域是司法审判方面。在哲学理论的发展方面,宋代是除了封建时代以外,中国所经历的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

中国的封建时代,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诸侯林立。然而,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各种伦理和哲学理论体系兴起的时代,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类似于古希腊对欧洲文明的影响。这个时代是“诸子百家”的时代,出现了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和其他一批哲学家和圣人,他们在道德和政治探索方面的成就达到一个罕见的高度,使得直到现今这个世纪的后世所有的思想成就似乎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注脚。即便是北京政府当前的御用文人何新也用抒情的笔调将春秋战国时期描绘成,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和民主精神”的时代。(见《北京周刊》,1990820~26刊)

理解未来

中国无疑正处在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帝国光鲜外表上的裂痕,尽管还难以估计这座大厦到底何时土崩瓦解。这个国家广大的疆域和漫长的年代赋予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一种非常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韵律节奏。孔子的一位信徒问这位圣人,有没有可能预计到十代以后的未来?孔子回答说,悉心研究中国的过去就能揭示未来朝代的生活真相,“甚至是百代之后的事情。”

必须承认,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在中国问题上,基本上没有能成功地做出任何同最终发生的事件相称的预测。不过还是有少数几个例外,比如玛丽安和伊万•伦敦夫妇(Miriam and Ivan London)、西蒙•莱斯(Simon Leys)和已故的拉兹洛•拉丹尼(Laszlo Ladany)神父等等,他们切实遵循了孔子“悉心研究”的教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有关中国各种事件的发展路径的深刻洞见。

至关重要的是仔细鉴别同中国有关的各种信息。除了所谓“专家”们的贪欲,“中央帝国”的真相太过经常被中国领导人老练的操纵技巧和中国人“死要面子”的特性所掩盖。

(唯色编著《杀劫》封面)
 “文化大革命”曾经将中国带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能够让图伯特当局稍感安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样一无所知。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很多地区,甚至包括毛泽东家乡的省会长沙,都实际上发生了内战,而且面临非常现实的再次回到军阀割据状态的危险。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出现了从中央分离出去的警讯。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省委书记,还领导着中共西南局,控制着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毛派人士指控他搞“独立王国”。经历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一系列谋划运作之后,他最终被另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张国华所替代。而张国华在此之前一直主管“西藏自治区”,并把那里实际上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四人帮”就此对他进行了指控并说他在“西藏自治区”大权独揽。

我经常听到曾亲身经历了图伯特地区“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博巴,对图伯特流亡领导人没能利用当时的局势感到惋惜。很难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当时的机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推测还是留给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吧。我的遗憾不仅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势,而且在于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花力气对中国进行充分认真的研究,从而可以明白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3

在达兰萨拉,这种对中国事务令人忧心的冷漠在1976年到达了一个顶峰,当时在毛泽东死后,噶厦甚至若干星期都没有想到去开会讨论这个非常的事件会对图伯特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我当时在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上写了一篇带有些戏剧色彩的文章,谴责图伯特内阁的疏忽大意。内阁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就如同公牛见到了红布,随即在青年大会和图伯特政府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严重冲突。

我的希望是,我们当今的领导人能够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透彻的评估,不要只是为了从中找出一些信息来支持有关“联合地位”( Associate Status)或“真正自治”( Genuine Autonomy)的官方信条,而是要从中发现可以用来制定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的切合实际的基础,无论这一计划是如何的温和谨慎。即便是在当今这个我们历史上最为悲凉的时刻,也许我们的命运,或是因缘或是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正在为我们准备最后一次机会去拯救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免于灭绝。

19916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

【原文注】
1.      19994月,数以万计的法轮功成员在北京中南海门前举行和平示威。中国在7月份作出反应,大规模逮捕了这个组织的成员。

2.      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复仇在中国》(Vengeance in China,《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6;171989119日);白杰明(Geremie Barme),《复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venge),《独立月刊》,悉尼,(1989914日);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天安门与中国政治文化》(Tiananme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亚洲观察》(Asian Survey),(198944日)

3.      通过一次最简单的调查,我们也因此至少可以知道在图伯特地区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派性斗争的结果,是导致了图伯特民众民族意识的增强,其结果是在1967年到69年之间全区各地发生了暴动,中国当局将这些愈演愈烈的暴动称为“第二次西藏叛乱”。由阿尼玛卿研究会(Amnye Machen Institute19961029日到30日在达兰萨拉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和发表的看法中,《无情的海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图伯特》(The Sea of Inhumanity: Tibet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谈到了当时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来发展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其规模几乎可比五十年的全国起义。

【译注】



[I] 此事发生于八世纪初。金城公主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赴吐蕃嫁与赤德祖赞。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十月,吐蕃使者使唐。使者说:“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时唐朝大臣于休烈上疏劝阻皇上,但未获采纳。见《旧唐书•吐蕃(上)》,P.4499,《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II] 见《新唐书•吐蕃列传(上)》,p.4634,《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另见苏晋仁、萧錬子著《册府元龟吐蕃资料校正》p35, p42,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III] 作者此处所指应为老的长安大戏院,原址在西单路口,1991年被拆除,1996年在现址重建。文章中所提到的这次重演《红灯记》或是老长安大戏院的绝唱。
[IV]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一直在追寻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胚珠,长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实行民主化。2006,她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V]白杰明(Geremie Barm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反映北京“六四”的纪录片《天安门》和反映“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的撰稿人之一(两部纪录片的导演都是卡玛 Carma Hin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