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

胡平:请倾听西藏的声音―读唯色《鼠年雪狮吼》



胡平:请倾听西藏的声音―读唯色《鼠年雪狮吼》

3月10日,是西藏人民抗暴纪念日。去年3月,台北的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藏族作家、诗人唯色女士的一部书,书名是《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

2008年3月,在西藏,爆发了自198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这场运动遭到中共当局的残暴镇压。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中共当局制造阴谋与谎言,把这场运动歪曲成所谓藏人的打砸抢烧暴力骚乱,还凭空诬陷说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在《鼠年雪狮吼》这本书里,唯色逐日记录下从3月10日到8月23日这160多天在西藏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完整地呈现出2008年西藏事件的真相,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证词。

其实,早在08年西藏事件发生的当时,唯色就根据现场的藏人提供的讯息,整理和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立刻就受到外界的高度注视,三个月就吸引了300多万次点击。那时,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看唯色的博文。唯色的报道不但迅速、及时,而且也很准确,影响极大。她的博客被称作“一个人的媒体”,而唯色本人则成为当今中国境内藏族民众的最有力的代言人。

中共官方把西藏事件称为314暴乱。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根据唯色的记载:3月14日,上午,被软禁多日的拉萨小昭寺僧人与附近赤巴拉康僧人举行抗议活动,遭到军警殴打,引发藏人民众的愤怒,随后爆发数千民众的大规模抗暴行动。有过激事件发生,如砸汉人和回人的商店、烧车烧物、殴打汉人和回人,涉及区域主要在布达拉宫以东。期间长达数小时,当局军警不加制止,有传言其中掺杂便衣假扮藏人。下午约3点,有数十名特警在帕廓街内枪杀抗议藏人。傍晚,大量军队进城镇压,到处都是军车装甲车,车辆上的番号被遮盖,封锁藏人聚居区,中共官方说当天有13人死亡,基本是汉人。14日起,当局取消开枪禁令,军警可以对抗议人群开枪,至少有上百人被枪杀,尸体都被军警抢走。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一些藏民的暴力行为是在僧人的和平抗议遭到打压后发生的;在暴力行为发生的好几个小时内,当局军警撒手不管。显而易见,所谓314暴力事件实际上是出自中共当局的一个大阴谋。当局先是刺激藏民,然后再玩空城计,欲擒故纵,听任那些藏民打砸抢烧而故意不制止,最后再以平息暴乱的名义重拳出击,全面打压。事后,当局公布了暴乱的录像,画面清晰、稳定,拍摄的角度很好。更加证明当局是早有安排,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使我想起去年香港出版的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作者陈冠中),书中借一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之口,讲出了当局玩的空城计这套计谋。那就是,当经济危机爆发,群体事件爆发,当局故意按兵不动,等着发生骚乱,等着发生打砸抢烧,等着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等着一般小老百姓人心惶惶,失去安全感;然后,大批军队武警开进城市,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于是,当局实施铁腕,展开严打,以维持秩序的名义把各种反对力量一网打尽。我疑心,作者写这段故事的灵感就是来自西藏事件,就是来自314。

可悲的是,尽管在314事件中,当局本来就已经露出不少马脚,而此后的宣传更是破绽百出;但仍然有不少汉人上当受骗。他们不去支持藏人的和平抗议,不去反对当局的残酷镇压,不去揭露与谴责当局把汉人当牺牲品的罪恶阴谋,反而站在当局一边,把矛头指向藏人,指向达赖喇嘛。可以想象,当唯色看到这些汉人的这种反应,心中该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哀伤。唯色悲愤地写道;“就象一个歌手突然失声,原因在于内心的幻灭和挣扎。幻灭来自于我们身在的国家,更来自于我们需要相处的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

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的汉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唯色这本书,认真地倾听西藏的声音。

【20104年4月号《北京之春》,已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2010年3月29日星期一

我的一首诗/歌《回家》在Youtube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WPo13rTwvU上,看见Our Tibet - Tibetan Wind - Tibet's True Heart。我的一首诗(原本是作为歌词的)《回家》,与许多张精美的图片、优美的音乐,构成了这个催人神伤的视频。

感谢制作这个视频的人。感谢把《回家》译为英文的A.E.Clark。其相关信息如下:

Images from the book "Our Tibet" © 2008 Flying Mystics Press and from the Australia Tibet Council "Tibet: Never Give Up" Photo Exhibition 2009. Used by permission. Woeser, "Come Home" (2000), as translated in Tibet's True Heart. © 2008 Ragged Banner Press. Used by permission. Chanting sound track "Om Mani Padme Hung" from Tibetan Wind. © 2004. SAC Music International. SAC had not responded when posted. Will display their permission here when granted. Inspired by Isabella, compiled by Rob Perry.

我最喜欢当六字真言Om mani peme hung出现时,画面上是穿红衣的老尼双手举着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顶于额头,她隐忍激动而闭目的表情,是我在藏人脸上非常熟悉的表情。

而《回家》,写于2000年3月10日。当时我还写了这样一些文字:

2000年3月10日,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早早地赶到大昭寺广场,广场似乎如常,转经的转经,煨桑的煨桑,只有高高挂在某一处的喇叭异常响亮,旋律激越,犹如文革时期。

大昭寺门前依然是磕长头的老百姓,此起彼伏;但大门紧闭着。后门也紧闭着。

只好转帕廓。转了三圈。第二圈时才感觉气氛的隐隐异样。似乎有一半的便衣。一半的信徒。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件都没有看见。

晚上收听广播,听到了达赖喇嘛的声音,说英语,语调如常,却让人悲伤。他说,只要众生幸福,我可以不必回来。我可以像一个受伤的动物那样走到远处,打坐,禅修,思考来世……

他已经老了。41年的风霜,41年的沧桑啊。一个24岁的年轻人在流亡的岁月中很快地变成了65岁的老人。每次我一念及,就忍不住含泪,忍不住祈祷,为他的长寿,为自己能够有见到他的一天。

但一身酒气的朋友说,他周围的许多藏人早已忘记了这一天,他们在酒吧里喝酒,在歌厅里唱歌,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早忘了。

于是,我写了两首歌词,一首是怀念41年前的那个晚上,24岁的达赖喇嘛从几曲河上坐牛皮船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一首是纪念41年后,他向全世界吐露的心声多么悲哀……

• 回家

在一个寒冷冬天
风暴卷走了经幡
我的神鹰啊
它被魔鬼所伤
它惊飞的样子
我想起来就会流泪

许多年已经过去
大地弥漫着香火
我的神鹰啊
它在哪里养伤
它疼痛的样子
我想起来就会流泪

嗡嘛呢叭咪哄
嗡嘛呢叭咪哄
回家吧
让我的神鹰回家吧
回家吧
让我们的神鹰回家吧

2010年3月28日星期日

那大洋,多得像下雨——致“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那大洋,多得像下雨
——致“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文/唯色


• 下雨了

大洋,是银元的俗称,但不知为何要把银元俗称为“大洋”,跟大洋彼岸的“大洋”有什么关系吗?藏人把银元叫做“大洋”,不过发音不太一样,那“洋”从口出,音调往上飘,就像有了翅膀,简直跃跃欲飞了,显然不是藏语,而是汉语进入图伯特(西藏)之后发生变异的例证之一。当然,图伯特是有自己银元的,叫做“章嘎”,很早的时候,拉萨就自己做章嘎了,尼泊尔的章嘎越做越伪劣,满清的章嘎刻着皇帝的年号,多麻烦啊,还不如自己做章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地盘我做主。

忘记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还是听哪位长者提及,说是共产党的军队初入图伯特境内时,随军携带无数银元,带不动就让飞机跟着,空降一箱箱银元,传说有几箱扔错了地点,径直落到激流滚滚的金沙江去了。一路上,所遇藏人,不分高低贵贱,只要顺从归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想想看,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一卷卷银元,突然被撕去密封的硬纸,抛向空中,又从天而降,在阳光下叮当作响,纷乱砸在藏人们的头上,“啊,多得就像下雨呀!”有了贪欲的人们眼花缭乱着,欢呼雀跃着,张开了热情的双臂,但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冷静地说:“无非是刀刃上的蜜而已,你们去舔吧,舌头会被割掉的。”他是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他的这句话,我是在《雪域境外流亡记》【1】上读到的。

举几个事例来看看这雨下得有多么地瓢泼吧。1950年代,拉萨的那些世家贵族正是风光得意时,被外来的“解放者”高度地评价为“爱国上层人士”,获得了难以想象的丰厚俸禄。一位名叫陈宗烈的军队摄影师被派到新成立的《西藏日报》就职,多年后他回忆说,出身显贵的副主编当时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块大洋,每次发工资,须得叫佣人来,把几十封沉甸甸的大洋装满口袋吭哧吭哧地扛回家【2】,也许是用氆氇编织的那种结实的口袋吧。不过他闭口不提这位贵族副主编在文革时被逼得上吊自尽的下场【3】,算算看,享用大洋的好日子并不长。1959年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块大洋,这都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下的赌注,不可谓不慷慨。

甚至在最早与金珠玛米的战斗中被俘的康地士兵,非但没被虐待,还被亲切地称为“阶级兄弟”,又献哈达又赠大洋,一概释放回家。金珠玛米是解放军的藏语发音,与革命的藏语发音近似于杀劫,属于新造的词汇。当时的随军记者及时地拍下了这些神情迷惑的藏人不知所措地表示感谢的镜头,这在至今常有的展现西藏人民获得“解放”的展览中还可以见到。当然,1959年3月,发生在罗布林卡那场血腥屠杀的惨状,是不会出现在展览中的。

这就要补充一个故事了。几年前,拉萨纷传在西郊新建的格桑林卡小区闹鬼,据说原因是那里埋葬过当年在罗布林卡被杀的许多藏人,类似于那种万人冢,结果修房子挖地基时挖出白骨累累。除了白骨,说是挖到的还有“矢”,即现在所说的价值昂贵的九眼石或天珠;还有进口手表,可能是瓦斯真、劳莱克斯之类吧,已经永恒地中止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了;还有一些生锈的大洋,磨去锈迹后说不定还能吹出响声……从另一方面,这是不是说明了当时的金珠玛米还真的不拿藏族人民的一针一线呢?说实话,我相信挖到了累累白骨但不太相信挖到的有这些宝物,即便有,也早就没收充公了。

• 乡巴佬进城

我从小就见过大洋,是我那喜爱收藏旧物的父亲保存的,而那是当年他在西藏军区服役时所领取的工资,只剩了几块。我还知道他的一件往事,他曾经积攒了两三个月的大洋,在帕廓街的商店里买了一架蔡司相机,在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席卷拉萨时,他用这架相机拍摄了大昭寺被砸的惨状、“爱国上层人士”被批斗的下场。如今那相机已留给了我,拿起来有点沉甸甸,棕色的、纯皮的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父亲在那么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里看出去,难道我能够看到过去的时光吗?至少应该让我看看,要拿多少块大洋,才能买到这样一架正宗的德国相机?

想当年,金珠玛米以及随后的外来者刚进拉萨时,一定像乡巴佬进城,被从未见过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晃花了眼。有个1956年进藏的地质工作者,在他的回忆录中非常详尽地写到:

虽然街道不过600米长,还是鹅卵石铺成的,但是这里却云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商店里到处可见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名贵商品,市面所见著名品牌有:瑞士的名表劳力士、欧米茄、浪琴;德国的高档照相机康泰克斯以及勃朗宁手枪;芬兰的匕首;美国的派克笔;荷兰的菲利甫收音机;意大利的毛毯以及珠宝、金银首饰、毛料、呢绒、毛线等世界各地大、小商品,应有尽有。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所以我们带着猎奇心情,不紧不慢,逐间商店进进出出,经过一番调查,这里的商品还算货真价实,价格比内地市场便宜得多,只是不用人民币而用银元(俗称“袁大头”)。我们粗略的了解了部分物价:名贵手表150—170元;高档照像机150—600元;派克笔10—25元;毛线1磅∕6元;呢绒、毛料1米∕8元。所有物价都比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便宜。【4】

甚至1956年,中共开国元勋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浩浩荡荡八百人慰问拉萨驻军,也被物质丰富的帕廓街震得目瞪口呆,索性不顾面子,大肆狂购,以至于“代表团”真的成了“戴表团”,据说几乎每个人的两只胳臂上都戴满了世界名表,为的是给内地的亲朋好友送礼。当然,那都是用大洋换来的。

忍不住啰嗦一句,难道,当时西藏社会那么多的名牌,全都是穷奢极侈的“三大领主”在消费吗?一般市民应该也过着殷实的小日子吧。至于如今忆苦思甜的展览中那些黑白旧照上的凄惨乞丐,我在如今的拉萨街头也多多见过啊。

没多久,那像下雨一样撒遍进军路上的大洋,开始冲击着图伯特的金融市场。“通货膨胀飏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民不懂为什么青稞的价值隔夜就倍涨。”【5】“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6】尊者达赖喇嘛在他的两部自传中,都这么回忆过。闯进家园的外来者与原住民的蜜月,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终于结束了。

• 生产大洋的陈伯伯

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际遇。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的先生王力雄的义父陈伯伯竟然是制造,不对,应该说是生产,成批成量地生产大洋的人。

初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老者。得知我是藏人,他笑呵呵地说:“我跟你们西藏有缘啊。知道‘袁大头’不?当年,你们西藏人用的‘袁大头’还是我造的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袁大头”是银元的又一俗称,因那银元的正面刻着满清之后的大军阀袁世凯穿戎装的侧影,他巨大的光头、浓密的胡须与肥硕的耳朵闪闪发亮,成为典型标志。许多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电影里,常有那时候的中国人用指尖捏着“袁大头”,放在嘴边吹一下,再飞快地拿到耳边听声响的镜头,据说那是辨别银元真伪的方式,看来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人都须得练就火眼金睛加上好听力的功夫。

陈伯伯是资历很长的老革命,在延安窑洞里住过多年的八路军。我一直想听他讲讲怎么生产“袁大头”的往事,却耽于疏懒,一拖再拖,竟然直到他去世前四个月,才很幸运地补上了这一课。

已是91岁的陈伯伯,说起“袁大头”依然兴致不减。那是1948年底,中共元帅林彪以战死国共两军五十余万、饿死长春百姓三十余万等生命的代价,取胜了辽沈战役。于是,早在三年前便从延安去长春、哈尔滨给解放军造纸币的陈伯伯,又转道沈阳,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了沈阳造币厂。陈伯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给我讲了解放军自造纸币,人打到哪里,票子就用到哪里的典故,还给我讲了成立于满清末代的沈阳造币厂,跟满洲国、日本人、张学良、东三省的关系,但我兴趣不在此,也就略过不提。

而这个沈阳造币厂,历史上就造“袁大头”,那些模具还在,那些设备从废铁堆里挖出来了,那些技工差不多也找回来了,万事俱备就差银子。陈伯伯说,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被我们解放了,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懂不懂?不到一个月,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了黄金白银。用火车运,用汽车运,全拿麻袋、大筐装着,全是金银元宝和各种金银用具,像烛台、碗筷、酒杯,甚至女人的首饰,什么头上插的簪子、发卡,手上戴的戒指、手镯,还有耳环,连着翡翠、玛瑙,很好看的,全都一股脑儿给没收了。当然,那都是地主老财的,这叫“挖地三尺打老财”。

金子归银行,银子归造币厂。先用大炉子火化,那炉子特别大,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烧得火红,把银子化成水,做成砖头那样,入库,化验。当时有规定,银子成色不能低于三个九,也就是要达到99.9%,成色高了也不行,得兑红铜重化,必须得是99.9%。而且,还特意将模具上“袁大头”那稍有磨损的肩章,重新做了修饰。因为我们造银元是政治任务,为大军南下做准备。西南、西北都习惯用银元,我们造的银元要在那些地方派上用场,所以得保持良好的信誉。

检查完了,就熔化成一米长的条,再压成厚薄一致的片,再熔化,再压成一个个圆饼,用盐酸、硫酸洗出银子的本色,又用机器冲出圆饼周边的齿轮,然后用“袁大头”的模具上下一压,正面是袁世凯的大光头,反面是“中华民国三年”,再倒在热炕上,熏上五六个小时的蒸汽,这样的话,这银元才一吹就有响声。最后,用专门的纸,将50个银元扎一卷,装箱,钉死,箱子编号,运走。那时候人的素质都很高,从来没有过贪污,真要贪污也没地方藏。

说穿了,我们的“袁大头”主要就是给少数民族造的,我们要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嘛,需要少数民族的帮助,要讲政策嘛。陈伯伯声音朗朗地作了总结。

“这意思是不是说拿‘袁大头’收买人心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陈伯伯笑而不答。

“难怪运到西藏的大洋跟下雨那么多,说不定藏人还以为是袁世凯那时候的大洋呢,原来都是陈伯伯您造的啊。”

陈伯伯说:“可是我们的含银量超过了真正的‘袁大头’!”

我很想再说一句,共产党起先打家劫舍,是冲着自家人;抢了自家人的东西,再去骗邻居,结果最后都成了他的“冤大头”。当然,我终究忍住没说。

陈伯伯多年前就想去拉萨。他听西藏歌,看西藏书,王力雄还带他去吃北京的藏餐,每次看见我都要聊西藏,甚至临终前,还在看王力雄新版的《天葬——西藏的命运》 。他是不是汉人当中年岁最高的西藏发烧友呢?而这一切,是不是缘于几十年前,为图伯特的人民特制过“袁大头”呢?

一位从未听说过“袁大头”传奇的汉人朋友,了解到“袁大头”在图伯特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的成绩之后,对我惊叹道:“这哪里是中共解放了西藏人民,分明是北洋军阀袁世凯解放了西藏人民啊!”

• 熔化在佛像里的大洋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陶长松【7】带着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彻底砸烂旧世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标语,直奔大昭寺去破“四旧”。

数小时后,大昭寺的露天庭院堆满了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金顶被毁,经书被焚,壁画像泥巴一样从墙上被挖掉了。

原本安坐在一层左侧“土几拉康”【8】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典籍中记载由图伯特君主松赞干布采集各大圣地之土亲手所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也毁于革命行动。不过,其中的八个头像残面和散失的“耸秀”【9】,却被虔诚的藏人悄悄收藏起来,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翻越雪山,辗转带往达兰萨拉,献给了尊奉为坚热斯化身的尊者达赖喇嘛。坚热斯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经典中记载图伯特从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境。

后来,当达兰萨拉也要修建与拉萨一样的大昭寺时,尊者达赖喇嘛特意召见一位名叫边巴的老工匠,将其中的七个头像残面交给他,要他安置在重塑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像上。并且,还给了边巴老人一袋大洋,散发着陈旧岁月的味道,恰恰来自于数十年前,犹如瓢泼大雨一般,降落在雪域众生头上的“袁大头”,据说是一位逃亡到印度的藏人献给尊者达赖喇嘛的供养,其价值将用于重塑这尊复活的佛像。有两种说法,一说“袁大头”被熔解后,化作了观世音那千只救度众生的深情手臂;一说“袁大头”换成印度银锭,铸造了观世音那晶莹剔透的美妙身体【10】 。

没有比这更合适并且更美妙的结果了。这是否一个将孽缘转化为顺缘的方式呢?尽管银元熔解后纯度不够,可我还是更倾向前一种说法,遐想着,中国的银子与印度的泥土,合而为一成这尊时刻面向图伯特的坚热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将会在未来怎样的契机下逐渐显示呢?

2010年1月,北京

注释:

【1】《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寻访旧西藏的贵族庄园》,见http://news.163.com/06/0629/10/2KPFON2800011229.html

【3】 见《杀劫》页115,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

【4】《到达目的地——西藏首府拉萨》,见http://xxyyll001.blog.qhnews.com/article/120135.shtml

【5】《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6】《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达赖喇嘛自传》,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1990年。

【7】陶长松:江苏扬州人,1960年大学毕业自愿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汉语文。文革时期,他是拉萨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拉萨造反派组织“造总”的总司令,当过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后在西藏社科院工作,现已退休,仍在拉萨居住。

【8】土几拉康:藏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

【9】耸秀:藏语,装藏,即指佛像内装置的金银珠宝、灵丹妙药、甘露香料、五谷杂粮等,被认为是神圣之物。

【10】《重生的观音》:十一面千手观音像毁灭,作者李江琳,见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lianzai/2009/10/200910021459.shtml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975

拉萨?拉萨!——图像记录(二)

时间:2010年3月24-27日。

地点:拉萨。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

枪口下的幸福



枪口下的幸福

文/唯色

发表在英国《经济学人》2009年的文章《China's continued crackdown in Tibet》中写道:“在西藏,3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也是一个注定要反抗中国统治的季节。今年,有关当局格外紧张不安。他们已经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压制措施,其紧张程度是近几年所未见到的……戴着头盔手持来福枪的军队在西藏的首都拉萨巡逻;而在经常成为抗议据点的西藏最神圣的圣地大昭寺,狙击手就潜伏在附近的屋顶上。”

这份记录同样适合今年3月,与此如影随形的是当局高分贝的宣传腔调。从3月10日起,缓慢地穿行在拉萨林廓路上及主要街道的,除了一辆辆装甲车和武装巡逻车,以及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新式军车和警车,还有插满彩旗与五星红旗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御用歌手才旦卓玛唱的“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翻身农奴把歌唱”,这些流行于各个政治运动时期的革命歌曲使得拉萨全城重新飘浮着文革的鬼魅祟影,而车上悬挂的标语“军民鱼水情,藏汉是一家”,特别刺眼,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当局的心理很不正常,一方面需要威慑藏人,传播恐惧,而另一方面却要制造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气氛,问题是,谁会相信呢?走马观花的游客吗?还是被精心安排邀来看戏的记者?这里面充斥着一种荒谬的戏剧性,让生活于此的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变得很诡异。表面看,总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的藏地与总是笑容满面、显得纯朴的藏人,符合外人对于西藏的想象,而当局为了合法化其统治的理由,总是不遗余力地重构着一个有关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故事。故事其实抄袭的是世界上老牌殖民主义者为占领他人的土地、掠夺他人的资源而杜撰的诸多藉口,历史无非在重演,不过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而已。

但是08年3月从拉萨到安多和康所爆发的反抗,几乎囊括了所有阶层的藏人,证明了藏人的不满事实上非常强烈。当然,当局的镇压也是非常严酷的。与此同时,当局启动宣传机器发出的强音是“感恩”,也就是说,要求枪口下的藏人对其感激不尽。一些出卖灵魂的小人得到了奖赏,被给予了高官厚禄,只是那耀目的顶戴花翎浸染着族人的鲜血。至于最近,更有那位被拉萨人痛斥为“邦过”的新主席,圆睁着屠夫般的血红眼睛,竟然吐出了连殖民者也有所忌惮的对尊者的诅咒。人无耻到如此不齿的地步,自会有另一种力量来收拾的,如天意,如因果,绝对是会示现的。

而今年的最强音显然是“幸福”,要求众口一词赞美史上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可是,如果真的很幸福,就不会被那只无形的大手继续用枪杆子顶住脊梁,就不会让拉萨变成一座被枪杆子日日夜夜警戒着的兵城。一位担任过厅级职务的退休干部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当我问他是否感觉幸福时,他先是关闭手机并且取出电池,然后才反问道:“难道被枪看守的日子幸福吗?难道监狱里的犯人幸福吗?我们如同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监狱里,连说句真话都怕被窃听,除非麻木不仁才会觉得幸福。”单位里的公务员则发愁地说:“轮流值班,还通宵达旦,怎么受得了?本以为到3•14为止,可那些当官的又炮制出一个什么‘农奴解放日’,这下惨了,这值班得值到月底了,谈何幸福?”

2010-3-17,拉萨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0年3月23日星期二

2008年春天西藏抗议活动--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台湾悬钩子博客的新帖子,如悬钩子所言:“这是刊登在法国China Perspectives杂志上2009年第三期之哥伦比亚大学藏学家罗伯特‧巴聂特之文章。以此文章纪念2008年的起义日。”





The Tibet Protests of Spring 2008: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2008年春天西藏抗议活动
--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文/罗伯特‧巴聂特(Robert Barnett )
译/台湾悬钩子



2008年春天西藏地区发生了多起抗议活动,初步的估计是九十五到一百五十起,甚至更多,暗示着它们比起过去的抗议事件更加广泛普及,也有更多俗人、农夫、牧人、学生参与。本文作为初步评量,欲申论的是,在中国境内与其他地方为了如何述说这些抗议事件的争论之中,暴力的问题占据了太多的篇幅,很少注意到政策问题与社会议题。这篇文章描述这场辩论的基本观念,并且简要地勾勒出可能导致抗议发生的历史因素。

历史上,中国政府只有两次尝试直接统治西藏。每一次的尝试主要都是军事行动,也都遭遇激烈与重复发生的抵抗。第一次尝试,是1910-12年中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拉萨,与西藏士兵巷战后几个月,铩羽而归。那一次短暂的直接统治,导致了西藏的领导阶层流亡,也造成了一次民族认同危机,还让西藏人对于他们视为合作者的统治精英中的一些人感到极为愤怒,虽然它也引发了现代化的努力。第二次中国试图直接统治西藏是现代进行式,却有着非常类同的结果,继续遭遇到相当大的抵抗。

中国在1950年再度取得对西藏领土的控制权,九年后终于取代了传统的西藏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直接统治西藏的尝试。在头二十年里,中国对西藏的经营见到了三波重大的反对浪潮:1956-1958年在西藏东部、1959年在拉萨、与1969年在尼木与其他乡村地方,另外还有流亡人士以尼泊尔为基地所进行的游击攻击,时间从196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为止。上述事件主要由武装反抗或非正规的军队、村里组织的抵抗队伍,或游击战士所构成。自从1976年毛泽东过世以来,中国出现了持续将中国社会自由化的努力,对于多元文化、宗教、旅行等等的宽容度都更大了。在这样情况下的藏人抗议主要是由街头抗议所组成的,最明显的是在1987年10月到1989年3月之间的四大示威活动,1989年到1996年的小型却延续不停的示威活动,以及2008年3月至4月的抗议活动,至今仍然还在继续。这两个主要的抗议浪潮--1989年3月与2008年3月的--导致了主要是军事行动的响应:1989年3月起拉萨实施了十三个月的戒严、2008年3月拉萨街头与其他藏区的武装军警驻守戒备,已经十五个月了,直到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为止(2009年5月),仍然没有解除的迹象。

1979年后的西藏示威浪潮并不是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反应。它们在中国早已开始做一些毛泽东统治时期未能做到的事情--改善基层经济、向外面的世界开放、允许一些宗教信仰活动、庆祝文化多元化,以及鼓励某种程度的知识活动后--才开始。藏人的抗议活动在这个新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不啻提出了困难的问题。它们也与中国本土典型的散沙化、受到经济问题驱使的抗议活动不同,西藏的抗议是由分享着共同价值观的单一民族之成员所采取的多次行动,而且抗议活动的方向,在反对中国国家统治这些区域的权利。对一些人而言,它们似乎是在中国目前的繁荣富裕中,为了追求地方的利益而投机式作法;另外的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构成了中国领导班子在非汉族的被统治者之中的正统性危机。不论采取的是哪一种看法,这些骚乱的周期性出现,对于现代中国之建国计划,提出了至为重要的关键议题:这个计划提供的是什么?它能处理异质性吗?它所包含的对象是谁?

2008年的西藏骚乱具有重大的政治冲击。它巩固了国际对中国作为专制政权的印象,就在中国似乎要在那年八月藉由奥运会摆脱这样的印象之时;它把西藏议题拉抬到中美关系与中欧关系中几乎最首要的部份;而它也导致中欧关系恶化,变成中国禁止欧洲各国处理或干涉西藏事务为主。它也导致了所有藏地重又出现大批的军队或武警于普通民众之中,这样权力的展示一定影响这些地方的人,使他们对中国国家的观感更加负面。西藏的扰攘不安,再加上世界各地对于奥运火炬接力的抗议,也改变了中国境内对于政治应如何操作与考虑的方式。中国境内官方媒体与民间舆论所出现的,对外国媒体呈现2008年事件方式之强烈攻击,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数十年来,如果不是数百年来,西藏人的政治动作都被他们的邻国与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群体重新塑造,以符合他们各自迥然相异、又相互矛盾的解释。但这是网络时代所发生的第一次大型藏人抗议事件,而它们驱使了年轻的中国人,所谓的愤青,“愤怒青年”,以有创意的方式运用新科技,努力地想从国际或西方那里,重新夺回汉族对此事件的话语权。

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论是在国内或国外的中国爱国青年,创造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新连盟,并且将国内的舆论,甚至是党与政府的政策,推到更加极端的立场上。这样的立场,又反过来影响了西藏内部的政治观感,从本来理论上平等的民族团体之社会主义协商模式,变成种族对立的模式,而后者往往是跟殖民政权的行政方式连系起来的。另一个类似的改变,似乎也发生在中国负责西藏事务的决策者与评论者之间。在中国境内的藏人之中,看法可能是由日常生活的改变所影响的,例如愈亦增加的限制、关押、与军队的出现,但在中国境内,整体而言改变是由事件被代表的方式所驱使的--修辞方式、媒体与公共讨论的转变--创造出我在这篇论文内所讨论的关键性的不对等现象。

在西藏地区进行研究的困难,意谓着这篇论文并不讨论任何政治或社会诠释中本应该最为重要的议题--也就是参与者的想法与经验之研究。(1) 相反的,我先处理的是2008年春天外界所知道的事件,并且评估这些事件的哪些方面,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与政策分析者似乎才是最重要的。第二点,我再检视这些事件呈现时所产生的冲突,以及局外人之间--中国人、流亡者、西方人、等等--对于这些事件应该如何诠释与操弄所产生的争论。

这篇论文的焦点,是在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流亡小区或国际场域中的事件。如同任何这样的研究,在这里所呈现的、与西藏事件有关的资料,都是临时性质的,并且只提出来作为一般性的指标而已,因为尚没有已经完成的真正田野调查研究,就算真有这样的研究,大概也不会公诸于世。同样地,中国人、西藏人、西方人等名词,都是以它们最普通的意义在这里使用,以作为指导性的指标,因为每个群体在为了民族(根据《牛津英文字典》的定义,是一个紧密的社群,“受到诸如共同的祖先、语言、文化、历史或居于同一块土地等因素所结合,以致于形成了一个鲜明独特的群体”)或国家(前引书,“构成民事政府基础的政治组织”)辩护时,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观感、态度与利害关系。

(1) 关于抗议事件的藏人观点,已经有两本重要的作品集在西藏由私人付梓出版了,(a) 'Gar rtse 'Jigs med (ed.) Btsan po'i snying stobs (《无畏的勇气》), Vol. 1 私人出版(大概是在安多,2008年),(b) 西北民族大学 《东方海螺般的雪山》,编辑群(Drolma, Kirti Kyab, Tsering Dorje et al. ),Shar dung ri (《夏东日》)--﹝英文标题:The Eastern Snow Mountain, Vol. 21 (2008)﹞这份期刊里面大约有一半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收录在A Great Mountain Burned by Fire: China's Crackdown in Tibet, ICT, Washington, D.C., March 2009, pp. 70-105.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火焚大山:中国在西藏的镇压》,华府,2009年3月。)

抗议的模式

就信息流动的观点而言,2008年的抗议事件与西藏先前任一阶段的抗议都不相同。在1959年达赖喇嘛远走他国之后的二十年里,几乎少有任何西藏人能够逃离西藏,但自从一九八零年代早期开始,一年大约有两千位藏人从西藏旅行到印度、或到西方去定居,形成了一个将他们与家乡的亲戚朋友连系在一起的社会网络。当抗议事件在2008年3月的拉萨发生时,西藏境内普及的行动电话与网络科技允许了信息快速地旅行到那些才刚刚出来流亡的藏人那里,也到了像我这样的观察者这里。

在中国境内,一个非官方的报导网络,由异议西藏诗人与网络作家唯色、与她的先生,汉人作家王力雄在北京设立,一些藏人知识分子把他们地区的消息传递出来,经过确认后公布在她的网站 woeser.middle-way.net 。这些情报大部份由驻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使用他们在当地的连络人所证实或补充(2),或者由以印度为基地的流亡组织、或由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台、一家以华府为基地,并由美国国会所资助的广播电台,这家电台的报导以电话访谈目击者为基础。流亡人士取得了、并且在网络上流传了(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甘肃)玛曲、(青海)海南州鲁仓寺(Lutsa monastery)和平非暴力抗议的视频资料。西方的新闻机构取得了在拉萨所发生事件的视频资料,或者亲派记者到拉卜楞寺(英国《卫报》,3月1日),或在夏河县博拉乡(Amchok Bora,加拿大电视网的史帝夫‧赵于3月15日)拍摄抗议事件。这个调查里,我只将有目击者证实的消息,或那些清楚有不同消息来源,显示内含第一手情报的细节材料包含进来。

证实这些消息的过程比起从前容易了,因为中国当局在2008年西藏骚乱之初时就采取的一个新政策,试图取得话语权(control of representations):官方媒体几乎总是在十二个小时内就响应外国媒体所报导的任何一件西藏事件,通常是证实外媒报导梗概,但定的调子却不同。在一件或两件的案例中,刚好西藏的抗议者似乎为恶的样子,例如涉及到暴力的抗议活动,中国的官媒就会抢先西方的报导。在四川的两个例子中,报导说警察开枪击毙抗议者,但除了其中一件以外,这样的说法第二天就被撤回了(3),他们不承认杀死任何抗议者。拉萨的抗议、3月14-16日甘肃南部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的电视频道上播放,但是只有抗议者展示暴力行为的才会出现。(4) 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境内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藏人抗议的官方报导,包括乡下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在内。这些官媒的报导把示威者刻画为相当负面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如此做的时候,也证实了唯色与其他人所收集的初步信息。

交替检验这些消息,很清楚,从2008年3月10日至4月5日的三个半星期里,至少有九十五个分别的抗议事件在中国境内的藏区发生。所有抗议事件加总起来的数量,很有可能至少是一百五十件,鉴于在偏远乡村地区许多事件可能没有受到报导,特别是在甘南(Kanhlo,甘肃省南部的一个藏族自治州(5))。

这样的数字,比较起每一年据说在中国发生的八万件左右、为了土地与贪污问题所引起的农村抗议事件、似乎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种种抗议活动也往往包含了暴力,却明显不被中国政府或党认为是主要的政治挑战。为什么中国当局将西藏的抗议活动分开来对待,视为一种需要跨区调动军队来加以响应的事件?其中一些理由是很清楚的--西藏的抗议有一致的目标,显示出可能有组织的迹象,拥有民族与宗教的面向,还对国外有影响力,可以在国外号召支持,也质疑了中国政府统治的权利,而不只是抗议地区官员过份的行径。其他的因素则由一些统计数字指出:在清楚而明白地公开表示反对中国的统治的意义上,这是十二年以来西藏地区第一次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之前的两年也曾经发生过小型的事件--2005年11月拉萨哲蚌寺曾经发生反对限制宗教的静坐抗议、2006年甘丹寺的僧人之间为了一个有争议的教派而发生冲突,同一年也发生了对于生态环境与野生动物议题的象征性抗议动作,2006年在拉萨也发生了针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抗议,2007年7月因为族群冲突而发生的之临时性、没有事先组织策划、快速形成的群体暴动(flash-riots),2007年10月发生了为纪念达赖喇嘛收到美国国会的金质奖章,而象征性地重漆了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的事件。但西藏人为了反对中国统治而走上街头做政治性的抗议,即使是非常小型的事件,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了,显然是因为维稳部队(穿着便衣的队伍、布署守候在大昭寺周围、也是拉萨主要抗议事件发生的地点)愈来愈迅速地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而抗议者被求处的刑期相当严重(任何公开抗议,不论时间多短,平均的刑期大约是六年半),都造成抗议代价过于高昂、不值得进行,特别是这类事件的消息很少传递到外界、或吸引媒体的注意。拉萨没有发生大型又明摆着反对政府的街头抗议,已经十九年之久了。

在那些年岁里,西藏地区的经济是历史上成长最快的时期,西藏自治区已经连续十四年每年都有两位数字的GDP成长,这是北京猛烈地专注于基础建设发展、拉抬GDP数字、以及对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挹注以补助款之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在中国境内,似乎这些就被当成藏族已经心满意足的证据。还有,西藏地区的领导人不只向北京禀报,也向公众宣传,说因为经济已经大幅进步与其他因素,如密集的政治教育等等的结果,藏族愈来愈支持中国政府,不但不再对达赖喇嘛感到兴趣,也不想要再反对政府了。这种地方领导人物隐瞒误导的习惯,特别是中央相信这样的报告的现象,对于中国当局如何处理西藏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中央-边缘信息不对等,解释了2008年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境内拥有不成比例的高冲击力;如果不曾鼓励错报当地的民情,政府应该早就可以预测到西藏将会发生骚动。无论如何,这些抗议事件似乎已经驳斥了前述的假设,也似乎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即构成对少数民族政策之基础的假设,那就是财富愈增加,社会就会愈有秩序,也会增加对于提供财富者的效忠,亦即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

(2) 对于西藏的报导,驻北京最重要的西方新闻机构是《泰晤士报》(伦敦),它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消息情报网络,《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有独立的消息来源来证实他们所收到的报导。某些事件的消息,例如在拉萨或北京发生的事件,都是直接传送的。

(3)中国当局承认在3月16日杀死四名在阿坝的藏人抗议者。(see "URGENT: Four Rioters Shot Dead Sunday in Aba of SW China, Police sources, " http://www.highbeam.com/reg/reg1.aspx? full=yes&refid=ency_prev&origurl=/doc/1P2-15586314.html) (新华社2008年3月20日,〈要闻:公安消息来源说:四名暴徒星期日在中国西南方的阿坝被击毙〉)。这个消息在第二天没有任何解释地,就被"Police: 4 rioters wounded in Aba of Sichuan," (http://www.china.org.cn/2008-03/21/content_13190976.htm)〈警方称:四名暴徒在四川阿坝受伤〉所取代。)(译按:香港《联合早报》2008年3月21日有一条〈暴徒抢枪,四川阿坝警方开枪自卫〉的新闻。)而原来的报导已经无法再从中国官方的网站上看到了。

(4) 请见"The True Account of the Violent Events of Beating, Smashing, Looting, and Burning in som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acture" (《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些乡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真相纪实》),这是一份甘南电视台所拍摄长度二十分钟、以中文配音的视频数据合辑,当时由中国当局发给外国记者。

(5)新华网北京4月1日,李斌、李亚杰,〈达赖集团组织策划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内幕〉内文提到:“从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个藏区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50起”。并且在“人权观察”组织3月9日的报告 "China: Hundreds of Tibetan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Unaccounted for," (〈中国:成千上百的被押、被囚藏人不知所踪〉)中引述。唯色博客 www.woesermiddle-way.net 在3月24日的纪录中提到:(据新华网甘肃夏河3月23日电)“记者从甘肃甘南藏族自州政府了解到,在此次事件中,甘南州105县市直属部门、27个乡镇及113个乡镇所属单位、22个村委会受到冲击。”以华府为基地的西藏支持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估计从2008年3月10日到6月22日,约有130件抗议事件。(Tibet at a Turning Point: The Spring Uprising and China's New Crackdown, ICT, Washington, D.C., 6 August 2008, pp. 19-22. (《西藏在转折点上:春天起义与中国的新一波镇压》,2008年8月6日,页19-22)。



地理的政治学

这些抗议的细节,指出了为什么这些事件对于中国的领袖具有非比寻常的政治重要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所发生的事件,大体上都是在拉萨发生的,然而这些新的事件却涵括了整个西藏高原。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共有213起政治抗议事件从西藏被报导,其中160件受到证实(6),但其中只有5件是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方发生。2008年的抗议潮中,95件被报导的事件中,只有22件在西藏自治区发生(包括了西藏自治区极西边与北边地广人稀的地方),75件发生在西藏高原的东部地区,不是在东北部传统上称之为安多的地方,就是在东部传统上称之为康的地方。若以中国现在的行政区域来统计,青海省发生了三十件,四川省有二十三件,甘肃省南部有二十二件。这意谓着,在中国五个拥有藏族自治区的省级的行政体系里,只有云南省没有发生抗议活动。在村级与乡级所发生的事件,因为尚未受到证实,所以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些数字里,也都是发生在西藏东部地区,而2008年4月以后所发生的四十件或更多的抗议活动,也都是在东部地区。

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显示了示威表示不满的地区比起过去已经更加扩大了。位于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区,在一九八零年代奉行的政策比西藏自治区温和许多,以致于有时候它们被描述为民族与国家和谐相处的可行范例,又是地方自治与文化尊重的实际榜样,甚至西方的记者也这样认为。(7) 只有在这些地区才有说藏语的中学(西藏自治区里连一所都没有),他们也不受到1989年戒严令的影响,这些地方的领导阶层里,藏人的比例也比较高,而其行政的模式似乎也比较自主化。一般说起来,这里有比较大型的寺院,在宗教的信仰上也比较少受到干涉,还有许多以藏文出版的刊物,还有以藏语为媒界的文化与智识活动--西藏作家、诗人、非官方的杂志、出版社、导演、博客作家、音乐家在这些区域都十分活跃,主导了藏人的文化生活。每个藏人都知道至少从1987年的抗议开始,西藏自治区的限制就比东部藏区的更多,而外国学者的田野也几乎只限于这些东部地区才能进行。外国游客自从1989年以来没有办法合法地以个人身份进入西藏自治区,但东部所有的藏区则对个别的外国旅客开放,不用申请特别的许可,至少十年前如此。以常识来判断,自从一九八零年代以来,西藏东部地区比起西藏自治区,应该对中国国家的满意度较高,而失去了那样的支持,显示了在那些地区的西藏人民在忠诚上有了重大的转变。

让中国的决策者也许对康与安多骚动增加感到担忧的,还有其他的原因。虽然这些地区的书写语言,几乎与西藏中部地区相同,然而口语的方言几乎是彼此不能相通的。在中共接收这个地方之前,此地的社会系统也跟西藏中部不同:西藏中部地区贵族所拥有的大型庄园,在东部地区是几乎没有的。而且历史上,大部份的东部地区已经不受拉萨统治有百年之久。在二十世纪早期,拉萨政府短暂地收复了康的部份区域,但康的东部区域与整个安多区,已不受拉萨控制至少两百年之久。虽然拉萨当局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里包括了它想要在这些地方保持一个特殊的角色或利益的条款,当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至1959年接收这些地方的时候,拉萨没有正式表达抗议,只有等到中国军队越过金沙江进入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时,才讲起受到入侵。西藏东部与西部同时爆发抗议活动,只有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晚期才发生,而现在这个现象又再度重演,不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8)

抗议事件之东西迭合,这个非比寻常的特征,只有在我们思考这些示威者所作出的要求时,才更为清楚。三月十日哲蚌寺僧人上街游行,据说他们有三个具体、非政治性的要求,例如要求释放五位在2007年10月因为前面提到的重新粉刷达赖喇嘛前住处事件而被关押的僧人。3月16日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拉出的布条仅只简单地说:“藏人休戚与共”(Bod mi'i skyid sdug mnyam myong)。然而这样小心翼翼的措词是非比寻常的。特别是在3月14日以后,抗议活动似乎不再有什么组织,也很少表示单一或特定的要求或口号,更不用说策略上有经过什么精密计算了。描述示威者喊口号、提要求的绝大多数报导中,说许多呼求与达赖喇嘛有关--一幅手写的布条写着:“邀请尊者,争取自由”(Gong sa gdan zhu/rang dbang rtsol)--而许多抗议的照片显示着人们高举着西藏流亡领袖的图像。这个与抗议者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的口号截然不同,当时他们典型呼求的是独立,还有中国人离西藏。这大概是反映出达赖喇嘛在过去二十年改变了西藏议题的政治焦点的程度--从独立转变成为与中国当局协商。它也显示了海外的藏语广播电台--以美国与挪威为基地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西藏之声,从一九九零年以来,每日提供了海外的西藏相关事件之报导--传达消息之范围广泛。但是使得达赖喇嘛在西藏境内地位愈亦崇高,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共攻击他的政策,这个政策只有在1994年才开始,当时中共决定把西藏议题简化为只是他个人的地位问题,重复地在媒体上攻击他,还要求僧人、阿尼、与其他人谴责他。

许多事件的报导都描述了人们大喊西藏独立:重要的是,这些抗议事件显示了藏人之间有一种广泛的看法,那就是西藏在过去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已经确知,至少在十一个事件里,抗议者拿着西藏国旗,这个旗子在中国是严禁的,而且展示它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1988年12月,拉萨的武装警察近距离射杀了两位藏人,就因为他们展示了旗子)。2008年的抗议事件中,十个展示国旗的例子,发生在西藏东部地区--大部份在该旗帜从来没有飘扬过的安多部份地区,也是数世纪未受西藏政府统治的地方,在1949年以前这个地区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西藏这个单一政体的一部份。西藏国旗的使用并不必然显示(如某些人这样以为)这些抗议者是在要求独立--然而达赖喇嘛的图像几乎在每一场抗议里都出现,显示着,像他一样,他们认为西藏过去是独立的,但还是接受一个妥协的方案,即使有些人希望未来能够独立。但它们的确表示了这是西藏民族主义的一种现象,还有西藏作为一个不同民族的观念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广泛普遍了。

(6) 见"Demonstrations September 1987 to August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 September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ptember 1992,(西藏信息网,1992年9月,〈1987年9月至1992年8月的示威〉,《西藏信息网西藏背景报告书:1992年9月》) "Reported Demonstrations 1992-93: List," TIN News Compilation, October 1993--Reports from Tibet 1992-3,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October 1993, p. 31. (西藏信息网,1993年10月,〈1992-93年有报导的示威活动:清单〉,《1993年10月西藏信息网新闻合辑--1992-3来自西藏的报导》,第31页。)

(7) 例子请见:Fred Lane, "The Warrior Tribes of Kham," Asiaweek, 2 March 1994. (弗来德‧兰恩,〈康的武士部落〉,《亚洲周刊》1994年3月2日。)

(8) 安多抗议事件的发生地点,似乎与过去曾经与解放军发生重大冲突的地方,或者1957-58年镇压运动(平叛)造成死伤惨重的地方,有密切的关连。这些事件的回忆录,最近才刚使在西藏流传,其方式不是以口述传播,就是以非官方的出版品,如Nus Blo, Nags tshang zhi lu'i skyid sdug(那仓‧努旦洛桑《那仓男孩的辛酸史》,又译《一个藏人的童年》),由作者在2007年于西宁自费出版,还有Rin bzang gi mu 'brel zin tho (《Ringzang的系列笔记》),包括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zhi ba'i bcing grol (《我的家乡与和平解放》);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gzab nya (《我的家乡与仔细聆听》);Blo bzang Don 'grub, Nga tsho'i mi rigs dang nga tsho'i bsam blo (洛桑顿珠,《我们的民族与我们的想法》),大概都是在安多由私人自费出版的。


阶级与抗议


图说:俗人、僧众、尼众与学生参与抗议的圆饼图。
2008年的抗议事件还显示了另外一个与前期抗议活动迥然相异的地方: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与各种阶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在拉萨发生的政治抗议事件,都是由僧人与阿尼所领导的,俗人偶尔参与时,他们通常是来自小商贩的这个新兴阶级--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才刚获得再度信仰宗教的许可,并且在圣城大昭寺附近的街头市场里开设小店铺的城市商人--1993年时,有七个政治事件是由农夫在村子里发动的;广为人知的、1988年有两个学生受到逮捕;而至少有两个象征性、非政治的抗议是由学生在1989年与1993年所发起--但一般而言,参与者的出身背景是相当狭窄的。这个现象似乎必须为中国决策者之所以决定增加藏人中产阶级的人数与财富(这些人不超过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十),好收买人心、减少抗议,负起部份的责任,这个关键的理论也是他们决定1992年以后增加西藏政府雇员的薪水、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原因。

但即使是从我们可以得到的粗略报导中,很清楚的,2008年的抗议事件有更多不同阶级的人参与。九十五件受到报导的事件中,有百分之三十发生在村子或乡里中,而且一旦有更多信息流传出来,乡村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件数,很有可能比以上的数字高出甚多。这一定意谓着相当高比例的农民参与了,而且在某些案例里,游牧人也参与了。其余的事件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县里,这些地区往往总人口只有五千到一万人,而这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会被认为是乡下的小区。这意谓着在中国的官方术语中,这些事件会被归类为农民斗争或起义,而它们是由传统上被视为党的权力基础来源的人所发起的--理论上在一九五零年代因为中国直接统治而短暂地得到土地、并且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再因为人民公社解散,获得最大好处的社会阶级。

僧众与尼众在上一波的抗议潮中,发起了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所以在一九九四年,一个在北京召开的称之为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西藏所有“宗教专业人士”视为潜在的政治可疑分子,加以锁定后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就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思维,从1996年5月开始派党内官员所组成的工作组,到每个僧院、尼寺中要求出家人写下对国家宣布效忠、谴责达赖喇嘛的书面声明。西藏的僧尼名额已早已经被冻结,不会再增加,而每一个寺院中的出家人的人数也是固定的。拉萨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僧尼没有得到事先许可,不得进入公家机关,如西藏大学等等。这样的排查似乎是打算要管理发生抗议的主要来源。但是2008年春天的抗议行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事件完全是由僧尼所组成;其他事件都是由俗人所领导,不然就是由大批的俗人参与的。三月十日开始,僧人组织了前三天的抗议活动,但从那时候以后,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是由俗人所主导的。这一点就是与先前的抗议模式不同之处。

在前一波的西藏抗议潮里,精英分子少有参与--官员、喇嘛、大商人、俗人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3也不清楚,这个群体里的人,是否曾经参与2008年的抗议活动,然而最初受到报导的九十五件抗议活动里,有十七件是由学生发起的,包括拥有藏语系的五所少数民族院校的四所在内(这是中国特别用来训练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学校)。当局在抗议之后所进行的嫌犯扫荡中,我们发现了知识分子兼歌手加羊吉(Jamyang Kyi)、作家与博主更嘎仓央(Kunga Tsangyang,刚尼)、贡却才培(Kunchok Tsephel)、罗桑格德(Lobsang Kirti)、图桑(Thuksam)、卓日次成(Dokru Tultrim)、洛珠旺波(Lodro Wangbo)、江央平措(Jamyang Phuntsok)、根雪乐嘉措(Go Sherab Gyatso);电影制作人当知项欠(Dhondup Wangchen);歌手达贝(Dabe)、卓玛吉(Drolma Kyi)、恒周(Lhundrup)、丹增(Tenzin)、扎西东知(Tashi Dondrup);教师巴千洽(Palchen Kyab)与索朗(Sonam);喇嘛普布泽仁(译:布绒朗仁波切);以及艾滋病教育工作者旺堆(Wangdu)。

这意味着2008年绝大多数的事件大致上都是乡村的、大部份由俗人所发起,有重要的精英参与或支持。这些数字并不能解决抗议者所代表的西藏人口比例问题--中国有一个统计是,参与抗议事件的人约有三万人,是藏族人口的0.5%。但很清楚的是,范围相当广泛的社会群体与不同阶级都以相当重要的方式在这些事件中被代表了,而整个藏地,穿越空间、阶级,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相信西藏过去是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些信念,已经颇为普遍地传播开来了。



表格:1987-1996年、2008年3-4月抗议事件中发生暴力之种类与程度
1980年代与2008年抗议事件中所发生的暴力1987-19962008年3-4月
外界所知的所有政治抗议活动总数约200件至少95件
非暴力的抗议次数约190件约77件
主要是俗人抗议的次数约7件约50件
暴力抗议的次数(以及在俗人抗议中的百分比)3次(43%)18次(36%)
抗议者攻击平民的旁观者(死亡人数)0次2次 (18人死亡)
抗议者攻击国家的财产3件 (包括焚烧警察的车辆,其中一次包括焚烧一个派出所)18件(包括焚烧车辆、派出所、政府办公厅与其他建筑物)
抗议者攻击平民的财产1件(包括掠夺少数的汉人店铺)4件(包括焚烧与掠夺汉人与回人的店铺)
抗议者攻击军警人员(死亡人数)3次抗议(1死)18次抗议(2死)
遭到军警开枪而死的抗议者估计75到150人估计30到219人

注释:数字皆是估计值。
一、1993年拉萨附近农村的抗议事件中,亦曾经发生小型的暴力事件,然而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依然不明确。
二、注意到2008年大部份的暴力事件都发生在拉萨市里、或拉萨附近、在四川、或者甘肃南部。甘肃的抗议中没有人死亡。 三、十八人死亡发生在三月十四日的拉萨暴动中,其中有132座建筑物受到烧毁,而3月15日拉萨东边的达孜县德庆镇所发生的较小型暴动之中,共有23座建筑物被烧毁。11位汉人与1位藏人在藏人的纵火事件中被烧死,纵火者也许不知道这些商店是有人在里面的。其他六个人的死因不清楚。
四、这个数字并不包括藏族对回族所进行的偶发性族群暴动(不是政治性抗议)。
五、对于汉族与回族民工的财产所作的攻击发生在拉萨(3月14日)、达孜县德庆镇(3月15日)、玛曲(3月16日)、阿坝(3月16日)。
六、3月14或15日于拉萨或德庆镇的暴动中,有一个警察死亡,3月24日可能有一个警察或军人死于四川炉霍。有许多受重伤的例子。





抗议的分类

2008年的抗议活动,相当与众不同的特色是发生了相对高量的暴力。当这些事件被绝大多数媒体再现时,此暴力变成了主要强调的重点,特别是在中国,并且被用来作为塑造主流意见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团体不是夸张它,不然就是否认它。然而,2008年抗议事件中所发生的暴力,应该与先前规模、组成人士都类同的事件相比较,因为暴力在西藏通常是发生在大批的俗人参与、或者乡村地区的事件里发生。在2008年的抗议事件中,每一次抗议参与者的人数,都比前一波的抗议事件里,多出数倍以上,每一次的事件中都大概有一百个人参与,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然而在过去抗议事件的参与者往往只有二十位左右。2008年的抗议事件超过一半以上,有俗人的参与,对比前一波的十分之一。规模庞大、绝大多数都是俗人参与的抗议活动、最后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这是正常的事情:首先他们对抗的是公安武警,然后再对付政府财产,最后,如果不受警察拦阻的话,再对付移民的店铺。(9) 一个粗略的比较显示在2008年俗人占绝大多数、乡下的抗议事件,最后导致暴力事件发生者,大概是36%,比起一九八零年代的43%少多了(10)。然而,因为三月十四日、十五日拉萨与(达孜县)德庆镇抗议者攻击所造成的平民旁观者,主要是汉人的死亡人数,却比任何先前的事件都来得高。

2008年抗议事件中,关于藏人抗议者被警察军队开枪打死、或者后来在羁押期间死亡的人数,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辩,造成这个数字从八人到两百人不等。中国当局承认军队在四川的两次抗议事件里为了自卫而开枪,但却说拉萨的军队没有使用任何枪枝,这一点与好几位目击者的报告矛盾。中国当局在数次不同的报导中说,有八个藏人抗议者不是在抗议过程中、不然就是在之后不久死亡,但不是暗示他们的部队不必负责,就是在后来更改了这些报告 。(11)


表格:2008年3-4月抗议事件死亡人数估计值:
2008抗议之死亡人数PRC官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西藏流亡政府
藏人抗议者(被军警杀死)8140219
旁观者/平民(被抗议者杀死)1818未给
军警(被抗议者杀死)121


注释:一、流亡者所给的最详细纪录里,说明至少有八个藏人在三月十六日于四川阿坝被枪杀;四月三日在四川甘孜州附近的煌源有十人死亡;三月十八日在四川甘孜有四人死亡;三月十六日在四川稻城有三人死亡;三月十五日在拉萨附近的林周县有一人死亡;三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的炉霍有一人死亡。
如果我们检验抗议事件的分类的话,2008年抗议事件之与众不同更加明确。我们可以大略把它们分成六个种类:

(1)和平步行。这些是事先组织的抗议活动,针对的是特定的限制或政策,其中大批的人,通常为僧人或尼众,聚集在一起,进行步行或者静坐。这就是三月十日、十一日哲蚌寺与色拉寺的僧人所做的,也许是仿效着缅甸僧人抗议的模式。这些事件主要是和平的,除了警察试图逮捕他们时候发生拉扯冲突之外。

(2)乌合之众的暴动。因为一个谣言或者当地所发生的一个事件,人群自发地、快速地形成,如2008年2月21日在青海热贡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以及3月14-15日拉萨与达孜县德庆镇所发生的事件。(12) 这些活动通常没有明确的焦点,倾向于破坏财产,如果没有公安武警有效地制止的话,可以持续很久。他们没有明确的领袖、目的、或者口号,而且似乎触及了一般的不满或偏见,所以常常带有民族的面向。

(3)声援别的地方发生的抗议事件。这些是在乡村小镇里有焦点的抗议活动,以作为对于在别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或者周年纪念日的响应。这些事件倾向于拥有广泛共享的目标与口号。它们也许还有自己制作的布条,而且通常以前往某个特定地点的步行活动开始,可能是政府的建筑物或办公厅。它们也许会导致针对财产或者人员的暴力,通常是政府的财产。2008年3月在(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鲁仓寺、德查寺、与(甘肃)拉卜楞寺,还有(西藏自治区)林周、达孜、墨竹工卡,(四川)阿坝、(甘肃)卓尼、迭部、碌曲等地所发生的抗议,都属于这个类型,以标记1959年的起义周年日、或者响应拉萨三月十四所发生的事件。

(4)反对当地所发生的事件之抗议。这些也是在乡村小镇里有焦点的抗议活动,但所回应的是当地所发生的特定事件,特别是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例如逮捕了当地寺院的僧人等等。再度,群众的要求与目标,相对而言,是相当具体的。这种抗议发生在2008年4月初,在三月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组、或者搜查部队进入地方的寺院以后,就在(四川)炉霍、煌源、(甘孜道孚)灵雀寺、(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以及其他的地方发生。

(5)表达休戚与共的抗议。这些是守夜或者步行的活动,为了表达与在之前抗议活动中受苦难者感同身受。民族院校里的学生抗议活动就属于这类。这些是和平的,未受警察强力驱散的。

(6)单人抗议。这些活动只有单一的个人或者人数非常少的群体,通常是僧人或尼众,在小镇的中心举行的象征性抗议活动,往往只拉出一个布条。这样的动作,不啻于将自己置于逮捕与毒打的命运,只为代表了整个小区的心情,或者是为了一个理念原则,从2008年3月以来愈来愈常发生在四川。这些活动往往是由女性发动的。这种活动一成不变,皆为和平的(虽然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发生的事件里,涉及了自焚的动作)但一定导致了立即逮捕,而且是非常残暴地被逮捕,而且在某些例子里,抗议者据说还受到枪击。

第二类的乌和之众暴动在西藏并不是首次发生。1987、1988、1989年的拉萨暴动都是反对中国政府的,而不是受到族群敌意所驱使;1995年拉萨所发生的小型暴动、2002年青海尖扎、2007年7月青海果洛,则是明显的族群冲突,这些例子中是针对回族穆斯林。广泛的暴力动作、族群攻击是此类抗议事件的常态,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皆如此。第六类的单人抗议活动则与一九八零年代所发生的绝大多数抗议事件类似。第四类的抗议形式则往往在乡下地区发生,也是涉及暴力的,在去年的藏地大大地增加了,但在大体上与中国各地所发生的无数抗议活动极为类似。如果单就此种类型来考虑,它们也许对中共领导人物而言,没有太过费心的必要,因为它们并不隐含着组织协调,而且在理论上可以只借着地方政策改弦更章,或者惩戒、替换地方官员,就能避免此种的抗议产生。

然而,其他三类的抗议活动,却是新的:大批僧人有组织地进行缅甸式和平步行、静坐;村里为了数百英哩之外的事件、甚至数十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件,想表达支持而进行抗议;还有精英学生明白表示同情而行动。2008年3月底以后所发生的大部份抗议活动,不是第五类就是第六类--为了响应地方官员针对三月事件采取的行动(特别是再度派遣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队、武警军队进入地方寺院)。这些抵抗的形式,使得先前不参与暴动的人口之绝大多数也参与了,而它们暗示着对于历史的觉识、整个西藏消息的快速传播、还有共同的信念。尤其是第三类的乡村抗议事件,代表了人数最多的藏人人口--西藏自治区百分之八十五的藏人都住在乡村地区。乡村中往往没有有组织、和平抗议的传统,因此这里发生事件的话,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很可能的,虽然达赖喇嘛不断呼吁大家非暴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指认出2008年抗议事件非比寻常的特征:乌合之众所引发的暴动中,暴力发生的程度更加严重了,但这是因为新的抗议活动比较起从前的事件,每一次都有了更多的人员参与;更多的俗人成为抗议事件的参与者;更多乡下人、学生、有组织的僧人;整个高原上消息传递地更快、而且拥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如果我们把这个跟事件在地理上、社会阶级上的散播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抗议事件指出了先前静默的藏人俗人阶级,已经政治化、激进化了,特别是西藏东部地方的农夫与牧人,由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学生所支持,也由愈来愈成熟的寺院团体所支持。

(9) 1989年3月5日的拉萨抗议、和2008年3月14日的拉萨抗议,皆见到暴力从本来对公安警察的攻击,升级变为对汉人店铺的广泛攻击,因为至少好几个小时当局只派少数警察,或者根本没有派警察维持治安。青海政协主席白玛说:「很遗憾拉萨当局在三月十四日的暴动的头几个小时没有采取坚定的行动来控制局势,」以及「高压与专横的策略只会制造更多敌意」(Shi Jiangtao, "Solution over Tibetans is 'more control,'" South China Monring Post, 26 April 2008. 《南华早报》史江涛,〈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更多控制」〉,2008年4月26日)。

(10) 1987-96年的抗议活动只有很少人参与,大约一次十到二十人左右,甚至更少,几乎总是僧人或尼众。在这些事件总是和平非暴力的。

(11) 中国当局说有三位抗议者于3月14日或15日死在拉萨(「其中一位在警察逮捕他时,跳楼死亡」,「另两位则在混乱中受伤」,Materials on March 14 Incident in Tibet (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2008, p. 32);3月16日有四人在阿坝被击毙(此报导在第二天就被移除了,见注3);而名为丹达的藏人是「在家等候审判期间」「得病」而死于拉萨城("Police violence video a lie from Dalai Lama group," China Daily, 24 March 2009 《中国日报》:〈警察暴力视频录像是达赖集团的一个谎言〉,译按:可参考BBC的报导: 〈中国:西藏殴打视频属“谎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60000/newsid_7962900/7962915.stm)

(12) 热贡事件之来龙去脉请见Charlene Makley, "Ballooning Unrest: Tibet, State Violence, and the Incredible Lightness of Knowledge," in Kate Merkel-Hess, Kenneth L. Pommeranz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a in 2008: A Year of Great Signific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 44-56.(莎琳‧梅克里,〈骚乱的急速扩大:西藏、国家暴力、与知识难以置信的轻〉,收录于在凯特‧梅克尔-汉斯、彭慕兰、华志坚编缉,《中国,2008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2009年,第44-56页。)




图说:2008年3月10日到4月5日每个省份每日发生抗议事件的数量长条图。图中单日抗议事件发生量最高的,是三月十七日。所有的数字都是还可能会变动的,其来源是根据的是网络与媒体的报导,包括尚未确认的消息在内。



解开代言与原因的纠结

那么,为什么有关于2008年抗议的讨论有这么多的篇幅都是集中在暴力的问题之上?对于政治领导人物而言,主要的问题是、或者应该是,政治活动与政治意识为什么在西藏人之间如此广泛地传播。暴力的叙事法不但帮忙两边避开了其他的问题,又巩固了他们的立场。从一个藏人的角度看来,暴力是中国国家机器所犯下的,并且曝露了它是一个压迫的政权,在此同时,它也让抗议者的暴力显得义正言辞。从一个中国的角度看来,暴力是藏人民族主义者所犯下的,也解释了强力的军事举措是有必要的,又在另一方面(没有清楚原因的)继续火上添油地说骚动是外在势力唆使的。事实上,除了暴力作为影像可以对情绪造成冲击之外,却无法解释抗议发生的原因,因为除了那些直接导致动荡的事件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理由。要解释骚动的来龙去脉,只有两个办法,不是去找出组织性地唆使煽动的证据,就是研究系统性的理由,如政府的政策、或社会状况等等。然而在西藏的例子里,这些问题的研究大致被媒体里争吵着骚动之意义与性质的讨论所取代了。所以有关于它为什么会发生之原因的论点论据,变得与它们被描述的方式无法区别了。在这个案例中,代言(representation),甚至公开的操弄数据,被每一边利用,以作为规避回答为什么会发生抗议的问题的借口。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媒体上少有骚动发生原因的严肃讨论。(13)

对于分析者而言,考虑2008年的事件是否受过组织策划,确实有合理的根据。它们包括了类似的政治活动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点同时发生,而且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程度。三月十日发生了五个类似的事件--大批的僧人进行和平抗议--分别在相距一千公里的不同地点发生(西藏自治区的拉萨、青海的德查寺与鲁仓寺)。此现象又与印度五个流亡团体打算进行他们称之为「人民的起义」("People's Uprising")的运动,其内容包括一百位流亡藏人当天从新德里开始的「和平步行」("Peace March"),其目标据宣称是要越过边界进入西藏。流亡人士明言他们的计划就是要激发让奥运比赛难看的活动,即将在当年八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也普遍被认为是一个中国能否为国际小区所接受的一个测试。第二波的抗议活动,亦即那些从三月十四日拉萨暴动而引发的,也显示了相距遥远不同地点近乎不约而同的活动。接下来一个月所发生的九十件抗议事件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至少有六十四件,甚至可能更多,是在拉萨暴动的七十二小时之内发生。这个,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某种协调与组织的一种可能指针。

三月十四日的暴动发生后几个小时内,中国的媒体就宣称是达赖喇嘛计划了这次的事件,包括暴力在内。中国的部份媒体甚至暗示,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策划了抗议和有预谋的暴力活动。而在更高的领导阶层里,罪责被更有外交手腕地放在“达赖集团”身上。如同中国总理在三月十八日所说的:“这次事件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14) 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由中国的媒体在三月三十一日公布。(15)

然而,这个证据大体上被国际媒体与政治人物拒绝,认为无具体内容:它不是无法证实,不然就似乎是显示流亡的运动团体的正常修辞,其目的是为了要动员其他流亡人士,而不是在西藏境内的人。其中的绝大部份说词,跟流亡团体喊了多年的口号,没有太大的区别。

学者如茨仁夏加指出,在流亡地的活跃人士已显示出,他们在西藏境内组织任何活动的能力微不足道到几乎等于零的地步,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西藏境内作出重要的连系,又暗示他们的绝大多数说词口号,也许都只是夸夸其谈而已。(16) 在过去,的确有地下组织在西藏活动,然而绝大多数已经在1993年被改善后的政府维安行动给彻底收拾了,而自从那时候开始,任何活动似乎都只限于信息流通而已。虽然媒体常常在审判尚未开始就祭起反华势力煽动的说词,然而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国安单位,据我们所了解,并未能提出任何显示流亡人士与西藏境内抗议活动有重要关连的法庭案件。(17) 在过去五年里,愈来愈多曾经“非法”在流亡学校读过书的藏人回到拉萨与其他藏区,常常胸怀热烈的民族情感,然而他们的活动与身份太过突出显眼,公安警察很容易可以制止他们可能考虑进行的任何努力。如同先前的例子,国家机器通常只指控这些归国者散播消息,而不是策动抗议或骚动。

“达赖集团唆使煽动”的看法,最主要的问题是,更简单的解释大量存在着。让事件得以在大致上相同时机发生的所有必要信息,都广泛地在国际媒体里流通着,而这些媒体的出口,透过外国的短波电台与卫星广播,对大多数藏人而言,都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讯息,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这些广播可以很容易地就到达西藏的乡下地方,甚至比都会地区更容易,因为都会地区集中了许多各种盖台的电波干扰机。对于流亡团体计划阻挠中国奥运筹备工作、在三月十日为了纪念1959年导致达赖喇嘛流亡的起义事件,打算在印度举行步行等等活动,在中国之外的媒体上、广播电台上都有广泛的报导。这些报导中暗示着中国不太可能在筹备奥运的期间使用致命的武器,而达赖喇嘛正在与中国当局磋商谈判的事情,是广为人知的消息,后者也许就是抗议者也许希望能够影响的。一旦拉萨发生了一件抗议的活动,因为行动电话的使用在藏人之间是很普遍的,而且许多西藏东部的人都以僧人、商人、与政府员工的身份住在拉萨,消息很快就如野火燎原般在藏人的小区里散播开来了。西藏东部地区的社会网络在三月十日那一天一定特别忙碌,因为那天拉萨的第二场抗议活动是由十四位来自安多的僧人所发起的,而他们被关押、毒打的消息,一定被很快地传到他们的亲戚与东部的僧人同修之间。一些中国的网络活动人士说,三月十四日拉萨抗议的消息,是由外国的广播电台传播的,而西方媒体报导,中国当局不准暴动的视频在中国本土播放,直到事件发生两天以后(理论上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已经在网络上看到暴力的视频,所以鼓噪要求的结果(18)),但一些安多的藏人说拉萨暴动中暴力的视频,在三月十四日当天就已经在他们地区的电视上播放了。(19)

有些抗议活动显示了某种程度的计划与组织,例如哲蚌与色拉寺僧人在三月十日与十一日所举行的和平步行活动,他们呼喊着措词谨慎的口号、在策略上也以节制为考虑,然而这种程度的自我规范,是同构型高又连系紧密的团体预料之中的表现。但是这些抗议活动并非中国媒体重点播放的对象。相反的,中国的媒体与网络论坛都把焦点都放在发生暴力的事件上,主要是三月十四日在拉萨所发生的事件。换言之,他们讨论的是暴动,而忽略了示威游行。就像大部份的暴动一样,西藏的暴动本质上也是毫无秩序又混乱的,并未显示出任何经过组织的明显迹象,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抗议布条,也没有具体的诉求,更无明显的领袖人物指挥或调度的证据。媒体对该事件的描述,或者中国官员们,都把焦点放在其他更加隐微、可能显示暴动中有间谍特务的迹象上面。一家香港的报纸引述拉萨的一位旁观者说法(显然是汉人,但此人的族别身份在报上并没有披露),他说一定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才会知道要如何焚烧一辆车;一些博主说一定需要特殊的装备才能很快把店铺烧光;其他的评论者则报告说,藏族抗议者身上早就背着装满石块的背包。(20) 公安部宣布某些参与者在审讯中已经坦白,说他们拿了一个被指名道姓、曾经坐过牢的僧人的钱,才火烧店铺,攻击非藏人的。(21) 电视与报纸都展示警察在西藏高原各地的一些寺院里所找到的枪枝与其他武器的照片。(22) 一个美国的独立作者想出了一个更完整的理论,想证明西藏的抗议事件是以华府为基地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所策划与出钱资助的。这位作者曾经出版过一些著述,主张2001年世贸中心受到摧毁(译按:911事件)是美国情报单位的阴谋,他稍后就在法律诉讼的威胁之下,撤回了那篇西藏抗议事件的文章,但到了那个时候,这篇文章已经被中国的主要电视节目当成头条新闻播放了好几次,也在中国、新加坡与香港的报纸上全文注销。(23)

在西藏流亡小区与他们的支持者之间,也出现了类同的各式阴谋论,没有证据地认为暴动是由汉人间谍伪装成藏人所刻意挑唆的。这些论点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没有策略上的好处,除了表面上舒解了大家在了解藏人也会使用暴力之后所引起的尴尬以外。一位加拿大的阴谋论者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英国的情报单位拍到了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换上僧人的袈裟;一个不具名的泰国游客据说曾经告诉一个流亡人士,她认出一个藏人警察混在暴动者之间;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刊出了几篇文章,引述中国异议份子唐达献未获证实的说法,并将之呈现为事实的样子--他说1989年中国当局曾经利用特务挑唆拉萨暴动,而数字藏人的博主认为中国媒体照片上所显示的一位拿着一把太长刀子的藏族暴民,明显是假的。一张中国士兵拿着僧袍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以作为士兵伪装成僧人的证据(虽然拉萨的暴动之中少有僧人参与)。这张照片事实上是2001年士兵在拉萨为了杨紫琼所主演的一部香港电影《天脉传奇》充当临时演员,在戏中打扮成僧人的外景照片。流亡政府的总理(译:桑东仁波切)重述了这张照片证明了拉萨的暴动者就是中国人假装的说法,甚至根据某些报导,达赖喇嘛也曾经提到此说。中国媒体以刊登曾经在七年前领导士兵们参与拍片过程的军官的访谈,来奚落嘲笑这样的说法。(24)

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看法,双方各自认为对方干着阴谋欺暪的勾当,已经牢牢地嵌入「代言」的复杂网络之中,然而「代言」的方式比起阴谋理论本身更重要、更深入人心。两种看法,皆以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早就已经形成的、对其性质以及原因的基本诠释为基础,每一种看法都使用不同的语彚来形容这些事件、运用不同的图像来配合他们自己的核心诠释,还有虽然不同但符合逻辑的步骤来引导人们至截然相反的政治结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但可以识别出两种极端的看法,也可以辨明出那些附属于主流意见的次意见。“A型”论述,大部份时候跟“中国人”连系在一起(当然也有许多非中国的人也这样想,有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不一定这样认为),基本的前提是,2008年3月的事件是暴动(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们应该被称之为造反),而这些事件的主要特色就是无纪律的暴力攻击。这种看法可以造成的情绪上之冲击,不但遭到确保,又被强化了,因为媒体上重复播放,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的录像视频数据、还有一般中国人被拿着刀的藏人追逐、痛打的照片,还有藏人年轻人攻击店铺的图像。一些照片与文章特别强调僧人参与此骚动。而把这种看法火上加油的图像与论述,在网络上的展示空间里被中国本土以及海外的汉人积极分子大张旗鼓地强调着,例如YouTube上称之为“西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视频,还有anti-cnn.com的网站(25), 然而以同样的图像与反驳流亡团体的指控,也由中国政府大力地宣传,例如在中国境内各地方举行的图片展。(26)


从“A型”的角度,暴力之随机、不一致性,看起来像是种族仇恨,因此可以导出一个论点,彷佛不需证据就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这种仇恨是藏族嫉妒汉族与回族经济上成功所造成的结果。它并且认为这种嫉妒被西藏流亡领袖或其西方的朋友所利用,他们利用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来增加西藏民族主义,好颠覆中国。这导致了三个主要的结论:不论西藏流亡领袖口头上怎么说,他事实上秘密地追求独立,另一方面却又假装只要自治;达赖喇嘛是伪善的说谎之徒,试图破坏中国,欺骗世界;而藏人正在计划恐怖主义行动,或者天生就有暴力的倾向。这些结论,在所有中国官方媒体对骚乱的报导中暗示着,网络上的公共论坛里各色帖子也有一模一样的结论。头两个结论,于2008年11月10日,在中共高层的西藏政策制定者对于流亡藏人所提出的自治提案之公开反驳之中,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再度重述了一次。


“B型”观点,与西藏流亡人士与他们的支持者连系在一起,使用“抗议”这个名词来描述2008的骚乱;而在更加热忱的民族主义者中,使用的是“起义”一词。“暴动”("riot")这个字,即使是在描述三月十四日的事件时,都被避免了。抗议事件被描述为大致上是和平的。强化这种观点的关键照片,是三月十六日在阿坝被射杀的抗议者照片,还有在抗议事件中被杀死的年轻女子与僧人,或者那些从事件发生后就失去踪迹的藏人。而西藏高原之所以扰攘不安,被解释为藏人对中国作为一种占领势力继续存在西藏的一种无法控制的挫折感,或者依照不同个人的看法,是对于中国目前施行的政策的反应。把西藏的骚动比拟为一个正在沸滚的锅子或者压力锅,或者提起长期隐忍愤怒恐惧、一遇机会就爆发的说法,也常常出现。在这种论述中,其结论有时候是中国会因为这样的真相被揭露就感到尬尴、失去威望、被迫改变其政策。在此群观点之中,属于次要、却更加情绪强烈的观念,辄强调军警做出的残暴行径,认为藏人被视为草芥,是受难者,另,如同我们已经见到的,有时认为抗议中发生的暴力行为是由中国特务伪装成藏人所煽动的。这类观点所下的一般结论是,藏人绝大部份一致反对中国统治,另外,中国当局缺乏道德或实质上的合法性,为了人道的理由,藏人值得世人同情他们的苦难,一个更极端的激进人士与他们的支持者所形成的次团体中,下了一个更特定的结论,亦即此次的骚动不安证实了西藏境内的藏人寻求的,是恢复西藏之独立,而达赖喇嘛与流亡领导人物所做的协商努力,在政治上、甚至道德上,是不正确的。

(13) 西藏动荡的社会与经济原因之细节,在中国首次有人提出,是一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公盟,所提出来的。(请看本杂志中Holzman的文章。)

(14) "China blames Dalai Lama for riots," BBC World Service, 18 March 2008 at http://news.bbc.co.uk/1/hi/7302021.stm (BBC世界广播服务,2008年3月18日,〈中国责怪达赖喇嘛煽动骚乱〉)

(15)"Dalai clique's masterminding of Lhasa violence exposed", China Daily, 2008年3月30日。(译按:中文的原版本应该是〈益多:达赖集团是拉萨暴力的策划和煽动者〉,新华社2008年3月30日,英文版的开头多了如下故事:“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16)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团体却实得到﹝美国﹞的资金,但那并不能代表他们有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动员。在印度的藏人与西藏自治区的藏人之间,有一个广大的社会文化鸿沟,即使是在音乐的品味上,两群人皆很不相同。”(茨仁夏加,〈个人专访:西藏问题〉《新左评论》第51期,2008年5-6月,第22页。)

(17) 就我所知,唯一记录在案,流亡人士在西藏境内制造事件的,是1985年西藏自治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的典礼上,有人企图引发小型的爆炸,该爆炸装置却点燃失败。

(18) 见"State TV switches to non-stop footage of Chinese under attack,"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08 at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8/tibet.china1 (英国《卫报》2008年3月18日,〈国家电视台不停播放汉人遭攻击的视频〉)

(19) Mgar mi, "Zungs Khrag dang tshe srog gi gtug bsher" (〈元气与生命力的例子〉)收藏于《夏东日》(东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期(2008年),第117页。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版于《燃烧的大山》,第99-102页。

(20) 拉萨人在1987年的抗议事件中,立刻就知道如何焚烧汽车,因为很容易(只要点燃布条,然后塞进汽车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店铺很快就烧起来,因为纵火者只要把每家店里都有的瓦斯筒开启点燃即可;石头在拉萨城里随地都有,因为有许多新建筑物的工地。

(21)见〈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真相〉(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安要闻,2008年3月22日。http://app.mps.gov.cn:9080/cenweb/brjlCenweb/jsp/common/article.jsp?infoid=ABC00000000000043861

(22) 对于这些大批的武器的描述,藏人相当不以为然,他们指出这些武器通常都是储放在寺院的护法神殿里,作为某些特别的法事的部份仪轨。(见Bud Dha, Phyir rtog dang bsam gzhig (回顾与反思),《夏东日》(东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册(2008年),第95-6页;英文翻译请见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山》,第84页)。至少自1987年10月以来,未有中国的任何媒体或任何官员称声藏人在抗议中使用武器。)

(23) F. William Engdal, "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e' with China," Global Reserach, 10 April 2008. (威廉‧恩道尔,〈冒险的地缘政治游戏:华盛顿和北京玩“西藏轮盘赌”〉,全球研究网站4月10日。译按:网络上有《环球时报》中文译文。)"Tibetan Riots: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 19 June 2008 at http://english.chinatibetnews.com/voices/2008-06/19/content_107704.htm (中国西藏新闻中心2008年6月19日,〈西藏骚乱事件:深红色革命的真颜色〉) 原文Ching Cheong,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s," Straits Times, 22 April 2008.(《海峡时报》2008年4月22日,程翔,〈深红色革命的真颜色〉)(译按:中国国内的媒体比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更早就报导这篇文章,见《中国青年报》4月16日,刘坤喆,〈美学者:西藏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新策划的"颜色革命"〉)。

(24) Gordon Thomas, "Beijing orchestrating Tibet riots: Brit spies confirm Dalai Lama's report of staged violence," Canada Free Press, 21 March 2008; (加拿大自由媒体2008年3月21日,高登‧汤玛士,〈北京指挥西藏暴动:英国间谍证实达赖喇嘛的暴力设计制造说〉)"China disguising soldiers as monks to incite riots: Dalai Lama" IANS, 20 March 2008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china-disguising-soldiers-as-monks-to-incite-riots-dalai-lama_1157973; (印度亚洲新闻社2008年3月20日,〈中国伪装士兵为僧人以煽起暴动:达赖喇嘛〉)"China rejects rumor of soldiers disguising as rioting monks," Xinhua, 31 March 2008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31/content_7893926.htm. (新华社2008年3月31日,〈姜瑜:达赖用道听途说的谣言无法改变事件真相〉)

(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NzRXNmSdM

(26) 僧人进行抗议活动之大型照片所构成的图片展,于2008年夏天在中国全国巡回展出。请见
http://eng.tibet.cn/news/today/200806/t20080622_408489.htm(中国西藏讯息中心,〈拉萨“314”事件真相暨西藏今昔大型图片展在广西举行〉)


框架观点与其后果:民族 v. 国家

这两个立场的一些原素似乎是类似的。双方皆寻找阴谋的证据,双方都把焦点放在暴力,双方都认为在藏人之中,民族主义情绪有急剧增加的现象。如果我们努力辨别形成每个观点的基础的框架观念,其中的差别就差为清楚了。在我看来,双方的思想核心,都是情绪化的一种信念,认为民族国家是唯一整合政治与历史的观念,甚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构成概念,如杜赞奇所提出的。(27) 然而两边对民族国家有着迥然相异的看法,才造成二者的分道扬镳。“A型”这一边认为民族国家,进而涵括一个国家的所有政治生活,其主要意义是一种行政实体,而这个实体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公民在某些方面百依百顺,只要它能够提供他们某些物质,而这个行政实体亦有权利在必要时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保护统计数字上占绝大多数者的福祉。在这种观点中,一个小区里的两个团体发生冲突乃无可避免之事,因为双方利益本不相同,而只有握有大权的国家才能节制、平衡彼此矛盾的利益。这种国家主义观的关键概念,在目前中国的脉络底下,是由“稳定”、“和谐”等名词来表达的,意谓着一套限制公民之必要且有益处的规则,以维持一个架构完整、所有人共享的平衡。最近,拥护这种看法的人,运用儒家思想的观念作为这个模式的文化解释,或指出这种方式中,家庭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者的看法大体上类似。全球各地的国家主义者,皆倾向把世界看成机械式的,不具人文至上的意义,是一种必要的人为设计,而此套系统制度必定得平衡内部矛盾的利害关系。国家的性质与定义,就如同它的国界一样,是不容质疑的,另外,经济关系似乎不证自明,即已是最符合逻辑的方式,既可以用来理解、还可以用来调和差异分歧与利益冲突。这个框架,把西藏人或其他人视作经济动物,一心一意想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财富、收入,通常都是在国家主义的范畴内开展其论述,也往往不自觉地强化了国家主义的观点。相同地,民族性、族群、与民族冲突都属于这个框架,暗示着一种以利益为基础来解释族群的看法,认为族群之间彼此竞争、互不相让的欲望与需要,只能靠强大有力的机构,如国家(机器),才能居中调解,或加以节制。(28)

“B型”的观点似乎把民族的观念当成其基本的框架。民族被视为一种只属于某特定的群体,而不属于其他群体,整体上相当含糊的无形资产之传承,而此传承只能由该特定群体的成员来承继、与充份地理解掌握。它认为该群体有一个共同目标,这个目标从来不是纯然经济性的,而是如同雷南(Renan)所称为「灵性原则」的东西(29),而它认为外来者跑来扰乱此原则,根本上就是不公正与不人道的。在许多、但不是所有的例子中,它也与领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虽然它也可以同样容易地以语言、习俗、宗教为基础。它受到一个求生存、害怕灭亡的观念所驱策,而其所欲救亡图存的,是它赞美推崇的,本质上难以定义、指认的某种东西。如果它必须提起民族的次要原素,其荧荧大者是文化、历史、自然,而不是经济。其主要的关怀不是利害或金钱,而是权利与自由,而它寻求的是系统层级的改变作为解决的方式。它常常想象这个它称为一个民族的集合体,彷佛它是一个个体,是一个有机的实体,有着看不见的需要与焦虑,就像个人一样,而且很容易受到伤害,容易变弱,需要滋养、保护与支持。

把这两个立场简化为它们主要的相异之处、和基本的隐喻,使得它们之间无从理解的鸿构变得更加清楚。在理论上它也指出了彼此可以找到共同利益的方式。如同认知语言学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描写目前区别美国政党之隔阂时提到:

启蒙时代的理性理论[译按:即人类只要知道了事实,就会根据理性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无法描述人们是如何运作的。人类主要是借着文化叙述、刻板印象、框架与隐喻来思考事情的。‧‧‧真实很重要。若欲传达真实,你必须使用真正的理性。(30)

这里所勾勒的B型,亦即以民族为基础的观点,已经有了重要的后果:例如已在西藏流亡小区里造成两极化的意见,一些人认为2008年藏地之骚动不安就是西藏人民希望流亡政府对中国施压,继续进行协商的委任书,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证明了亲独立派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是对达赖喇嘛让步妥协方法的拒斥。对这两派而言,受害的叙事暗示着住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流亡在外的藏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但却提供不了让这个故事容易理解或者有用的任何细节。它们显示了许多住在西藏境内的人强烈反对中国的统治,却没有指出他们谴责的,是该统治里的哪些面向,或者他们认为怎么样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国家主义,亦即A型的观点所制造出来的叙事,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中国的情况里,它们已经被消化吸收,被反复流传,如果不是被强大的政府,以及中国的网络活跃份子所唆使挑动的话。在一方面,这已经在许多中国人民之间种植了、培养了一波新的、很受欢迎的民族主义,不只在中国国内,也在中国国外,以作为对西藏骚乱的响应,所以他们理直气状、觉得有权以他们自己的定义与规则,挑战西方或对中国有敌意的人对中国或其政策的描述方式。愤青们已经成功地对外国表述西藏的方式提出了异议与反对,而且似乎也影响了至少是中国内部、海外的华侨的政策决定与公共舆论,其方式若不是提供一致的反驳论述,就是用群众来抵制法国公司。这种方式似乎也被北京所采纳,并运用在它的国际关系上,因为它已经大大地提高对任何打算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西方领袖的威胁,甚至在2008年12月取消了欧盟-中国高峰会,就为了法国总统与西藏领袖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见面行程。对这些新兴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在网络政治上成功,是以失去了更大的人文愿景为代价的:有办法说服成成千上万的人,达赖喇嘛就是巴结西方的伪君子,虽然显示了他们言说能力很强,判断能力上却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不论是中期或长期,各个民族都会从即使是有缺点的道德楷模与民族和解的主张者那里得到好处,而不是从摧毁他们而得到好处。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阴谋论的叙事已经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把西藏的骚乱当成外国阴谋煽动,允许当地的相关官员继续当权,逃过审查。它也制造了国内对国家机器镇压藏人的支持。但它也摧毁了,或至少在目前中止了让共产党得以当权的两个重要关键--亦即它对基层需求可以实时而有弹性反应,以避免重大挑战的能力,还有它建国时的基本宗旨--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公民,或者至少对那些被指认的公民团体,如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公开指控达赖喇嘛本人策划了西藏的暴动,长期而言中共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如果它也在同时,在发生暴动与抗议事件的藏人小区里进行基层的调查,了解哪些政策就是让骚乱火上加油的原因,需要改变。虽然中国已经派了至少五个调查组到西藏去,然而藏人官员们都说,没有一个调查组的成员敢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骚乱的原因是失败的政策,而不是达赖喇嘛或他的同事所煽动的结果。(31) 在骚乱开始的一年以后,虽然有高层的西藏领导人如阿称与向巴平措,公开暗示,去了解政策的失误比阴谋更重要(32),北京却没有显出任何注意到当地民怨、或者重新考虑它的西藏政策的迹象。

同时,中国境内普遍流传的外国威胁论,已经导致了西藏人皆是隐性恐怖分子或天生就很暴戾的新观感。2009年3月19日,当一个目击者表示看到一位“肤色暗男子”在重庆射杀了一个士兵时,即使是中国最重要的英文新闻机构,《中国日报》,都宣布这意谓着该嫌犯大概是藏族。(33) 对许多都会地区的藏人而言,2008年3月以后,中国政策当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他们旅行到中国本土时,大部份的旅馆都不让他们投宿,而在中国的机场里,他们被挑出来作特别的搜查,就因为他们是藏人。这些新的规定,在我写作此文章时仍然在施行,对许多藏人来说,比起广泛而长期对宗教、言论、与写作的限制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使得党长期以来宣称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理念,变成一句空言--与许多外国观察家所期待的相反,这个理念,在西藏被广泛地认为是党在正式的法律、公开的政策宣示上一直有信守的,直到现在为止。对任何人而言,了解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什么严禁藏人信仰达赖喇嘛,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达赖喇嘛在西藏比任何国家领导人都受欢迎;为什么它拒绝准许街头示威来批评政府政策、不准历史学家自由地研究西藏过去的地位,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会破坏他们的合法性。但不管一个人多实际,不对专制政府有太高的期待,都很难解释北京政府为何放任禁止藏人(还有维吾尔人、有时候是蒙古人)在上海、西安旅馆里订房,就因为他们本人所属民族的政策继续,而不加以改变之逻辑何在。

对中国而言,把2008年的骚乱说成是一个外国阴谋,其短期所带来的好处,就此制造了一个长期的问题,亦即这个国家机器现在愈来愈可能被藏人看成是一个遵循着汉族优越与民族命运的目标而行事。现代中国要求藏人把各种难处与矛盾看成是单一的民族国家里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问题,现在却更有可能被西藏的藏人看成是类似殖民统治,或广泛的国家歧视,既然中国境内最首要、最容易注意到的言论与修辞,与该国的网络活跃份子,皆已展现了该种态度的典型特征。

(27) “现代领土性国家,与线性的历史,有着亲密的关系。确实,你可以说他们彼此反馈、彼此制造,成为二十世纪主要的归属模式。个人学着认同理论上经历长时期演化的民族国家,并感觉其领土与历史之二元一体,因此而得以掌控未来。”(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Issue 3, October 1998, pp. 287-308. 杜赞奇,〈真实性的规则:现代中国的永恒性、性别、民族历史〉,《历史与理论》,第37卷,第3期,1998年10月,第287-308页。)

(28)自从一九九零年代以来,“族群”("ethnicity")的方法在中国变得愈来愈重要了,国家在1995年左右决定把“民族”一词的英译,从 "nationality" 改成 "ethnic" 或 "ethnicity"。2008年当局把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改成 "the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也显示了中国官员决定避免使用英文中的 "nationality" 来描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因为这个字通常指的是一个拥有自己国家的一群人。

(29) “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灵魂,或是一个灵性的原则‧‧‧因此一个民族是巨大的团结,由已作出犠牲、还会继续牺牲的感觉所组成。”艾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1823-92)〈什么是民族?〉1882年3月11日在(巴黎)索尔本大学的演讲,由马丁‧梭恩(Martin Thorn)翻译,收录于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2. (霍米‧巴巴(编),《民族与叙事》,伦敦,1990年)。

(30) "Don't think of a Maverick! Could the Obama Campaign be Improved?" George Lakoff, Huffington Post, 11 September 200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george-lakoff/dont-think-of-a-maverick_b_125850.html

(31) 对一位中阶的藏族官员之访谈,2009年。姓名与日期皆保留。

(32) 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说:“[暴动中]各种人都有,有些人不满意我们的政策,或者对政策有意见,或者因为我们政府的工作尚未完全完成。不是每个人都是分裂分子。”(Lucy Hornby, "Tibet chief rules out 'big problems' during anniversaries," Reuters, 5 March 2009. 韩碧如,〈西藏的首长认为周年日不会有“大问题”〉,《路透社》2009年3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前州长阿称说:“政府应该更信任自己的人民,特别是藏族喇嘛,大部份的人都不是麻烦制造者。”(Shi Jiangtao, "Is Beijing playing a no-win ga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March 2009, 《南华早报》2009年3月12日史江涛,〈北京是否在玩一个无赢的游戏?〉)以及“出家人是公民‧‧‧你要关心他、照顾他、解决他的困难。”(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3月9日,韩咏红,〈四川省原政协副主席阿称:政府首先要把僧人当公民〉)

(33) “初步的调查显示凶手可能是藏族,内部消息人士告诉《中国日报》,称已知一些藏独分子已从成都潜进重庆市,打算在重庆市区放置炸弹。”Tan Yingzi and Hu Yinan, "Fingerprints retrieved from robber who shot sentry dead," China Daily, 23 March 2009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23/content_7607576.htm (《中国日报》2009年3月23日,〈已取得射杀哨兵之抢匪指纹〉)


结论

在争夺代表权的冲突之中,被代表的对象消失了,他们的声音被想要代表他们的人的喧哗声掩盖了。在西藏的案例中,其独特的特征是,这场为了代表权而发生的斗争,是由局外人所实行的,参与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左右的能力,是一种双重剥夺其自治权的现象。这个噤声的过程,又因为中国多年的涉藏政策而雪上加霜:几乎是从1959年以来,涉藏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压抑、孤立西藏内部的表达与辩论。所以局外人所选择、散播的暴力图像变成了最近期的西藏抗议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元素,并且形塑了外界对它们的反应,而西藏内部复杂而且多样的思维想法,变得愈来愈难以发掘。

虽然如此,造成西藏扰攘不安的因素仍然能够从其晚近历史的主要特征中推论出来。中国在1950年占领了一个大致上不情愿接受中国统治、不熟悉中国的风俗、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的国家,又在1959年违反西藏人民的意愿,硬是进行了直接统治,然后,透过集体化、文化大革命、其他迫害的运动,把它在土地重新分配中,从农民阶级那里得到的好感,完全浪费掉了。它在一九八零年藉由准许文化、宗教、与经济的自由化,并且答应一定程度的自治,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好感,接着,却又再度把因此得到的好感丢掉,因为从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始,又再度对藏人慢慢地恢复了小型但重要的限制,也是汉人官员认为可以斩断藏人之间滋长的民族主义根苗之必要举措。这些限制包括了禁止依止达赖喇嘛,禁止展示他的照片,对僧人尼众实施“爱国主义教育”,要求他们谴责他们的宗教上师,严禁政府员工与学校学生参加法会与朝佛,猛力促进GDP成长,而不是发展人的潜能,又支持非藏族的小商贩进入西藏的城镇,还禁止公开讨论这些议题。(34)

从一个国家主义者的观点,这些强制的措施似乎是可以忍受,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伴随着在西藏城镇的重金投资,而都市里少数西藏中产阶级的薪水也有极大的提升,或至少对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而言,国家机器已经把胁迫补偿以工资了。对西藏人而言,不论那些在政府部门里任职、也在经济上得到好处,或者那些在竞争中输给民工或都会知识分子的人,拿文化与宗教的权利换取经济上的利益,假如不是非常糟糕的话,至少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它崩紧了那个本来就很紧张的交易,也就是人民与国家之契约所以奠基的东西。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问题一直是,它证明了自己有能力给西藏人口的少数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以换取这些人的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它却履履在传达了这些好处以后,尝试经营与重塑其文化与宗教生活。

这种以介入文化生活来浪掷政治资产的模式,在2005年又再度发生:一位强硬的汉族领导张庆黎,受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之前的两任党委书记以当地的标准来说,都是相对温和的首长,也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显示,拉萨需要这样的官员前来坐镇。他的就职,与一连串文化宗教限制再度恢复、鼓励非藏族移民的政策增加,刚好同时发生。2006年,国家还开始进行一连串扰乱社会生活的群体改造工程:在西藏自治区,“安居工程”强制迁移了二十五万西藏农民,让他们从自己原来的村子搬到延着主要大马路盖的新房子里;在西藏东部地方,「生态移民」政策强迫牧人搬到村子里去定居,他们不知道未来收入将从何而来,又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牲口与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局拒绝了当地学者的建议,不肯针对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会造成的人口冲击,以恢复限制移民作为补偿。

到了此时,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指定的限制措施,已经从西藏自治区扩张到西藏东部地区,包括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禁止依止达赖喇嘛,限制他的照片在内。藏人也许有、也许没有政治上的一致目标,端看你相信的是谁的看法,但在文化上、宗教上他们确实有共同的愿望与价值观,他们都把拉萨、达赖喇嘛看作是他们的文化重心,而张庆黎与其他官员所攻击得愈来愈厉害的,似乎正是藏人这样的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毫不意外的,对北京的批评在高原上广泛地散播开来,把过去在政治上本来不相属、但文化上有强烈共通点的群体团结在一起。而一些人视奥运年为关键、可能是最后的、推动北京改变政策的机会,自然也不奇怪,他们当然希望在达赖喇嘛变得年纪太大,无法再领导与北京协商之前,就看到转机,假如北京允许的话。在三月十日发动第一场抗议事件的僧人,几乎不需要与任何流亡人士连系,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个日子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吸引北京领导人注意,而不只是拉萨的边疆大吏的机会,就在一个他们正确地推论出公安武警一开始会在命令的限制下,不对他们开火,或公然对他们进行毒打的时刻。

就在这个地方决策者自己制造出来的动荡氛围里,西藏境内的流亡运动人士的任何努力,都将是次要的:民族主义在西藏的扩散,大部份是中国挑衅式政策、如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所造成的结果。

当3月14日骚乱在拉萨发生时,触动接下来各类抗议事件开展的机制,如同任何现代社会一样,大概是科技,而不是阴谋:消息立刻在高原各地传散开来,因为暴动的图像在中国的电视上重复地播放,还有拉萨与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们打了行动电话,互通音信的结果。所有抗议事件中,其中有三次发生了暴力与针对族群的攻击行动,而这些成为所有局外人主要讨论的焦点。但暴力与骚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原居民,在面临别的族群团体突兀、快速地移民,该族群又与当地人自身利益与传统受边缘化有所关连时,极可能发生的后果。暴力的结局在拉萨又比世界的其他城市更可能发生,因为地方的主管当局数十年来把任何对这种人口议题的讨论都当成违法。

抗议的后果,短期而言,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知多少人死亡、无数的逮捕、军队在藏人居住区的巡逻,即使是在四川成都也一样、把西藏对外国人与记者封闭、主要寺院里僧人数量大大地减少、还有一种让藏人愈来愈对中国国家不再抱持幻想的政治气氛、又把西藏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变得更加激进、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的破局、又损害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些事件延续了一个还在进行、尚未止息的抵抗模式,那就是中国超过百年想要直接强行统治西藏人的动作,依然受挫,相形之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比较成的经营西藏方式,那就是透过代表性权威进行间接管理。而当北京的直接统治越过了政治经营的范畴,被西藏人视为对于他们的宗教与社会习俗进行专横的限制时,那种抵抗就会特别地、也往往是暴力地遽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这些议题若不得到解决,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能否容纳族裔上不是汉族的人,以及那些忠诚可能属于他自己的民族,而不是国家者,很有可能还是不会获得解答。

34. 见Robert Barnett with Mickey Spiegel, Cutting off the Serpent's Head: Tightening Control in Tibet, 1994-95,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1996. (罗伯特‧巴聂特与米基‧史匹格尔,《斩断蛇头:西藏控制的加强,1994-95年》,人权观察与西藏信息网,1996年。)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写作即见证——荣获“林昭纪念奖”的感言


3月20日,在香港,独立中文笔会为2009年度三项获奖者举行颁奖礼,我深感荣幸地获得第五届林昭纪念奖,但遗憾的是,我因无法得到出境手续,不能亲自到去领奖……正如美国之音所报道的,“组织者说,这反映了中国独立写作者以及笔会自身面临的困境。”

写作即见证——荣获“林昭纪念奖”的感言

唯色

北京於我是异乡。北京的冬天,比我的故乡拉萨的冬天更寒冷。而且,很少有蓝天白云,很少有温暖的阳光。就这样,在对拉萨的思念中,听到了“林昭纪念奖”授予我的消息。有些意外,更多的是感动。

较早的时候,应该是八年前,最初瞭解到林昭的生平,就有一种心灵相契的感受。当时,我正秘密地做着文革在西藏的调查,曾在笔记中写过:“‘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惨死于文革中的一个名叫林昭的女学生,临刑前用自己的血写在床单上的遗言。文革是恐怖的;而恐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生命的仇恨,意味着对尊严的践踏,意味着对所有美好的一切:培育生命与维护尊严的文明,以及文明中的全部内容毫无人性地摧毁。当恐怖浸满了鲜血,即成了红色恐怖,而在红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下,世界陷入黑暗之中。”

以身殉于时代的林昭,实际上是以身殉于信仰,因为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在同一时代的西藏,也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名叫赤列曲珍的贫穷尼姑,利用派性冲突发起民族反抗,底层的众多百姓变成了“叛乱分子”,推翻了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当平息“叛乱”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处决。一位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前辈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了赤列曲珍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因为“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脸颊,惨不忍睹。”

就文革在西藏的调查和写作,于我个人而言,有着殊异的意义和经验。六年来,我采访了七十多人,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倾听他们的讲述,也就是一段淹没在黑暗中的西藏记忆在逐渐恢复的过程,尽管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记录者,并且认识到,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事实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以呈现。

而在记录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对於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藏人,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的洗脑教育之后,最可怕的不是一座座寺院被摧毁,而是记忆被清除或者被改写。然而,真正的记忆存在於千家万户的故事里、无数个体的内心中,却不会存在于官方文本的卷宗里、御用文人的唾沫中。寻找、恢复并修正记忆,乃至再现历史和现实,这已成为我们的责任。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当我们身陷谎言之中,当我们连身边的真相都被遮蔽之时,我们需要凭着良知、勇气和洞察力,发出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否则,依然将会是被强权者独白的历史和现实。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藏人,这些年来的写作历程,恰如当时我在拉萨神圣的寺院里立下的理念逐渐明晰: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我迷恋那样的时刻,沐浴之后穿上美丽的本族衣裳,带上家人许过愿的哈达,黄昏未至就到祖拉康,静静地盘膝而坐,凝望着金色的光芒中,含笑看着众生的释迦牟尼佛……

感谢诸位评选人。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

(2009年12月)

【首发独立中文笔会: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bhdt/201003/Article_201003210242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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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中文筆會对得獎者簡介:

第五屆林昭紀念獎得獎人 唯色

唯色,1966年生於拉薩,在四川藏區和漢區長大,是優秀的藏族作家和詩人,1990年起長期擔任拉薩的《西藏文學》編輯。在過去20多年的寫作與編輯生涯中,她對藏族人民及文化的現狀與命運持續關切,也積極推 動和參與藏漢作家、詩人之間完全基於自由思想、自由表達的交流與對話。2003年,她已公開出版的散文著作《西藏筆記》遭到查禁,本人受到來自官方的整肅與迫害。也 因此她而失去了工作。尤其是在2008年拉薩事件後,唯 色承受了比一般漢人異議作家更大的壓力。但她始終堅持披露西藏真相的寫作,而且成績斐然。自2003年後,她已在海外出版關於西藏的著作有八部之多,其中《殺劫》、《西藏記 憶》、《名為西藏的詩》和《看不見的西藏》等具有廣泛的影響,她的作品也已為國際文化界所關注。唯色的寫作與踐行真正體現了林昭的自 由精神,昭示了林昭精神在新世紀的普遍復興。

VOA:独立笔会颁奖 无人亲领反映现实困境

记者: 黎堡 香港 2010年 3月 21日

以捍卫自由中文写作为宗旨的独立中文笔会为2009年度三项获奖者举行颁奖礼,但没有一位获奖者能够亲自到香港领奖。组织者说,这反映了中国独立写作者以及笔会自身面临的困境。

在美国注册的独立中文笔会星期六为2009年度三个奖项举行颁奖和相关研讨会。三个奖项及其得主分别是,第七届自由写作奖,得奖人汪建辉;第五届林昭纪念奖,得奖者唯色;以及第四届狱中作家奖,得奖者徐泽荣。

*三位写作者获奖*

今年44岁的汪建辉以低调和地下文学的特点默默地描述着当今时代的重要变迁。独立笔会说,将自由写作奖颁给汪建辉,是因为他的写作彰显了在中国国内被人为掩蔽、篡改的地下文学的真貌及其可贵传统。

林昭纪念奖得主唯色是著名藏族女作家和诗人。她的许多作品受到当局的查禁,但她仍然继续关心藏民的文化和前途,同时也积极推动汉藏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对话。独立中文笔会说,唯色在逆境中创作不息体现了林昭的自由精神,昭示了林昭精神在新世纪的复兴。

195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林昭因为敢于用文字批评时政遭到当局迫害,1968年被当局处决。她在狱中曾血书当局的政治迫害和压迫,并表达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

狱中作家奖得主徐泽荣是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哲学博士,曾撰文描述1970年代中共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进行叛乱活动。另外,他还在香港办刊物,为海内外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表达的平台。2001年12月,中国当局以“非法经营出版罪”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徐泽荣13年监禁。在狱中,徐泽荣仍然坚持研究写作,坚持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的信念。

独立中文笔会说,将第四届狱中作家奖授予徐泽荣博士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与慰问,并借此彰显共同理念,为早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而努力。

*无人亲领奖 笔会称言论自由困难*

上述三位得奖者都未能出席在香港举行的颁奖活动。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说,这反映了中国独立写作者普遍面临的困境。潘嘉伟说:“这个颁奖礼,我们在中国香港这个地方进行,但是我们得奖者得奖之后来香港还是非常困难,这表现了国内表达言论自由的困难。”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负责人孟浪说,三位获奖者都不能来领奖,还说明笔会面临很大挑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孟浪说:“三位获奖者其中一位本身就在狱中,徐泽荣先生是狱中作家,当然来不了。至于另外两位,唯色是根本拿不到出境的文件,汪建辉那边,我们得到的消息也是有某种干预,使他没有办法成行。这个情况正说明了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在推动自由写作、捍卫言论自由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刘晓波妻子发祝词*

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代表自己和丈夫向这次的颁奖活动传送了录音祝贺词。

刘晓波曾在2003年到2007年之间担任独立中文笔会的第二和第三任会长。这位《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去年底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

*独立中文笔会:笔会非政治组织*

独立中文笔会2001年由一批海外中文作家和国内自由作家创立,是国际笔会的下属分会。独立笔会称,除了秉承国际笔会宗旨弘扬文学和维护言论自由之外,该笔会没有其它更高诉求,更无进入任何政治体制的目标。

至于一些会员的政治观点相当鲜明,甚至因此被当局监禁,笔会负责人之一孟浪说,这与笔会本身的非政治性并不矛盾。孟浪说:“因为我们是国际笔会的分会,国际笔会是一个非政治组织,这是明确的,所以我们独立中文笔会也不是政治组织。但是在我们的会员里面,任何一个人,他从事政治活动或其它社会活动,那是他的公民权利,和我们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关联。”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政府要努力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包括让他们享有自由。独立中文笔会两位负责人都表示,虽然笔会目前仍然遇到很大阻力,但他们会继续努力,关注和争取中国大陆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并希望未来能在中国大陆为优秀独立作家颁奖。

2010年3月21日星期日

达赖喇嘛尊者利乐众生的和平之旅


推友lhabu在Twitter上留言:“我翻译了一篇记录达赖喇嘛尊者宏业的文章,这篇藏文原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想您也会的!”

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转贴了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

图为2010年2月洛萨期间,尊者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会见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服务奖章,等等。


达赖喇嘛尊者利乐众生的和平之旅

作者:阿珠贡觉
翻译:纳秀日热

达赖喇嘛尊者四岁时离开诞生的故土,长途跋涉驾临拉萨;十六岁执掌西藏政教大权后又再次踏上了为国家为民族求和平的旅程。直至今日,达赖喇嘛尊者的旅程还未停歇。我估计大概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旅行最多的一位,尊者曾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天性爱玩去远方旅行的游戏,有时还喜欢装扮成游人逗大家开心。

五十年代,达赖喇嘛尊者初踏中国,后访印度。最初的这两次旅程中,谋求生养故土雪域高原的未来和探知雪域之外的大千世界是始终铭刻在达赖喇嘛尊者佛心的两个期许,尊者为争得故乡自由,获取现代知识的这两次出访开启了尊者利乐众生的旅程。

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被迫远离故乡流亡他国,尊者的流亡之行当时充满了战火的恐惧和游子的凄楚,但对达赖喇嘛尊者壮年后旅程的意义而言,远离故土的流亡之行何尝不是燃起利乐众生万丈光芒的火种呢!

六十年代(1959年至1969年)达赖喇嘛尊者主要在印度境内奔波。为了尽快结束藏族难民最初的流亡黑暗时期,尊者在印度境内不辞辛苦奔走呼吁的同时诚挚地给藏人难民开示和慰籍。六十年代末起开始访问日本和泰国,这是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以来第一次出访其他国家。

七十年代(1969年至1979年)达赖喇嘛尊者五次出访瑞士,还访问了西德、澳大利亚、挪威、丹麦、爱尔兰、比利时、新西兰、意大利、希腊、墨西哥等十二个国家,外访次数达到十六次。自此开启了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亚洲和西欧各国的帷幕。

八十年代(1980年至1989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二十五个国家,访次达到五十二次。其中访问最多的国家有德国八次、美国七次、法国和瑞士各五次、挪威和澳大利亚各两次等。自此除欧亚两洲外,达赖喇嘛尊者已开始出访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两国。

九十年代(1990年至1999年)达赖喇嘛尊者共访问了四十五个国家,出访次数达到一百四十多次,访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出访十六次,德国十四次、法国十四次、瑞士十次、意大利七次等。自此亚洲、欧洲、北美洲外,达赖喇嘛尊者已开始出访南部非洲。

新千年头十年(2000年至2009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四十二个国家,访问次数达到一百三十多次。出访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共二十次,其次德国十三次、美国十一次、意大利十次等,出访期间足迹遍布这些国家的众多不同地方。

直至今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一百多个不同的国家,访问次数超过二百四十次。在印度境内可以说基本上平均每年游历全印度一次。

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不仅仅是出访之旅,也不单单是周游列国。 旅途中的达赖喇嘛尊者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旅途中的达赖喇嘛尊者又把慈悲与智慧的种子播洒在众生的心灵福田,因此达赖喇嘛尊者的旅程震撼了世界。

今天是三月十日藏人抗暴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我有讲述达赖喇嘛尊者点滴足迹的冲动,但达赖喇嘛尊者的足迹遍布全球,我不知如何论道,仅以蜻蜓点水般地给尊者的旅程次数做了个简单的记录。

在未来的时代里人们会关注什么?藏人们又会谈论什么?法王松赞干布的丰功伟绩早已是尘封千年的历史,叱咤风云的格萨尔王是虚构和神话交织的英雄史诗,达赖喇嘛尊者又是什么呢?西方人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悄然而至的革命,有的知名专家断言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思想变化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些旅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藏境内的藏人实践达赖喇嘛尊者指示的精神,以及参悟尊者思想的愿望会让人为之震撼和为之动容。如若不是这样,他们怎么会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千年习俗禁锢的世俗嗜好毅然摒弃?他们怎么又会把自己一直视为财物和饰品的贵重毛皮付之一炬呢? 他们怎么会在荷枪实弹的军人和子弹频出的枪口前英勇站起,高呼达赖喇嘛尊者请回西藏的口号?

达赖喇嘛尊者的和平之旅最终定会行向思念已久的故乡雪域高原。徜徉在雪域故乡的山河隙间自由穿行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夙愿,也是藏族民众日日夜夜的祈求。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继续他的和平之旅的那天是我们藏人最幸福的唯一一天。

达赖喇嘛尊者的旅程既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骄傲、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我三月十号藏人抗暴纪念日发自肺腑的呼声!

——摘自《西藏时报》(藏文版)2010年3月10日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14日 来稿 )

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

藏人艺术家Puntsok Tsering 的作品The Wishing Room



出于深深的触动,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从Faceook上转帖旅居德国的藏人艺术家Puntsok Tsering 的新作品。

Puntsok Tsering la 是这样介绍的:


The Wishing Room

Every one has wishes or hopes, whether for him- or herself, or for society. All human beings hope to have these wishes fulfilled; many pray or plead for this. This place, the Wishing Room, is a place to give voice to these wishes. The room’s theme is the Tibetan concept of rig sum gönpo – requests to the three protector deities Manjushri, Vajrapani and Avalokiteshvara.

An empty podium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A pillar stands to its left and its right sides. Papers in three different colors – rust-red, gray-green and white – are hung up on a line between the pillars. These are the symbolic colors of the three protectors, who also embody the three times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Visitors to the exhibition can express their wishes, hopes or regrets in any language, or in symbols. They will then be hung up like prayer flags – lungta – as in Tibet on mountain passes or on the roofs of houses. The podium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symbolizes the “empty throne” on Tibet’ s passes, surrounded by prayer flags on which the Tibet ans express their hearts’ wish that their “Wish-Fulfilling Jewel,” the 14th Dalai Lama, may return. A video inst allation in the corners and on the wall of the Wishing Room shows calligraphed wishes and poems by the artist. There ar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hat will always be associated with the Tibetans, among them the Mani Lhakor1, Mani Chu khor2 und Mani lung kor3. This is a Mani log kor4.

我请台湾悬钩子译为中文(哦,她很快就翻译了,感谢她):

祈愿之屋

每个人都有许多愿望或希望,不论是为了己身的幸福,还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所有人都希望这些愿望能得到满足;许多人为此而祈祷或祈求。这个称之为“祈愿室”的设立,为的是让这些愿望有一个得以抒发的空间。这个房间的主题是西藏rig sum gönpo(三祜主)的概念——向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观世音菩萨三位守护神的请求。

这个房间正中央,有一个空置的高台,高台左右两边各竖立着一个石柱。石柱之间悬吊着三种不同颜色的纸张——绛红、灰绿与白色。这三种颜色分别象征着这三位保护神,而他们也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空——过去,现在与未来。前来参展的访客可以用任何语言或符号表达他们的愿望、希望与忏悔。访客们所写下的,也将会像风马旗——隆达——一样悬吊起来,如同在西藏的山岳关口或者是房屋的顶上迎风招展的旗帜一样。此房间正中央突起的高台,象征着西藏山岳关口道路上的“空宝座”,这些山隘布满了风马旗,上面写着藏人希望他们的“如意至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终有一天会回来的衷心期待。房间角落里播放着视频,以及墙上的投影,显示艺术家以书法所写的愿望与诗词。许多风俗与传统永远跟西藏人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包括Mani Lhakor(转经筒)、Mani Chukhor(水力转经轮)、Mani lung kor(有屋宇的转经轮)。这也是一种Mani log kor(转经轮)。

其实,不止在图伯特的山岳关口道路有这样的“空宝座”,我在图伯特朝圣和旅行时,常常在许许多多的绛红色的寺院里,见到这样的寄托着藏人心愿的“空宝座”。

比如在拉萨的祖拉康里,也怀着伤感和崇敬,见到过……

拉萨?拉萨!——图像记录(一)

时间:2010年2-3月。

地点:拉萨。













2010年3月15日星期一

三月十日的一封Email


3月10日摄于大昭寺广场。


三月十日的一封Email

文/唯色

对于西藏,三月十日意味着无常以改变所有藏人命运的方式在示现,而这已然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当第五十一个纪念日来临,从北京回到拉萨的我不得不谨言慎行。这是因为土鼠年的这一天再次改变了藏人的命运,为此会看见许多持枪的军人与警察,看不见的则是更多的“昂觉”(耳朵)或者“密”(眼睛)。我曾在一首诗中写过:“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就此打住,让我说说别的吧。

比如在这一天凌晨,我收到一封Email,其中含有值得探究的深意。写信的人是一位信仰藏传佛教的汉人女子,前年三月遍及藏地的抗议发生之后,她去过藏东康地的北边,之后写了旅行记,并在前言中表白:“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国政府强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担忧它还能存活多久。”为此,我把她的旅行记发在了我的博客上。

她后来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学佛。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在第五十一个纪念日集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藏传佛教四大宗派及苯教的领袖和大部分高僧流亡之后,在印度、尼泊尔等重建了许多讲修佛法的寺院,对上万名出家男女僧众提供了自由研习佛法的空间……”这位汉人佛教徒沉浸在诸多藏传佛教大师带来的加持之中,我从她的Email里读到了喜悦。说实话,我很羡慕她,因为我与无数生活在藏地的藏人一样,不可能得到如此亲近诸位大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她还专门给我写了一段话:“看你夜以继日地为西藏的现实痛苦着、奋斗着,我感动,更想对你说,有一条道路去化解这一切,那就是佛法之道,……人类不只生活在西藏,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暂几十年,从来众生都在受苦,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些,放远一些,我们的生命会获得更宽广的意义。……有可能的话,多花些时间修法做功课吧,多和上师在一起,这会使我们的心安详、和平的。”

作为皈依三宝的人,我当然赞同佛法是离苦得乐的解脱之道。不过深想下去,则又觉得有些话需要说出来。信佛与学佛,不应该只求自己得喜乐,当现实中那么多众生得不到喜乐,个人的喜乐又有什么意义呢?去年底,尊者达赖喇嘛在为台湾信众举办的法会上开示道:“我曾在15、20年前会见了一批法国藏传佛教信徒,他们说只关注西藏宗教,而不关注政治,当时我反问他们,你们一早起来有无为佛法昌盛进行祈祷?他们说是的。我当时回答说,如果为佛法昌盛而祈祷,目前西藏的状况正摧毁着佛法,如果祈愿佛法永久昌盛,那就成了西藏问题。所以,西藏自治跟佛法有关,如果西藏没有自治,佛法就无法存在。”

我还想起曾与一位仁波切及他的汉人弟子一起观看电影《梦想拉萨》,讲述的是数以万计的藏人在1959年失去家园之后被迫流亡异乡,与留在家乡的亲人生离死别,在异乡度过几十年艰难岁月。而他们的后代,年轻的藏人们今日的境遇同样充满流亡者的辛酸。这部电影让仁波切热泪盈眶,但他的汉人弟子却轻松地说:“这是西藏的缘分,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要说明的是,我两次提到汉人佛教徒只是因为我认识,并无他意。实际上,就三月十日或者说这五十一年来的每一个三月十日,已经构成了一个民族最沉痛的集体记忆,若没有佛法的化解,无人承受得了。

2010-3-10,拉萨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

3·14的拉萨,仅仅只是一个微小的局部……

时间:2010年3月14日,中午。
地点:拉萨,布达拉宫前。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



这篇文章,我曾在2008年的11月贴在我的博客上,也见王力雄文库。于今日重贴,为的是纪念2008年3月14日……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

目 录

西藏独立路线图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 流血与独立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5. 决战在西藏


一、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西藏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西藏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西藏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西藏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今天,西藏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西藏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西藏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西藏自治区
2、青海省
3、甘肃省
4、四川省
5、云南省
6、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
7、中共统战部
8、公安部
9、国家安全部
10、军队
11、武装警察部队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中央政法委
2、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
3、新疆自治区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内蒙古自治区
6、外交部
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香港中联办
11、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西藏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西藏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西藏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拉萨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西藏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权处理西藏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西藏事件的脉络。

类似拉萨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藏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西藏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西藏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西藏动乱会使当过西藏主管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藏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藏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藏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达赖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萨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特点——权力体系中每个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于核心位置,以个人得失决定行动。官僚为了个人算盘,宁可把事情推向恶性发展的方向,不管会造成什么恶果。回顾此次西藏事件的脉络,从拉萨僧侣的和平请愿,一步步发展成遍及藏区的动荡与镇压,以及扩大到全球的抗议和反抗议,很多环节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14事件发生后,官僚们首先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对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相比,这次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分裂,然而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却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制造这种分裂。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让他们躲在后面,不但可以避免来自民意的质询和追究,还能借助汹涌的民意把权力高端纳入他们的轨道。任何对阴谋论的怀疑,对己方的检视,力图温和的处理方式,缓和矛盾的用意,都会在激愤的民意威慑下无法伸张,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谎言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不断放大,裹挟所有声音和行动。

这种宣传不会平息事件,反而是火上浇油。一九八零年代的藏人抗议局限在拉萨,这次却遍及整个藏区,其中电视是重要原因。当年少有的电视现在普及到各个角落。虽然藏人攻击汉人的画面可以让汉人认同对藏人的镇压,但是对藏人的效果却相反。各地藏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淀的不满,很容易被直观的电视画面引发出来。可以说,电视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引发藏区抗议的动员令。作为藏人,不但理解和同情拉萨街头发生的行为,有些人还会被电视内容误导,认为应该用同样行为表达不满。藏区个别地方发生针对异族的暴力事件,正是在看到拉萨街头的电视画面后。当局把藏区各地同时发生抗议作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明。其实哪里需要组织、预谋和策划,让各地藏人同时看到拉萨人已经起来的活生生画面,就足以让他们同时走上街头了。而这个动员令,正是当局自己发出的。

另一方面,单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讨理由只渲染现象的舆论煽动,把事件片面表现为藏人对汉人的无端仇杀,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与藏人的种族切割。近年汉人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对藏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藏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互联网上充斥中国愤青对藏人的狂热辱骂。对藏人的排斥成为中国社会弥漫的风气。到处发生对藏人的歧视与不公。机场、旅馆、各种检查站,只要见到藏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对待。甚至藏族儿童在学校也受汉族同学欺侮。这种出自汉人的整体敌对,把藏人整体推到了汉人的对立面。出于对官方宣传的反感,藏人对官方言辞一概抵制,同时也对汉人的仇藏还以相反的仇汉。可以说,从这次事件后,汉藏之间已经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种族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随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本无民族区分的藏族孩子从以往为中国加油变成每见中国失掉金牌就欢呼。孩子的变化,正是预示西藏问题的长远走向。

在这次西藏事件前,西藏独立的其他条件一直相当充分——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历史地位清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和运转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备的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作为藏人主体的境内藏人缺乏追求独立的足够动力。虽然西藏问题长期存在,但是集中于政治、历史或文化层面。双方被卷进纠葛的主要是官方、民族上层、知识界或国际社会。即使是一九五零年代的藏人武装反抗和达赖喇嘛出走,也被毛泽东化解为阶级斗争,并未变成种族对立。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萨抗议因为没有扩散到其他藏地,也未影响到整体的藏汉关系。两个民族的普通民众之间,可以说此前关系一直比较和睦,甚至比较亲近,在境内藏人多数不追求独立时,有利于西藏独立的其他条件再多,也不会发生作用。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正视西藏独立前景,原因正是在这里。

但是这次西藏事件却在藏汉民族之间整体地切开了鸿沟。民族关系变成了种族对立,情况就发生了本质变化。上层和精英之间的民族矛盾相对容易化解,政策变化、体制改革、翻案平反等都可能成为出路,然而以血缘划分的种族矛盾涉及每个人,遍布在两个民族日常交往的所有细节。双方任何成员、任何接触都可能成为冲突之源。而所有冲突都会起到继续动员的作用,使得种族之间仇恨增长,冤冤相报,冲突升级,两个民族只能越走越远,从此踏上不归路。这时受到压迫与歧视弱势民族一方,产生要求独立的诉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旦境内藏人普遍把西藏独立当作愿景,西藏原本具备的独立条件就立刻变得有效。正是这个重大变化,使得西藏独立进入了现实层面。虽然最终能否实现独立还要取决于历史时机和外部环境,但至少从藏人自身而言,条件已经齐备。这是此次西藏事件完成的转折。如果“藏独”方面要论功行赏的话,头功理所应当该授予的就是把藏汉民族变成了对立种族的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既然从一开始就把事件定性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对于把统一奉为最高原则的政权,处理方式就只能是坚决镇压,没有缓和余地。这是藏区各地政府和官员不敢有违的立场,也是军警执行镇压的指导思想。拉萨事件发生后,藏区各地政府及军警的过度反应与草木皆兵——大规模逮捕、暴力镇压、刑讯逼供、封锁寺庙、迫害僧人,人人过关等,引起藏人广泛不满,促使更多普通百姓卷入其中,致使反抗扩散到整个藏民族,应该是这次西藏事件规模如此扩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在官方宣传灌输下,从外地调进藏区执行镇压的汉人士兵把藏人一概视为分裂国家的敌人,因此以仇恨心态对藏人施暴,引发了很多本来不该发生的冲突。比如汉人士兵见到藏人家里供奉“分裂集团头目达赖”的照片,会粗暴地进行损毁,甚至逼迫藏人自己动手损毁。这对把达赖喇嘛视为至尊的藏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藏族老人为保护达赖喇嘛像而遭士兵殴打,老人的子女当然愤怒,亲属和乡亲也会不平,于是卷进更多的人。冲突就这样发生和扩大,演变成事件,甚至导致军警开枪,造成伤亡,再被归于“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进行镇压。类似之事这次各地多有发生,其实往往并无政治内涵,完全属于“激起民变”。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总结的“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至今已化为官僚集团的基本思维,是所有官僚奉行的准则。按照他们的权力崇拜心态,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他们在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种穷凶极恶在这次西藏事件得到充分体现。本来许多和政治无关的活动,如过节、赛马、宗教法会等,只是传统风俗,自古已有,但是在把“非我族类”视为“其心必异”的官僚眼中,尤其是外地调来、全然不了解民俗的军警来看,只要聚众就可能出事。既然要“先发制敌”,“不露头也要打”,最稳妥的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聚众,封杀所有民间活动。或者即使没有禁止,也要重兵防范,军警包围,架设武器威慑等。可想藏人对此的反应——“凭什么你们能开奥运会,我们不能开赛马会?!”血气方刚的藏人面对如临大敌且态度蛮横的军人,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冲突,酿成事件。对当局来讲,那正好验证了聚众就会出事的判断,于是更加禁止民众活动。孰不知之所以出事,恰恰就在于他们的这种判断。

其实,即使从统治者角度,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也非好方法,因为“萌芽”不能真实地显露事物性质。有些“萌芽”本来并非“不稳定因素”,让其生长只能有利于稳定,而粗暴的“消灭”却将其推到了敌对,等于制造了新的敌人。即使这种镇压一时造成稳定的表面,但是从长久看,不稳定的因素不会被消灭,只是压抑和积累,等待时机形成更大的爆发。

僧侣在藏地本是理性与和平的群体。当他们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不满,如果当局能够虚心聆听,正面互动,对藏地的长远稳定肯定只有好处。然而当局内心深处把僧侣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达赖扎根西藏的基础、西藏独立的土壤、闹事者和煽动者,总之都是负面的,因此一遇到僧侣挑战,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粗暴举动。3.14拉萨街头出现的暴力事件,与此前连续几天军警殴打和平抗议的僧侣有直接关系。那几乎是一模一样重复1987年拉萨事件发生的起因,让人惊讶当局不汲取教训的颟顸。对藏人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与官僚对僧侣的蔑视与厌恶相反,僧侣在藏人心目中地位极高,既是藏传佛教的三宝之一,又是藏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作为藏人精神世界的引导者和护佑者,受到藏人极大尊崇。因此藏人最不能容忍僧侣遭受虐待和羞辱。军警对僧侣的暴力行为会引发藏人骚乱几乎是必然的,只有被权力傲慢遮蔽了双眼的帝国官员才会看不到这种后果。

而当局并未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各地僧侣被当成主要打击对象;众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遭到军警侮辱性搜查;除了参与抗议的僧侣大批被抓,还有很多僧侣被限制行动自由;一些寺庙长期被关闭;外地户口的僧侣被驱赶;强令所有寺庙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逼迫僧侣们公开谴责达赖喇嘛。很多僧侣为了躲避这种人人过关离寺出走,有些寺庙竟走得几乎无人。如果说在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前,僧侣中还有不少是不问政治、一心修行的,不满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导致整体否定中国的统治,这次事件却使西藏僧侣集体地转向对西藏前途的政治思考,赞成西藏独立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中国当局把西藏僧侣整体地推到敌对位置,等于是给自己制造了最难摆平的对手。西藏传统民歌这样形容僧侣:“立起是一支香,倒下还是一支香,抓我的脑袋只有头发,摸我的屁股只有破布。”说的就是僧侣无家庭牵累,无后顾之忧,因此无所畏惧,敢于反抗和挑战。之所以西藏历次事件总是僧侣打头,这是重要原因。同时,以僧侣在西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以僧侣在西藏民间的广泛渗透,他们对中国统治的不满和西藏独立的诉求绝不会仅限于自身,而是一定会对藏人百姓产生广泛影响。

官僚集团的另一种行为——急于拿出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据,为此大量抓捕藏人,使用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等,在这次西藏事件中也波及众多藏人及其家属,造成广泛的离心离德。在实施了众多迫害后,最终也没有拿出自圆其说的证据。媒体对达赖喇嘛的指控在藏人听来全是谎言,即使对未发生抗议的藏区,也使民众心生反感,造成扩大矛盾和制造仇恨的效果,反而会让更多的藏人考虑“分裂”是不是更好。当局进行的“反分裂”宣传等于在给分裂意识提供素材。藏语中的“西藏独立”——“博让赞”原本是多数藏族百姓不知道的词汇,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经过长期的“反分裂教育”,这个词现在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博让赞”成了从僧侣到普通市民到农牧民甚至小学生都要喊的口号。

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把藏人当成敌人,藏人最终会真成为敌人,处处防范藏人“分裂”,藏人最后就会真要分裂。对这次波及整个藏地的抗议运动的性质,观察者有不同解读。其中主要分歧在于,这究竟是要求西藏独立的政治运动,还是仅仅在表达对经济地位或官方政策的不满。让我来看,这次事件的过程不见得有明确的西藏独立诉求,而是诸多因素综合所致,包括发展造成的落差,经济层面的不满,移民问题,境外影响和“羊群效应”等,官方宣传的反向动员和镇压反弹更是起了推波助澜之效。然而这次事件的结果,却是让藏人普遍有了西藏独立的意识,形成广泛认同。因此,等到下一次再发生类似事件,西藏独立将会成为众多藏人的共同诉求,成为自觉的运动,并会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主要的驱动力和思想指导。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过去没有多少矛盾,中国人对西方人好感居多,对西方媒体也相对信任,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也只是针对西方政府。而西方人对中国人也无恶感,虽然西方社会与媒体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却是把中国民众当作专制政权的受害者。然而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双方民间却直接交锋并且对立起来。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大加讨伐,对西方民众也恶言相向。这种态度转变,是中国官僚集团舆论战的成功。不过舆论战所依赖的条件——官方垄断信息,对于成功煽动中国人是必要条件,同时却是必然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的原因。

为了封锁信息,当局于3.14事件发生当天就在拉萨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随之将所有外国人驱离西藏。此后各地藏区长期不许外国人进入,到处设卡检查。图像被视为最敏感资料,执行命令的军警大量侵犯人权,除了防止境外人得到图像,有的藏人仅因为用手机拍摄了照片就遭酷刑和长期关押;即使是汉人被发现在藏区拍摄了“敏感”图像也会受审问、没收设备或删除图像。严密的信息封锁使得西方媒体几乎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利用间接消息进行报道。而间接消息容易出错,授人以柄,使得西方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被普遍抹黑。中共宣传部门与西方媒体的多年斗争中第一次占据这种上风,十分得意。

然而这并不能让西方媒体服气。中国民众一面倒的谩骂、恫吓,加上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的制裁与施压,只能把被称作“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整体地推到与中国长远为敌的位置。虽然中国人的敌意会使西方媒体报道时更加仔细,更多考证和平衡,然而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增加,不仅厌恶专制政权,也厌恶中国人表现出的狂热和暴戾。可以相信,今后只要有机会,类似这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联合围剿还会发生。而西方民众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被媒体主导。得罪了西方媒体,将其推到对立面的结果,最终势必转化成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更加妖魔化。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的新闻封锁,西方公众即使无法从本国媒体得到第一手消息,也决不相信中国媒体,并且质疑中国官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所有言词。因为这对他们是简单常识——只有谎言才需要封锁信息。即使封锁能做到让人不知道谎言的具体内容,但是彻底的方法就是对封锁信息者所说的一切全部当作谎言。之所以西方民众对北京奥运火炬进行激烈抵制,也是因为缺乏其他渠道进行有效表达,借此发泄对中国当局封锁真相的愤怒。

中国官僚集团并不在意西方民间的看法。他们需要中国民众与西方社会的对立来证明自己得到民意支持,此后又利用奥运火炬在西方的遭遇进一步刺激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敌意。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极权主义的擅长。在面对宏大问题时,民众没有足够信息与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容易被煽动与操纵。中国民众虽然在多数问题上对政府并不认同,却接受了把国家统一当作基本价值观。对远离自身日常生活的西藏,多数中国人只能以简单的“分裂”与否进行判断。当官方媒体以一个声音指责西方敌视中国、偏袒“藏独”时,激发起中国人的敌意不难做到。此次西藏事件除了把汉藏关系变成种族对立,同时又把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推向形成两个对立阵营的发展轨道。

的确,中国民众这次对政府的支持前所未有。在互联网上,或是在国外街头,中国爱国者和西方人短兵相接。然而中国人不被允许看CNN,却狂热地反CNN;在自己国家没有示威自由,却在其他国家聚集起来再现文革场面(这些行动不乏中国官方支持和大使馆幕后组织),一方面会让西方人更强烈地在价值观上否定中国,另一方面也会刺激西方民众把中国视为具有强烈敌意、终有一天会威胁自己的整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分开,区别对待。

阵营敌对最无理性存身之地,双方都会采取简化的认同,如足球流氓那样聚在一起羞辱对方,不问理由,没有是非。一旦当西方民众和媒体认定中国人对西藏普遍存有殖民主义心态时,会使他们认定西藏必须从中国统治下解放,而不管中国政权性质将来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民主人士坚称中国民主后西藏就会自由的许诺不会得到信任,因为制度变化不等于民众心态会变化。这将大大增加未来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难度。

今日中共不再是意识形态至上的革命党,而成了善于投机的实用主义利益集团。照理说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应该避免与西方形成阵营对立。然而事情朝什么方向发展,往往取决于内在逻辑。专制体制的特点正是即使每个局部都以自我理性行动,全局结果却可能远离理性,而且也不符合全局的整体利益。这种局部理性合成全局非理性的“纳什均衡”,对事物走向往往更有决定性。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反分裂”官僚集团对自身而言的理性算计与趋利避害,合成了中国官方在此次西藏事件中的整体谬错。

二、帝国政体的困局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帝国政权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帝国疆土的完整,所设立的“反分裂”部门因此地位显赫。曾担任过中共高官的西藏共产党创建人平措汪杰先生对这些部门与人员的描述是“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这是因为,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为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但不要民族问题最终解决,反而会有意强化冲突,渲染“分裂”危险,无限上纲,没事找事,小事搞成大事;或是为了显示政绩,强化对事态的处置,促使冲突扩大;或是为推托责任,拒不承认错误,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较小的错误。对官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不智,有人归于行事官员愚蠢。其实那不对,官员们都很聪明。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整体不利,照做不误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办好事情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从中得益。例如组织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搞“红海洋”的驻外官员,很多都在西方受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会不了解那种场面一定让所在国民众和媒体反感,破坏中国的形象。但是他们的官运不取决于所在国的好恶,而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满意。中国领导人在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布满中国国旗和爱国华人,感到脸上有光、心头解气时,那些驻外官员就有了增加升迁的可能。这才是他们的出发点。至于对国家造成的危害,那不会落到他们个人头上,也不由他们承担责任,因此无需他们操心。

前面说了涉藏官僚集团把事件起因推给“达赖集团”能让他们把责任推得最干净,然而至少对其中的公安、国安、武警等部门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职责本来就是防止“敌对势力”和“境外势力”破坏,竟然让“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如此得逞,责任本该最大,为什么会默认这种不利于本部门的说法呢?除了为利益共同体所进行的必要担待,由此还显示官僚集团高超的另一面。单纯推卸责任只是官僚的初级本能,更高手腕则是把危机变成捞好处的机会。那些情治和镇压部门不会由自己担待责任,而是会归咎于资源不够、经费欠缺、权力所受限制过多,政策过于温和等“外因”;当他们用强力把藏人的抗议血腥镇压下去,摇身变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同时再次证明了只有强硬镇压才是有效法宝;这时再反过来总结以往资源不够,权力所受限制多,政策过于温和的“教训”,要求权力高端给予更多资源和权力,实行加强他们地位的强硬政策。一般来讲,这种手腕一定得逞,因为只要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渲染事件的暴烈、“分裂”的危险,可以轻易吓住帝国的权力高端。而对帝国当权者来说,为了保持帝国疆土完整是从来不计代价的。

可以预期,这次西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会打断中国政权走向开明化的进程,那些力图使中国摆脱警察国家的改革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原本已经实行的缓和措施正在取消,软化的权力重新坚硬,并且再度集中。在“反分裂”和“反恐”名义下,中国民族地区的未来政局难免趋向法西斯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集团吃“反分裂饭”的结果。

官僚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会追求自身利益,这并不奇怪。但是好的制度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好的机制,坏制度却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坏的结果。让聪明的官僚聪明地去做对政权和国家愚蠢的事,正是专制制度的弊端,也是专制终会垮于内部的原因。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不过,人们免不了奇怪,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上级决定下级,虽然官僚追求自身利益或部门利益,但是高端当权者对下属部门不顾全局的行为,为何会听之任之,不进行干预和统筹领导呢?

这里不设想专制者昏聩的情况,虽然在专制历史上,被虚假信息包围的专制者落入昏聩远高于其保持明智的可能性。然而更能反映中国权力体系本质的,却是专制者即使明智,也无法扭转下属部门共谋形成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专制体制中,专制者的决策只有通过官僚体系进行具体操作才能贯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专制权力对外虽可以绝对专制,对内却存在专制失效的可能。只有在不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专制者才有对官僚集团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专制性,而只要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官僚群体就会共谋合作,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专制者的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和落实,这时,专制权力的专制性就大打折扣。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会体现于制度和程序,只是以官场潜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是一种物竞天择演化形成的机制。官僚之间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得失极其敏感,精于谋利,容易形成共识,而且无需串联和组织,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就能默契地共谋,达成相互庇护,成本低,风险小。因此,专制者要想让自己权力得到贯彻,便需要顺应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才能使官僚集团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不是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力图对官僚集团说一不二的专制者。那除了需要具有特殊权威,还必须使用极端手段——如启用野心勃勃的新人充当酷吏,对官僚集团进行清洗,以肉体消灭的恐怖进行慑服。然而那种手段只是见效一时,飞扬跋扈的酷吏几乎都无好下场。暴君终归要死,或是清醒过来就会明白,以利益收买而不是恐怖威慑更能换取官僚集团的效力。对于多数只求利益和权力的专制者,达成与官僚集团的分肥,自己清闲地坐车,让官僚们奋力地自觉拉车,岂不比与官僚集团南辕北辙地较劲要省心和实惠得多吗?

即使以毛泽东对中共官僚体系的权威,在他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他居住的北京发表一篇文章,可见官僚集团的能量有多大。毛最终采取的方式是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摧垮阻碍他意志实现的官僚集团。那种被命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史无前例和登峰造极的,最终却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毛也离不开官僚集团。文化大革命可以摧毁旧的官僚集团,但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官僚集团来为他贯彻权力。而不管什么官僚集团,最终都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也就会起作用。毛泽东最终只能无奈地退到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恫吓,把他的文化大革命降低到酷吏来使用。

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就此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决心不允许再出现专制领袖可以摧毁官僚集团的情况。毛后几十年中共推行“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等,说穿了就是在加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保护官僚集团不再受领袖伤害。而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权力下放,本质也是让官僚集团分掌更多权力。至今,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约机制,官僚集团也有了相当充分的能力,既不允许再出现酷吏式的党内清洗,也不允许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类群众运动,甚至不再允许党内出现可能导致分裂的路线斗争。今天,中共党内的高层权斗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一定程序化,其深层原因,就是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在起作用。

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转变。在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以诉诸路线斗争进行的高层争权中,官僚们只能处于被动状态,选择跟随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随代表人物的沉浮而沉浮。而当维护执政和获得利益成为中共的主要目标时,执政的具体操作者和利益的主要承载者——官僚集团就变成了党的主体。失去了意识形态背景的党内斗争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从而不再有合法舞台。随着“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进一步加强,不利于集团整体的党内斗争将在相当程度上被联合起来的官僚所遏制。这时的中共将变得比以往更少分裂,更为务实。高端当权者不再是以往那种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变成了官僚集团利益的协调人与代言人。这时的高端当权者只有通过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交换官僚集团的支持,坐稳自己位置。

官僚集团熟悉政权机器,善于经营,一旦建立了制约高端当权者的机制,便一定会将其尽运用到极致。他们可以在无形中决定高端权位的起伏、人事更替、政策导向等。而只要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就不会仅限于避免发生党内清洗或文革,而是扩展到避免对自身的任何不利,以及尽可能地用于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因此,把所谓的“党内民主”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步骤,完全是看走了眼。“党内民主”只是古已有之的“官僚集团民主性”的别称,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毫无关系。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西藏政策为何不会改观。它牵扯十三个省部级以上的涉藏部门,或者说二十四个省部级以上的“反分裂”部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采取“瞒上欺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拖字定乾坤”等手段,哪怕只有一个省部级单位不执行中央决策,中央无可奈何的情况都不鲜见,何况二十四个部门结成联盟。

相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今日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无法相比,既缺少资历和功绩,也没有卡里斯玛人格(依靠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皆为官僚出身,在官僚体系浸淫多年,熟知官场规则,从逆向淘汰的官僚阶梯循序爬到高位,何尝不知道官僚集团的手段厉害?他们是否想走不同路线且不论,即使想,很可能也得知难而退。他们本质上不是领袖,只是到达了顶峰的官僚,几乎不会有超越性,全部目标就是掌权,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在毛、邓那类独裁者身上可能发生的决断与自我转变,对他们难以指望。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看不到中共高端的动作,全凭“反分裂”部门自行处理,成为此次事件的特殊之处。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涵盖权力的各个方面,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一应俱全,相互构成决策、执行和协作的完整链条,即使没有高端领导人主持,也能自我协调,自行运转。

除此之外,今日中共还落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从革命党蜕变成权力集团,作为权力核心的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民族主义成为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举国体制进行的灌输与不厌其烦的改写历史,使中国人普遍确信当年中国以帝国方式占领的领土“自古属于中国”。这种状况使得“反分裂”官僚们占据了“政治正确”的位置,拥有民意支持,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反分裂”既可以被他们当作盾牌,又可以被他们当作武器——无人敢对他们表示异议,他们却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的联盟,加上占据了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高地,使他们能量十分巨大,甚至有能力启动“党内民主程序”进行政变,以捍卫国家主权不力的名义罢免跟他们不一致的高端领导人,而且很容易赢得党内党外的民意支持。因此,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种威胁面前,为了不被政敌抓住把柄,避免民众舆论的攻击,总是会宁左勿右,而不会采纳可能使自己地位受威胁的新思维。即使他们心里清楚如此下去会有更大危机,能做的也只是把危机发生时间尽可能后推。中共领导人从终生制改为轮流坐庄制,表面是一种进步,实际却导致在台上者宁愿“击鼓传花”,只保自己任内平安无事。至于把危机推到后任爆发,那就与己无关了。

因此,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希望绕过中间层次直接与中共领袖交流,藏人精英给中共高层写信恳劝,在我看都是没有认清真正的决定因素。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并非中共高端可以独断。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中共高端可能对西藏问题进行某些特殊处置,但那只会停留在策略层面,不会触动实质。知道了“反分裂”势力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占有多么重要和广泛的位置,就可以清楚,指望靠中共领袖个人(即使是再开明的领袖)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 流血与独立

“反分裂”官僚集团堵塞了在中国内部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持续产生的矛盾只能不断积累和发酵,最终把西藏推到争取独立的方向。不过,很多人会认为西藏与中国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即使西藏全民族都为独立而战,也不可能达到目标。如果孤立地看西藏和中国,并且静止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上,的确是这样。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西藏和中国都要很大程度受国际影响,中国的强大也非永远不变。近年独立的东帝汶和科索沃在力量对比上都处于相当弱势,却都实现了独立目标。与他们相比,西藏独立的可能性不会更小。

东帝汶和科索沃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决定因素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支持。之所以两地独立得到这种支持,很大原因在于两地人民遭受的人道灾难(至少桌面上的理由如此)。在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时,种族矛盾导致的仇杀会成为民族独立被认可的主要根据。西方社会早就认为西藏发生过大规模人道灾难——藏人非正常死亡人数被认为接近百万,西藏寺庙曾遭尽数摧毁……在这种基础上,未来西藏发生的人道灾难即使没有东帝汶、科索沃那样惨烈,也足够让西方支持西藏独立。

西藏未来会不会再发生人道灾难?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次西藏事件被镇压下去,却不等于就此了结,反而成为下一次更大爆发的起因。如同这次事件比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萨事件规模更大,下次爆发会比这次规模还大。这并非是无根据的猜测,我甚至能预言下次爆发:把其他可能的爆发撇开,至少在达赖喇嘛去世时,如果西藏问题仍未进展,达赖喇嘛也没能回到西藏,大爆发是一定躲不过去的,境内藏人会全面起事。中国镇压机器根本无法防范,因为信息时代已无法封锁达赖喇嘛去世的消息,而藏人起事也无需其他串联,消息本身就足以让各地藏人不约而同揭竿而起。

领袖去世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中国有过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导致的四五运动,有过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导致的六四事件,其震荡都导致中国历史发生改变。设想达赖喇嘛去世引发西藏大动荡决不是危言耸听。稍微了解西藏就会知道,达赖喇嘛的命运是每个藏人心头的伤口。作为西藏宗教至高无上的领袖,活在现实的菩萨,达赖喇嘛放弃了西藏独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如此谦卑换得的却是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和终生等待他的人民与信徒见面,就此永别,这种痛是无可比拟的。达赖喇嘛在世时,不论有什么挫折,藏人总还有希望,一旦他去世,希望变成绝望,仇恨压过恐惧,爆发一定非常激烈,“西藏独立”也将从目前的口号成为切实的运动。

当然,仅靠示威不能实现西藏独立,毕竟中国军警总数接近藏人的总人口,而且是以毁灭性武器对付赤手空拳。但是悲愤的藏人绝非轻易可以镇压。所谓“一人拼命,十人难敌;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何况藏人有六百万。那时中国当局将不得不再次乞灵于种族主义(信仰崩溃的中国再无其他意识形态),煽动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军警大开杀戒,同时鼓惑中国民众支持“反分裂”的屠杀。

很多藏人会在那个过程失去生命,但是民族独立之路往往正是鲜血冲刷出来的。镇压不一定会使藏人退缩,他们甚至可能主动迎接暴力。一方面西藏传统宗教的苦行观念会提供这种动力,一方面非暴力抗争也有这种内涵。流亡藏人居住的印度是非暴力抗争的发源地。被誉为圣贤的甘地正是号召他的追随者要“学习死亡的艺术”。按照一些分析者的解读,甘地主张的并非是对施加于己的暴力不反抗的“消极非暴力”,而是要去主动挑起对方的暴力施加于己,才能“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改革的目的”(甘地)。对持有这种理念的西藏独立者而言,中国对藏人的屠杀正是能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独立的历史机会,因此不是要力图避免,反而应该有意加以运用,甚至会期望中国的屠杀够得上种族清洗的规模,才会调动起国际社会最大的同情与支持。从西藏独立者角度,这并非是无视藏人的生命,而是在实践甘地所述的非暴力抗争之核心——“把生命奉献给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藏人的血流得越多,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就会越强。由此来看,中国的武力镇压不但将是失效的,而且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帮助西藏实现独立。

发生种族流血冲突和出现种族清洗的灾难,是种族间无法共存的证明,是促使国际社会出面对受迫害民族进行庇护,继而支持受迫害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主要理由。而按照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推动的逻辑发展下去,未来西藏难以避免发生这种灾难。那时,西藏实现独立所差的就只剩最后两项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出面推动西藏独立,并且承认西藏的国家地位;二是中国自身陷入动荡,不再有对抗西方和镇压西藏的能力。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至今,西方政府对中国继承帝国遗产并未表达异议,也没有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主要是西方民众与媒体。西方社会是多元的,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是空前一致。对中国人来讲,这可以算一种奇观——很多西方媒体完全不了解西藏,却总是黑白分明地下结论;更多的西方人完全没见过西藏,却要充当西藏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中国人的质问是:即使中国继承了帝国遗产,曾经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列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更多,甚至今日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当年西方殖民者的后裔所建,西方人有什么资格在西藏问题上装成正义化身指责中国呢?

时间是一种解释。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当年的错误不能作为中国今天的理由。的确,时间需要成为一个因素,否则任何根据都会在无限追溯中无从立身。中国和西方几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时间错位:中华帝国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强最为凶悍之时;西方殖民行为获得合法性,主要靠有效统治,中华帝国时间虽长,却只求万方来朝的心理满足,放任“诸藩”自成一体;当与西方的相遇使中国明白“朝贡体系”只是虚荣,必须实现有效统治才能符合主权体系,保住疆土,一连串的国难和战争又阻碍了这种进程;而当世界进入非殖民化时代,民族独立建国成为主流,西方国家纷纷从殖民地撤出时,中国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军西藏,导致达赖喇嘛带领数万藏民流亡他国;随后当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为文明进步的原则时,中国却在西藏开展了砸毁寺庙、禁绝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当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世界成为普世价值观,中国仍然以主权为至高无上,为此肆无忌惮地侵害人权。

不难理解,首先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每一步都与潮流相逆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饱受西方指责。不过中国人仍然可以反问,凭什么由西方确定时间标准?凭什么要把西方当作原点判断中国的错位?即使从中共执政算起,至今中国已有效统治西藏半个多世纪。而今天西方的法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都存在民族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西藏问题被指责?

这就涉及到西方与中国的另一个不同——西方国家是用民主方式赋予了保留帝国遗产的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居民表决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英国当年允许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去留,结果是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是经过民众公决否定了独立。因此,那里的民族问题只是少数人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西藏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至少中国从未给过西藏人民选择的机会。

今日,在摒弃了殖民主义的西方社会,自由、人权、反殖民成为社会共识,而民主制度则使西方民众对中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通的西方人不像政客或商人受到中国的利益或政治制约,他们判断远离日常生活的西藏问题,主要是用价值标准。西藏在他们眼中一直是被中国占领的独立国家,而西藏问题几乎能综合所有西方与中国的价值分歧,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炮轰中国的最好靶子。不管中国人对此如何不解与愤怒,这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

对此,西方媒体起的作用也很大。一方面,市场化的媒体必须跟随大众感情在西藏问题上追随大众一面倒毫不奇怪。另一方面,当大众与媒体高度一致地相互作用时,会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性质,我称为“广场效应”。如同希腊城邦在广场上进行的民主,竞争者把煽起群众狂热视为成功,群众则以鼓掌或喝倒彩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那样,今天的公众被媒体和当代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等于制造了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广场。媒体与大众的相互激励,汇聚出比古代广场大得多的群众效果,且导致情绪在整个社会快速地传染。

大规模人群彼此无法充分沟通,也无法进行深入思考,只能用简单概念获取共识,以明确结论断定是非。西藏独立在西方本来就有很强的民意支持,这次西藏事件中形成的中西阵营对立,中国民众的反西方姿态和对西方媒体的围攻,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广场效应”。市场竞争促使西方媒体紧盯大众关注热点,因此今后会始终把西藏当作对象,不懈地捕捉任何蛛丝马迹,特别是藏人的抗争和中国的镇压,并且把所有的迫害和流血都以放大方式展示给西方民众。那种效果反过来又会给“广场效应”不断加码,促使西方民意更加支持西藏争取独立。在当今世界所有民族问题中,最能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就是西藏。可以说,西藏自由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同时也成为各种势力争抢和利用的制高点。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如果与中国对立的仅是西方民众与媒体,只在乎权势的中国当局尽可以当作“杂音”不予理会。然而中国当局所在乎的西方当权者,却是要靠民众的选票才能上台。他们只要追求选票,首先就得追随民意,因此最终一定会被民间的“广场效应”裹挟。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状态,本质上是不可更改的。面对西方,中国政府无法要求西方公众改变态度,也无法要求西方媒体转移立场,那只能得到反感和反弹,自取其辱。中国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贸易大单引诱或威胁西方政府,迫使西方政客们接受中国的立场。但是即使西方政客一时顺从中国,却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管束本国民众与媒体。相反,他们归根结底要被本国民众和媒体所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就会争相站到支持西藏独立一边。

虽然今天没有哪个政府承认西藏独立,然而政府态度从来是可以变化的。民间“广场效应”的推动只是因素之一,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还会有另一面考量。六四时西方国家虽有过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民主追求却抱有希望。随后的苏东变化给了西方信心和耐心。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更使西方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变化出现政治变化。然而这次西藏事件证实了这种希望的虚幻。中国没有随资本主义进程融入西方阵营,反而随经济崛起有了更多威胁性;中国当局这次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极力显示强大、强硬、以及操控民众的一面;中国民众(至少是西方眼中看到的)并没有成为民主力量,反而是和专制政府结成了同盟,对内欺压弱小民族,对外敌视民主社会。这样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法西斯帝国的形态,令西方政治家感到惊恐,未来若任凭中国崛起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威胁世界和平?

在民主、自由、和平等表面文章之下,西方对中国的不满还与切身利益有关。譬如中国以低人权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吸引国际资本,制造出大量廉价产品冲击国际市场,损害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得以形成的劳资关系、福利制度和市场秩序;中国经济对资源的巨大饥渴给全球生态危机雪上加霜;中国日益活跃地参与争抢资源的行列,在全球与西方进行角逐,加剧了资源紧缺,导致价格飞涨;此外,更深层还有不会摆上桌面却绝非不重要的担忧——假如中国达到与西方相近的消费水平,濒于生态极限的世界会不会因此崩溃?西方政治制度决定了无法以降低本国消费解决生态极限的危机,只能去抑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的消费提升。这其中当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霸权主义和不平等人权,却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西方政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潜在依据。

为了上述桌面上和桌面下的考量,削弱中国、抑制中国继续发展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愿景。而达到这个目的,肢解中国,让中国陷于肢解后的内部冲突和相互牵制不能自拔,也让中国丧失支撑崛起的资源与空间,是釜底抽薪的方式。只要找得到名正言顺的口实,也许就会成为西方国家乐于接受的集体安排。而什么口实会比以反帝反殖民名义促成西藏独立更为名正言顺呢?西藏独立会连锁地带动新疆甚至更多中国民族地区独立。要知道,仅西藏和新疆两地,就将使中国失去百分之四十领土,也会把中国更远地隔离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中国的肢解不但不会遭受谴责,还会戴上解放者的桂冠。因此,目前看似小心翼翼不忤逆中国的西方各国政府,只要历史发展提供最后一个条件——中国陷入内乱,就可能在很短时间转移到支持西藏独立的轨道上。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那么,今日看似日益强大、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不会有陷入内乱的一天呢?一种对目前中国状况的评价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糟。不过多数人看到的中国仅是从未有过的好,没有看到从未有过的糟。而被看到的好和看不到的糟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很可能在人们毫无意识之时,从未有过的糟就会突然浮出水面,在措手不及中酿成大祸。此次西藏事件的爆发,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以往只看到了“好”。

其实,今日中国的好,说穿了只是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不说这种发展速度快的代价须在明日加倍偿还,仅以常识也可知世上没有任何经济能够永远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埋伏种种隐患,面对重重困境,危机迟早会不期而至。那时,原本被经济高速发展掩盖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必将随之而来。三重危机叠加,政权垮台、管治真空和社会动乱等一系列后果都可能出现。

眼下,因为看不到挑战中共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以为中共就会一直统治下去。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非得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结果。有一种研究让沙子一粒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沙堆,同时精确地计算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后,沙堆就具有了“一体性”。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沙堆的“一体性”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沙堆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注意:只是一粒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中国也如同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是无法防止垮台的,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按照中共目前这种拒绝政治改革,不断积累各种矛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迟早会爆发全面危机。专制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法预测,既无规律,也缺乏资讯,因此其变化总是“突变”。试问有几个人事先看到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会垮台呢?它却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是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垮得越烈。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虽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却总是一垮就兵败如山倒。

真正稳定的社会需要具有多重整合机制。除了政权,还有道德伦理、法治,完善的市场,国家化军队,以及宗教组织、民间社会、多个政党等。这种多元并存的机制对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不可缺少。就像多党制中执政党下台,反对党马上可以顶替那样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造成的社会失序。然而步入多事之秋的今日中国恰恰只剩依靠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一党政权进行整合,其他整合因素都被政权吞食,不是变成政权的依附,就是被视为异己力量而“消灭于萌芽”,或是在重重压制下无法生长,因此都无力担负整体的整合。这样的社会一方面似乎没有挑战,异常稳定,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一天政权垮了,整个中国就会出现整合真空,由此陷入内乱,长期无法恢复秩序。

可想而之,当那一天到来,目前靠武力压制的民族矛盾会立刻爆发,民族独立运动也将风起云涌。而专制中国的镇压能力却会随内乱瓦解,或是消耗于内斗。那些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民主人士所说的,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照样不会允许西藏独立,只会是一句空话。因为陷入了内乱的中国哪里会有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如何能从被中共消灭了其他整合机制的空白中产生?那时就可以看出中共把中国绑为人质(要亡一起亡)的后果——当中共失去了控制中国从而也失去控制西藏的能力时,中国也将不会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控制西藏。

5. 决战在西藏

达赖喇嘛的放弃独立,谁都知道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牺牲。未来如果有一天西藏可以实现独立,他真会拒绝吗?中共执政者不抓住时机把他的放弃独立尽快变成法律事实,而是置之不理,何其不智。对中共的政客谋士而言,中共垮台的前景是思维大忌,因此会闭眼不看,也不会去想达赖喇嘛作为西藏问题的钥匙,可以开门,也可以锁门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陷入内乱,西藏问题仍无进展,达赖喇嘛就有充分理由号召西藏重新争取独立,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既然他允诺的放弃独立不被中国理睬,也就没人能指责这种转变是食言。那时,以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号召力和对西方的影响力,将对西藏独立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他一人威力抵得上百万之师。

中国和西方两种本质不容的政治制度,交叉在全球化时代,从根本上只能渐行渐远。价值观和利益的双重冲突致使双方不可避免要进行最后决战。而在浩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失败一方只能是专制中国。西藏将成为全球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克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已经给西方铸就了切入中国的刀剑,而西藏正好提供了发起决战的战场。现在谁也无法预见具体进程,那会受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所谓决战很可能没有两军对垒,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就见分晓。中国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无度追求,把中国的生存命脉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这使得中国在面临存亡危机时,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选择。

这里只作为举例进行设想:比如中国内乱与经济危机同步,既然中国经济已和世界融为一体,要度过难关就得靠掌管世界经济的西方国家援手。而西方国家若是要求以承认西藏独立作为交换,急于从崩溃边缘和更大灾难中被挽救的中国政府(如果那时还有政府)即使再不情愿,可能也不得不答应。另一种可能是,那时的中国陷入类似民国初年的分裂,一方面根本无暇西顾,无力镇压西藏的独立运动,一方面力图成为中国主人的各方势力争相得到西方国家承认——那样才能在国际上合法地代表中国,并得到西方输入的资源。西方则可以合纵连横,进行交换——哪一方愿意在承认西藏独立的文本上签字,就会承认和援助哪一方。当年蒙古独立只得到苏联的支持,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无法抗拒,只能接受。将来的中国面对的将是西方列强联盟,何以抵挡?平时高喊统一的各方势力为了成为中国主人,很可能会以各种动听理由(如拯救亿万百姓生命等)抢着在同意西藏独立的文本上签字。类似情景在民国初年曾多次上演。中共也一直对列宁以“给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为由签订的不列斯特和约给予很高赞誉。而那和约让苏俄向德国割让了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丝毫不亚于中国失掉西藏。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共的本质。

中国的百姓则会更务实。这次西藏事件中与西方抗衡的只是一批居住城市,善于使用互联网,与媒体接近,在中国现状中得利的人。他们的声音被放大,占人口的比例却很小。对中国的普通民众(底层百姓,工人、农民、农民工、上访人等)而言,切身的公正、人权、自由和民主远比西藏归属更重要。只是他们没有发声管道,不被媒体关注,在专制高压下也最缺乏抵抗能力。不过,在中国首先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呼喊的,正是黑龙江的失地农民。虽然立刻就被镇压,却足以提醒那才是观察中国的真实角度。一旦整个中国落入危机,人人生存受到威胁,起哄的民族主义立刻会烟消云散。如同当年的河南饥民欢迎带来了粮食的日本侵略军那样,遥远西藏的去留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尽快摆脱切身困境。因此只要未来中国的危机足够严重,同意西藏独立便不会受到太大反对。

一旦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政府签署了同意西藏独立的协议,就具有了国际法保证的效力,以后即便政府更换,再想重新占领西藏,除非那时中国有了与整个国际秩序和西方阵营对抗的实力,否则便没有希望。当代世界在各地反复演练过的国际监管形式——联合国介入、维和部队进驻、划分隔离区、进行国际援助等——将稳妥地保证独立西藏的安全。而只要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坚持数年,就会成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长存永续。

路线图到此结束时,在终点回首展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有一天中国失去西藏,原因不是民主,恰是专制。中国那些把专制政权视为中国统一保证的“爱国者”们,号称宁要专制不要分裂,而这个路线图所展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正是专制,导致分裂。

2008年 北京